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秋風:你可能不認識的董仲舒

  歷代儒家先賢中,再也沒有比董仲舒遭受的誤解更多、更嚴重的了。宋、明儒對董仲舒就不乏微詞,過去一百年間,幾乎所有人都厭惡、痛恨董仲舒。我所敬重的梁啟超先生就說,由於引陰陽之說入儒學,董仲舒之儒學已絕非孔、孟、荀以來之學術。我的《你可能不認識的孔子》見報,有朋友說,孔子確實不錯,孟子也很好,董仲舒卻讓儒家走上一條歧路,變成專制的幫凶。

  我要說,宋明儒的微詞不夠公允,盛行百年的看法更是荒謬絕倫。回到當時歷史語境中,再縱觀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歷史,完全可以說,董仲舒是孔子之後最偉大的儒家人物,也是中國歷史演變進程中最為重要的人物。正是他,提出了天道憲政主義變革規劃,對推動儒家秦制實施了一次有效而徹底的變革,建立一個具有一定程度憲政主義性質的「共治體制」。由此,華夏文明才部分告別秦制,獲得生機。聽起來有點太瘋狂?容我慢慢道來。

盛世危機

  要理解董仲舒在做什麼,先得弄清楚董仲舒要解決什麼問題。

  論起源,儒家與專制制度是兩個毫不相關的事物。如果硬要說兩者有什麼關係的話,那也只是,孔子在專制即將降臨的時刻,就對其保持警惕,而主張「復封建」,以禮治對抗王權的刑治,以封建性的君臣關係對抗絕對的命令-服從關係。這構成了儒家的基本價值立場:反對權力的專制,追求人的自由和尊嚴。

  當然,現實自有其殘酷的邏輯。孔子之後,封建制崩潰,進入權力狂歡時期,是為戰國。這一強權政治讓秦這樣的野蠻邦國獲得了機會。它以絕對的權力集中資源,攻滅六國,建立了絕對主義的皇權統治秩序。

  但是,試圖用權力控制每一個人的制度,註定了是無法維持的。秦始皇一死,秦制立刻崩潰。不過,劉邦攻滅群雄後所建立的政制架構,完全沿用了秦制。最為典型的就是官制,秦、漢幾乎一模一樣。

  當然,漢的統治確與秦不同。其觀念上的不同就表現為,從法家轉化為「黃老之術」。近幾年一直活躍在NGO領域的楊鵬先生,曾出版過一本厚書,研究黃老思想,對其給予很高評價,認為它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但其實,黃老之術是不配得到這麼高的評價的。

  黃老主張「清靜無為」,這本身就是一個統治的狡計。秦制十分專制,那麼,漢初就需要一場根本性變革。這需要大有為。黃老卻主張,在保留秦制基本結構的前提下,採取放權讓利的權宜性策略。統治者不再像秦代那樣緊緊地進行全面的控制,而是適當放鬆一下控制。

  應當說,放權讓利政策還是很有效果的。民間被壓制的活力迅速釋放出來,經歷了戰國的戰亂和秦的反文化的統治,人們的心靈完全是物質主義的。所有人都投入到發財與爭權的事業中。由此,漢初出現了奇蹟般的經濟增長,甚至出現了由數千人的大企業。很有可能,這樣的經濟繁榮在中國歷史上是數一數二的。然後就到了漢武帝時代。靠著繁榮的積累,他終於有財力上馬一些宏大的政績工程了,這包括北逐匈奴。

  但這樣的繁榮沒有持續多久,社會就陷入深重危機。這是黃老無為式繁榮的必然結局。歸根到底,權力仍然居於支配地位,而沒有在制度上被控制。隨著財富增長,財富對權力的誘惑日益增大,權力入市變現的衝動日益強烈,權錢交易逐漸體制化。當權錢交易的空間變小後,權力乾脆直接上陣:一方面,政府進入民間所發現的最為盈利的行業,以官辦企業取代私人企業。另一方面,政府採取種種財政措施,直接搜刮、搶奪民眾財富。民眾曾經富裕過,但很快,財富就大規模轉移到政府手中。

