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克珊·維特克：延安的大眾文化

2009-06-02 11:47:54 來自: 書白(比較既周，爰生自覺)

按：以下文字從美國女學者羅克珊·維特克《江青同志》一書第七章第 170-191頁（Comrade Chiang Ch`Ing by Witke, Roxane, Publisher: Little, Brown and Co. 1977）節譯，原譯者黎漓。原誤譯之處，此處作了訂正。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台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台，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 　　毛澤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一九四四年 　　江青給人們的延安印象是怎樣的呢？如果沒有上級機構的正式認可，很長時間內大概沒有哪一個中國人膽敢就其公開發表任何言論。據人們所知，毛澤東從未作過這樣的安排。有關江青的公開材料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江青取得權力之後，某些「紅衛兵」派系出版了一些簡短的江青政治歷史情況。江青的真實形象絕大部分只能在那些外國參觀訪問者撰寫的報告中找到。這些訪問報告始於延安的歲月。訪問者的身份絕大多數是新聞記者或外交使節。這些人自然都渴望能夠與最高當權人物有機會攀談。他們的報告書中有幾段有關領袖夫人的片斷，也只是提到江青舒適地生活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一類的話語。 　　每一個外國觀察家都根據他自身的文化背景來看江青。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中國西北報告中說，毛澤東從來不強迫自己的妻子會見來訪者。因此，斯諾的報告中有關賀子珍與江青的記錄也是隻言片語。斯諾因此而失去一次為江青作傳的機會。但是，後來在1968年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修訂版中，斯諾加入了有關江青背景的傳記材料。書中有些摘自秘密來源上的有關江青生平的斷言，與她後來履歷表上的內容是互相矛盾的。斯諾在延安與江青的會面很短。那是在江青與毛澤東結婚幾個月之後，斯諾期待已久的一個時刻。從一個美國人的眼光來看，江青是一個苗條而又富於吸引力的少婦，「她撲克打得很好、並且是一個出色的廚娘。」 　　蘇聯人羅曼·卡門(Roman Karmen)是一個曾三次獲得斯大林獎的電影製片人，他提供了一張江青更為精神的肖像照。1938年，斯大林派卡門到中國拍一部反映中國革命與抗戰的影片。經過幾個月的艱難跋涉，卡門通過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統治區，於1939年5月中旬抵達延安。在延安，卡門用了一個月時間採集革命行動的腳本，特別是在魯藝的周圍，卡門拍攝了很多鏡頭。他第一次碰到江青是在1939年5月25日，是在他去與毛澤東舉行討論會的路上。他那藝術家的眼睛一下就被她俘虜了。在與人們的交談中，江青稱卡門是「斯大林的攝像師」，談論卡門的語氣中充滿了熱情。卡門為江青在很多背景下拍了照，但尤其喜歡她在馬背上那一張。卡門的照片使人們聯想到，對一個中國婦女來說，騎馬是一件多麼罕見的事(儘管江青本人沒有提到這一點)；並且，在當時中國西北馬匹稀少的情況下，能夠擁有一匹馬供騎乘是革命幹部才能享有的一種特殊待遇。(當她把這張照片給美國記者的時候，她說，1939年在延安卡門把這張照片寄給她時，他還寄給了周圍的一些人。當她讓新華社複製一張她的彩照的同時，她還決定送一張給鄧大姐——也就是周恩來夫人。) 　　在卡門給她照的照片上，江青著裝華麗，頭髮梳成辮子，這使她看上去更像個斯拉夫人，而不太像中國人。他寫道： 　　「在我們去看毛主席的路上，我們騎馬穿過延安城。新近開放的『女子政治大學』是為數千名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婦女而建立的。學校位於一座小山上，恰好在魯藝與抗日軍政大學的後面。我們兩次淌過溪流。 　　「 在我們第二次過河之後，我們被一位女騎手風馳電掣般地追了上來。快要追上我們時她一下停住了，勒緊韁繩，用一種帶有野味的姿勢快活地歡迎我們，她就是毛澤東夫人。像成千上萬年輕的中國人一樣，幾年前她來到了延安這個特殊的地區，並在政治大學學習。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員。現在，她已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她為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工作是作毛主席的個人秘書。她為他安排活動日程、記錄演講內容、抄寫文稿並照顧其他各種各樣的雜務。現在她是剛剛從毛主席派她去的一個遙遠的地方回來，意氣風發地坐在她那矯健小巧，神氣十足、不停騰躍嘶咬的馬上，兩條辮子用緞帶綁住盤在腦後。她穿著一件繳獲的日軍軍官大衣，光腳穿著一雙木底草鞋。 　　「『我去告訴毛主席你們來了。』她說著猛地掉轉馬頭，向後揮了揮右手，身體微微前傾，旋即消失在一陣灰塵之後。」 　　另一個名叫彼得·伏拉迪米羅夫(Peter Vladimirov)的蘇聯記者，於1942至1945年住在延安。雖然他那有爭議的日記曾被埋沒了三十多年，但是，在中蘇反目且愈加露骨、江青也官居顯位的時候之後，伏拉迪米羅夫的日記終於被披露了出來。他描繪的1942年的江青是「一個瘦小的、有著柔軟身段與機靈黑眼睛的女人，她站在丈夫身旁的時候，同丈夫那偉岸的身軀相比顯得是那樣弱小……」伏拉迪米羅夫在1942年之後寫道：「極端的自覺性是她傑出的品質。她的理智勝過她的稟性。她毫不仁慈地駕馭著自己，她的事業就是她自己的一切。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急於要獲得她最終得到的東西……」在他1943年2月的日記中他寫道：江青不僅只是毛主席的個人秘書，而且還負責毛主席所有的秘密聯繫。