!!!!! 駐英大使：從資本主義困境看到我們道路優勢

　　對西方資本主義困境的觀察與思考

　　劉曉明

　　2008年9月，以美國雷曼兄弟倒台為標誌，西方發達國家陷入了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近五年過去，這場危機非但沒有結束，反而從金融、經濟問題蔓延到政治、社會領域，「急症」轉成「頑症」，使西方陷入全方位困境。

　　一、西方資本主義面臨的主要困境

　　(一)經濟發展「失調」。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擺脫金融和債務危機所採取的財政和貨幣手段，迄今效果都不明顯。究其原因，主要是幾個結構性「陷阱」使然：

一是金融陷阱。近年來，西方國家金融領域過度膨脹，金融業以高於實體經濟增長率數倍的速度擴張，積聚了空前風險。以英國為例，工業在英經濟中的比例僅約21%，以金融為主導的服務業產值則超過70%。產業空心化削弱了西方國家應對危機、實現增長的能力。無度擴張的金融產品集聚大量「泡沫」，最終破裂。

二是債務陷阱。西方長期以來養成超前消費、借債度日的習慣，導致債務負擔積重難返。據統計，發達國家債務佔GDP平均比例截至2012年已達110%，是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為應對債務危機採取的緊縮措施，又導致經濟增長乏力，民眾不滿上升，危及政府執政地位，使西方各國政府騎虎難下。

三是福利陷阱。長期以來，西方把福利制度作為安撫中下層百姓、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號稱「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只高不低、只上不下，財政不堪重負。在福利制度最發達的英國，一些中下層民眾拿的救濟甚至比正常工作收入還高，因而失去了工作意願和動力。在非危機狀態下，高支出、粗放型的福利模式尚可維繫，一旦經濟出了問題，便立刻成為難以承受之重。但過慣了舒服日子的西方民眾都不願面對突然要勒緊腰帶的現實。能否跳出「福利陷阱」，是未來西方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二)政治體制「失靈」。

一是西式選舉難以選賢。西方選舉制度對政治人物的成長和發展，不是能力導向，而是做秀導向，誰能提出漂亮、響亮的口號，博得選民好感，誰就能上台執政。這種選舉制度選出的領導人，往往缺乏實際執政經驗，「勝選」而不「勝任」，能說而不能幹，政客多而政治家少。

其二，政黨利益凌駕國家利益。金融危機期間，不少西方國家上演「黨錮之禍」。政黨私利凌駕國家利益，給經濟和民生造成嚴重損害。眾所周知的美國兩黨「債務上限」之爭，一度險些使美聯邦政府關門歇業。美國網路時政雜誌《調色板》的主編韋斯伯格說的一番話頗能反映西方人士的憂慮：兩黨再這樣鬧下去，美將「選擇自我毀滅」，短期代價是經濟持續衰退，長期代價就是超級大國加快衰落，並拖累整個西方的命運。

其三，「民主陷阱」阻礙國家治理。表現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或非理性的民意裹挾、綁架社會公益，使危機治理寸步難行。例如英國政府計劃修建高速鐵路，既改善基礎設施、又提振經濟。但由於少數鐵路沿線居民極力阻撓，導致項目一拖再拖，最後推到要2017年動工、2032年建成，成為一項「可望不可即」工程。

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最近就「民主制度的未來」召開研討會，結論是今天的西式民主制存在三個突出問題：

即民主選舉「遊戲化」，民主運作「資本化」，民主決策「短視化」。這就是民主形式、程序大於實質和內容，阻礙了國家治理。

　　(三)社會融合機制「失效」。

首先是社會極端思潮抬頭。西方主流社會近年在貿易、移民、宗教等問題上保守傾向上升。一些歐洲國家出現右翼政黨「登堂入室」的勢頭。譬如英國極右翼的不列顛民族黨首次獲得歐洲議會議席。希臘極右翼的「金色黎明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大量議席。這些右翼勢力甚至公開採取暴力手段，恐嚇、打擊外來移民。

其次是社會流動性退化。主要是貧富分化加重，中產階層萎縮，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健康流動「凝固化」。今天英國1%最富有的人口，人均資產是10%最貧困人口的300倍。上世紀70年代，1%最富有美國人掌握全美國民收入8%，到2007年，這1%已經掌握了全美24%的財富，越來越多中產階級滑向貧困線。美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驚呼「美國夢已不再」。他尖銳指出，當今美國的社會流動、國民收入和社會資源分配處於建國200多年來「最差時期」。

第三是社會矛盾激化。主要表現為「群體性事件」增多。2011年在發達國家風起雲湧的「佔領運動」就是最佳例證，西方主要的一線城市均不同程度受到衝擊。「佔領運動」的實質就是西方普通民眾看不到希望，要抗爭求變。此外，美、英、法甚至個別北歐國家還發生多起震驚世界的嚴重暴力、槍擊或大規模騷亂事件，也是社會矛盾激化的一個表現。在社會問題淤積難解的背景下，這類群體性和惡性事件未來在西方可能層出不窮。

　　(四)思想道德「失范」。

一是政治精英道德水平下滑。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國議會「報銷門」事件。不少議員利用職務之便用公款為個人開銷埋單，大到住房按揭，小到廁紙。涉案議員之多、職位之高在當代資本主義政治史上實為罕見。

二是大企業商業道德失准。最突出的就是所謂「利率門」事件。英第二大商業銀行巴克萊銀行等多家國際商業銀行被查出人為操縱「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以謀取暴利。這種操控行為長期得到監管方默許，已成為行業「潛規則」。

三是社會精英道德問題多發。去年曝出的英國廣播公司(BBC)著名主持人吉米·薩維爾40多年對300多人實施性侵犯案，可謂一顆「重磅炸彈」，對一向以「新聞道德衛士」自居的BBC和標榜「紳士風度」的英國社會造成沉重打擊。

