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分析哲學的自識與反思

陳常燊，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江怡，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常燊(以下簡稱「陳」)：江老師，您好!您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活躍於國內學術前沿。以您的碩士論文《羅素的意義理論》為發端，歷經維特根斯坦哲學、語言哲學、分析哲學、英美與歐陸哲學比較、中西哲學比較到近幾年的哲學拓撲學研究，您長達30年多年的哲學思考之旅，在哲學的中心與邊緣之間、歷史與前沿之間不斷變換論題。請問其間一以貫之的東西是什麼?能否為我們給出幾個關鍵詞將您數十年的哲學運思串聯起來?

江怡(以下簡稱「江」)：的確，我的學術歷程如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算起的話，已經經歷了30年的時間。當我1985年剛從南開大學哲學系碩士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成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一名年輕教師的時候，我躊躇滿志，立志要為中國的哲學事業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我當時自認為已經掌握了語言分析的基本能力，并力圖用分析的方法處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面臨的各種問題。當時的心情很像卡爾納普在20世紀20年代的情形，不顧一切地反對以往的哲學研究方式，把凡是無法用邏輯和經驗加以驗證的哲學問題都斥為哲學上的「假問題」。但在與朋友們的思想辯論中，我逐漸感覺到自己並沒有完全理解分析哲學家們的思想觀點，也無法對學生們提出的各種問題給出令人滿意的解答。通過大量閱讀，我開始意識到哲學問題的所在不是提問的方式，而是提問的內容，只有對哲學問題所涉及的內容有真正的認識，才能對哲學問題給出清楚的說明。這樣，我就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跟隨塗紀亮教授開始了語言哲學的學習。應當說，我對語言分析哲學的真正理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因為我認識到，語言哲學要處理的問題並不是語言問題，而是以討論語言的方式解決西方哲學家們提出的哲學重要問題，其核心是哲學中的形而上學問題。這就是我於1993年發表《語言哲學與形而上學》一文的緣起。之前，我還發表了《當代語言哲學與形而上學的復興》、《哲學語言能夠精確化嗎?》、《對語言哲學的批判：維特根斯坦與康德》等文，都是為了弄清語言哲學研究的真實意義。1991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語言問題：一種思維模式的選擇》一文，成為我在這個時期思考語言哲學問題的代表性文章。

正是用這種對形而上學問題的思考方式，我在後來的研究工作中不斷涉獵到許多看似不同但卻在思想取向上密切相關的研究領域和問題，如知識論、道德哲學、政治哲學、科學哲學以及西方哲學史研究等，當然主要是在英美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研究中考察形而上學的意義和作用，發表了《現代英美哲學中的形而上學》、《20世紀英美實在論哲學的主要特徵及其歷史地位》、《論作為一種形而上學的知識論》、《形而上學與第一哲學》等文章，在國內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同時，也正是基於對形而上學問題的思考，我在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和中國哲學之間的比較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嘗試，試圖說明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在不同哲學傳統和文化背景中呈現出非常近似的表現形式。而哲學拓撲學正是我對西方哲學中始終作為基礎存在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最新概括和總結，當然是以分析哲學的方法和態度處理概念的形而上學問題。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我的《思想的鏡像》一書中。

如果要為我自己30年的研究工作選出幾個關鍵詞，能夠集中代表我的思想歷程中一以貫之的思想觀念的話，我覺得首先就應當是形而上學；其次應當是分析與論證，這當然是分析哲學的主要方法；再次是語言與邏輯，因為當代哲學研究的重要特徵就是面語言分析或語言批判，無論這裡的語言是指哪一種語言，而邏輯的思想方法也始終是一切哲學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最後應當是智慧本身。哲學研究必須回到自身，也就是對智慧的追求。無論是理論智慧還是實踐智慧，都充分體現出哲學研究的永恆魅力。這或許也是我能夠堅持在哲學道路上不斷探索前行的重要動力所在。

陳：可以說，您的治學生涯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西學研究是基本同步的，您親眼見證了分析哲學在國內的復興和發展歷程。作為一名親歷者和推動者，請問您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江：我們這一代人的確是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我高中畢業正好趕上了「文革」後恢復全國統一高考，由此走進了大學的校門。四年後我又順利進入研究生學習，成為現代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中的趕潮者。這些首先得益於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我們才得以了解大量西方哲學發展的最新資料，才得以與西方哲學家們開展直接的對話和交流，才得以直接參与國際哲學界的學術活動。我的確是西方哲學在當代中國發展的直接參与者和見證人。

