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槽新常態

　　2017年的795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中，520萬人投了10份以上的簡歷才找到工作。其中80萬人的簡歷，出現在50多家公司的郵箱。

　　和父輩不同，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將畢業後的工作視作穩定的開始，唯一的歸宿。求職更像是「嘗試」。調查顯示，62%的2017級應屆畢業生認定自己需要「先就業，再擇業」。六成以上90後大學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滿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會另謀高就。

　　跳與不跳都值得憂慮。知乎上，一位兩年換了5份工作的年輕人擔心地問，自身是不是存在問題。右側的關聯問題里，一位28歲的青年懷疑：「我畢業6年還沒換工作，是不是不求上進？」

　　專家預見，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社會將持續感受類似衝擊帶來的活力與陣痛。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對手下的年輕人說：「早晚會有這麼一天，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盛大集團創始人陳天橋則稱，盛大離職員工推薦的項目和人才，公司應該優先考慮。

　　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學畢業兩年的經歷，收穫了年輕人羨慕的眼光。可她的母親投來了大大的白眼，「這沒什麼好的。這麼大時，我都懷上你了。」

　　「在我的想像里，生活不應該是這樣」

　　從廣州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後，趙旭拒絕去小城市，而是留在當地一家老企業。在公司，擔任數據分析員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兩三個小時，其他時間都在淘寶、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語「要不要學點啥」，一秒後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計學不會。」還有人適時補刀，「學啥啊，我來了5年，不還是干這些事？」

　　她懷疑這份安穩的工作，「留在廣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養老，我為什麼不回家？」

　　不久，她選擇了裸辭。重新求職時，面試官提出分享上份職位的收穫，她乏善可陳。對方問她數據行業最新的動態，她張口結舌，憋不出話。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會招聘有著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個應屆生。」

　　「僥倖」擠進互聯網公司後，她發現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點，午飯時嚼著外賣探討業務問題。報到第一天，主管告訴她：「晚上7點開會。」

　　趙旭終於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機」。她一個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專業知識全記了起來。每個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覺充實，「把第一年虛度的時間全補回來！」

　　和趙旭一樣，向更大的城市流動，是不少年輕人畢業後的選擇。國家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7億，相當於中國每六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依舊是最吸引年輕人的都市，74.7%的流動人口集中匯入東部。這其中，90後所佔比例逐年上升。

　　無論是前往大城市打拚，還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輕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傾訴著各自的煩惱。有人為了北京的戶口，毅然進了機關，現在覺得朝九晚五的工作「無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媽用「買車買房」誘惑回了家鄉，如今哀嘆「夢想去哪了」。還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兩年，開始哭訴「還沒買房就先累死嘍」。

　　智聯招聘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四分之一的大學生畢業後，感覺期望值和現實落差太大，還有近兩成的人發現，自己對職場根本不夠了解。

　　距廣州106公里遠的深圳，另一個女孩將自己的這些困惑告訴父母時，母親在電話里批評她：「你為什麼這麼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應該先把問題考慮好，這麼快就換怎麼行？」

　　她覺得委屈，不親身體驗，很難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師事務所聘書時，她歡呼雀躍，覺得自己從小的律師夢終於實現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無休的工作。

　　接下來的三個月，「兩個月都在出差」，時常凌晨一點才趕回深圳。領導總是周末來電，突然通知開會。和朋友約好周五晚上看電影，臨下班前，客戶一個電話打來就要加班，她只能給朋友發一個表示歉意的紅包，說自己去不了。

　　工作了大約100天，她徹底崩潰了。一天晚上，她陪著客戶開會到凌晨3點。談判桌上，客戶和對手大吵大嚷，負責記錄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紅。她看到自己的領導拚命按著太陽穴，還時不時對客戶擠出職業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像里，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啊。」

　　她辭職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院長、國家職業指導師李家華認為，工作並沒有變得更難，年輕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質很豐富。他們的父輩會為了養家糊口忍受工作，而這代年輕人更看重感覺和興趣。他們沒有太多顧慮，有條件勇敢地辭職。」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徐曦在香港確定第一份工作時，父親從上海的家中打來電話：「好好乾，爭取穩定下來。」