她最親密也是最信任的朋友是康生。康生尊重她的婚姻，因為這可以給他一個接近毛主席的通道。在伏拉迪米羅夫的日記中，他把毛主席刻畫成一個蔑視西方資產階級、看不起一切不是中國東西的人物。他說毛主席只讀古代的百科辭典、古典哲學論著及古典文學小說。江青也很喜歡讀書，尤其是愛讀外國文學作品。江青機敏靈巧而又不顯山露水地幫助丈夫解決各種最不同尋常的問題，而這一切絲毫也不影響他們的夫妻生活。「她喜歡盤根究底且野心勃勃，但她總能巧妙地把這一切隱藏起來。她對任何事情都感興趣。」 　　1944年，當《紐約時報》通訊員梯爾門·杜丁(Tillman Durdin)遇到江青時，他像其他人一樣注意到，江青在那些年長的女人中，特別是在像蔡暢(李富春夫人)、康克清(朱德夫人)、鄧穎超(周恩來夫人)這樣一些最傑出人物中間是多麼地黯然失色。她們不但在形象上超過江青，而且在與群眾的友好關係上也超過她，這是江青自己痛苦地知曉的一個事實。儘管如此，杜丁在她身上還是發現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美質——「一個來到現實生活中的中國畫美人」。她的穿著和普通的中國婦女別無二致。只是在裁剪和用料上更為得體一點；她的頭髮剪成蘇聯式短髮，這是一種在西北革命領袖人物夫人們之間頗為時髦的髮式，而這使她本人更為漂亮(30年後絕大多數中國婦女的頭髮剪成的都是這種樣式)。那些日子裡她吸煙，並且是個美國舞曲音樂迷。一個與她跳過舞的美國人發現她的英語「不是不能講的」。 　　杜丁報告中說，江青與毛主席結婚之後，患上了肺結核病，病情延續到1944年還沒有好。虛弱的病體並沒有阻止她在魯藝繼續授課。江青在魯迅學院講授的課程是戲劇藝術，此外她還導演了一部宣傳人民抗日的保留劇目。 　　另一個名叫哈里森·福門(Harrison Forman)的美國人是一個敏銳的新聞記者。他與毛澤東及江青相遇在1944年。福門對江青個人生平的評價可能摘自江青1972年的那次會議報告。福門寫道： 　　「 毛澤東在他居住的小院門口接迎了我。院內是一字排開的6個普遍窯洞，這裡住著毛澤東一家及其貼身護衛。毛澤東那年輕美麗的妻子同他在一起，她就是以前大上海聞名遐邇的女電影演員藍蘋。這是一個極為聰慧的女人，並且在1933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她毅然放棄了她的電影事業，轉赴延安，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從事戲劇藝術教育。毛澤東對戲劇的興趣使他們走到一起，並於1939年春不事鋪張地結為伉儷。 　　「夫妻二人的穿著都很平常。妻子的一身像睡衣褲一樣寬大的勞動布服裝綁在她那纖細的腰身上，使她的身段愈顯苗條；丈夫穿著一件粗糙的、帶補丁的土布上衣，短得不能遮住小腿的褲子。我被帶到了『客廳』，這是一間用磚塊鋪地、白灰刷牆、擺有幾件結實但很粗糙傢具的窯洞。時間已到了晚上，洞內僅有的幾點光線來自一支被固定在一隻倒置茶杯上的蠟燭，幾支點燃的煙頭上。談話期間總有幾個兒童跑進跑出。這些兒童站下來盯了我幾秒鐘，然後剝了一塊糖放在嘴裡又跑出去玩了。毛澤東好像根本不在乎他們的存在。」 　　巴大維 (David Barrett)與謝緯思(John S. Service)二人都是美國觀察家小組(Dixie Mission)成員。他們在1944～1945年到過延安。巴大維與謝緯思二人都認為江青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夫人。巴大維上校清楚地記得毛澤東在一次軍事展覽會上對她的介紹：「巴大維上校，這是江青。」 巴大維驚訝地發現：本來想像中的癆病患者看上去卻十分健康，而且神情歡愉。「她的舉止體態優雅端莊，儼然一個傳統女明星形象；像其他所有中國女演員一樣，她的普通話說得也十分可以。我記得她在其他中共領袖們的夫人中間是最為出眾、最為漂亮別緻的。」 　　謝緯思確認，一般老百姓認為鄧穎超與康克清的婦女領袖形象比江青更好。江青偶爾參加一下周末舞會，但她卻不包括在一些更為重要的場合的出席人物之列，如歡迎美國觀察家小組或後來去延安的訪問者的正式宴會等。一次，那是在1944年8月的一個夜晚，謝緯思與毛澤東、江青及翻譯共進晚餐。毛澤東始終掌握著整個會議，江青則講話極少。「她相當年輕(在延安社會中多數是中年人)並且相當具有吸引力(但不是個美人)，」 謝緯思回憶道。在謝緯思的逗留期間，他沒有聽到關於賀子珍或江青破壞其婚姻的流言蜚語，而後人卻對此大作文章，實在是不可思議。在當時延安的中國人(其他地方姑且不論)當中，婚姻關係不過被視作是個人的私事而已。 　　羅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45年訪問毛澤東的時候，那一年毛澤東已是52歲。佩恩回憶道：「他的夫人進來了，穿著黑色女褲和一件毛衣。『你好！』她招呼道，帶著一種典型的北京腔兒。這使你一下猛地意識到她那張臉比那位更為著名的蔣介石夫人的臉要擁有更多的美麗和更豐富的表情。同時，伴著她那款款移來的腳步，一般高原地區野花的清香也飄進了屋內。」 　　以上就是江青留給接觸過她的人的一些印象。在江青自己對那段年月的回憶中，她不斷地朝著與毛澤東平起平坐的感覺努力，這彌補了其他人對她的貶低。 　　1． 　　1947年，國民黨把紅軍趕出了根據地，並把延安轟炸得瓦礫遍地。後來，在1950年初，共產黨建立起堅強的政權之後，延安作為黨的聖地得到重建。在延安的博物館中陳列著從長徵到奪取政權這一歷程中的各種紀念品。上述的一切表明，恢復延安舊貌就是激發起人民對一個個人形象的狂熱崇拜，這個人就是：毛一澤一東。 　　1972年8月初的4天里，與江青會面之前，我去參觀了延安，去看看它能喚起人們對過去歲月怎麼樣的回憶。這裡依然是一片荒涼的土地，土地上矗立的依然是一些樸素的房屋，展室就是這樸素房屋中的一間。千百萬中國人及稀稀落落的外國人聆聽了作為講解員的紅衛兵的慷慨陳詞。來此之前，我曾花了多年時間閱讀了這些有關在抗日前線指揮作戰人物的材料；但目睹了眼前的一切，被這種巨大的反差震撼了；這裡毛澤東的形象被捧上了天，而其他那些卓越的戰略家像朱德、周恩來、羅瑞卿等人的形象卻暗淡無光。劉少奇與曾被稱為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準備作接班人但後來又背叛了毛澤東的林彪二人的面孔被從展室中徹底地清除了出來，這倒不足為怪。