應當說，在改革開放之初，隨著現代西方哲學思想大量湧入中國，以實證主義為主要特徵的科學哲學和語言哲學，曾一時在中國的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成為人們用於質疑和拒斥以往奉為一貫正確的真理學說的重要思想武器。無論是維也納學派的可證實性原則還是卡爾·波普爾的證偽理論，都成為當時的新潮觀點。隨著科學哲學中的歷史主義觀點被引進至中國哲學界，分析哲學中的邏輯論證方法逐漸被文化研究和社會—歷史分析所取代，而當代歐洲大陸哲學中的存在主義、現象學、詮釋學(或「解釋學」)思潮在中國大陸的廣泛傳播，也使得分析哲學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們(主要是一般公眾)的冷落。但分析哲學研究在中國哲學界並沒有停止和消沉，相反，研究者們更加關注對重要分析哲學家的思想研究，關注分析哲學在當代西方的最新研究進展，關注分析方法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1997年陳波教授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分析哲學的價值》，2000年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分析哲學在中國》，這些文章集中討論了分析哲學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意義。2001年，陳波教授主編的《分析哲學——回顧與反省》一書可謂是對當時國內分析哲學研究的一個階段性總結。書中不僅包括了西方哲學家論分析哲學的經典論述，而且收入了不同歷史階段的中國哲學家們對分析哲學的理解和推進。應當說，這本書還是對中國分析哲學的未來發展提出了新的路徑和方向。

在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分析哲學研究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比較研究得到了更為廣泛的重視。比如，國內哲學界分別召開了三次「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專題研討會，並出版了相關的論文集，中國哲學研究者和分析哲學研究者共同對分析方法在中國哲學研究中的應用提出了許多很有建設性的意見和觀點。這些都為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當然，更有意義的是，2005年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成立了分析哲學專業委員會，這使得中國的分析哲學研究有了專門的學術組織，分析哲學研究者們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共同體。分析哲學專業委員會從2005年成立起，每年組織一次全國性的分析哲學研討會，截至2012年共舉行八屆大會，參會人數從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140 多人，在國內哲學界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在分析哲學專業委員會的組織下，我們還連續出版了四本《中國分析哲學》集刊，並組織了旨在提攜分析哲學研究青年人才的「洪謙分析哲學優秀論文獎」，該獎項已組織了三屆，這些在國內哲學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直接推動了國內的分析哲學研究。

不僅如此，國內的分析哲學研究始終注意與國際哲學界的交流和合作。中英暑期學院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建立暑期學院最初的設想就是要在中國哲學界大力提倡分析哲學研究方法，以最為經濟的形式高效率地普及分析哲學運動所產生的重要哲學思想，讓國內的哲學家和青年學生不出國門就可以與當今西方最為重要的和有影響力的哲學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應當說，這種辦學形式帶來的效果是非常驚人的，20多年來暑期學院培養了近千名在西方哲學研究中取得明顯成績的國內哲學工作者，有的已經在國內哲學界乃至在國際哲學界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此外，我們還注意參與國際哲學界的學術交流活動，從參加多次世界哲學大會以及各類分析哲學國際學術會議，到我們自己多次組織國際分析哲學會議，其中分析哲學專業委員會組織的國內分析哲學研討會也經常有國外學者(有的還是著名學者)參加，也以此名義組織過分析哲學國際會議，並在國際著名分析哲學雜誌《綜合》上組織「中國分析哲學」專欄等，這些都充分顯示了中國的分析哲學研究已經進入了國際哲學研究的行列，來自中國哲學家的聲音開始越來越多地引起國際哲學界的關注。我覺得，目前國內的分析哲學研究正處於逐步上升的過程。

如果從羅素1919年訪問中國算起，分析哲學被引入中國並得到傳播和研究已經有了近百年的歷史。而經過近30年的研究歷程，我感覺到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西方哲學的邏輯理性傳統與中國哲學的心性文化傳統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的過程，正是西方傳統與中國傳統之間的交鋒對抗過程，也是這兩種文化傳統之間不斷適應和調整的過程。我把分析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對話就看作是這種文化衝突和適應的哲學表達方式。

陳：您曾經指出，分析哲學不僅僅是一個現代哲學思潮或流派，更是研究哲學問題的重要方法或視角。請問分析哲學中的哪些方法、視角或精神旨趣讓您非常受用，並值得向其他哲學同仁推薦?

江：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在《分析哲學在中國》一文中給出了清楚的說明。同時，我在另一篇文章《實證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中也做了類似的分析。陳波教授在《分析哲學的價值》一文中也對這個問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我認為，分析哲學為我們的哲學研究提供的主要方法仍然是邏輯論證和概念分析。這裡的邏輯論證並非只能以形式化的方法加以表達和討論，這要求的僅僅是按照符合邏輯推理的規則對所討論的問題給出清晰的說明。比如，當我們討論如何論證知識的可靠性問題時，我們需要做的是，首先弄清知識概念的內涵，然後根據對這個內涵的理解提出論證的基本條件，即知識可靠性的基本條件，再對這些條件逐一做出符合邏輯的推論，由此說明這些條件的存在根據和合理性，也就是論證了知識在邏輯上成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所謂概念分析，其實是指對某一哲學概念在其所在的哲學傳統或思想背景中所佔有地位或所發揮作用的分析，包含在我們通常所說的語境分析範圍之內。讓我們還以知識為例。我們對知識的概念分析應當包括如下內容：首先是對知識的形式特徵給出描述性說明，然後指出知識的外延性特徵，最後對知識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給出符合邏輯要求的說明，如要說明知識與信仰、知識與科學、知識與認識、知識與世界、知識與宗教等等之間的關係。在這裡，對知識的形式特徵的描述性說明，正是現代知識論討論區別於傳統認識論討論的地方，這表明了對知識的概念分析必須放到當代知識論的語境中才有可能。而對知識的外延性特徵的說明，則是分析哲學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即外在主義的基本主張。對知識的地位和作用的說明，是為了更清晰地表明知識論討論在人類認識活動中的意義。所有這些都是分析方法為當代哲學研究提供的重要資源。