　　電話里，她內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頂尖大學，她花五年時間修完了社會學本科和碩士學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權。可她的專業很難在香港找到稱心的工作。

　　為了居留權，家裡幫她找了一份豪華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時，「做和5年專業學習毫無關聯的工作」。同事進修的大多是兩年的酒店管理專業。她們能熟練地操作複雜的房務系統，用小本子記好每一個客人的需求。徐曦總是出錯，收錯了錢不敢承認，值班時要他人插手幫忙。被醉酒的顧客指著她的鼻子破口大罵。主管委婉地說：「你學東西有些慢。」

　　3個月後返校參加畢業典禮，徐曦因為晝夜顛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學好奇地問她在做什麼，她扭扭捏捏，「酒店營銷。」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顯示，在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的平均流動時長為4.4年。畢業四五年後，多數年輕人將走向安家落戶，或是選擇離開的十字路口。

　　徐曦開始衡量，自己的選擇是否值得。當年的大學好友基本回了大陸，香港本地朋友總隔層紗，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麵館吃碗面，有時因為工資低，只能點最便宜的。

　　父親在電話里和她嘆氣：「不管在香港還是回上海，我們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來吧。」

　　專家李家華髮現，和20年前不同，現在人們不再把頻繁更換工作，甚至跨越行業、城市當成丟人的事兒。這表示國內職場日趨成熟，是不用大驚小怪的「新常態」。

　　「年輕人離職率高是全世界的趨勢。美國人一生平均換7.5次工作。」李家華說，從經濟角度上講，第三產業佔主導的發達國家，工作靈活多變，跳槽機會多是發展的標誌。從個人發展角度去理解，「人們每個階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終的工作能涵蓋的了。」

　　一位和徐曦、趙旭同年畢業的女孩覺得，換工作是個無所謂的事兒，因為「工作機會到處是，不難找」。第一份工作離職時，恰巧是春節，她獨自一人去拉薩過了年。在旅店灑滿陽光的屋頂上，她拿手機發了幾個微信，投了幾份簡歷，很快就收到了「年後面談」的回復。

　　趙旭又動了換工作的念頭。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鮮勁兒過去，她開始在周末加班時，羨慕朋友圈裡的那些「陽光和大海」。領導確實充滿活力，卻也「全是套路」。「每次說一堆體己話，灌雞湯，但最後一定有句『雖然累，這個還是要完成』等著你。」

　　加班似乎沒有盡頭，她開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態化通宵，替領導草擬周一的周報，她時常邊哭邊整理文檔，在大學宿舍群「求安慰」，然後順手寫個辭職報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辭職報告刪了，抹把臉去上班，多擦點粉底，「開始新的循環。」

　　趙旭暫時沒辭職，她每天瀏覽手機里的求職軟體，打算看準機會就離開。至於新工作，「不能太閑，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適中。」

　　這是個挺難實現的目標——在中國，80後和90後佔據了加班總人數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數據報告》顯示，北京、深圳和廣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點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實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難。那就一直換，換到滿意為止。畢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趙旭說。

　　有句話，趙旭從沒和領導坦白：「工作是沒變，可我對生活的認識又變了啊。」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趙旭糾結的5個月里，同年畢業的王銳已經換了3份工作，從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兩份工作的理由簡單且一致，「他們居然敢罵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從事美食品牌營銷的創業公司，他的主管是個20多歲的女孩。主管讓他為一場線下活動準備物料。王銳不接受，「我的任務是線上運營。」主管當著幾個女同事的面斥責他，譏諷他「眼高手低」「沒擔當」。

　　王銳很惱火，「她就比我大兩歲，憑什麼？」

　　「想想曾經罵過我的臉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換了工作去天津，王銳找了一家規模不小的運動器材生產廠家。工資只有六七千元，還沒上份高，可頭銜是「營銷總監」，一個人負責品牌營銷，直接對老闆負責，這讓他很受用。剛入職時，老闆和王銳吃飯、聊天，談「宏大的商業藍圖」，王銳覺得，感覺對了。