江青有一個模糊不清的形象(這個形象肯定被很多參觀者誤認是一個當年娃娃兵)，她出現在毛主席身邊後，毛主席跨坐在那匹著名的白馬上。 　　離開那座白色牆壁的博物館，人們驅車開往昔日毛澤東曾經住過的那一排窯洞。一路上陽光非常強烈，車輪捲起的紅色塵土灼熱難忍。在那些簡單的居室中，相信作為聖地而重新修復的面貌比當年毛澤東在這裡工作時還要樸素。在那段時間裡毛澤東進入了一個純粹智力工作的階段。在毛澤東位居紅軍與共產黨領袖的第二個十年里，他釋去了很多軍務活動，轉而致力於前一時期的理論研究。現在那些紅衛兵小將瞄準了那些他們偉大的領袖在所撰寫的不朽的短論與隨筆上。從他們那流暢的介紹中了解到：《毛澤東選集》的150篇著作中，有112篇是毛澤東在中國西北13年寫成的；其中在延安窯洞中所撰寫的有92篇。 　　當人們被帶到楊家嶺毛澤東曾居住過的窯洞時，一幅與其領袖形象不相稱、而又為其人民所紛紛效仿的景象出現在眼前：毛澤東在其寫作了幾個小時或幾天之後，總喜歡在山腳下現在被稱作「勝利花園」里耕作一陣，自己種植一些蔬菜和煙草，這樣可以使他能夠保持與土壤經常接觸。這塊地現在還繼續被人耕作種植著。我品嘗了在陽光下長熟的西紅柿——味道好極了。 　　窯洞一座接一座都是同樣的建築模式；空間一分為二，一間睡覺洗漱、一間寫作吃飯；有時有一間還要另闢出三分之一的空間來接待客人、召開中央會議。在主席寫作的那眼窯洞里，那張光禿禿的木桌及桌上的筆墨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只是原來擺放的位置現在是空空的；一隻用過的搪瓷茶缸(不是原物)放在一邊。主席一找到時間，就伏案疾書，並且經常是日以繼夜，廢寢忘食。這種正面形象(在另一種文化中可能只有大哲學家才具備的品格)被全延安的導遊反覆傳頌。 　　在與導遊的交談中，他們講了很多有關主席才智成就的情況。但是他沒有夫人嗎？她難道不是江青同志嗎？當主席思考革命問題想得出神的時候，她是怎樣打發那些漫長的時光的呢？相信他們的孩子那些時候不可能在那個小院中亂跑。那麼那些孩子在哪兒呢？ 　　這些簡單的問題是任何一個來聖地朝聖的中國人不可能問及的。而當美國人嚮導游們提出來的時候，所得到的回答只是畏縮、微笑或「我們不知道」(無疑這些年輕人根本就是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他們表達出的意思很清楚：官方公布的領袖生平履歷在中國是唯一可以用來回答提問的材料。而在這份履歷表中，毛主席不可能使人想到他還是一位丈夫、或是一家庭中的成員。至於江青的角色，不論是在婚姻中還是在政治中，永遠都不能在公眾場合公開議論。 　　在美國記者與江青後來的交談中，江青對延安歲月的回顧是斷斷續續且充滿了痛苦的感情的。在江青的眼裡，毛澤東那段時期經常發作、焦慮、冷言冷語、苦思冥想、絞盡腦汁。他的確是經常長時間地陷入沉思之中或投入理論著述，或者到老百姓中去漫遊。每當他回過神來，他都要面對各種敵人與敵對勢力的威脅。當時對毛澤東威脅最大的頭號敵人是王明。30年代後期，王明與毛澤東還一直在鬥爭。二人都在力圖以各自的方式來取悅革命的家長——斯大林。他們就像兄弟一樣競相向斯大林證明他們各自作為革命領袖的正確與才能。 　　對於江青，王明曾經從另一個方向施加過壓力。江青在上海期間，王明雖然本人不在上海，但仍然很有影響力，他從他在莫斯科的辦公室遙控著地下黨的活動。江青當時在為成為共產黨的一員而努力奮鬥，她別無選擇，只能追隨王明的路線，而王明路線後來被宣布為機會主義路線。另外，當時主持上海地下黨聯絡網日常工作的周揚、張庚等人曾使她的計劃落空。作為江青在延安以及後來在北京的領導，他們繼續阻撓她接近群眾。 　　直到江青來到延安並通過與毛澤東的婚姻而取得其政治地位之後，她才知道王明。王明與毛澤東二人都已使人們看到了他們要引導革命所走的道路：王明是要效仿俄國革命的成功之路，面向城市、依靠敵對黨與資產階級的臨時協助；而毛澤東是要走自己的路，首先發動農民推翻地主階級的統治，然後再佔領城市。斯大林在關注嗎？他能看到嗎？毛澤東邀請斯大林正式派攝影師卡門來拍攝一部獨家報導全方位農村革命影片的舉動難道不是一種以期引起斯大林注意的表現嗎？他那柔美歡快的妻子縱馬馳騁在滾滾紅塵中的場景難道不是一個動人心弦的電影片斷嗎？ 　　為了說明王明和主席二人意識形態上的不同，江青從正反兩個方面作了一系列論述，這些在此恐怕就不便重複了，真理肯定存在於其中。就江青看來，土地改革與統一戰線政策是最有爭議的問題。當毛澤東還在中央蘇區的時候，這位未來的主席就已經開始提出他的土地改革藍圖了。1934年1月23日，毛澤東寫了一篇文章闡述群眾需要承擔土地開墾和土地改良計劃以提高農作物產量。那年夏秋兩季，毛澤東一直在為組織人力的問題而奮鬥，並提出了組建互助隊的解決措施。 　　江青聲稱(儘管缺乏文件佐證)：在王明從莫斯科返回之前，王明就向第三國際提出了正式抗議，反對毛澤東所倡導的土地政策。後來抗戰爆發，迫使王明不得不暫時放棄他與毛澤東之間最有分歧的問題，轉而集中精力致力於以犧牲階級鬥爭為代價來換取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江青沒有提王明還是一個挑唆城市無產階級暴動的人，例如武漢起義)。1935年10月，紅軍結束了長征。儘管這一勝利時刻的到來是紅軍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才取得的，但毛澤東的領導尚未被軍隊中的各級官兵所接受。1935年12月25日，在瓦窯堡召開了各級領導大會。王明的觀點又從莫斯科被提了出來。此前在1935年仲夏，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召開了第17次大會，王明依靠莫斯科的權威，對毛主席的每一種主要觀點都提出了反駁。江青提到這場辯論的時候，臉色十分陰沉。 　　但是對於這場論戰，江青沒有發表她自己的個人看法。江青堅定的認為，早在幾年之前王明就已失去了人們對他的信任。但是，儘管如此，只要可能，主席仍顯得氣量宏大，每每在王明遇到危險的時刻去拯救他。例如，在1945年召開第七屆黨代會期間，會議就在他們家附近的楊家嶺舉行，會上沒有一個代表投票選舉王明進中央委員會，只是在主席對代表們進行了說服之後王明才得以入選。1969年第9屆黨代會的時候(江青第一次進入政治局，並因此而制訂政策)，大量毋庸置疑的證據已明確地證明王明只不過是一個「叛徒」、「賣國賊」。從那以後王明不僅沒有機會被重新選入中央委員會，而且還被驅逐出黨。