當然，我對分析哲學方法感受最深的應當是澄清問題的方式。這就是對問題本身的澄清過程，而這個過程卻正是哲學的特有思考方式。如果說人類的所有思想都是關乎世界和人類自身的，那麼，哲學思考的特有方式則是關注人們談論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方式。或者說，我們以何種方式思考和談論這個世界和人類自身，也就是說，我們用于思考和談論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方式是否合理或有效，這才是哲學思考的主要內容。按照以往的說法，這其實就是「反思」的原初意義，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對思想的思想」。因此，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會議上，或者是在與人進行問題討論的時候，我都有意識地首先關注到人們提出問題的方式，並詢問問題的真實含義，然後再根據提問人所提出的問題以及提問人試圖用這個問題想要了解的答案給出自己的分析。我覺得，哲學研究的方式就應當說對問題本身給出說明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消除問題的方式。消除問題本身也對問題的一種解決方式。這或許正是分析方法所能提供的重要思路。

從我為《中國分析哲學》系列集刊所寫的「卷首語」中可以看出，我對分析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理解也曾有不斷深化的過程。在2009年的文集中，我認為，分析哲學的主要任務是澄清概念的意義和分析命題的意義，主要特徵在於與現代邏輯的密切關係、以語言為主要對象、以邏輯分析為主要方法。在2010年的文集中，我提出，分析哲學本身作為西方當代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代表和傳承著西方哲學的基本思維方式，即求物致知、問學獲理。分析哲學的方法主要表現在用論證的方式處理各種哲學爭端，以思想表達的清晰性作為理解哲學思想的重要標準，提倡思想的對話和交鋒。在2011年的文集中，我進一步指出，分析哲學追求的目標是建立一種能夠按照客觀有效的方式討論思想的哲學，而這種方式顯然是以自然科學為模本的。由於德國古典哲學是對古希臘以來西方哲學傳統的反叛，因而反叛德國古典哲學的分析哲學應當被看作是對西方哲學傳統的真正回歸。在2012年的文集中，我又更加明確了，分析哲學應當被看作一種哲學研究的科學精神，一種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思想及其表達的途徑，同時，它也是一種處理哲學問題的態度，一種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哲學作用的態度。近兩年來，我對分析哲學的性質和作用有了新的理解。我把分析哲學表達的理性精神看作是一種哲學上的民主態度，而把分析哲學所要達到的目標看作是哲學上的一種理想狀態。

陳：我們知道，您是國內知名的維特根斯坦專家，您的博士論文和第一部個人學術專著都是關於維特根斯坦的。能否向我們介紹維特根斯坦研究的國際前沿和熱點?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研究前景或未來傾勢將會是什麼樣的?

