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儒生對當下的問題要有準確的把握|儒家網

【陳明】儒生對當下的問題要有準確的把握

陳明

作者簡介:陳明,男,西曆一九六二年生,湖南長沙人。西曆一九八二年畢業於株洲師範學院中文系大專班;西曆一九八九年畢業於山東大學哲學系,獲哲學碩士學位;西曆一九九二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獲哲學博士學位。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現供職於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著有《儒學的歷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態的知識分子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浮生論學——李澤厚、陳明2001年對談錄》(北京:華夏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儒者之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文化儒學:思辨與論辯》(四川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儒教與公民社會》(北京:東方出版二〇一四年版)等。西曆一九九四年創辦《原道》輯刊並任主編,西曆二〇〇〇年開始主辦「原道」網站;西曆二〇〇四年主編「原道文叢」、「原道譯叢」系列。西曆二〇〇五年組建成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任秘書長。西曆二〇〇七年主持成立首都師範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任主任。西曆二〇一三年起,擔任弘道基金理事長。(吹劍編撰於西曆二〇一四年)

呼籲儒家復興,實際是要求恢復某種常態 作者:陳明 ——在「儒生重現之文化歷史意義研討會」上的發言

編者按:「儒生文叢」由蔣慶、陳明、康曉光、余樟法、秋風任學術委員,蔣慶撰總序,彙集了中國大陸儒家近年來的思想探索及社會活動成果,乃當代儒家新銳對中國及人類命運的深入探討和最新看法。自「儒生文叢」第一輯三冊(書目為《儒教重建——主張與回應》,《儒學復興——繼絕與再生》,《儒家回歸——建言與聲辯》)出版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孔子2563年暨西曆2012年10月29日,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在北京薊門橋主辦「儒生重現之文化、歷史意義暨"儒生文叢』出版座談會」,蔣慶、張祥龍、梁治平、陳明、康曉光、秋風、干春松、彭永捷、高超群、唐文明、溫厲、任鋒、林桂榛、陳壁生等學者出席會議。會議發言記錄經講者訂正,現予發表,以饗讀者。

很高興參加今天的討論會,我主要想談五方面問題。第一,復興儒家的意義。簡單講,一是儒家思想在歷史上地位重要,已經深深滲透到國人的日常生活。現在影響式微不絕如線,固然有時代變遷思想與現實互動性下降有關,同時意識形態打壓和認識存在誤區也有一定關係。現在社會空間擴展活力恢復,儒家的許多意義價值被重新發現,呼籲復興,實際是要求恢復某種常態。再一個,全球化時代在經濟一體化的同時,文化認同的問題也變得突出,於是復興儒教應對文明衝突的主張也就應運而生。儒教與民族建構、儒教與國家建構的問題都是大問題,但我們應該開放的建設性的去理解,因為今天這些問題在條件和內涵以及目標上都與以往有了相當大的不同。05年我在社科院辦儒教研究中心的時候就說儒教需要的是重建而不是復興。重建意味著沒有模板可供仿照,意味著較多的反思與調整。這實際更難也更重要。 第二,儒家思想的普及狀況。有評論者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歷代識字率都非常低下,遠不如當今,而且孔子也說"禮不下庶人』,可見普通人懂得儒家的不多。而在當今中小學教材中就有儒家的文章,從這個角度講,當今社會的人更多知道儒家的」,他們由此認為今天儒家思想比傳統社會更加普及。在我看來,禮不下庶人就意味著普通人不懂儒學?儒學講的都是倫常日用之道,愚夫愚婦都不言而喻。普及不普及,不是一個知識論問題,懂不懂與信不信、行不行不是一回事。儒家思想是文化,是要認同和實踐,要內化於心落實於行才能充實生活滋養生命。聖賢不我欺,試著做一點,定會有收穫,或多或少。評論者這段話邏輯和知識上都問題多多,叫人沒法看懂。現在批儒家的人多半都是這種情況,不值一提。 第三,儒家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文叢》的總序中有一句:「中國五千年之大變局,未有甚於中國之無儒生也!中國之無儒生,非特儒家價值無擔當,且中國國性不復存;中國國性不復存,中國淪為非驢非馬之國矣;中國淪為非驢非馬之國,中國之慧命又何所寄乎!」漢族之為漢族,與漢朝聯繫在一起,是對戰國七雄的齊人、楚人、秦人的替代。所以,漢族在當時具有國族的意義,而不只是一個ethnic概念——今天它與藏族、回族等概念並列是另一回事。漢朝的特徵是霸王道雜之。有霸道才有中國的統一,有王道才有社會的整合,而王道的主要內容就是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和教化。所以,儒家對於中國的國家建構與國族建構是有很大影響的。在今天,在現代性語境和多元族群環境里我們同樣面臨著國家建構和國族建構的問題,儒家仍然無法成為旁觀者而必須有所承擔。但簡單回到古人那裡顯然是不行的。文叢中的這段話點出了儒生的重要性,但對儒生應該如何面對如何承擔卻沒有述及。就我個人來說,這裡的國性問題就需要好好斟酌。雖然有儒教中國之說,但在現代語境里,政教分離,宗教平等,以儒教為中國這個多元族群國家的國性,是會有很大問題的。 這方面外界比較熟悉的是蔣慶、康曉光的觀點。主編任重這裡似乎也是以此為論據。國性問題必須首先與法律和政治制度聯繫起來談,與公民社會的建設結合起來談。周公制禮作樂首先是一種政治性的制度安排。既然從制度角度談儒家禮樂那就要回到政治的平台和邏輯,就要折中於正義的原則與現實力量-利益的平衡點。儒家文化應該也可以為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建設發揮較多作用,但這並不意味著作為一個文化系統的儒家就應該享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就像漢族並不因為其擁有較大規模就可以壟斷中華民族之名。中國性固然要反映歷史,但更要反映現實,表達願景。

