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

保羅·科克肖特 著

空城潮水 譯 黑夜裡的牛 校

在某些方面，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初的處境和19世紀晚期有很多共同之處。在這兩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都面對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主導的世界。在霍布斯鮑姆所說的「短暫的二十世紀」期間，即從1914年-1990年，世界政治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之間劃時代的鬥爭為中心。這一現實使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與它的第一時期（1848-1914）風格迥異。站在歷史的角度，我們進入21世紀已經有十七年之久了（本文寫於2007年，距離1990年已經17年了——譯者注）。

在每個時期，馬克思主義都必須回應此時此刻的理論的和政治的挑戰。十九世紀解決了兩個主要問題：

1） 把無產階級組織為階級，從而組織為政黨。（《共產黨宣言》，1848年）

2） 批判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建立勞動的政治經濟學。（《資本論》，1867年）

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哥達綱領批判》）和無產階級統治的政治形式（《法蘭西內戰》），只是稍微談了一些問題。

如果我們看看二十世紀，會發現解決的是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問題。

如何宣傳共產主義思想（《怎麼辦》，1902年）？共產主義運動如何真正地取得政權（《國家與革命》，1917年）？一旦發生了革命，該如何組織經濟（《新經濟政策》，1926年）?革命如何在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社會發生（《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1928年）？革命勝利後，怎麼與反革命危險做鬥爭（《上海左派文件》，1967年）？

回過頭來，人們會發現20世紀70年代中期代表了社會主義潮流的高水平。當越南革命者把美國從西貢驅逐出去的時候，葡萄牙在非洲最後的殖民帝國也解體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勝利或者說反動確定了經濟版圖。當鄧小平在毛死後把中國經濟開放給資方資本投資時，全球階級力量的天平就翻轉過來了。資本在它與國內勞動階級的鬥爭中的談判地位都大大加強了。這種情況在一個又一個國家出現。

所以，今天我們又面對著一系列新問題。與二十世紀相比，知識/意識形態的整體環境對社會主義不利得多。這不僅僅是20世紀末反革命的結果，而且源於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教條的新的更強勢的的主張。這一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重申不僅改變了西方的經濟政策，還為東方的反革命準備了意識形態根據。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發生了朝自由市場的轉向。右翼經濟學理論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早在八十年代以前就為這一轉向做了理論準備。他們那些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被看做是極端的思想，通過在經濟事務研究所和亞當斯密研究所等組織中的佈道活動，獲得了影響力。這些團體出了一系列書籍和報告，鼓吹自由市場是當時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們贏得了像撒切爾夫人這種那個時代的著名政治家的青睞，並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把他們的思想付諸實施。長期的人口變化和短期局勢的結合，給了她這樣做的自由。如果資本可以自由地遷移到勞動力供給充足的國家，那麼在英國，勞動和資本之間的交換條件就改變了。勞動不在擁有更強的談判地位。使得這一轉變可能的局勢因素是北海石油帶來的外貿盈餘。到那時以前，生產出口工業製成品的工人對國家經濟生存一直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北海油田帶來的錢，就可以讓製造業破產，同時不必擔心國際收支危機了。刻意讓製造業破敗，使得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萎縮，從經濟上和政治上削弱了勞動的聲音。

撒切爾對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成功攻擊，鼓勵了東方中產階級有抱負的政治家像克勞斯，並預示哈耶克式經濟學說將成為正統。撒切爾的＂TINA＂信條，即所謂（對資本主義）「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被普遍接受了。

自由經濟思想的理論優勢，在二十一世紀的開始變的如此強大，以至於許多社會民主黨和自稱共產主義者的人都像撒切爾那樣接受了這些思想。直到今天，在決策層仍舊不容置疑。階級利益和理論的內在一致性造成了這種思想的統治地位。資本主義的歷史工程把《人權宣言》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視為奠基性文獻。這些文件一起提供了資本主義社會或者說市民社會的未來的自洽清晰的圖景——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由工作者在其中開展活動的自調節系統。兩個世紀後，資產階級更有遠見的代表在面對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的挑戰時，重申了最初的資本主義宣言，並將其在當下的條件下付諸實施。與之相反，勞工運動卻沒有這樣自洽清晰的社會敘事。凱恩斯經濟學只處理政府的貨幣和稅收政策方面的技術問題，並不希望達到斯密在理論的道德和哲學上的那種一致性。