　　可工作出了問題，老闆拍桌子、摔手機，清晨5點打電話讓他到辦公室檢討。王銳覺得雲里霧裡，「你頭一天還拿我當哥們，第二天就罵我？」

　　歷經了一次兩小時的訓斥後，王銳提出了這個疑問。老闆愣住了，一字一頓地說：「你要不挨著，要不就滾。」王銳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辭呈。

　　知道了王銳的近況，他的大學同學林沐笑個不停：「這就辭職了？單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領導罵人的問題。」

　　林沐畢業後去東北某省會的市電視台當記者，簽勞務合同好一通折騰：黨委負責人告訴他找勞務派遣公司，後者把他踢給台里的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又說「這事兒該由你們製片人解決」，製片人剛開始說即刻處理，過了幾天又說這事兒歸頻道總監管。

　　半年之後，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歸來，製片人突然笑著通知他工作調動，從時政要聞調崗去民生新聞，理由是「年輕人去每個部門都歷練一下」，林沐也覺得在理。直到有一天，關係不錯的同事告訴他，林沐抱怨時政要聞無聊，每天盯著拍領導的話傳到了製片人耳朵里，惹得製片人發了很大的火，還敲打其他記者，「不想干就別干。」

　　李家華覺得，這一代年輕人初入職場，適應不了人際關係有著必然原因。中國自古是農業社會，講究「穩定」，建國後搞計劃經濟，強調的是「服從」。老一輩人習慣了條條框框，可市場經濟養大的這批孩子，大部分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集體生活的經歷也少，「有個性，不在乎規矩。」

　　他做過一項調研，發現75%的年輕人換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處理不來人際關係」。這其中，有的可以歸咎於職場環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輕人確實不成熟，「需要學校和單位做情感引導、職業教育。」

　　不少僱主同樣頭疼。相熟的企業家和李家華抱怨，批評了新員工幾句，人家當場摔門走了，「再也沒出現過。」

　　李家華試著從年輕人的角度解釋：「過去都用科層製做企業，管得越嚴越好。現在互聯網化，你得學會平等。」企業家頗為不屑：「我花錢養的員工，都不能說兩句？」

　　離開天津那天，老闆來給王銳送行，多塞給他一個月工資，請他吃了飯，兩人聊得很開心。老闆說：「就這麼走了，不覺得可惜？」王銳覺得，曾經失去的尊重感又回來了，真好。

　　「工作要讓人收穫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

　　調到民生欄目後，林沐還是覺得，自己做的事兒「和理想中的新聞差得遠」。

　　他的主要工作變成了和社區里的大爺大媽聊天，報道內容是「供暖不夠熱」「存款打到別人卡里」這類「雞毛蒜皮」的事。今年春節前，領導給他派了任務：去超市稱量瓶裝飲料有沒有缺斤少兩。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結論：全部足斤足兩。

　　看到自己做的節目播出時，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這是啥？這不是神經病么？」

　　體制內的工作像個圍城，裡面有人想出來，外面有人想進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讀傳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這種觀念困擾。招聘季來臨，媽媽千叮嚀萬囑託：「最好能進四川電視台，或者《華西都市報》，最不濟也要去地級市的日報吧。」

　　「人家才不要我們這種二本的學生。」

　　「那就回來考公務員！」

　　兩年過去，晴子母女仍在糾纏。畢業之際，她因為喜歡極限運動，去了一家運動類的自媒體平台，平時玩蹦極、滑板，周末去城市周邊的深山裡野營，嘗試沒什麼人走過的徒步路線。玩夠了，又去一家剛開業的青年旅舍當店長。如今，她沒有全職工作，一份兼職是咖啡師，同時參加公益支教。

　　兩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來不過3000多元。可晴子列舉了一長串工作的好處:咖啡店的老闆是位和藹的美國人，總和她練口語；店裡每天只來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靜靜看本書；咖啡師可以隨意喝咖啡，新進的印度尼西亞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於大涼山區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們，「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們會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給你扎一束。」還有的孩子翻山越嶺三小時，從家裡背了顆青菜回來，讓她嘗嘗鮮。

