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能幫多大忙

經濟學能幫多大忙

薛兆豐2000年10月23日

中國的知識分子多數貧寒而有大志，為國讀書的使命感自幼就生根發芽。我十年前接觸波普爾和弗里德曼的書籍並開始用功，原因也少不了這一點。但是，我越讀就越失望。

為什麼？因為胡說八道的「經濟學家」太多，有寡不敵眾的感覺嗎？不是的。胡說八道的人的確多，什麼洪水有利第幾產業，什麼要靠花錢來恢複信心，什麼最低工資制度能夠保障窮人，什麼扶持這個傾斜那個，什麼中國底子薄所以不能搞自由貿易，什麼餐廳設定最低消費是欺負顧客，什麼反傾銷、反暴利、反勾結……的確寡不敵眾。

但這根本不重要！反過來，即使這個社會人人都有弗里德曼、阿爾欽、科斯、張五常一樣的經濟學見識，對經濟的繁榮也於事無補！

對「知識救國」的失望，是因為我越來越意識到，老同學尹忠東的話是對的——大學時他就多次提醒我：人的思想和行為是兩回事，人的思想可以有很大的差別，但他們的行動都是一樣的。

去買麥當勞，你很想守秩序排隊，還想隔得很開，不要身貼身——身貼身完全沒必要。但如果是那樣，你就一直遠遠站著吧。所有人都以為你只是在等人。

排隊的好處他們不懂嗎？可能不懂，但即使懂，正如你自己，也照樣得擠進去。不擠不得食。你和他們的思想境界或許有巨大的差異，但身歷其境，你的行動跟他們的都是一樣的。你或許曾經遲疑，那你就已經吃虧。

相信每位讀者都遇到過——或者自己就是——曾經誓言要抵制「日貨」或「美貨」的人。我跟他們爭個面紅耳赤，結果還是水火不容。但行動上呢？他們的「刻意犧牲」其實很小，只不過是買諾基亞手機和NEC手機的差別而已。如果為了幫助他們更徹底地履行他們的誓言，好意告訴他們，其實諾基亞也採用了日本人的技術，而NEC其實是在中國組裝的，電話公司里的晶元都是美國貨，山水音響其實是香港的資金，《還珠格格》是用日本機器拍攝剪輯的，他們就會覺得我在抬杠。

說，可以有很多套；做，則只有一套。思想上，大家可以天馬行空，各執己見，亂說一通，然後一口咬定——不要緊，沒代價。但是，如果付諸行動，則要承受實實在在的損失。口頭上我們勢必要跟對手過不去，但行動上我們很難跟自己的錢包過不去。結果，在一定的約束條件下，可觀察的人的行為都是非常相近的，至少相比他們內心想法的差異而言，確是如此。正因如是，思想上的偽劣商品，比實物世界的偽劣商品多得多！

誰也沒見過哪個實戰的商業經理手頭上有一張「邊際成本曲線和價格曲線相交圖」。更確切地說，從來沒有人掌握生活和商業中的「邊際」數據——甚至可能連自以為掌握的人都沒有。這是因為，人們在做決策的時候，從來不會用「邊際」的概念去思考，就像人們在走路的時候不會思索著重力定律，吞咽的時候默念消化酶的作用原理一樣。

我們永遠不知道為什麼李嘉誠那麼做就會獲得成功。說「不知道」，那是因為很多失敗的人也是那麼做的。有人想模仿巴菲特（Warren Buffet）的成功經驗，但無數失敗的人也是那麼做的，而另外很多不那麼做的人卻也同樣取得了成功。

張學良的原配夫人于鳳至，寬容地接受了趙四小姐。我們不知道她如何能夠做到那一步，是聰明，是開通，是愚忠，是屈從？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只有那樣，三人才能繼續和睦共處。