  因而,漢武帝時代,民怨沸騰,官民衝突激化。面對這種局面,皇權本能地回歸秦制,重用「酷吏」。《史記》、《漢書》專門列有《酷吏列傳》,而酷吏最多的時代,正是漢武帝時代。這些酷吏無所不用其極,殺人如麻,甚或流血十里。

  這是一幅怪異的圖景:這個盛世看起來金光燦爛,卻要靠酷吏來維持。從皇帝到勞工,所有人都不滿,所有人都找不到方向,惶惶不安。這就是董仲舒登上歷史舞台前的基本社會政治格局:秩序的根底是專制的秦制,表面上一片繁榮,人心卻已徹底敗壞,秩序已經接近潰散。也就是說,緩和了的秦制已經走投無路。

  這樣看來,漢武帝還是非常明智的:他允許儒家發揮作用。這一點是漢武帝比秦始皇偉大的地方。而儒家也確實想出了辦法,拯救了這個已經走向深淵的社會,其領袖正是廣川董仲舒。

 董仲舒的理想:去秦制

漢武帝一登基,就準備接納儒家。不過,他只是想讓儒家點綴太平,塑造盛事景象,比如,為他安排封禪的儀式。此即時人所說的「改制」。儒家卻不滿足於此。他們要求「更化」,那就是摒棄秦政。

  《漢書·董仲舒傳》全文收錄了董仲舒上漢武帝「天人三策」,在第一策中,董仲舒就明確要求漢武帝進行「更化」。所謂更化,就是根本性變革,其核心則是拋棄秦制。董仲舒分析了戰國時代的混亂局面,接著指出:

  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

  董仲舒在這裡指出了秦制的根本問題所在:專制。它有兩大最為突出的表現:第一,嚴厲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爭鳴,消滅思想、學術、文化事業,進而消滅民間社會。第二,任用刑罰、酷吏,實際上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在價值被消滅、人人被權力控制的秩序中,人人自然都成為物質主義者。這樣的統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惡果是國民心靈的普遍敗壞: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董仲舒還直率地指出漢初黃老之治下,官、商勾結所產生的嚴重社會與政治惡果: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

  上面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了,董仲舒認為,體制已經完全敗壞,其根源則是不受限制的權力。要擺脫危機,就必須終結秦制,終結漢初形成的寬和的秦制。如何做到這一點?秦制的關鍵是皇權獨斷專制,酷吏之治、權錢勾結是從這樣的絕對權力引申出來的。因此,約束皇權就成為董仲舒所代表的漢儒所思考的首要問題。

「天人感應」的憲政意圖

  為了約束秦制創造出來的絕對主義皇權,董仲舒提出了「天道憲政主義」方案。這個方案的神學根底是「天下相應說」。梁啟超、胡適二賢受「唯科學主義」影響,把「天人相應說」斥為迷信。這樣輕率的指責說明他們不了解古典政治的運作邏輯。

  天道信仰是古代中國治理秩序的關鍵性基礎。這一信仰至少從堯舜時代就已形成,且堯舜以降夏商周三代歷史已證明了這樣一個命題:優良的治理以虔誠的天道信仰、尤其是國王的虔信為前提,一旦這種信仰鬆動、瓦解,君王必然放縱慾望和權力,整個社會必然陷入混亂與危機之中。

  為什麼?《尚書·泰誓上》篇有過一番論證。首先:「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其中也包括人。人為天地之子,天愛萬民,因此,「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而幸福的生活需要秩序,為讓萬民過上幸福生活,上天在人間設立君王。

  這句話也就指示了君王的不可推卸的責任:上天乃是基於其對萬民之愛而設立君王的,因此,君王唯一的職責就是讓萬民過上幸福生活。只有這樣,才能夠「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為保障君王始終履行這一義務,天以其人格化的存在形態——「上帝」——監察著人間:「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人間秩序是否合理,君王統治是否可取,是由萬民判斷的,上帝無條件接受萬民的判斷,上天一定順從萬民的意願。