　　「工作要讓人收穫很多東西。錢，只是最表面的東西。」晴子總結說。

　　她唯一一份做過半年的全職工作，是在青旅當店長。當時的老闆除了還沒裝修完的房子，什麼都沒有。晴子穿著工作服，踩著梯子給屋子塗鴉，和老闆租輛麵包車，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傢具。她看到別人家一把鎮宅用的桃木劍，喜歡得愛不釋手，最後花20塊錢買了回來，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願者，把青旅上線到訂房網站，旅社開始盈利。老闆高興地說：「我們可以享清福啦！」不僅要給她加薪，還願意給她一個月的假期。在老闆的設想中，以後再沒大事要做。

　　可晴子認為，當工作失去建設性時，還要繼續下去么？

　　去年，一項網路調查顯示，7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工作是為了「成就自己的事業」，另外有五成人認為「工作是用來實現夢想的」。相比之下，覺得工作是用來賺錢的人數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旅舍還可以變得更好。公共區域應該放映電影，天井鋪上草坪，擺上看書的桌椅，大堂里還要添一台乒乓球桌。可老闆不想再「折騰」了。

　　半個月後，儘管老闆再三挽留，晴子還是選擇了離開。

　　她想做「有意義」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組織當全職教師。阻力則來自於父母。他們總發信息，問「國考開始報名了，要不要幫你報」。或者告訴晴子，鄰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現在生活特別好。她通常不會回復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機突然響了，母親給她發來一篇文章，題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卻距離你越來越遠》。

　　「先在北京待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樣的選擇：絕不做不喜歡的工作。

　　剛來北京時，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線電影的渠道實習生，很快拿到offer。可臨近畢業，她卻去了從小就覺得「很酷」的媒體。可很快發現記者的工作並沒有想像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電影宣發的工作。這一次，她又覺得自己成了「文創流水線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後，她的任務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點壓縮成七八十字，編出幾條換湯不換藥的微博，再合成幾張海報，發給大V，請他們轉發。

　　「有些工作壓根沒意思，就是拿時間換錢。」王笙反思說，「如果一份工作總是只出不進，學不到新東西，那是對人的消耗。時間久了，人就廢了。」

　　這句話在她再次離職時得到了印證——她在這家公司待了9個月，道別時，領導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過，遠在山東的家人，並不清楚她的這些經歷。

　　王笙決心留在北京發展時，她的父母一連追問了好幾個「扎心」的問題：「買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對象么？」「打算啥時候回來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對話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發生：見到了某個公眾人物，單位發了獎金，看了幾場只有一線城市才有的演出。沒錢的時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幾顆菜葉，再不濟就問朋友借點錢，絕不向父母張嘴。媽媽來北京時，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乾淨，帶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證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親臨走前，留下2000元錢，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著說：「媽，你放心，我能照顧自己。」

　　後來，王笙談了個男朋友。她開始和父母開玩笑，說「過兩年就回老家結婚」。出人意料的是，母親改了口風，一本正經地說：「你這行業，還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著吧，別急著回來了。」

　　「父母對大城市的生活一無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們該給他們信心。」王笙說。

　　從合肥畢業，回到徽南縣城的小慧被帶上另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她從未試圖說服父母，卻一直被父母說服。她喜歡外語，在教輔機構當英語老師，父母說「五險一金都沒有，要為你擔心死」，逼著她辭了職。她一度買了去杭州的車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試試，母親含著眼淚說：「女孩子不要闖，總要回來結婚生孩子。再說，萬一碰到傳銷詐騙人販子怎麼辦？」臨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從父母的意願，找了一份穩定的檔案員工作，可父母依舊不滿意，「還差點意思。」

　　事實上，在企業里當了一輩子基層職工的父母，「根據自己受苦受難的經歷」，早為小慧做好了規劃——只有考上公務員，才能過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設想里，這個規劃沒有改變的餘地，其餘工作不過是複習考試時的調劑。備戰期間，小慧又在當地一家上市國企找到翻譯的工作。「都和賓士、寶馬這些大企業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別棒。」小慧對父母說，她不想考公務員了。

　　家裡的氣氛瞬間降至冰點。父親拉下了臉，母親找茬和她吵架。他們焦慮地告訴小慧，企業里勾心鬥角，文弱的女孩兒只有被欺負的份兒，「這是我們30年的教訓」。考上公務員，那才是有頭有臉的穩定工作。