第四,儒家在歷史上的變遷。有學者認為,孔孟的儒家是思想的儒家,學術上的儒學,後來的儒學是政治儒學,我不太同意這種觀點。作為影響中國兩千多年的最重要的思想,儒家六經乃先王政典。世衰道微禮崩樂壞,孔孟周遊列國希望使動蕩的社會恢復秩序但勢莫能挽,於是只能將先王的理念自己的理想加以整理書於竹帛傳諸門人以俟來者。顯然這不是學術儒學一詞可以概括描述的。漢武帝意識到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於是只有與社會和解、與儒家合作,在霸道的制度結構中引入王道因素,是施政趨於合理社會走向和諧而成就有漢的文治武功奠定中國的基本格局。可見儒家思想一直是實踐性很強的。而它之所以能夠發揮這種作用獲得這種地位,並不是因為帝王對它有什麼偏好甚至也不能簡單說它就是真理,而是因為它是社會認可的價值是社會意志的表達者。

儒學儒家在歷史上的變遷也需要從它與社會的內在勾連、從社會與朝廷(王權)的互動關係出發才可以解釋清楚。例如魏晉玄學就是因為王權在內部和外部的動蕩中被削弱,由世家大族成為支撐社會的主導力量,於是主張「貴無」、「獨化」而表現出與漢代經學「屈民以伸君」完全不同的政治風格。宋代,太祖立下不殺士大夫、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儒士大夫的地位得到保障,儒家的政治關注集中到行政事務和帝王人格教導上,於是孟子升格,心性之學大盛。近代,變法維新以應對西方衝擊,創製立法的今文經學成為主流。等等等等。

今天的儒學會如何變?變得好不好?要看今天的儒生對當下的問題是否有準確的把握?是否有恰當的應對之方。

第五,儒學對於當下生活的適用。儒學誕生於農業文明時代,而當今社會,人們的生活環境和生存狀態發生了變化,儒學如何對當下的生活起作用?儒學在今天,是否仍舊適用?又或者有什麼樣的變化?在我看來,堅持思想價值的普遍性、絕對性是有必要的。但是,基於這些思想價值做出的問題解決方案卻是歷史性的,屬於所謂因病立方,這卻不必也不能照方抓藥生吞活剝。孔子本人就被譽為「聖之時者」。例如他講為政的最高境界是博施廣濟,這是仁是聖,但如何博施如何廣濟卻沒有執著沒有定於一。

由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生產工業化、生活都市化、思維理性化,這意味著儒家的很多命題觀念都會失效,需要法聖人之所以為法重新製作。儒學發展的每一新階段都與一些大師的努力分不開,董仲舒、王弼、朱熹、康有為都是這樣的人物。從文叢的記錄來看,主要的聲音還是復興,重建與再造的意識還不明顯。但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出現。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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