江：我在2014年6月去德國參加了由勃蘭登堡科學院愛因斯坦論壇、國際維特根斯坦學會和海德堡文化學院聯合舉辦的「維特根斯坦與人類學」研討會，我在會上做了關於中國的維特根斯坦研究情況介紹的特別講座。從會議上的主題發言中可以看出，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家關注維特根斯坦的思想對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普遍影響。比如，從思想方法和表現技術上分析維特根斯坦與現代音樂創作之間的關係，強調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與人類學對身體性的關注，討論社會禮儀和神秘之物之間的家族相似，突出語言遊戲的實踐特徵，以及注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社會科學意義等。從在奧地利的南部小城基爾希堡(Kirchberg am Wechsel)每年舉行的維特根斯坦國際研討會主題中，我們也大致可以看出國際研究的基本動向，雖然每年的研討會主題都有所不同。例如，2014年的第 37屆會議主題是「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方法與觀點」，有6個分會場，內容包括「維特根斯坦」、「客觀性模型和目前對理性權威的挑戰」、「事實與價值」、「直覺主義及其不滿」、「具身與嵌入：自然化的和社會化的心靈」、「元哲學：各種各樣的哲學探究」等。2013年的第36屆會議的主題是「心靈、語言與行動」，有6個分會場，分別是「維特根斯坦」、「生成論與延展的心靈」(enactivism and extended mind)、「記憶」、「語言習得」、「意圖性心理內容(與感受質)」、「能動作用的形式」。2012年的第35屆會議的主題是「倫理學—社會—政治」，其中有7個分會場，包括「維特根斯坦」、「生活—治療—死亡」、「正義—社會—經濟」、「權力—倫理學—政治」、「人性—自然—技術」、「倫理概念的歷史與理論」、「科學研究及其機構的倫理方面」等。應當說，基爾希堡的研討會是每年國際性的維特根斯坦專題研究盛會，每次會議都能邀請到近40名國際著名的維特根斯坦專家做主題發言，參加會議的人數也基本上在幾百人之多。雖然每次會議的主題各不相同，但都會圍繞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而展開討論，并力圖以維特根斯坦的方式去說明當代哲學中面臨的各種問題。這或許也是維特根斯坦研究在當代哲學中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儘管在國際上被稱作或自稱為維特根斯坦學者的人數眾多，每年在世界各地舉辦的以維特根斯坦為主題的各類會議也是五花八門，但很少有學者把自己稱為「維特根斯坦主義者」，或者說，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維特根斯坦主義。幾乎所有的維特根斯坦學者都是在使用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方法討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或者對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提出各種質疑和批評，而不是堅持維特根斯坦哲學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在這種意義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成為當代哲學家們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觀點的重要思想資源，這也是維特根斯坦研究在當代哲學中經久不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至於維特根斯坦哲學的研究前景或未來趨勢，雖然不同的哲學家都會從各自的視角提出對維特根斯坦哲學的不同理解，但有一點似乎是比較明顯的，這就是，哲學家們都會努力從維特根斯坦的遺留文字中發現他的思想軌跡，同時，希望能夠把維特根斯坦的思想與當代哲學的最近發展聯繫起來加以考察，或者是認為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密切聯繫，或者是認為兩者之間完全無關。這兩種傾向也代表了維特根斯坦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向。

陳：有人認為，從當代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或物理主義)與反自然主義之爭，乃是源遠流長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之爭在當代分析哲學中的「折射」。請問，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江：我不了解這個觀點的出處。但如果真有這樣的觀點，我認為這是對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不甚了解的結果。其實，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並非我們通常理解的科學主義，而反自然主義也並非人文主義。根據自然主義的理解，我們對知識的確定和對真理的追求，都是按照事物向我們呈現出的本來面目，而不是按照我們通過理性方式構建出來的模式。自然主義通常又被看作具有兩種不同形態，一種是作為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也就是在本體論意義上的自然主義，還有一種是作為方法論的自然主義。在當代分析哲學中，自然主義主要是被用在方法論意義上，在這種意義上，一切科學研究都不需要藉助於任何超自然的方式或用超自然的原因對自然現象加以解釋，因而一切自然現象都可以用自然的方式加以說明，比如觀察證據或實驗手段等。而本體論意義上的或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則更強調一切科學研究的對象都只能是用科學的方式把握的對象，並不存在任何非物質的或意向性的對象。雖然在倫理學中這種自然主義受到了嚴重挑戰，但在科學哲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認知科學等分析哲學的主要研究領域，自然主義傾向始終是佔主導地位的。雖然分析哲學的發展歷程與科學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但這並不說明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就是科學主義，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存在一種人文科學的自然主義，即試圖用自然科學的方式去說明人文現象，而不是求助於超自然的或非物質的精神本身。換句話說，人文科學也是可以具有自然主義傾向的。同時，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也並不衝突，因為它們完全是在不同意義上使用的概念。前者是本體論或方法論上，而後者則是在歷史觀上或是對歷史的描述。事實上，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也可以被看作一種人文主義，或提倡的是一種人文精神。關於這一點，陳啟偉先生就曾表達得非常清楚。他在一次訪談中就明確指出，如果說分析哲學提倡的是一種科學精神的話，這種精神一定應當也是人文精神。所以，在分析哲學中的自然主義中並不存在與人文主義的對立，當然也就不會有自然主義與反自然主義之間的對立比附為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對立了。

陳：我們知道，您在關注前沿研究之外，還特別重視對分析哲學史的研究。您的兩卷本專著《現代英美分析哲學》即帶有很強的史論性質。您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也與此相關(比如最近發表在《世界哲學》2014年第3期上的《當代西方分析哲學史研究現狀分析》)。有人認為，這種「史」的研究是對當前分析哲學重前沿輕歷史做法的一種「矯正」，對於了解分析哲學的發展脈絡以及回答「什麼是分析哲學?」這一問題都有重要意義。對於分析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學術意義，我們想聽聽您的看法。