　　半年後，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縣的公務員，卻發現事情和父母說的一點兒都不一樣。「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業里還多。」除了每天寫十幾份文件材料，上級領導來了，她要陪同，平時要學理論知識，寫各種政論，寫得不精彩還被罵「覺悟不夠」。組織上也明確說了，「五年內不可能升遷調動。」

　　有一天，小慧突然從朋友圈裡發現，曾經一起做翻譯的同事開始出國考察了。她們在德國吃烤腸喝啤酒，在荷蘭拍鬱金香，曬出境的護照和機票。她和她們聊天，自己都說不清當初辭職的理由。

　　她說，父母好像壓根不了解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們總和別人介紹，女兒「性格內向又猶豫」。可在學校里，小慧最喜歡講段子，是公認的開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況反饋給爸媽，他們乾笑著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務員』的工作。」最近，他們又開始催她結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卻正被父母逼著回家找「體制內」工作的姑娘說，自己絕不妥協。她能理解他們的好意，「可槍都沒握過的人，現在卻來指揮我打仗，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

　　專家李家華認定，未來，90%的舊工種會消失，70%的新工種前所未見，從時代的角度看，從一而終必將是痴人說夢。

　　不止一位年輕人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聯網金融公司的女孩，畢業兩年半，跳槽4次，現在收入幾乎是剛畢業時的3倍。她早把跳槽當作家常便飯，「身邊的人都一兩年一跳。」在人力資源領域，一個流行的說法是，每次跳槽應該至少要求20%~30%的漲薪。

　　剛剛過去的11月，智聯招聘進行了白領跳槽意願調查。其中，13.7%的白領正在辦理離職，51.0%的白領已經更新或投遞簡歷，正在求職。31.7%的白領有跳槽意向，只是暫時沒有行動。明確不想跳槽的，僅佔總量的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這次，她的職務是影業公司的「策劃兼編劇」，單純從產業鏈上看，這是上游，做的是「從0到1」的事兒。

　　「跳著跳著就進步了，工作內容也不一樣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島為主題的網路電影。她先和主任編劇構思劇本，再把公司拍攝整部電影優勢、賣點做成PPT，放到市場上找融資。下個月，這部電影即將在印尼開拍，她要代表公司駐島，擔任導演助理。

　　面試這份工作時，老闆漫不經心地問她，「你對行業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過渠道。」

　　老闆抬起了頭，「表達能力怎麼樣？」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發的。」

　　「會寫東西么？」

　　「我大學寫過不少。而且，畢業後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記者。」

　　「帶著已經掌握的東西，再去學新技術，才不會被時代拋棄。以前是穩定帶來安全感，現在就怕進步慢了。兩代人其實殊途同歸。」順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資訊類視頻網站後，林沐發現，在電視台鍛鍊出來的拍攝剪輯技術足夠過硬，成了換工作的敲門磚。這讓他不再嫌棄老東家了。

　　他終於做上了「理想中的新聞」。在廣州，他去偷拍販賣野生動物的攤販時被發現，給人追著跑了很遠。在深圳高樓大廈夾縫中的人力市場，他和農民工、網癮少年、賭徒、避世者們住了好幾天，吃3元錢一碗的面，喝2元錢5斤的「純凈水」，睡50人一間房的通鋪。

　　再過6個月，2018級的810萬名應屆生就要初入社會。林沐也將迎來畢業的兩周年。最近，大學裡一位即將工作的學妹焦慮地問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該怎麼選。

　　「我沒法告訴你準確的答案。但無論你選哪一個，都應該是不錯的選擇。」

　　學妹覺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個微信紅包，提醒林沐認真回答。「選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輩子了啊！不都說一步錯，步步錯么。」

　　「我曾經和她一模一樣。」林沐回憶起當年身在東北，每天覺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來，「這個時代有獨特的焦慮，卻也給了我們更多轉身的餘地。」（應受訪者要求，除李家華外，文中人物皆為化名）（程盟超）《中國青年報》（2017年12月20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