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三十三年夢》：在京都看到各階段的自己

朱天心《三十三年夢》北京沙龍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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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心《三十三年夢》：在京都看到各階段的自己

文 | 白宇潔

（財新實習記者）

「我記得2010年在北京有一場對談，我講完就被阿城笑，他說今天是怎麼樣，在講哺乳文學嗎？」台灣作家朱天心站在台上笑道。

8月30日傍晚，她在北京舉辦新書《三十三年夢》沙龍。一同出席者還有作家阿城、梁文道、唐諾、李銳、蔣韻， 分享了他們對八十年代的回憶。

把非說不可的話寫進散文

《三十三年夢》是一本散文集，講述了朱天心三十餘年間多次遊歷日本京都的經歷與感悟。「回憶」是這本新書的關鍵詞。

雖然已出版過多部小說，但朱天心覺得自己的長篇寫作一直不順利。「我太容易把自己的意見加諸在書中的人物上頭。我不知道讀者看不看得出來，可是我自己非常知道那是一個初學者、初寫的人才會犯的錯誤。」

把自己「非說不可的話」寫進散文，能讓朱天心「輕裝簡便」地面對長篇。這是她寫作《三十三年夢》的一個原因。

京都對朱天心而言意義特別，之前的作品《古都》就是借京都來對照台灣。自大學時代隨老師胡蘭成第一次到訪，到後來頻繁往返，京都為她留下許多記憶。「從結婚，到我帶著嬰兒車裡的孩子，到我那時候盛年時候的父母親，到我當時候的好朋友，同行者，我每次走在京都的地方几乎彷彿是看得到自己各個階段的年紀。」

2013年初，《聶隱娘》劇組在京都取景。由於她的孩子謝海盟在劇組工作，朱天心前去探班。那時他們已三年沒有往來。「我心存僥倖覺得在充滿回憶的地方見，可能應該會理我吧，但是他依然不理我，還是冷戰中。」返回台北後，她決定把那些珍貴的記憶寫下來，即使謝海盟不覺得這些記憶有多重要。

作家 唐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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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諾是朱天心的丈夫，兩人曾多次同游京都。在他看來，京都帶給他不同的思維和參考，與「慢慢限於標準答案」的台灣有所不同。「京都大飯店曾經蓋了一個超過20層的建築，那是我們第一次看到京都的集體憤怒，所有的神社和佛寺聯合起來抵抗這件事情。」那時他們正在京都，看到幾乎每個寺廟都掛著招牌，上面寫著，不歡迎住在京都大飯店的人。

這讓唐諾發現，在京都能找到另一種自由，另一種選擇，「並不一定樹要砍掉，並不一定路要拓寬，並不一定老房子要拆」。這種體驗對他而言彌足珍貴，「這證明有其他地方的人可以做這樣的選擇，選擇得理直氣壯，而且還可能得到一個更好的結果。」

蔣韻發現朱天心書中的三十三年其實是在寫京都和台北兩個城市：京都是一種自由的出逃，台北則是人生的戰場。「我想如果我借王德威先生的話說，京都是詩，台灣是小說。」

兩岸三地的80年代

關於上世紀80年代，兩岸三地的嘉賓有著不同的記憶。

台灣在80年代經歷了本土化浪潮，朱天心回憶，「像我這種身份，父輩是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去台灣的『外省人』，我們被叫做『外省人第二代』，在本土化期間，也會很被當作一個鏢靶，或者是替罪羊。」她說，現在仍有台灣媒體會就她的「政治忠誠度」提問。

朱天心感受到當時被「本土化」裹挾的文學環境。大家不再談文學的好壞，而是在談文學是否符合當時的政治正確。「在當時要參加文學獎，要得獎，你可能就要寫農村，寫貧苦大眾，寫礦工，不論寫得好壞，才有機會得獎。」

那時二十多歲的她不願像同輩那樣為了得獎而潦草寫作，如何面對政治正確是始終困擾著她的問題。在父親朱西寧的鼓勵下，她還是堅持了自己的寫作方向，「還是得秉持著一個在創作上的認真和勇氣。」

作家 朱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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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李銳記憶深刻的是80年代大陸的文學現象。當時「文革」剛結束，「怎麼往前走？你認為什麼是更好的、更正確的？回答這個問題成為我們當時八十年代文學藝術創作的一個基本點。」

以阿城等作家為代表的「尋根文學」熱潮在那時湧現。在理論定義里，「尋根文學」以挖掘傳統意識和民族文化心理為特點。但李銳認為，在當時，它更大的意義在於擺脫了政治枷鎖，找到了獨立的文學人格。在他看來，80年代是深刻影響中國當代史的年代，它為文學寫作者確立了一個立場：既不要當商品的奴隸，也不要當權力的奴隸。

梁文道則於80年代經歷了香港文學的一場小爭論。陳映真站在羅湖邊境北望神州的消息，曾引起香港文壇對缺乏鄉土積澱的反思。「陳映真也批評香港，覺得香港不夠厚重，只是一個虛浮的城市。於是，我們就回到一個現代文學裡面最經典的對立，城市VS農村。」

在梁文道的記憶里，西西、也斯等香港作家都就此提出了見解。「他們的答案不太一樣，但給出的傾向是一致的：香港原來不需要鄉土，這個城市就是我們的原鄉。」那是香港文學第一次大規模的集體自覺。人們認清，香港人說的語言，香港的城市空間景象就是文學展開的背景和書寫主題。

「如果人家覺得你膚淺，那就讓它膚淺吧。」梁文道說。

這個時代面臨的絕境是無聊

對應文學氣氛濃郁的80年代，朱天心說，當下文學已不再是人們生存的基本事實。文學像處在「瓦礫時刻」，曾經被賦予的信息、慰藉、娛樂功能，都被其他東西分散。

一位年輕觀眾在互動環節說：「我並沒有經歷你們美好的時代，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們最美好的時代。」作家阿城回應道，每個時代和個人都會遇到絕境。「他們那個時候隨便寫一篇東西就有人追著跑，大家都看到這個了，但沒有看到八十年代的絕境。80年代是因為整個社會穿過了一個絕境，所以有了釋放。」

作家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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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城看來，絕境不一定是悲慘的際遇，它可能是你碰到的任何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他認為，這個時代面臨的絕境是無聊。「你怎麼能夠穿越這個絕境，你有這個能量、有這個智慧、有這個經驗嗎？沒有。」

他曾在義大利的一所大學裡和學生交流過「絕境」話題，其中有幾個學生落淚了。 他們家庭條件優越，從來沒有人告訴過他們，自己也可能會遇到絕境。

「有的時候你沒有能力體會到這個是絕境，這是最糟糕的。」阿城說。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