貧窮的農村家庭為什麼要多生男丁？是聰明，是愚昧，是迷信，是傳統？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在那樣的條件下，子女是儲蓄和投資的主要途徑，只有男丁多的家庭，日子才更容易支撐，父母晚年才更有保障。至於這些不懂經濟學的農民為什麼會發現並堅持這個選擇，我們不知道。

應該開誠布公地告訴讀者：經濟學不知道怎樣把一個人訓練成為成功的商人。要成功，那麼運氣、努力和經驗就缺一不可，但是，經濟學沒有能力逐一掂量這些因素、逐一對這些因素論功行賞。經濟學只是指出一個企業要符合什麼條件才更有機會在競爭中生存和發展。但怎樣才能達到這個點，經濟學就束手無策，無言以答了。

經濟學是解釋人的行為的經驗科學。它解釋的對象是可觀察的人的行為，而不是不可觀察的動機、願望、理想、觀點和感受。經濟學只是解釋——也僅能解釋——人們「做了什麼」，而無法解釋人們「怎麼會這麼做了」。

這類似於：我們知道做學問應該具有想像力，但怎樣才能具備想像力，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知道有些小孩子營養不良，但怎樣才能讓他吸收營養，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知道有些國家的法制薄弱，但如何健全法制，就是另一回事了。

一個在大學教書的經濟學教授的言論，與他如果擔任海關關長或國土局局長時的行為，是有很大不同的。孰好孰壞不是我們這裡討論的目的，我們只是指出，人們的行為依賴於他所處的約束條件，而與他的或許五花八門的觀念和理想沒有多大的關係。

壞的經濟政策為什麼會施行？這往往是在特定約束條件下，人們角逐自身利益的結果。他們要那樣做，才去尋找自圓其說的理由，而不是他們先找到合理的理論後，才根據這個理論來行事。我們常常會顛倒了因果前後。二戰後，是英國政府想花錢，才選擇了凱恩斯，而不是有了凱恩斯，才說服了政府去花錢。不是搞貿易壁壘的人不懂經濟學原理才搞貿易壁壘，而是他們為了生計必須建築貿易壁壘，才選中了那些200年前就被徹底駁倒的理論和至今一知半解的經濟學者。不是李嘉誠精通了經濟學才發財，而是他發了財後，經濟學家才出來說：「那就是發財，像他那樣就能發財。」

弗里德曼雄辯滔滔，獲諾貝爾獎，著書立說，還請來「未來戰士」施瓦辛格和總統里根等助陣，拍攝電視連續劇《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如日中天，但美國聽了他多少？

撒切爾夫人曾經每個星期到沃特思（Alan Walters）家中補習經濟學，就任首相後更請他做了私人顧問，那麼英國的福利主義今天又改觀了多少？

東歐和蘇聯變革後，不少西方經濟學家紛紛出謀獻策。即使這些策略都是正確的，但那也不比建議營養不良的饑民要補充營養強多少。人在江湖，知易行難！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懂得牛頓定律，但這一知識除了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外，並沒有對我們的個人生活產生多大的幫助。我們走路尚沒有跌倒，我們拋起兒子尚不會忘記接住，恐怕都不能歸功於對牛頓定律的認識。是的，牛頓定律在工程技術方面極大地改善了我們的生活，但那是因為我們有足夠的資源，可供反覆試驗的緣故。

但經濟學卻沒有那麼幸運。經濟分析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智力上的樂趣，我們一旦掌握了經濟分析的基本原理，我們就能像走路、騎車、游泳、說話一樣自然地運用，用來理解耳聞目睹的現象，但我們個人人生道路上的順流逆流，卻似乎有著它本來的走向。

另一方面，人們並不能像做物理試驗那樣廉價地在社會中做經濟學試驗。一項政策的成敗，往往不取決於它理論上是否成立，而只能取決於企業家、政治家、販夫與走卒、忠臣和叛徒、警察與小偷、道德家和黑社會的共同博弈。

經濟學能幫多大忙？經濟學確實提高了個人智力上的洞察力，但它無力支配各種現實力量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