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兩歷奇蹟，一生求索

【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卸任之後並未停下求索之步伐，他所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也引發諸多討論。林毅夫在本文中從自己所經歷的台灣與中國大陸在經濟領域兩次奇蹟般地騰飛談起，闡釋他如何構建新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轉型過程中的成績與問題，強調自己多年來研究思路一以貫之。他提出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結構變遷過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場」來形成能夠反映要素稀缺性的價格體系以誘導企業按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形成競爭優勢，也要有「有為的政府」來解決結構變遷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一個國家只有同時用好市場和政府這兩隻手才能實現快速、包容、可持續的增長。本文為其新著《新結構經濟學（增訂版）》序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出任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這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國際上的最高職位，歷來均由發達國家的大師級經濟學家擔任。我一生中也有幸親身歷經了兩次發展奇蹟。1952年，我出生於中國台灣，當時的台灣與多數非洲國家一樣貧窮落後。1979年，我來到中國大陸。那時，台灣已經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此時的中國大陸，則依然如我出生時的台灣一樣貧窮，甚至比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還落後。等到我到世界銀行任職時，中國大陸的經濟也已經奇蹟般地實現了像台灣那樣的騰飛。

這兩次經歷讓我確信貧困並非宿命。一個國家即便深陷貧困陷阱的泥沼長達數個世紀，也能夠驟然改變命運，踏上快速發展轉型之路，在一、兩代人之間擺脫貧困，實現工業化、現代化。

《新結構經濟學（增訂版）》 林毅夫 著

世界銀行的夢想是致力於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當應邀出任其首席經濟學家之時，我深感榮幸，試圖以自身體驗所獲得的啟迪去貢獻於世行這一宏偉目標的實現。作為一名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年少時我立志要奉獻自己的所學來致力於祖國的現代化。在世行任職時，我有機會接觸到許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傑出的知識分子，讓我感動不已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樣懷著報效他們的祖國的志向。不論旅行到何處，我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工人與我從小看到的中國台灣和大陸的農民和工人一樣，都殷切地期盼經由自己的辛勤勞動讓自己和後代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種公務活動中碰到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夠為其國家帶來繁榮的良方。基本上這些國家領導人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長期執政，並且如果執政不成問題，他們也都想青史留名。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最佳方式就是為其國家和人民帶來富強繁榮康樂。然而，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幸運的國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依然深陷貧困之中。

中國原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直到十七、八世紀之後才落後於西方國家。年少時，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有其現在靚麗的發展成績，必然是因為他們擁有一部讓一個國家擺脫貧困實現繁榮的真經。只要學會了這部經，帶回來真誠地實踐，就能夠貢獻於祖國的繁榮昌盛，幫助人民過上和西方發達國家一樣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當代經濟學的聖殿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取得學位後，到耶魯大學又做了一年博士後，1987年滿懷著信心和希望回到國內來工作。

回國後我發現，中國政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推行的各項政策，基本上都違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學博士課程中學到的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基本原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義，認為有效的經濟體系必須建立在私有產權的基礎上，由市場決定價格，配置資源，政府的作用則僅限於保護產權，推行法治、維護社會秩序。當時經濟學界的共識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應該執行根據新自由主義所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以休克療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消除經濟中政府各種不當干預所形成的扭曲。當時還有一個共識，那就是漸進的、雙軌制的轉型不僅會導致資源錯誤配置，而且，還會滋生腐敗、惡化收入分配，是比計劃經濟還要糟糕的制度。中國推行的卻是這種被學界認為是最糟的轉型方式。

我是應該像眾多國內外經濟學家那樣，以現有的主流理論為依據，把轉型中出現的諸多問題都歸罪於中國政府過度干預，未能徹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還是應該放棄現有的主流理論，以開放的心態把中國政府當作是一個以實現穩定和發展為目標而面臨各種現實的約束條件的理性決策者，構建新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轉型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出現的問題？我選擇了後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通過該書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國轉型前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扭曲旨在保護那些違背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漸進、雙軌的改革一方面為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的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和補貼；另一方面，放開准入並因勢利導民營和外資企業進入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部門。這種方式能夠使得中國經濟在轉型期同時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但是因為扭曲的繼續存在而會伴隨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所以，這本書的分析建議中國應該放棄趕超戰略，改為實行比較優勢戰略，並在轉型過程中創造條件解決傳統部門中企業自生能力的問題，消除雙軌制遺留下來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

這本書也預測到，如果像華盛頓共識主張的那樣試圖通過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勢必導致先前優先發展部門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破產，引起大規模失業和社會、政治不穩定。出於對這種嚴重後果的擔憂或是為了這些產業仍然被認為是國防安全與民族自豪感所必須有的「先進產業」，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療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給予的保護補貼後，再度引入各種「隱性」的扭曲和干預以保護已經私有化了的企業。私有企業對這種隱性保護補貼尋租的積極性會比國有時高，代價會比之前高昂，腐敗和收入分配惡化的程度也會比雙軌、漸進的改革嚴重。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在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結果與《中國的奇蹟》一書的預言一致。不管採取何種轉型方式，收入分配惡化和腐敗的情形都存在，總的來講，推行休克療法的國家則更加嚴重。少數幾個在轉型期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轉型的中國、越南和寮國，以及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島國模里西斯，都採取從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最糟糕的漸進雙軌的轉型。那些遵循主流經濟學理論主張的休克療法的國家卻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如六七十年代，危機的發生卻更加頻仍。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也讓我感覺到迫切需要對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進行反思。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脫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鎖，取得政治獨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領導下開始進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建設。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論思潮建議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建立起當時發達國家所擁有的那種資本密集型的先進現代化大產業。這種思潮的邏輯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勞動生產率和發達國家達到同一水平，否則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收入水平，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被認為是任何發展中國家要達到和發達國家同一勞動力生產率水平所必須有的前提條件。

在當時，市場失靈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未能建立起這些先進的大產業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經濟學理論，也就是後來被稱為結構主義的第一版發展經濟學理論，建議政府克服市場失靈，以進口替代戰略的方式，通過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來發展這些資本密集型的大產業。推行該戰略的國家通常會出現一個短時期的投資拉動的快速增長，但之後，經濟出現停滯和危機不斷。少數幾個實現奇蹟式發展的東亞經濟體則是採取出口導向戰略，從發展傳統小規模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開始起步，根據當時的主流理論，這種戰略是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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