此後王明到年輕時曾呆過多年的蘇聯尋求庇護，並於1974年3月去世。江青說王明至死都死抱著他原來的原則不放。他回到莫斯科後每隔兩三天就給編輯們寫一封信，誹謗謾罵他們的制度，但他們根本就不搭理他。 　　江青說：「如果說實話，王明不像個中國人；而據此看來，雖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個美國人，但她比王明倒更象中國人。」 　　2． 　　接著土改的話題，江青曾在西北對此作過粗略的觀察。她說主席曾在1941年10月1日寫過一篇題為《在根據地開展減租增收、支持政府愛護人民運動》的文章。文中詳細闡述了他在1934年1月第一次提出的思想，特別是建立互助組(陝北稱變工隊)的建議，要推廣到願意合作的地方群眾中去。他們將建成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互助形式。這樣組織的勞動力交換以及軍隊農忙時半日或全日工作方式的採用，同部隊防禦一樣，在戰時是絕對必要的，並且必須保持下去。 　　40年代中期的經濟形勢一般認為是「新民主經濟」。合作方式被組織為互助組與變工隊，後者是互助隊的一個變種。不管叫什麼名字，二者都包括全日或半日工作；並且無論何時，只要可能，大家都工作和吃住在一起。這種組織只要成員是自願參加就被認為是好的。除了農田耕作的合作形式外，還安排了其他形式的集體化活動，如生產、銷售、運輸合作活動之後緊接著又有了信貸合作、運輸工具合作，最後是手工藝合作。 　　為便於進一步了解40年代的那段時期，江青推薦了毛主席的文章《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等，文章中表明了毛主席當時賦予聯合陣線以多麼高的優先權利，前提是只要獨立性與主動權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江青同時強調了存在於聯合陣線內部兩條路線(後來是主席對王明路線)在各個方面的鬥爭問題。聯合陣線內部兩條路線的鬥爭不僅局限於經濟鬥爭，而且還包括政治鬥爭、軍事鬥爭與文化鬥爭。 　　當江青的隨從們已開始打呵欠並情不自禁地打盹時，她依然顯得精神十分充沛。她從她坐的那張寬大的柳條椅中站起身，舉步向位於談話的那間屋子一側的撞球桌跨去，兩個貼身侍衛馬上給她遞過球棒。她拿到球棒後解釋說，她要是不運動兩腿就會腫脹。她綳直腰板，做了一個水平瞄準。此後的幾分鐘之內屋裡充斥的只有撞球的撞擊聲，以及江青贏了她友好的對手後興奮地發出的尖叫聲。在打球時，江青又扯起了西北經濟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永遠存在著個體經濟與集體經濟兩個方面的鬥爭。沒有組織就會一事無成，而組織一定要包括一切：牲畜、種子、勞動力。 　　3． 　　從一個歷史發展的角度可以看到：毛澤東在延安的一個舊禮堂中草擬的無產階級創作原則如果被後人完整全面地追隨(只是如果)，那麼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會呈現出如此的波瀾壯闊。這一點在馬克思主義者稱作上層建築的教育、文學、藝術領域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在創造一個總體的無產階級文化中的不成功從一開始就是革命體系中的一個結構弱點。雖然毛澤東和江青在公開場合從沒有承認過，但毛澤東的確是從沒有徹底說服與自己對立一面的一些主要天才人物到自己這一邊，最為顯著的是在文學與表演藝術界。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威與創作獨立性之間的矛盾是難以調和的。wengewang.org但是，在毛澤東政權的辯證法中，這種難以解決的矛盾後來卻被簡單化，並以此來作為支持「兩條路線鬥爭」的證據。「兩條路線鬥爭」是指毛澤東的正確路線與當前與他對立的錯誤路線：在30年代與40年代是毛澤東與王明路線的鬥爭，在60年代是毛澤東與劉少奇路線的鬥爭。 　　為了給毛澤東的熱情安排一個宣洩口，1940年初在「思想改造」會議上發動了一場艱苦卓絕的調查研究運動。總而言之，思想改造成為革命歷程中可能是意義最為深遠、同時也是最使人苦惱的經歷了。這就是毛澤東說服穿軍裝的、持懷疑態度的人、有不同意見的人——主要是知識分子修正其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方式。沒有人對他的改造內容簡單地表示默認或乾脆保持沉默。思想改造由這些人變成毛澤東的公開擁護者而告成功。他們轉而再去改造社會中其他人的思想，對於對此不以為然的局外人來說，思想改造就是「洗刷頭腦」。 　　毛澤東的思想改造方法具有一個國民背景。為了要把他的革命信息普及到千家萬戶的老百姓頭腦中，毛澤東採用了一句大眾語言，叫作「治病救人」。如此通過再教育與心理手法來治理人們的頭腦是毛澤東不同於斯大林之處。斯大林採用的是臭名昭著的肉體殘害方法來對付不同政見的「肅反對象」及其他無用之人。當斯大林的處理方式帶有沙皇傳統，毛澤東卻深入地探尋了中國歷史的經絡。像可以把任何人都能教會的孔夫子一樣，毛澤東則可把任何一個人的政治信仰、或者稱作「思想」改造好。跟隨毛主席，也就是跟黨走並不是不同宗教的轉變；也就是說：不是要一個人因「被勸說」從而放棄其一生的信仰與行為模式，再去接受一種全新的信仰與行為模式——特別是這種不可避免地要堅持不懈地進行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信仰。劉少奇的那篇精練的理論短文(1939年出版的最為著名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列舉了這種轉變的歷程。這篇文章被認為是不斷革命的理論讀物精粹。 　　中國有關思想改造的材料長時間中一直很少，不論是新聞記者、小說家或戲劇編劇，幾乎都沒有寫過這方面作品。而官方記錄中又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也許是這場革命考驗的痛苦時代還沒有到了可以客觀評價的時候——事實上是仍處在進程中。對於一個劇作家來說，研究心理破壞與重建的動因是一件痛苦得不堪忍受的事；因為如果這樣，他就要以一個健全的頭腦或者生命為代價，全盤接受一個完全不同的階級以革命正義的名義而委派的任務。 　　