  《泰誓中》篇簡明地概括了天道憲政主義的基本框架:「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辟」就是君王。上天照顧人民,君王遵奉上天。從政治哲學意義上說,君王固然高於萬民;但在政治神學中,萬民高於君王。而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君王都在天-上帝之下,因此,君王不是最高的權威。君王須敬畏上天。藉助於天的權威,禮或者法律才具有壓倒君王的權威,人民才有免於君王的意志之暴虐統治的可能性。

  秦制的根本特徵也正在於,秦始皇完全不信仰天-上帝。他巡遊各地勒銘紀念,銘文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天。這與周初諸王虔誠的天道信仰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因為沒有天道信仰,所以,秦始皇相信,自己不僅是人間的統治者,也是整個宇宙的統治者,他甚至有權懲罰神靈。這樣的皇帝的權力是真正絕對的,法律也就根本不能約束他。有人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其實,正確的說法是「無天無法」:皇帝不承認天的權威,也就不可能承認法的權威。擁有如此絕對之權力的皇帝,當然可以任意處置任何人。

  漢儒深知這一點,因此,為馴服秦制而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重建天道信仰。而董仲舒的憲政方案也正是天道憲政主義。《天人三策》第一策中說: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這是董仲舒天道憲政主義規劃的基本原理。治理人間的皇帝必須服從天的權威。由於天的引入,秦制下無條件地命令-服從的君、民關係,就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開篇即這樣概括:「《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現代憲政制度發源於英格蘭,紮根於中世紀憲政制度,其基本原則被十三世紀英格蘭普通法法律家布拉克頓概括如下:「國王在萬民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董仲舒提出的原則是相同的:皇帝在萬民之上,但在天之下。

  有人會說,可是,董仲舒不也說,「以人隨君」,「屈民而伸君」么?這並非董仲舒的主張,這是在描述他所面臨的事實。儒家畢竟不是革命者,而是憲政主義者,因此,他承認皇帝的權威,但接下來要求,「以君隨天」,「屈君而伸天」,這才是他的真正主張。

  據此董仲舒主張,人間治理秩序必須模仿天道秩序。比如,陽為主,陰為輔,陽主生,陰主殺,那麼,「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董仲舒按照天道秩序論證了,必須廢除警察國家式的刑治。

  更進一步,皇帝必須按照天意進行日常治理。這就是「天人相應說」的功用。周代的天只是在非常時期決定治理權的轉移。在董仲舒的體系中,天對人間的監察則日常化了,天具有了生命,他始終在監察著人間,並通過「災異」的方式,對人間,主要是對皇帝、大臣發出警告。而皇帝必須對此正確的回應。

  因此,在董仲舒的體系中,皇帝權威之絕對性被消解了。既然如此,對人間治理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某處發生了一個災異,需要立刻弄清,它究竟意味著什麼?又該如何對此天意做出正確的?這就是「獨尊儒術」所要解決的問題。

「獨尊儒術」的憲政內涵

  「獨尊儒術」之說是在《天人三策》第三策的最後提出的: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天道憲政主義治理方案用於控制皇權的關鍵因素是順應「天意」。至關重要的是,董仲舒斷言,皇帝沒有能力理解天意,只有儒者具有這種能力。因為,理解天意,需要知識,「智」。首先需要確定,究竟哪些異常現象屬於「災異」。其次需要確定,災異的具體指向究竟是什麼,上天對人間的哪條法律、哪項措施不滿;第三需要研究,採取什麼樣的措施才能令上天滿意。第四,需要及時地制定出這樣的措施,並有效地實施它。

  凡此種種,都需要「天人之際」的綜合性知識和立法的能力。也即,需要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知識和能力。而遍觀當時各個群體,唯有儒者具備這樣的知識和能力。儒者接受過經典教育,其中最為重要得是《春秋》。《春秋》就是「天人之際」的「先例彙編」。通過研讀這些先例,儒生掌握了理解和回應天意的技藝。因此,皇帝要對天意做出正確回應,就須聽從儒生的指令。