最初有利於轉向市場的外部經濟和人口因素正在逐漸弱化。在未來20年，中國巨大勞動力儲備將被大規模使用，吸收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在全球範圍內，我們正在返回到西歐一個世紀前就已經達到的形勢：一個正在成熟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勞動力在其中仍被高度剝削，但已開始成為一種稀缺資源。這正是建立經典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凝聚力的條件，是使得世界產業工人組織（IWW）和產聯（ICO）在美國興起，並導致法國、義大利和希臘等歐洲國家的共產黨在1945年後取得巨大影響力的條件。如今，我們看到這一過程正在南美進行。

資本主義的矛盾造成了拉丁美洲的「粉紅色浪潮（Pink Tide）」，但近期阿根廷的大選結果表明，由於缺乏建立在對資本主義深入批判基礎之上的真正的替代性經濟綱領，這一左翼浪潮很有可能遭遇挫折。

這種情況下為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確立了新的歷史任務：像馬克思批判他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樣有效地反擊和批判市場自由主義理論。

只有當工人階級自己頒布了自己的政治經濟學和自己關於未來社會的理論，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歷史性事業才會成功。新的政治經濟學必須像斯密那樣有道德上的一致性，還必須通向具有經濟上連貫一致性的政策提案。如果把這樣的政策提案變成法律，就能夠開闢通向新的後資本主義文明的道路，就像斯密開闢了通向後封建社會文明的道路一樣。

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不再能夠把如何組織未來非市場的經濟的細節推到一邊了。在馬克思的時代，允許這樣做，但現在不行了。我們不能裝作二十世紀沒有發生過，或者裝作認為，關於社會主義，二十世紀的歷史對我們毫無教益。在這項任務中，二十世紀的西方批判馬克思主義者比如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1917-2000>，托派理論家和活動家，參與創建並領導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譯者注）、夏爾·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曾任法中友好協會的主席。1976年後，貝特蘭辭去該協會友好職務。著有《大躍退》、《中國的文化革命與工業組織——管理以及勞動分工的變革》、《毛澤東逝世後的中國》等。——譯者注）、波爾迪加（Amadeo Bordiga，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與葛蘭西、陶里亞蒂等人一起創建義大利共產黨。——譯者注）給我們的幫助是有限的。儘管他們能夠指出迄今為止的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缺陷，但他們是通過與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應該怎樣的理想標準對比得到的。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會發現，這些思想傾向是冷戰時期特殊環境的產物。是在追求「既非莫斯科也非華盛頓」的意識形態自主，而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實際貢獻。這些作家尋求的那種心理上的超然，讓他們的思想避開了對蘇聯的各種污衊詆毀，同時也使他們失去了參與到面對歷史上的現實社會主義的問題的可能性。但只有當你設想你自己面對這種問題時，才能夠得到實際的答案：

「批評家無關緊要，那些數落實幹家應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慮。榮譽屬於這樣的人：他真正是在競技場上，滿臉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進行鬥爭；他犯過錯誤，一再失誤，因為沒有錯誤和缺點就談不上艱難的嘗試；但他真正竭力爭取有成效；他了解巨大的熱情，懂得偉大的獻身精神，獻身於一項正義的事業。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他知道最終勝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壞的情況下，如果失敗，至少也是敢於正視的失敗。因此，他的地位決不能與那些既不知道勝利也不懂得失敗的冷漠怯懦的人相提並論。」（《共和國的公民》 羅斯福）

周恩來總理會見貝特蘭

相反,我們必須恢復和歌頌由俄國經驗帶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進步：準備五年計劃時採用的物資平衡法，這一方法被列昂惕夫（Leontief，俄國經濟學家，因提出投入產出方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譯者注）系統化為投入—產出分析；康托羅維奇（Kantorovich，蘇聯數學家、經濟學家。由於他在線性規劃領域的突破性貢獻，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康托羅維奇認為可以在整個國民經濟範圍內運用線性規劃方法，實現全社會範圍的資源最優分配和利用。在現有資源條件下，全社會能夠以最小的勞動消耗，獲得最大限度的生產量。由此得出的生產計劃叫做最優計劃。康托羅維奇的研究為科學的計劃經濟奠定了數學基礎。——譯者注）開創的線性規劃；斯特魯米林（Stanislav Strumilin，蘇聯經濟學家，長期參與蘇聯經濟計劃工作。——譯者注）的時間日誌方法。