從1942年到1944年，思想改造成為「整風」的基礎。整風運動是在延安政界、軍界、教育界、文化界開展的一場運動。同樣的，被稱為「凈化階級價值」的方法在解放之後又風行了相當一段時期。 　　藝術家們的整頓在魯藝進行，一個革命文化中心竟被個人思想與思想抵觸整得百孔千瘡，而其中的很多事情都令人難以捉摸，難以用「兩條路線鬥爭」這個當時強行把人分為兩個陣營的古怪作法來解釋。魯迅的一些最出色的學生，像女作家丁玲與小說家肖軍都曾被分配為該院教員。然而，他們二人由於對魯迅的個人模式忠貞不二與不可收買的藝術家標準而最終毀滅了自己。周揚是一個被魯迅看不起的「文化政委」，他和江青是前後腳到的延安。在他剛到延安的時候，他在上海地下黨及文化前線組織中的光輝記錄受到了毛澤東——這位江青後來的丈夫的賞識。毛澤東先是指派周揚作邊區的教育廳長，接著很快就委任他為魯迅藝術學院的院長。 　　在周揚的管理下，學院建立了4個系：文學系、藝術系、戲劇系、音樂系。此外，院中還有一個作家創作室、一個研究中心、一個工藝品創作室。院中力量最強的是戲劇系與音樂系，因為這種表演藝術具有直接接近群眾的最大潛力。誰是江青曾任教員的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的主任呢？非張庚莫屬！張庚繼續像他在上海時那樣工作。他倡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這是一個後來被共產黨人所否認和批判的學派，因為它被認為是鼓勵以自我為中心以及個人自主的異端邪說。自我中心與個人自主曾是社會主義者的「集體主義思想」所極端排斥與詛咒的。他還繼續排演整場的外國戲劇，多是一些充滿「資產階級情調」、迎合知識分子一類人趣味的戲，但卻使當地正在由黨引導著向一個全新的、令人驕傲的無產階級意識過渡的老百姓如墜五里雲霧，不知戲中所云為何物。另一方面，張庚、馬可及其他造詣頗深的老戲劇家同時也是革命文化的先鋒。就是這些人，他們白手起家，以當地文化的模型建立起一座農村劇院。因此，一種叫作「秧歌」的在西北非常盛行的民間舞蹈，被他們改編成「解放舞」；而當地的劇種也被注入了新鮮的政治內容。在他們首批創作出的劇目中有《兄妹開荒》、《白毛女》等，劇中充滿了哀婉與傷感，並給當代生活中湧現的英雄人物樹立起光輝的形象。20年之後，江青把自己欣賞的《白毛女》一劇，又重新改編為其「樣板戲」目錄中一齣劇目。 　　由於延安的房屋和材料都很稀少，很多舊材料就被派上了新用場。魯藝的院舍利用的就是一座廢棄的舊天主教堂，它距延安城中心約3英里。教堂的主體被改造成一個禮堂。這是一個不很協調的活動場所，是一個新的古老與摩登、建築土洋藝術相結合的建築物。看到這座建築物，可以使人想見當處在這裡的那副場景：一個大提琴獨奏手在教堂內的一個角落裡如醉如痴地扯動琴弦，一個小型弦樂隊在教堂的另一角演奏出一曲聽上去像是異國曲調的樂曲，而一個民歌手在另一角正在唱的可能是一支在舊曲調上添上典型的民間歌詞的歌曲。 　　那些曾一度被基督徒佔據的寓所現在變成了音樂家與戲劇革命同學的宿舍。有些學生模仿波西米亞吉普賽人放蕩不羈的樣子，穿著小說中俄國農民的羅曼裝來，以使他們有別于軍人。絕大多數學生是從當地群眾中招募而來的。經過兩年培訓，學生們就被派往前線，向紅軍戰士及當地人民進行戰地演出，以鼓舞士氣。 　　魯藝老教員中的藝術家、作家、音樂家、戲劇家及記者們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就是他們的工作日程(習俗、風氣)。 　　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觀察了一次由這些被迫離別城市的知識分子們主持的會議後，一下就抓住了是什麼迫使毛澤東去打擊這些知識分子的「趾高氣揚」：「他們中絕大部分來自上海。戰前，上海是中國的文化中心。然而，上海高度西化、深奧微妙的文學藝術與中國內陸的農民民間創作形式之間相去甚遠，二者就像是詹姆斯·喬伊斯與孔夫子二人一樣，簡直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在戰爭條件下，離開上海對於藝術家們來說就像是魚兒離開了水一樣。對於他們來說，、幾乎不可能看得起那些其貌不揚的農民、工人和士兵，而這些其貌不揚的人也以對這些知識分子的抵製作報復。這些藝術家們沒有一個觀眾或聽眾，他們只能為他們自己寫、為他們自己畫、為他們自己去譜，他們看不起那些文化與知識水平在他們以下的那些普遍人民。如果農民自己不能欣賞優秀的文藝作品，那麼他只能自認晦氣。藝術不可能為了與群眾對話而卑躬屈膝。」 　　延安領袖及隨員們的正式聚會是在梨園舉行的周末舞會上。美國記者稱延安的舞會是「周末穀倉舞會」。共產黨人知道了這個稱呼之後，特別是在把自己與以前的皇帝、尤其是唐明皇神秘的宮廷戲院進行比較了後，也時常開玩笑似地自己也這樣叫。在解放區中，一個女孩顯示個人解放的方式是在舞會上自己去選擇男舞伴。除非是毛主席沒有去，否則就會有女孩轉到主席的身邊，有禮貌地請求：「主席，請和我跳個舞吧！」 　　舞會音樂有時是用一個舊得坑坑窪窪的留聲機放一些東拼西湊來的唱片，有時是由樂隊演奏。樂隊由幾把中國二胡、幾把外國小提琴、幾隻口琴、一架箏、一把演奏用鋼鋸、一架傳教士留下的足踏風琴。演奏的舞曲各民族的都有。法國的小步舞、維也納華爾茲、美國的「鈴兒響釘鐺」及「揚基之歌」是為尊貴的外國客人才演奏的，舞曲的伴奏下，人們跳的有狐步舞、華爾茲及輕柔的「秧歌」。 　　在這個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度，領袖們與群眾都混雜在樂曲中。西方社會中那種跳舞時要身體接觸的方式當時還沒有被禁止。福爾曼回憶道： 　　在任何一個晚上，你都可以看到有著一頭濃密黑髮、衣著隨便、為人民尊敬的革命領袖毛澤東正在極其歡快地與一名非常漂亮可愛的「延大」(延安大學)女生跳著快速的一步舞；同時，你可能還會看到一位卡車司機正在與豐滿的朱德夫人飛旋。看上去像父親一樣的抗日勇士的總司令，此時可能正在與一位比他瘦一輪、年輕三分之一的可愛女孩暢快地共舞。身上帶有戰鬥疤痕的林彪、聶榮臻、葉劍英等十幾位將軍，這些每一位日本人都情願犧牲一個精銳的整編師而獲得的抗戰英雄，此時正在像跳吉特馬舞的大學生們一樣飛來掠去。 　　與人民一起狂歡的毛澤東，此時期已拋開了他過去制訂的人生履歷表，正在從一個年輕的革命活動家階段上升到一個老練的軍事戰略家與政治理論家的階段。