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血案引發悲劇的意義

　　福建南平、廣西合浦、廣西雷城、江蘇泰興、山東濰坊連續發生校園血案，雖然具體犯罪動機可能不同，但有一些共同特點——帶著報復社會的動機殺向無辜的弱者，這些事件可以概括為個人恐怖主義。

　　作為社會事實的個人恐怖主義

　　每個國家都有個人恐怖主義這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社會事實，該現象有五個主要構成要素：社會問題——沒有完美的社會，總會有貧富差距、特權腐敗、社會歧視、缺少關愛等等問題;主角——個性偏執的殺人者，但從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上說，主角是誰並不重要，每個人看到的社會都是自己的偏見，社會問題的信息在某個人頭腦中積聚直至爆發，本身具有社會性，殺人者本身具有某種公共象徵意義;受害者——無辜的弱者，在整個事件的客觀意義上，受害者作為個體並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為無辜的弱者，當然在殺人者看來，社會問題沒有無辜者;震撼性——事件具有可傳播性並且具有震撼性的廣泛社會意義;社會整合——震撼性的事件作為警醒，強化某種社會共同體的共識。

　　以2007年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校園槍擊案為例。社會問題是缺少關愛和享樂主義，也許這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並不嚴重或者說可以容忍，但這確實存在，並且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主角是趙承熙，他沉默寡言個性偏執，社會問題「選擇」了在他頭腦中聚集並強化，他決心以生命殉他內心的道——他在寄給NBC電台的錄像帶中批評享樂主義「有賓士車還不夠嗎?有金項鏈還不夠嗎?所有這一切歡樂還不夠嗎?」受害者是他的同學，無辜者，而在殺人者看來在這個普遍聯繫的世界上每個人也都有責任。通過媒體傳播，該事件極具有震撼性，也就具有了廣泛社會意義的能量。該事件的結果或者說意義，趙承熙和被他殺死的同學一樣也是被悼念者，整個社會增強了關愛。

　　這是一場悲劇，該社會事實，除了提醒我們反思技術細節以外——與更宏大的視角相比制度規範變成了技術細節，比如加強校園安全防範、個人能不能擁有槍支，等等，還通過深刻反省增強了社會共同體的關愛。趙承熙看似瘋子般的話語，如果僅僅理解為個人病態，是遠遠不夠的，其實每個殺人者都固執於自己行為的正當性，社會問題在有的人頭腦中不斷被強化，以至於最終走向殺人，這有其天賦的意義，至少，他們在以自己的角色在表達某種社會問題。

　　中國特色的個人恐怖主義

　　從福建南平到江蘇泰興的近期系列校園血案是個人恐怖主義，同時具有中國特色，能反映中國特色的社會背景。首先從殺人工具看，用的是刀，這和中國槍支和爆炸物嚴格管制的社會背景有關。其次，殺向小學甚至幼兒園，只能用刀或者其他笨拙的工具殺人，而用刀攻擊警察或者殺成年人很可能達不到目的，殺向最弱者最有可能達到殺人的目的和社會效果。第三，具有一定的傳染性，一段時間內連續發生此類事件，媒體報道可能啟發了企圖報復社會殺人者的「出路」，殺向校園不僅容易得手，而且具有轟動效應，同時也表明死刑不足以震懾殺人者，他們在某種「合法性」激情的支配下甘願赴死。第四，中國社會對此事件的反應，仇恨與敵意佔了上風，少有反省，深刻的反省是被管制的。

　　校園系列血案當然需要我們警醒一些技術細節問題，比如加強校園治安、法治教育、心裡輔導，等等。但這些巨大的事件如果僅僅給我們帶來社會管理技術上的修補，我們就失去了更大社會改進的機會。這些事件，尤其是短期內連續發生一系列事件，一定具有更為深刻的社會意義，如果我們拒絕承認這種意義，該事件的結果可能會朝著相反的方向。以個人恐怖主義五個要素來分析：社會背景——拆遷、社會保障缺失、社會不公等等，這些問題在有的人的頭腦里聚集並強化;主角——個性偏執的個人，但如果連續出現極端個體，這就說明社會問題已經相當嚴重;受害者——社會中最弱者，需要指出的是，一個人能夠把行兇對象指向幼兒園的孩子，這需要巨大的力量給自己內心填充「合法性」，這些力量來自社會問題的各種信息;震撼性——該事件成為一個巨大的公共事件具有內在必然的邏輯;社會整合——如果一個社會迴避巨大公共事件的深刻含義或者失去了整合的能力，該社會事實的意義可能是強化某種本已存在的失落情緒，這是悲劇中的悲劇。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更加鮮明的中國特色——事件的連續發生以及事件的社會意義。趙承熙在弗吉尼亞大學殺死了32人，他本人也被列為被悼念者名單，整個事件的社會意義是強化了關愛。而中國的校園血案中，社會充斥過多的仇恨與敵意，官方甚至刻意樹立一個失敗者的個人形象，拒絕反思背後的社會因素，然後用快速處決的方式張揚仇恨，鄭民生4月28日被執行死刑之後接連發生校園血案說明，死刑伴隨的仇恨與敵意不是嚇阻了殺人者，反而可能是進一步激發那些潛在的殺人者。我們的社會充斥如此深刻的特權和不公，當接連的自焚事件已經喚不起公眾任何的震驚，針對最弱者的個人恐怖主義必然會發生。而個人恐怖主義作為社會事實，會強化某種社會共識，有可能是關愛的共識，也有可能是失落的共識，這取決於我們是否發現其背後的意義。

　　這不是為殺人者開拓罪責，而是說，我們必須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認識到，無論對於殺人者還是被殺者而言，這都是一場具有社會意義的悲劇。如果我們只是把事件描述成和諧社會中一個莫名其妙的變態殺人狂，如果我們不能從悲劇中反省並張揚愛，而是迴避悲劇的社會意義甚至從悲劇中張揚仇恨，悲劇只能繼續發生，悲劇的意義也就不是讓社會更和諧，而可能是加速社會潰敗。

　　每個人來到這世上都有其使命和角色，每個殺人者都有個性因素，每個巨大的社會事件都具有特定的社會意義。每一個社會事實，無論是悲劇還是喜劇，哪怕看起來演員很少也很特別，既然如此多的人作為觀眾，其必有社會深意，萬物之間普遍聯繫，對於那些極端現象，我們需要懷著敬畏之心反省。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社會還有沒有從震撼性事件中反省並進步的能力？這些事件的意義是讓我們的社會更加溫暖，還是更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