  也就是說,人間治理被納入到天道秩序中的政治後果是,皇權被置於儒生共同體之下。儒生獲得了立法權,皇帝的職能不過是執行儒生共同體制定的法律、政策。如此一來,容納儒者進入政府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關於在此之前的政府組成,董仲舒這樣描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在秦制和漢初寬和的秦制下,官員多為「官二代」和「富二代」。這是一個特權性政府。董仲舒則提出,各地「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這裡的賢者就是通儒術者。由此逐漸形成「察舉制度」,各地舉薦孝廉、賢良、文學出任官員。如司馬遷所說,「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由此,政府結構逐漸發生根本變化,形成錢穆先生所說的「士人政府」,從而形成了一種「共治體制」。「共治」的一方是皇權,另一方則是儒家士大夫。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捻出「共治」一詞,形容宋代儒家士大夫的治理理想。受此啟發,我檢視文獻發現,正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君臣不約而同地談論「共治天下」、「共理天下」。這樣的「共治」存在於多個層面:

  首先是皇帝與士人政府的共治。官二代、富二代構成的秦、漢初政府,以追逐權、錢為基本價值,而皇帝對此擁有支配權,因此,官吏們爭當皇帝的忠實工具,精於揣摩上意的酷吏和替皇權搜刮民財的「興利之臣」不斷湧現。

  儒家士人則有自己的道德理想主義價值信念,對於皇帝的命令,他們會用自己的價值進行判斷。他們所提出的制度與政策設想也都指向三代之治的理想。由此,皇權與政府分離,士人組成的政府不再是皇權的工具,而具有了自己獨立的價值和政治目標。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政府與社會的共治。春秋以來,儒家就在民間結社,主要是結成思想學術社團。現在,儒家有機會進入政府,思想學術結社更為繁多。儒家士大夫又藉助自己在政府中之「溢出」權威,返回基層,在基層構建「社會」,其載體主要是家族。家族制度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儒家士人從西漢中期開始構建出來的。「社會」也不是自然地就存在的。儒家士人藉助儒生社團和家族制度,構造出「社會自主治理」的基礎性制度之後,中國才有了嚴格意義上的「社會」。

  秦制下,皇帝的權力通過漫長的官吏體系直接控制每個人,縣以下竟然有亭、鄉兩級政府。更化之後,皇權逐漸退出,僅及於縣,縣以下則由儒家士人組織自主治理,人民生活的大多數領域是自治的。

  在此制度基礎上形成了刑律與禮俗的共治。刑律是政府制定的,禮俗則是自發形成的,儒生則在其中注入儒家理想。人們生活各個方面的的權利、義務,包括民事的、人身的、商業的權利、義務,主要是由禮俗規範,由自治的社會執行的。刑律可能被專制的皇權利用來進行鎮壓,禮俗卻保障人民的自由。

  相對於秦制,這樣的共治體制帶有強烈憲政主義性質。漢宣帝曾形容漢家法度為「霸、王道雜之」。霸道就是秦制,它依賴刑律、酷吏。但現在,即便是相對較為專制的漢宣帝也不得不承認,王道也是漢家憲制的根本組成部分,這個王道,就體現為道統、士人政府、社會自主治理、禮俗等。

  也就是說,董仲舒所代表的漢儒的天道憲政主義努力,取得了偉大的成果:此後大多數時間,中國的治理架構不是什麼封建,也不是專制,而是半憲政半專制的「共治」。秦制式絕對權力部分地受到控制,其控制者就是儒家士大夫,人民因此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當然,董仲舒的努力沒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因而,不能說古代中國就已經是憲政國家。但是,古代中國治理架構中確實已經具有了部分程度的憲政結構。也因此,清末儒家可以順利地接受西方憲政理念和制度,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短短十幾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憲政政體的構建。只要看一下儒家紳士們的主張,就可以明白這其中的奧秘:開國會、地方自治,不過就是把他們已經行使了兩千年的自治性權利予以正規化。

