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一心開二門」的思想漏洞

07-23

讀了牟宗三先生的一篇隨筆，《客觀的了解與中國文化之再造》，牟先生一口氣臧否了胡適之、馮友蘭、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以及康德、維特根斯坦等中西思想史大家，不可謂不深刻，不可謂不磅礴。但我在仔細讀過幾遍之後，卻讓我再一次確定了我之前關於牟先生並沒有讀懂康德的事實判斷，尤其是他對整個西方思想史的湧現過程的理解完全沒有入門，過於強調自己已經理解的知識體系，過於強調他從小就迷戀的「體用不二」方法論，缺乏思想層面的開放式糾錯能力，因而導致他終究不過是一個半吊子的思想家。

比如他總是提到客觀這個概念，甚至以客觀作為問題的切入點，但對什麼是客觀，他無力辨析，說明他沒有理解觀念世界的深刻秩序。康德為此自己強調過，他的一生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觀念秩序的哥白尼式革命。但牟先生似乎完全沒有引起重視。

還比如他總是抬高人的自修能力，至高的境界，是修到六根清凈，這顯然是屬於簡化人性的論調，意味著他對人性幽暗性秩序缺乏認知，他對人性論這一重要的思想史缺乏必要的研究，事實上這是所有中國思想家的最大缺陷。康德在這個命題上也是擁有穩定的分析框架，他認為實踐理性的層面，人性的複雜性極為幽暗，因此必須引入上帝絕對命令參與到個體的人性秩序的方法，一個人才有可能在終極的絕對命令面前體現出一種自由即自律的能力。對此，牟先生也是完全不曾提及，雖然他一個字一個字地翻譯了康德。

至於他把哲學理解為愛智慧，就只能說他哲學沒入門。哲學的唯一任務是思考死亡，牟先生拿出康德的實踐理性批評掉書袋，沒用到點子上。因為實踐理性之所以能夠推動，靠的是上帝意志，靠的是個體對動機的考察。牟先生對此完全不懂，因此只能靠智慧這個模糊的概念打雞血。

以前讀牟宗三先生，我的基本的判斷，是他沒有理解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因此無法解釋中國文化傳統為什麼沒有出現科學的命題。這一次再讀，意識到牟先生對康德的認知，是將康德」孔子化「了，他認為康德在本體命題上的努力，是值得借鑒的，但不如中國儒家傳統和孔子在本體意義上深刻。因此，他認為在哲學的意義上，作為哲學家的康德不如作為哲學家的孔子深刻，人類社會要解決本體問題，應該回到中國的儒家傳統上。

由此出發，牟宗三先生對西方文化的批判性觀點是，西方思想家在本體論上處在膚淺的位置，但在現象和效用的層面上，西方思想史卻獲得了長足的進展，因而值得中國人學習。所以，作為西方哲學思想史的批評者，牟先生倡導的是」體用不二「，或者是」一心開二門「。他的意思是說，西方文化傳統雖然表現出強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湧現出科學和民主的局面，純粹是他們在現象層面具有開創性能力，但在本體論的層面，卻是不過如此。也就是說，西方文化不是牟先生推崇的「一心開二門」，而是僅僅開了一門，他們不能理解「體用不二」的道理。

這當然是非常高邁同時也非常落地的解釋。康德的成就大概符合牟先生的判斷。是的，如果說哲學主要就是要致力于思考死亡終極問題，那麼康德在這方面著力不多，他幾乎很少把死亡當作一個重要的問題沉思過，他的生活看上去波瀾不驚，喜歡美食和散步，一生沒有結婚，以至於牟宗三認為康德有某種六根清凈的氣象。這屬於牟先生對康德的過度想像，事實上康德的確不是一個深刻的以研究死亡命題見長的哲學家，他的三大批評，純粹理性批判屬於知識論，實踐理性批判屬於倫理學，判斷力批判屬於美學。也就是說，康德的努力是要解釋人類理性如何在當下的世界如何運行，而不是思考死亡之後的永恆命題。