江：的確，對分析哲學史的研究目前已經是分析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當然也是當代英美哲學家們討論的熱門話題之一。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牛津分析哲學史手冊》所表明的，為該手冊撰文的都是當今分析哲學研究中重要的有影響的哲學家，他們把自己的研究視野轉向分析哲學自身的歷史，就是要表明當代分析哲學的研究應當是這個歷史的延續，而且，分析哲學的產生並非是對傳統近代哲學的完全斷裂，從問題層次上則是對傳統哲學的深化和重建。我曾在《中國分析哲學》集刊的卷首語上多次表達了這個思想，說明了分析哲學與傳統哲學之間的密切關係。我認為，分析哲學對自身歷史的關注其實也應當屬於對哲學性質的重新解釋。當分析哲學家們把自己的哲學發展看做是以分析、論證等為基本特徵的時候，他們事實上就已經把某種特殊的哲學研究方法理解為哲學的根本任務。無論不同哲學家對這個任務的理解存在什麼差別，他們似乎都毫不懷疑哲學研究就是要按照分析的方法進行。這的確可以解釋分析哲學這個名稱的基本涵義。比尼認為，分析的方法為分析傳統提供了基礎，從弗雷格和羅素的邏輯主義開始，它們在具體綱領中的應用，提供了在它們相互聯繫和共同形成分析傳統的過程中逐漸積累起來的分析、方法、論證、概念、信條、轉變、立場、文本、主題和理論。當然，這些分析和方法等等沒有一個單獨就能夠定義這種分析傳統。但一種有哲學洞察力的、有歷史敏感性的解釋，能夠使潛在的互相關聯性顯現出來，這就是基於方法的概念的因果聯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許多互相支持的方法，例如比較各種分析、使得方法語境化、重建論證、明晰概念、認識早期哲學中的理論預見、解釋在爭論中所發生的轉變、在考察批評者和解釋者的反應中改進立場、探索文本之間的互引、指出隱含的主題、綜合各種理論等等。正是這些方法構成了當今分析哲學在對其自身歷史研究中的主要工作內容。從這種意義上說，分析哲學家對自身歷史的關注就不僅僅具有「糾偏矯正」的性質，應當說，這是對分析哲學歷史的重新定位，也是對分析哲學性質的重新定位。

不僅如此，對分析哲學家們重新討論其自身歷史的關注，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他們重新認識分析哲學運動的歷史，更是對分析哲學與西方傳統哲學關係的重新認識。我在不少地方都表達過這個觀點，特別是在最近的幾篇文章中(包括你提到的文章)，分析哲學的產生不是西方哲學對其自身歷史的完全否定，而是以一種與西方傳統不同的方式處理傳統哲學的問題。而且，隨著對問題討論的深入，分析哲學家們提出的理論觀點越來越表現出與傳統哲學的密切聯繫。這不僅反映在西方哲學家們關注的問題熱點上，比如對近代或古代以來的哲學家思想的重新研究，特別是對德國古典哲學家思想的重新研究，而且反映在當代哲學的創新基本上都來自於對哲學傳統的重新認識，比如麥金泰爾的德性倫理學來自於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布蘭頓的規範語義學來自於康德和黑格爾，霍耐特的承認政治學來自於黑格爾等等。這實際上表明，西方哲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雖然不斷發生革命性變化，但這些變化最終都被證明不過是以某種新的方式重複著傳統中的問題。而且，西方哲學已然形成的思想傳統從來沒有被完全放棄或斷裂，相反，每次貌似的革命所帶來的結果卻是對傳統的鞏固和推進。這就是我現在對哲學史(當然也包括分析哲學史)的基本觀點。

陳：談起分析哲學史，它與科學哲學的緣起密不可分，因為科學哲學的早期流派——邏輯實證主義正是發源於分析哲學。但是，對於分析哲學是如何使科學哲學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以及分析哲學在當今日益成熟和日益多元化的科學哲學中扮演著一種什麼樣的角色，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對於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的親緣與互動，我們想聽聽您的見解。