在十九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對構成英國自由主義基礎的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判。而且這一批判在嚴謹度和深度方面，要比得上馬克思在十九世紀的批判。我們尤其要參與對奧地利學派—龐巴維克、米塞斯和哈耶克—的批判並且戰勝之。這些人的思想現在已經構成了反動思想的基礎。蘇聯馬克思主義者覺得自己很強大，於是可以無視他們。於是，在西方，對這種思想的回應主要來自於像蘭格（Lange，波蘭經濟學家。在經濟學史上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論戰」中，他和狄金森等人提出一套市場社會主義模式，回應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作出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無法進行經濟計算因此不可能實現的結論。——譯者注 ）和狄金森這樣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如果要把社會主義重建為二十一世紀的常識—就像它是二十世紀的常識那樣——那就必須直面這些思想。

在對這些思想發起進攻時，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利用其它科學的進步——統計力學、資訊理論、可計算性理論。而且，為了重建科學社會主義，必須與大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思辨哲學方法徹底決裂。我們必須把政治經濟學和社會革命理論當成科學，像對待其他科學那樣。

我們必須提出可檢驗的假說，然後通過經驗數據進行驗證。如果實證結果與我們期望的結果不同，我們就必須修改我們的理論，然後重新檢驗。為了明白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新形式，可以看一看關於所謂「轉型問題」的論戰。在二十世紀，試圖反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生產價格理論的批判汗牛充棟，卻沒什麼意義。這場論戰的最終結果不過把人們的注意力從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對剝削的分析上轉移開了。在1980年代，對奧地利學派對馬克思批判的反駁終於出現了突破。這一突破來自於數理邏輯學家Farjoun和Machover。在我看來，他們的書《混沌原理（The Laws of Chaos）》是二十世紀下半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具原創性的貢獻。他們使用來自於統計力學的方法，表明馬克思和龐巴維克都認同的統一利潤率假設是錯誤的，而在現實中起作用的是經典的勞動價值論（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闡述的勞動價值論）。

我們在阿諾·彼得斯（Arno Peters，德國馬克思主義者。他是一位歷史學家，但以提出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地圖聞名於世。——譯者注）的工作中，可以看到這種向其他科學學習並將其應用於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鬥爭的意願。為了確證理性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阿諾·彼得斯把計算機先驅康拉德·楚澤（Konrad Zuse，德國工程師，發明了人類第一台計算機。——譯者注）的思想利用了起來。在彼得斯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在安華·謝赫（Anwar M. Shaikh，美國左翼活動家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譯者注）以及Farjoun和Machover那裡確定無疑的東西，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之重要性的重申。對謝赫和Farjoun以Machover來說，勞動價值論在解釋資本主義實際發展中的作用是構成因果關係；而對彼得斯來說，勞動價值論不僅是道德準則而且是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組織理念。我所所的理論發展，出現在二十世紀讓位給二十一世紀之時。弗拉基米爾·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美國革命的運動」。這句話在今天和在1902年一樣，都是真理。在二十世紀末，我們發現缺少這樣的理論。而只有在我們缺少革命的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撒切爾的「別無選擇」才會顯得是可信的。這種革命的經濟學，不僅要解釋世界而且還要說明如何改變世界，如何建立一個不同的世界。

在一幅平面圖上反映真實的球型地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所熟悉的「墨卡托」投影圖雖然描述出大陸塊的正確外形，但卻因過於注重北面富饒的國家而令大陸塊的比例出現扭曲。德國人阿爾諾·彼得斯認為墨卡托投影法鼓吹歐洲中心論，利用地圖作為政治宣傳工具。彼特斯於1973年提出了「彼得斯投影法」，這種圓柱等積投影法力求將世界各國按照其實際地表面積進行展示。

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正在啟程，沿著建立革命政治經濟學的道路前行。讓我們加速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實現其目標的過程，這樣在下次重大重組危機（restructuring crisis）打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時，我們就能處在可以用這些思想武裝進步運動的位置上。而如果運動要取勝，就會需要這樣的思想。

文章寫於2007年

本文為少年中國評論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