雖然毛澤東的身軀已不再像長征時那樣皮包著骨頭，但他卻還保留著一個浪漫的標誌以使自己有別於人：那就是一頭長髮。當毛澤東以他最希望的身份、也就是導師的角色在根據地到處活動的時候，黨的報紙《解放日報》把他推入了第一個個人崇拜階段。那是1941年12月14日版的《解放日報》，毛澤東的同學蕭三頌揚他是「我們英明偉大的領袖、我們的導師和救星。」這段文字後來變成標準的修辭誇張法。 　　在10年之中毛澤東擁有了一批訓練有素的追隨者之後，他開始思考一些原理問題。此階段他寫作的中心議題變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具體形勢結合起來的問題，也就是在本質上尋求一個「民族形式」。這種尋求與探索延伸到了文化界。1942年5月，在魯藝引起了轟轟烈烈的討論。在那些無數次的智力大戰中，唯一的正式記錄只有毛主席的隨筆報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其中有多少是針對當時爭論的反應，而不僅僅只是要駁斥個人問題；其中有多少是對前共產主義理論家瞿秋白觀點的未公開承認的移用？現在尚不能作出判斷。 　　4． 　　就江青看來，70年代初延安的形勢仍不能令人滿意，儘管此時已比她和主席住在那兒時好多了。甚至那時候連周揚都對江青她們的表演提出了十分固執的批評。雖然她們在延安一直在努力建設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王實味卻撰文把她們所取得的成就批評為一種令人反感的「等級體系」。在王實味看來，等級體系在延安是一種普遍的人際關係。他認為人民被劃分成了「三流九等」；當然，也就是說，延安的人民並沒有真正地從過去的等級制度中逃離出來。 　　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她從一個文件夾中抽出一冊紙面材料。封面上空空的，沒有任何標題一一這是一份內部交流的材料。她翻著書頁說：這些短文隨筆第一版出版於1941年，1958年「反右運動」期間又重印過。「純粹是誹謗」，江青大聲地說。1942年，那時還是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的周揚，撰寫的文章中有一段包含著這樣一句話語：「每天太陽都有一些黑點」(毛主席的英明在延安已經被比作太陽了)。1942年3月，王實味出版了一本名為《野百合花》的系列短文。書中作者堅持認為：這種以鱗球莖上長出來的、嘗上去味道很苦的野花(山丹丹)是延安最美麗的野花。作者以花作隱喻，不直接地抨擊了延安領導者們感到他們已經克服了的歷史教訓。同時，丁玲發表一篇文章嚴厲批評了延安共產黨政府統治下的婦女狀況。「讀讀這些文章」，江青說，「然後你就會理解為什麼主席要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從他們身上抓住這種苗頭了。」 　　江青氣憤地說：毛主席在座談會上及其他地方駁斥的種種苗頭從各個地方都點燃了導火索。中央委員們及青年團員們貼出大字報，輪番向黨、軍隊、和人民進行「攻擊誹謗」。從肩負責任的同志階層範圍內如此對毛主席及其周圍的人進行指責，促成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 　　在江青為她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作的強烈辯護中，她說她自己一直是艱苦樸素的。江青說：她第一次到上海時，住的是一座古雅的洋房；在延安，她住的總是土窯洞。她和主席吃的穿的都和勞動人民一樣。儘管如此，她還是被中傷為一個生活方式奢侈的「反革命分子！」 　　在魯迅藝術學院正常的年月中，絕大多數教員的確都像江青一樣，那些職業戲劇家、作家、音樂家們從以往的經歷中建立起不可動搖的個人信念。他們對徹底變化了的形勢的判斷反應較慢。戲劇家馬可回憶說，文學家們那時經常幾個小時地爭論希臘與羅馬的古典作品、讚歎歐洲19世紀的文學藝術。一些練外國戲的女演員(沒提名字)變得是如此醉心於安娜·卡列尼娜的角色，以致於她們除了為其眼睫毛投射到地面上影子的長度而焦灼外，別的什麼事也顧不上。 　　江青最好的回憶是學院進步的一面。1940年初，她作為教官在戲劇系執教。當時院領導們急於要話劇出台，因為話劇是一種靈活機動又有希望的劇種。它可以頂替那些劃在達官顯貴、才子佳人圈子內的舊戲。在她提到的新戲中，反映的都是當代題材，其中有《火燒飛機場》、《桑乾河上》、《兄妹開荒》。 　　在這些劇目綵排期間，主席第一次在魯迅藝術學院露面了。江青回憶說，主席非常喜歡這些劇目。顯然它們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因為主席開始詢問起學院中的其他活動情況。主席開始了解起現代文學藝術問題，這些問題在此之前並沒有引起他的興趣。主席請教員們進行廣泛的討論。此後不久，這些議題就被提交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討論了。 　　馬可回憶說：1942年5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在精心籌劃之後突然降臨魯迅藝術學院，召開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主席坐一輛小汽車驟然到達的消息像迷霧中透出的光線一樣迅速傳開。人們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樣，紛紛從窯洞中湧出，帶著紙筆奔向大會堂。魯迅藝術學院作大會堂的那座舊禮堂被人們擠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只好坐在門外的地上。座談會由周揚主持。毛主席站在人們前面，總結了最近關於藝術問題討論的結果。他提出了他所看到的中心問題：藝術家們應該為誰服務？他開玩笑地說：魯迅藝術學院就是「小魯藝」(學院的綽號)，而解放區及廣泛的生活鬥爭應該被視作「大魯藝」。「小魯藝」的成員們不應該把自己關在象牙塔里，而應該使自己走出去在「大魯藝」的範圍內去宣傳他們的新文化。主席講話的關鍵之處引起了激烈的辯論。這場論戰持續了好幾天，其間的氣氛由早春甘霖變成了急風暴雨。 　　然而，對於那些已經出現並與日俱增的諷刺反語，又有誰最明確地說出其含義呢？