上述這些醜聞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官德、商德、公德，它們反映的是資本主義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受到深刻侵蝕，也暴露了資本主義「權力制衡」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其後果，就是動搖了民眾對資本主義政治權力、商業權力、話語權力等社會主流力量的信任。

　　二、如何看待困境中的西方資本主義

　　應從「兩點論」出發，辯證科學地觀察西方資本主義。

　　一方面，危機和困境確實對西方造成較大打擊。據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魯格估算，僅在2007年底金融危機小規模出現、到2009年初危機全面展開的時間內，美經濟損失即高達16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美財富總量的1/4。英國則在討論是否將經歷「失去的十年」。總的看，由於危機導致的問題和困境很難迅速、徹底解決，西方可能會在相當一個時期內繼續處於「亞健康」狀態，其對發達經濟體和世界經濟的負面影響還會持續顯現。

　　另一方面，西方仍具備較強實力，生產力還有進一步釋放的空間。從核心生產力、核心硬實力、核心軟實力等角度看，儘管受到嚴重衝擊，但西方的整體優勢仍然比較明顯。美歐日三方的GDP仍佔全球經濟總產出的60%以上。西方仍主導現代科學前沿，在軍事安全領域具有領先優勢，並總體把持著國際規則和話語權。「西方衰落」恐怕還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當然，面對危機，西方國家也在進行反思，並抓緊調整和改革。主要是幾方面：一是推進位度改革。如歐洲把貨幣聯盟進一步推向財政聯盟，試圖通過建立統一財政紀律化解債務危機的根源，同時向建立政治聯盟邁出重要一步。美歐均著力改造金融業，改革稅收和福利制度。歐洲通過法律對銀行高管的獎金實行「封頂」。英國為整頓醜聞纏身的新聞業，破天荒地設立新聞監管機構，結束了其長期自詡的「新聞自由」歷史。二是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出台以創新為核心的產業政策，在人工智慧、醫療科技、信息通信、3D列印、清潔能源等領域加大投入。美、加等國在頁岩氣開發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美歐準備啟動「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談判，通過降低貿易成本提振經濟發展。三是從戰略上調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內顧傾向明顯上升，關注重點逐漸轉向國內。特別是由於實力受損，西方被迫重算「經濟賬」，把投入進一步向經濟和民生領域轉移。未來10年，美軍事開支將削減8000億美元，英五年內軍事投入將減少8%，歐洲其他國家防務投入也一再下降。

　　三、西方資本主義困境的啟示

　　啟示之一：看到我們的道路優勢，堅持道路自信。不論是推進改革開放，還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用實實在在的成績證明了自身的有效性、科學性，得到包括越來越多西方有識之士在內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去年以來，西方理論界圍繞中國道路展開了一場爭鳴。兩名美國著名學者——麻省理工學院的阿西莫戈魯和哈佛大學的羅賓遜出版的《為什麼國家會失敗》一書在西方學術界引起爭議。該書認為，不採取西式民主制度的國家最終將走向治理失敗，因此中國道路不可持續，最終會被證明是一次「短命」的發展實踐。西方其他學者對這種觀點表達了強烈質疑。英國《金融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拉赫曼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在30多年間使全球數億人脫貧、實現了長達一兩代人的高速增長，對中國道路如此草率地「判決」已不可能再說服西方民眾。如果繼續這樣罔顧事實，西方將陷入一場自欺欺人的思想危機。最近，又有兩位美國學者出版的《21世紀的優秀治理：走一條東西融合的中間道路》一書也受到廣泛關注，該書明確提出，未來的國家和國際治理應當兼收東西方文明成果。西方有識之士對中國道路都日益看好，我們對自己的道路更應堅定自信。

　　啟示之二：看到我們的理論優勢，堅持理論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優勢之一，在於堅持並發展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相形之下，西方執政黨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陷入理論迷茫，缺乏成熟的理論指導，也沒有系統的理論建設，每個政黨上台後另搞一套，解決經濟社會問題顧東望西，左右搖擺。英國《衛報》作了一個統計，稱英國聯合政府上台3年來先後進行了35次「U—turn」(政策大調頭)。這說明西方國家執政黨缺少對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思考，也談不上把執政經驗有意識地總結為理論方針、進行理論建設。西方的教訓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要發展好、少折騰，必須堅持一套行之有效、與時俱進的理論體系，否則就要走彎路。而立足中國實際、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建設和行之有效的理論指導，正是我們的優勢所在。

　　啟示之三：看到我國制度優勢，堅持制度自信。縱觀西方資本主義的困境，再對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我們完全有理由對社會主義制度保持戰略自信。我們堅持和不斷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已被事實一再證明能夠最大限度適應當代中國的客觀實際，滿足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特別是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並有效應對全球化、信息化和多極化時代的複雜挑戰。英國人經常感嘆中國效率。他們常用北京首都機場建T3航站樓和倫敦希思羅機場建T5航站樓作比較，一個用了4年，一個用了整整20年。用英國《獨立報》的話來說：「和中國速度相比，英國體制實在是太過僵硬」。連像《泰晤士報》這樣老牌的西方主流大報，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社論中，也罕見地呼籲西方領導人學習中國的治理效率，克服西方制度弊端。

　　科學認識當代西方資本主義，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現實課題。深入研究並準確地把握好這個問題，對服務我國發展建設具有重要意義。本世紀第二個十年是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這要求我們必須把對內對外兩方面工作做好，努力佔領新的發展高地，贏得主動，贏得未來。

　　(作者系中國駐英國大使) (原標題：對西方資本主義困境的觀察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