江：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要回答它就會涉及整個分析哲學的歷史發展以及科學哲學的發展歷程。簡單地說，從起源上看，分析哲學在現代的產生最初就是以科學哲學的面貌出現的，或者說，早期分析哲學就是科學哲學。但這裡需要對「分析哲學」和「科學哲學」這兩個概念做一些必要的澄清。根據通常的學術定義，「分析哲學」主要是指發生在20世紀英語國家的哲學運動，當然最初也出現在德奧國家中。而「科學哲學」則主要是指以科學理論及其發展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門哲學研究領域。顯然，這兩個概念並不屬於同一層次的範疇，一個是哲學流派，一個是哲學領域。不同的哲學流派可以在同一個哲學領域中展開研究，而相同的哲學領域中也可以存在不同的哲學流派。可以說，正是由於早期分哲學家們對科學理論(包括科學發展規律、科學理性形成、科學與想像等等問題)以及科學史的研究，才使得科學哲學逐漸形成為一門獨立的哲學研究領域。歷史地看，早期的分析哲學家們對科學觀察與科學術語之間的關係給予了充分的關注，力圖通過對科學陳述的意義分析解釋科學觀察結果的真實意義，由此確立科學真理的邏輯基礎。維也納學派的哲學被看做科學哲學中的邏輯主義的重要代表，這種哲學的主要特點就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到了語言表達式上，試圖用邏輯分析的方法處理科學陳述的意義。直到20世紀40年代，哲學家們對邏輯的關注以及物理主義方法論在科學哲學研究中仍然佔據主導地位。雖然50年代之後的科學哲學發展走向了一種歷史主義道路，但科學哲學家們討論問題的方法和基本思路依然是以分析為見長，以論證為特徵的。庫恩通過對科學史上科學家們關於物理現象描述的分析，給出了關於科學理論形成的社會—歷史說明。拉卡托斯根據科學革命的基本結構論證了科學研究方法論的基本綱領，而費耶阿本德則完全通過分析的方法徹底消解了科學理論中所承載的真理因素。所有這些都明顯地表徵出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分析哲學特徵。21世紀的科學哲學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語境主義似乎成為哲學家們在討論科學理論形成和實驗觀察之關係時共同持有的基本立場，而科學—技術—社會的研究範式(STS)則把更為廣泛的社會因素包含在確定科學技術發展過程的考慮之中。這種語境主義立場和STS研究都是以「語言轉向」後的語義研究為基礎的，儘管這些是以「語義下行」為主要方式的。無論是「語義上行」還是「語義下行」，它們都表明了一種以語義分析為特徵的哲學研究方式。最近的科學哲學研究又有了新的變化，更加強調經驗觀察重要性的實驗哲學和行動哲學成為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中的熱點。但這些哲學的真正特徵並不在於實驗和行動本身，而是在於人們對是實驗和行動的理論論證過程。雖然一切實驗哲學都要依賴於科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在這些成果基礎上形成的實驗哲學卻主要是由理論論證以及大量具有思辨性質的邏輯想像構成的。行動哲學固然也是基於經驗的，但作為一種哲學研究的分支領域，它更側重於對行為活動的理性解釋，特別是對行動者的理性能力的說明。這些都表明了概念分析和邏輯論證的基礎性作用。因此，歷史地看，分析哲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在科學哲學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

不僅如此。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不僅體現在歷史的起源和相互影響的發展進程中，而且體現在兩者共同具有的思想特徵，這就是實證主義的思想傳統。作為第三代實證主義思想的主要代表，邏輯實證主義強調的是以何種方式能夠表明被看做具有真理性質的表達式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完全符合早期實證主義者孔德和斯賓塞等人提倡的實證哲學原則，即哲學研究的目的不是發現真理，而是為被認為是真理和科學的命題給出可以得到證實的方法。所以，幾乎所有的實證主義哲學家都沒有自負地宣稱自己是在追求真理，而是表明自己的立場在於澄清命題的意義。如果存在可以和值得追求的真理，那也一定是符合邏輯必然性要求的命題意義。邏輯實證主義哲學不僅代表了實證主義的基本精神，而且直接表達了科學哲學的基本立場。這就是要求，科學哲學研究的目的不是為科學研究本身提供某種或某些統一的更加權威的標準或規則，而是為澄清和更好地理解科學理論中的命題陳述與經驗觀察之間的關係及其意義。或者說，科學哲學研究是為科學命題意義的澄清提供一個更為寬闊的平台。由此可見，正是實證主義的思想傳統為科學哲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前提，而這也是分析哲學與科學哲學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我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科學哲學在當今發生了多少變化，科學哲學研究的模式具有何種多元化的格局，科學哲學都仍然沿著實證主義的精神發展。陳：對於歐陸現象學—解釋學和英美分析哲學在傳統上的隔閡，人們逐漸意識到溝通的可能和必要，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在這兩大傳統之間展開「對話」，但總體上離「合流」相差甚遠。您作為一名分析哲學研究者，從來沒有忽視歐陸哲學研究，相反主動參與到這兩種哲學傳統的比較研究中來。比如，您主編的《走向新世界的西方哲學》中的「海德格尓」和「列維納斯」兩章恰恰出自您的筆下。此外，您還翻譯了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的《解讀歐陸哲學》。請問，您認為歐陸哲學在哪些方面可以給英美分析哲學的研究帶來助益?同時是否主張歐陸哲學的專業人士不妨也讀讀分析哲學?

江：是的。事實上，我對分析哲學的研究始終是站在比較歐洲大陸哲學的立場上。你還記得，我的博士論文《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論》就是試圖從比較兩種不同哲學傳統的角度去分析維特根斯坦哲學的思想背景，據此出版的我的第一部著作《維特根斯坦：一種後哲學文化》更是明確地把維特根斯坦哲學看做溝通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的橋樑。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從比較的角度分析了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之間溝通對話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等。後來，我就解釋與理解、意義與真理，以及形而上學等問題分別發表多篇文章，詳細討論了這兩種哲學傳統在這些問題上進行的對話和交流，並指出了當代哲學發展的趨向正是兩種傳統之間的合流。雖然經過多年的閱讀學習，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對話交流的困難和合流的多樣性，但我依然相信，來自分析傳統和歐洲大陸哲學傳統(特別是現象學傳統)的哲學家們都把問題研究作為可以共同開展討論的核心，而不再拘泥於自己所在哲學傳統。例如，他們都對傳統形而上學問題給予了強烈關注，對當代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問題也開展了廣泛的討論。特別是，實踐哲學和應用哲學成為當代哲學家們共同關心的研究領域，這也是當代哲學承擔的時代使命。例如，在去年舉辦的第23屆世界哲學大會上，圍繞實踐哲學和應用哲學的主題會議就多達上百場，參加報告和討論的學者來自世界各國，特別是來自英美國家和歐洲大陸的哲學家們對當代社會、政治、科學以及人類生活方式的變化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哲學家們在這些討論中雖然能夠看出各自不同的哲學立場和哲學傳統的影響，但共同的問題關注使得他們的觀點之間的交流和交鋒具有了更強烈的現實意義。在這種意義上，對共同問題的關注也使得他們超出了各自的哲學傳統。