雖然毛澤東為了紀念魯迅而建立了魯迅藝術學院，但毛澤東的辯論立場同魯迅這位作家的立場卻是有差別的。比如說，毛澤東在文學為群眾服務的「民族形式」問題研究中，含蓄地反對魯迅「舊的或『封建的』形式不可能被注入新鮮的政治內容」的立場，並且採納了周揚的反駁論點，即：為人民所熟悉的文化形式應該毫無疑問地救助與支持新思想，也就是說救助與支持共產主義者的宣傳與對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崇敬。與此同時，毛澤東支持周揚的觀點，對魯迅最親密的弟子丁玲、蕭軍及王實味進行了抨擊。這些人都是當年從大城市中走出、勇敢地來聖地延安參拜的熱血青年。而周揚，這個江青十分怨恨的人，卻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作為毛澤東在文化事務方面的掌權者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穩固地位，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時才被江青打了下去。從那時起，江青表面上鼓吹魯迅的模式，而實際上卻絕對地違反魯迅的見解：在她的雄偉計劃中，她要為京劇這種古老的文化形式注入全新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在一次交談中，江青提到她在1942年5月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是以什麼身份參加的呢？是作為主席的秘書參加的。這是她卸去講授與執導戲劇工作之後的新崗位。表面上延安文藝座談會討論的是文學與藝術中的問題，·而實際上會議中爭論的是從其他領域中抽出的各種問題。人們爭論的兩個焦點就是主席與其勁敵王明。追隨王明的一派宣稱他們信奉的是源於蘇聯革命理論的正宗馬克思主義；而追隨主席的一派則斥之為「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然而主席在演講中所使用的那些同樣的文學字眼兒，卻在全延安邊區範圍內那些為王明所蠱惑、與主席對抗的聽眾中引起了哄起。 　　江青繼續講述她曾學習過的黨校以及馬列主義學院的情況。她說，黨校以及馬列主義學院中都沒有毛主席的著作。只有王明主編、「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撰寫的著作。主席能夠突破他們「意識形態封鎖」的唯一途徑就是設法避開其他領導同志，投身在人民群眾之中，到處講授人民群眾特別感興趣的思想見解。只有在與人民大眾的切身聯繫中，毛澤東才組建起一支擁護自己的隊伍。 　　話題又回到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江青說，那次會議既長又漫無邊際。很多人都是他們所在領域的專家與權威。主席等到輪到他時才發言。他以對那些負責戲劇編導排演的名人(江青也在其中)進行「有說服力的評論」為開頭。在講話中他所表達的大意要旨明顯地不同於其他人。他的論斷不僅只關於文藝本身，而且還深入到哲學與政治理論上去探究文學藝術問題。這次討論的宗旨與結論原來主席總結在其論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文中主席提出了一些極為嚴肅的問題：一位作家應該寫光明面還是陰暗面？一部既定著作的目的是什麼、其結果如何？我們所制定的政治與藝術標準應該為誰服務？ 　　「要經常讀這篇文章。」江青強調說(第二天上午，這篇全部是漢字的文章便被補充為美國記者「研究材料」的一部分)。 　　回想他們在一起共同生活期間毛主席所迎頭遇上的各種挑戰，江青巧妙地陳述道：「我敬仰毛主席。」接著她又帶點問詢的口氣對美國人說：「你不想要你的學生敬仰你嗎？」 　　對方為她的直率而驚訝，回答說「不，我喜歡他們與我爭論，並沒有想過要別人敬仰。」 　　江青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接著說：「文化大革命」期間，主席總是在與對他本人的個人崇拜作鬥爭，因為那樣會有極大的危險。此外，某些過去在由「文化大革命」惹起的鬥爭中一直找機會想擊敗她的人，開始對她「阿諛諂媚」。 　　曾幾何時，她真地傻得信以為真；後來她才認識到，一個人在他的革命戰術上必須永遠保持「機動靈活」。 　　江青從延安文藝座談會到「文化大革命」的這些言詞儘管很概略，但卻可以看作是她真實思想的反映，因為後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講的那些約定被當作她工作的唯一意識形態辯護詞。無論毛澤東在其《講話》中，還是江青在其扼要重述中，都沒有提到在文學上敵對觀點的來源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文化革命的問題沒能系統論述，這一點可以部分地解釋為什麼毛澤東對該主題採取如此策略。中國作家們，如果用機械的語言來表達，只能說是一批全身篩糠般顫慄、形容枯槁、精力衰竭的知識分子。用列寧的話來說，文學藝術是革命這架機器上處於從屬地位但卻是不可缺少的齒輪。 　　如果作家是「工程師」，那麼魯迅藝術學院就是形成那些罕有矛盾的文化工廠。學院的教員們被敦促著，去把微妙深奧的藝術形式，改造成簡單的文化形式。而在40年代初，這種說法絕不是一種陳詞濫調。新的延安戲劇及改造後取材於工農兵真實生活的地方戲開始興起。一個流行的套路是塑造一個機警的農民幫助紅軍戰士挫敗日本侵略者的滑稽情節。把這樣一個簡單的俗套裁剪給群眾非使知識工程師們失掉對藝術的興趣不可，因為這些人慣於創造的是具有複雜人格與矛盾心理的人物形象。面對如此進退維難的窘境，也就是藝術家作家與觀眾讀者常年以來由於天資與受教育的程度不平等而形成的隔閡，毛澤東要求採取下列系統行動來作為補償與溝通手段：文藝專家們要以創作編排全新的作品，奉獻給群眾的作品要具有積極向上的文學精神；對那些不肯依從、難以駕馭的知識分子，要通過思想改造的手段使其就範。 　　5．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敢於與毛澤東對抗、並在以後拒不服從其擺布的一批作家中，丁玲是最令人敬畏、獨立性最強的一位。江青在討論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背景時，提到了丁玲代表男女平等主義者立場的那篇短評：《三八節有感》。