  當你在評價董仲舒的時候,請記住一個簡單的事實:清末主張憲政最力的康有為,就是以董仲舒思想為典範的。

獨尊儒術與思想自由是兩回事

  一種常見的批評是,「獨尊儒術」造成思想學術壟斷、宗教壟斷,要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停滯負責。然而,檢視歷史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真正毀滅思想學術的罪魁是秦制。先秦四大家中,法家幫助建立秦制,而合乎邏輯的時,專制制度只要建立,法家就必然歸於消亡——事實上,商鞅、韓非、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都橫死於他們所幫助建立的專制制度之手。何炳棣先生近年的研究則表明,墨家很可能融入秦制,變成了專制統治體系內的專家、官吏。這是因為,墨家內在地具有專制傾向。道家思想以黃老之術的形態變成漢初寬和的秦制的統治思想,並為法家保駕護航。但武帝時代的社會危機讓它自行消亡。

  也就是說,法、道、墨三家都被其所支持的制度拖累而衰敗。儒家以在野的身份,在秦漢之際百多年中,既反抗秦制,也對反寬和的秦制。因而,儒家既被秦始皇鎮壓,也被支持黃老之術的竇太后壓制。但是,憑藉著來自遙遠的古典時代的豐厚文化積澱,儒家以頑強的生命力在民間積聚力量,等待和創造時機。當儒家獲得了治國的權威之後,則採取了與法家完全不同的文化政策:寬容。

  董仲舒確實要求「罷黜百家」,但百家既已自然消亡,當然影響較大的也就是官吏中的法家觀念和黃老觀念。因此,董仲舒要求罷黜百家,其實就是要求從皇帝和官吏的思想中清除這兩種專制的意識形態。

  除此之外,董仲舒、儒家士大夫從來沒有要求禁止過任何思想學術活動。事實上,在此之後,道家持續發展,並演化出道教。魏晉南北朝時代,以道家為基礎的玄學幾乎替代了儒家。此後,道家思想一直深植於普通士人、尤其是文人的精神結構中,而有所謂「儒道互補」之說。

  儒家思想也沒有妨礙宗教自由。玄學興盛之同時,西來的佛教日趨繁榮。明朝末年,基督教又傳入中國。歷史上確曾發生過「三武滅佛」事件,清初也禁止過基督教。但是,這不是儒家思想在圍剿佛教、基督教,而是皇帝為了世俗的利益而打擊寺院,為了閉關鎖國而查禁基督教。至於儒家士人,比如韓愈以後的宋、明儒者,雖竭力從思想上闢佛,但在生活中,與佛教關係非常密切。現代儒家代表人物粱漱溟、熊十力、馬一浮諸先生,都與佛教有很深淵源。

  歸根到底,「儒術」是一種治國之道。儒家確有宗教性,但不是十分強烈。它關注的焦點始終是人間的優良治理秩序。所以,儒家對神靈信仰大體保持一種寬容心態,只要其有助於塑造人們敬畏的心態,而不是放縱人們的慾望、或者大量耗費錢財。

  至於有人怪罪獨尊儒術妨礙了「科學」在中國出現,那他們也應當追問:為什麼基督教經院哲學沒有發展出科學體系?為什麼印度人沒有發展出科學?

  「獨尊儒術」也沒有妨礙儒家自身的發展。西漢立經學博士,的確有所選擇,側重於今文學。不過,政府從來沒有採取過措施打壓其他學派。因此,儒家本身仍然保持巨大活力。比如,到東漢,經古文學就相當盛行,替代了今文學。宋代又出現了理學、道學。到現代,曾國藩、康有為等人也發展了儒學。

  確實,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政府打壓過思想學術的事情,最為突出的是明初、清初中期的文字獄。但是,這種思想文化專制與儒家本身毫無關係,相反,儒家始終是被迫害者,遭到迫害的人都是最為出色的儒者。

  董仲舒本人就因為批評漢武帝,而差點被殺頭。面對如此專制的權力,董仲舒的態度當然只有一個:反對它,控制它,限制它。董仲舒的方案可能沒有完全成功,但他反抗專制的決心是不容否認的;而他「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以設計憲政制度的理性和智慧,永遠值得後人尊重。

公眾號ID:hongdaozx

慎獨以誠,敬事而信。

重建中國式生活方式。

長按左圖關注弘道書院!

推薦閱讀:

董仲舒算不算儒學大師?
公羊大師 董仲舒(6)
董仲舒與獨尊儒術
《谷園講通鑒》第65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諸子學的終結與王宮學的復歸

TAG:認識 | 董仲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