當然，英美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之間的對話和交流更多地表現在兩者之間的相互借鑒和取長補短。如果說在20世紀這兩種哲學傳統之間存在著深厚的矛盾和衝突(這種矛盾和衝突的產生，曾有學者認為主要來自英美分析哲學，因為「歐洲大陸哲學」這個名稱就是由分析哲學家們最初使用的，而早期分析哲學的非歷史特徵也使得分析哲學家變成了對西方哲學傳統的革命者)，那麼21世紀的西方哲學則開始表現出這兩種傳統之間的相互承認和借鑒。應當說，自從20世紀西方哲學發生了「語言轉向」之後，對語言的關注和對意義問題的討論不僅限於英美分析哲學，也出現在歐洲大陸哲學的不同思潮中。例如，胡塞爾現象學的開端就是對語言邏輯的充分關注，並且與弗雷格一道開始對語言意義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後來的海德格爾更是把語言問題作為自己哲學研究的核心。歐洲大陸哲學中幾乎沒有人會否認「語言轉向」對哲學研究的重要作用，雖然他們對語言問題的理解與英美分析哲學家有很大的不同。根據最新的研究，語言分析的方法已經被歐洲大陸哲學家們普遍地使用在自己的問題研究之中，他們用分析方法研究西方傳統哲學家和當代歐洲大陸哲學思想的成果被普遍看做是最有成效的。不僅如此，分析方法目前已經在歐洲大陸各國哲學研究中被看做是普遍適用的方法，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法國，特別是在北歐國家，分析方法都被用作主要的哲學研究方法。這種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對概念意義的澄清，對邏輯論證的強調，以及對思想發展邏輯的特別關注。此外，歐洲大陸哲學家們對英美哲學家們的思想也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許多英美哲學家受到了歐洲大陸各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青睞，被多次邀請到歐洲大陸開展學術交流，一些哲學家的思想也得到了歐洲大陸哲學的全面研究，比如，塞爾(John Searle)、戴維森、布蘭頓(Robert Brandon)等人的著作被歐洲大陸哲學家們反覆討論。同樣，歐洲大陸哲學家的思想和著作也在英美各國得到了普遍重視，特別有趣的是，目前海德格爾、德里達、胡塞爾的研究中心主要是在英語國家，這也說明這些哲學家的思想並非為歐洲大陸所獨有。我們知道，事實上，類似德里達、哈貝馬斯以及霍耐特等人的思想正是在英語國家中開始引起哲學界的普遍重視，併產生世界性的影響。雖然這其中有英語語言作為國際性交往語言的特殊作用，但也反映出英語世界對各種不同哲學傳統和思想的最大包容和接受。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分析哲學的最新發展表現出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它的寬容性(charity)。這也是分析哲學對待歐洲大陸哲學從早期的極端主義態度到當今的寬容主義態度的重要轉變。

陳：您不僅關心中國哲學如何走向世界，更關注分析哲學如何在中國落地生根。眾所周知，您數十年如一日，為營造一個「分析哲學在中國」的學術共同體、為分析哲學界的「中國聲音」可謂嘔心瀝血，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您在中國現代外國哲學學會下面發起成立分析哲學專業委員會並擔任會長多年，您連續多年擔任「中英澳(中英美)暑期學院」中方主席，您主動承擔「中國分析哲學學術年會」的大量會務組織工作，您編輯出版《中國分析哲學》集刊、設立旨在提攜年輕學人的「洪謙獎學金」、發起成立「中國維特根斯坦研究會」……很多人都被您身上散發出的那種對繁榮中國分析哲學、提攜哲學新人的滿腔熱血和無私精神所感動。請問您為中國的分析哲學事業的精神動力來自哪裡?