江青對丁玲批評性建議的後果沒有進行深入的探究，大概是丁玲指出的東西太敏感了，不便於公開地進行討論。對這種控訴背後的婦女問題，江青也是沒有說太多。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丁玲的生平，就可以知道為什麼丁玲的眼光與率直在一個不十分完美的革命社會裡戳到其痛處。 　　丁玲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比江青大8歲。她與早先的一批革命領袖核心人物一道，在湖南省會長沙的一所現代學校里受的教育。從那時起，丁玲就開始了她傾注畢生精力的事業。她既是二位男女平等主義者，又是一位狂放的藝術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政治左派人物。她的這種品格使得她在任何一個要求一言堂與絕對服從的領袖統治下的政府中都難以生活。 　　在她們的學生時期，江青與丁玲二人都變成了以傳授一個反傳統的、後帝國時期世界方式進行寫作的文人。丁玲保持了這一寫作方式，她成為30年代中國核心作家圈中最富精力的女作家；江青則棄文從藝，投身於當時尚未步入正軌的電影表演業。20年代中期，丁玲也曾想要成為一個電影明星，但由於電影導演對婦女們令人作嘔的性利用而退出。二人都曾在北京大學與上海大學學習過，但江青不是正式的；二人都是「左翼作家」成員，但丁玲從1931年就已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了。此外，丁玲還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一直遭國民黨迫害，並於1933年被捕入獄，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被迫釋放著名政治犯時才被從獄中放出。丁玲與江青二人都有複雜的性歷史；但是對於丁玲而言，她敢於在其作品中以一種現代的、直率的文風來暴露她的個人經歷。二人都與短篇小說作家沈從文有著令人留戀的友誼；江青是作為他在青島大學任教時的學生。陷入三角戀的丁玲，她的丈夫胡也頻於1931年被國民黨處決。二人都崇拜魯迅，丁玲與魯迅關係更近，而江青與之則較遠。丁玲知道很多魯迅個人的事情，她本身也是個作家，這就使得丁玲比江青能更徹底的了解魯迅本人及其主張。而丁玲與魯迅在精神上的親密關係以及她個人的忠實品質可能造成了她在中國共產黨為其利益而扭曲魯迅的名聲時，勇於向共產黨發難。 　　由於抗日戰爭爆發，江青與丁玲二人都投奔到延安，並且都成為魯迅藝術學院的教員。她們每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與毛澤東打上了交道。在毛澤東的窯洞中，他經常與丁玲一談就是幾個小時。這種親密的友誼被某些人視作是一種昏了頭的迷戀，認為她是最終被拒絕的女人。雖然這些傳聞可能是真的，但是毛澤東最後卻是和江青結婚了；然而，儘管丁玲在延安文藝座談會期間與毛主席意見不一致，毛澤東卻公開地表示尊重丁玲。無論思想改造是如何把矛頭對準她，但都沒有動搖她在以後五十年時間裡的獨立立場。在1956—1957年的「百花齊放」運動中，丁玲發表了自己的意見(運動中有那麼幾周時間裡每個人都被敦促著發表自由講話)，但還沒等到「反右運動」(1957—1958年)她就被打了下去。 　　在上海時江青並不知道丁玲，因為江青在上海的那段時期，丁玲幾乎都是在獄中度過的。二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延安。到了延安以後，丁玲被委任為黨報《解放日報》的編輯。丁玲及其知識界的朋友們經常去冒犯領導同志，因為這些領導同志們經常藐視婚姻慣例。她們認為：在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裡，男女平等是十分必要的。而她們所看到的某些共產黨領導就像是過去孔老夫子時代，或者是故意、或者是本能地認為婦女就是需要成為被管制對象。 　　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完成於毛澤東與江青完婚之後。這部作品極大地嘲諷了某些共產黨幹部宣稱的賦予婦女同志的革命地位。丁玲在其作品中表明：儘管爭取男女平等的鬥爭從本世紀初就已由現代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開始發起了，但大男子主義在中國社會中仍佔據優勢地位。雖然沒有點名，但丁玲卻直接說出中國婦女中，地位最為低下的、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正是那些領導幹部的妻子們。 　　在作品中丁玲著墨最多的，還是延安婦女的狀況。她說，同中國其他地方的婦女相比，延安的婦女算是幸運的，但延安的情況並沒有多麼地好。社會壓力驅使婦女依然不得不去結婚，那些膽敢反抗的婦女(像她本人)則要受到無端非難。她們被敦促著儘快懷上孩子，而作了母親後婦女們發現：要想把自己的孩子交給別人代為照看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她們也就不可能去承擔新社會需要她們去做的工作。這樣的社會條件迫使母親們要變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回到家中的娜拉們」。在操持十年家務之後，單身時進步的姑娘們已倒退為「落後」或「缺乏政治修養」的人，而這，已成為丈夫起訴與妻子離婚的最為一般的借口。 　　似乎丁玲與毛澤東長期以來一直以其各自非凡的能量而使對方著迷。然而毛澤東需要剷除所有延安新社會的批評以及對他本人的批評，他迫使自己從革命一致性的需要出發，不得不去駕馭住這個不肯改變信仰、約束不了的天才女人，因為他已經把那些政治上有害於他的相關人物都給下放了，像她這種政治上喜歡空想的很多其他婦女一樣，丁玲被迫去忍受苦難，因為她超過了她的時代。這種迫害第一次是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現在是在延安，再後來是在北京。然而只要她一接近新聞傳媒，她就要說一個獨立革命者頭腦中的真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