在這個意義上，儒生牟宗三偏好康德，有其理由，因為孔子以來的儒家傳統，最大的起點，就是忽略死亡問題。這使得康德的三大批判讓牟宗三有了某種歷史的思想共鳴。

但這樣的共鳴，帶有牟宗三以自己的思想偏好為出發點的」我注六經「的習慣方法。他忽略了幾個重大的命題，而且露出了他無力回答深刻問題的沮喪事實。

比如他忽略了康德的傳統習慣中強大的基督教背景，忽略了康德有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母親，而康德在文章中反覆強調過，他的一生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母親。同時牟宗三由於缺少必要的基督徒信仰體驗，他也無法理解康德的內心秩序與教會傳統之間的張力，這些才是導致牟先生必然誤讀康德原因之所在。

比如牟先生一方面強調一心開二門，另一方面他卻對中國儒家傳統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之內無法湧現出科學思想的秩序和自由民主的秩序缺乏必要的解釋能力。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中國文化開出民主科學》，言之鑿鑿地強調中國文化的卓越之處，但人們讀到的，卻只有牟先生反覆解釋的一心，根本就看不見他開出的二門。有人對他進行揶揄性的追問，」你開出來沒有「，牟先生的反應卻是大發雷霆，不願意就思想史的湧現秩序多加回應，而是指責別人無理取鬧。

牟先生看上去孩童一樣的有趣狀態，讓我想到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名大家，笛卡兒。我的意思是說，用笛卡兒的方式來比照牟先生的思考，或許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看清他的思想的漏洞。

漏洞之一：面對中國文化沒有開出民主科學的歷史事實和思想事實，牟宗三先生的反駁，是人們尚不能真正深切理解「一心開二門」的意義。這屬於假裝深刻，迴避事實。在思想史上，笛卡兒也遇到過類似於牟先生的所謂體用不二的命題。當其時，教會權力與科學精神存在巨大衝突，笛卡兒經過漫長的沉思，得出一個思想結論：「幻覺的內容不能與其來源發生衝突，真正科學的思想，應該能夠與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協調一致。」這個觀念秩序的建構，讓笛卡兒大為感恩，為此他專門到洛雷托聖母瑪利亞教堂敬拜。仔細考察，笛卡兒的意思似乎與牟宗三的「一心開二門」的觀點有某種同構性。問題的差別在於，笛卡兒立足於他的基督教傳統，開始他的科學沉思，他找到了簡單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並由此發現了將代數和幾何容納在一起的笛卡兒坐標系模型。而牟宗三卻什麼也沒找到，因此只能通過裝深刻拒絕承認自己的無知和無力，並對明顯存在的中國文化無法開出民主與科學的事實視而不見。

漏洞之二：牟宗三先生和他的老師熊十力先生一樣，極為推崇佛教的觀念與精神，甚至將智者大師、賢首等高僧列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哲學家，並認為即使放眼西方哲學史，也找不出幾個人可以相提並論。事實上，無論是熊十力，還是梁漱溟、馬一浮，都是言必稱佛教，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就是一次關於儒學之形而上學建構的努力。我的問題意識在於，這些中國漢語語境下的思想家，個個都是博覽群書，深得孔子「乘桴浮於海」的精神，為什麼他們普遍都能接受作為一種外來思想體系的佛教，卻不能接受同樣是一種外來思想體系的基督教呢？這或許是一個值得辨析的非常嚴重的思想史現象，因為按照觀念先於事實的基本秩序，所有的中國知識分子都試圖用已經形成的儒學觀念去解釋任何一種外來思想，而不是首先切入一種外來思想背後的觀念秩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對佛學的接納，有些例外。其中的原因，有待進一步考察。但具體到牟宗三先生身上，他是一個言必稱康德的人，一生最大的學術貢獻之一，就是翻譯了康德的三大批判，但到頭來卻一頭拜倒在儒學本體和佛學修身這兩座山頭，對康德思想背後的基督教觀念秩序完全沒有興趣深入了解，因此就只能解釋為他自己一個人的思想漏洞和生命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