江：過獎啦!我並沒有認為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其實所有的工作都是在哲學界的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如果沒有北京大學哲學系各位同仁的支持以及國內分析哲學界的各位先生們的鼎力協助，分析哲學專業委員會也不可能成立，洪謙獎也不可能設立，分析哲學年會也不可能順利召開，《中國分析哲學》集刊也不可能出版。這些工作和成績都不能算在我個人身上，應當是國內哲學界共同努力的結果。我唯一能夠做的是要感謝大家對中國分析哲學研究事業的支持和幫助。如果問我投身於哲學研究事業的動力來自哪裡，我想最為重要的是來自我的老師們，來自我的本科生導師駱天銀教授、碩士生導師車銘洲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塗紀亮教授，以及無數學術界的前輩們，是他們對哲學事業的熱情和對真理的追求感染和鼓勵了我在哲學研究的道路上不斷前進，是他們的謙遜品格和忘我精神指引我在學術研究中高調做事、低調做人。我相信，哲學研究事業雖然主要來自個人的不懈努力，但哲學共同體的建立則是保障這個事業不斷發展的基礎所在。我為這個共同體的建立所付出的一切，也是我對前輩所開展的哲學研究事業的繼續和發展，我個人不過是這個事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我希望有更多年輕的學者能夠繼續推進這個事業的更大發展。

陳：我們知道，您一向以對學生嚴格要求、一絲不苟著稱。請問您對提高我國哲學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分析哲學素養、培養重分析重論證的治學方法有什麼建議?我們在課程設置、培養目標、教學內容和方法上還有哪些需要改進之處?

江：學生培養的確一直是我十分關注的方面。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指導過博士生，並給研究生和博士生開設了分析哲學課程，包括分析哲學家的原著選讀等課程，併到國內一些高校講授分析哲學。到北京師範大學工作後，我堅持每年給本科生開設西方哲學史課程，用分析哲學的方法解讀哲學史上重要哲學家的思想，給研究生開設分析哲學專題研究課程，帶領學生閱讀分析哲學經典文獻，給研究生還開設西方哲學專題研究課程，試圖以哲學分析的方式引導學生重新理解哲學史上的重要思想。此外，我還出版了《分析哲學教程》一書，旨在為國內學生提供一個較為全面了解分析哲學發展歷史的材料。當然，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來自我在西方國家大學所接受的專業訓練，我把西方大學中的學生培養方式和課程設置等內容直接引入我的課堂教學，比如訓練學生直接閱讀哲學家原著，包括英文著作，要求學生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課程論文，組織學生的課後討論，以及用電子郵件、QQ群等現代通訊形式與學生建立直接聯繫。學生們普遍反映，這些形式的教學使他們獲益匪淺。我始終相信，哲學研究是一項需要相互對話和理解的事業，而哲學訓練則是對這種對話和理解能力的培養。如果哲學研究不滿足於哲學家的沉思冥想，更要把自己的思考結果公佈於眾，那麼，哲學訓練就是要幫助思想者了解如何能夠使得自己的思想結果更好地得到表達，進而能夠得到更好的理解。在這種意義上，對學生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要學習如何按照嚴格的學術規範要求完成思想的表達，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十分強調學生課程論文寫作的主要原因。文字表達的清晰，包括了概念的清楚界定，論證的邏輯推理，材料的充分運用，觀點的有力捍衛或反駁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學生(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都應當接受的基本訓練。要學習掌握查閱最新研究資料的能力，掌握從現有的資料中發現問題的能力，掌握從已有的觀點論證中發現邏輯錯誤或推出更新觀點的能力。這些能力的培養，需要指導學生大量閱讀現有的專題文獻。我們的學生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是閱讀量的匱乏，對已有資料的掌握非常有限，也不會從現有觀點中尋找問題所在。我們的學生更滿足於接受一切現有的觀點，把這些觀點作為正確無誤的真理加以接受，而我們現有的填鴨式的教學方式也培養了學生的這種虔誠式的接受。

要改變這些，我們就必須首先改變現有的教學理念，不再把教學活動看做是知識的簡單灌輸，而是在於訓練學生掌握和運用知識的能力，在於培養學生獲取更多知識的能力。這就需要教師運用大量的資料幫助學生學會對資料的分析和對觀點的論證，學會舉一反三地得到更多有效的知識和得到有力論證的觀點。這些就是我們改變現有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的基本方向。遵循這個基本方向，我們的確需要對教學中的課程設置、培養方案、教學方式以及手段等加以調整。例如，在課程設置上，除了基本的導論性課程之外，大量的專業課程設置應當以研討課為主，課程內容主要是原著選讀和專題研究，特別是對研究生的課程要求，課堂教學以學生為主，教師輔導學生閱讀理解，幫助學生掌握基本觀點和分析方法。在培養方案上，本科生側重於培養對學科基本知識的了解和初步的分析能力，對高年級學生可以提出研究性課題，為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做好準備；研究生側重於培養對本學科中主要問題的分析能力，要求學生能夠獨立地對某個具體問題給出自己的論證和觀點。在教學方式和手段上，教師應當更多地採用引導和啟發式的教學，在給出問題討論的基本框架下鼓勵學生更多地參與討論，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並幫助他們梳理自己的觀點陳述。當然，必要的現代教學手段或許能夠更好地幫助學生直觀感性地理解所要討論的問題涉及的內容及其相關材料，並為他們更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提供必要的幫助。我相信，這些改變不僅是分析哲學的研究方式所要求的，更是哲學研究和哲學教學的根本目的所要求的。

陳：好的，江老師，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們的訪談!

（由於字數限制略有刪減，點擊左下角鏈接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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