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軍壓境！中國無疑正在迎來一場新的金融大戰

中國無疑正在迎來一場新的金融大戰。當美國著名投資家、量子基金創始人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在1月底的達沃斯論壇公開唱衰中國，以其為代表的國際對沖基金（主要是美國對空基金）針對中國資本市場的這場戰爭，就已經一改之前遮遮掩掩，轉為面對面的對峙。之前人民幣離岸匯率大跌，港幣聯繫匯率大跌時，索羅斯已經表示中國等新興市場避免不了危機，實際上已經在為做空中國製造輿論，這次他乾脆直接表態做空亞洲貨幣，無疑是一次直接的宣戰。但是對於身為中國央行行長的周小川而言，這場戰爭顯然早就開始。2015年11月25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共分六條談了金融體制改革，其中文章的第六條，非常罕見地指出要「有效應對極端情況下境外對我實施金融攻擊或制裁。」其後香港離岸人民幣遭遇大肆沽空，完全印證了周小川的預判。「近一段時間以來，國際上屢現"唱空』中國經濟的聲音，有的甚至說是中國經濟放緩影響了全球經濟，這是哪家的道理?」1月25日的座談會上，對於國際唱空和指責中國經濟造成市場波動的聲音，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憤怒發聲。與此同時，中國央行迅速反應，1月26日在公開市場進行800億元7天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率維持在2.25%，同時開展了3600億元28天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率維持為2.60%。中國人民銀行2月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央行1月份共開展PSL(抵押補充貸款)操作1435億元、MLF(中期借貸便利)操作8625億元、SLF(常備借貸便利)操作5209.1億元。當月，央行還在公開市場加大投放力度。顯然，國際做空大軍壓境之下，中國的金融機構也開始大張旗鼓的還擊。中國政府以及他的金融官員們將怎樣繼續這場戰爭，我們只能在觀察中等待。但是通過回顧中共建政以來遭遇金融動蕩後的幾次強力回應，這一波霸氣騰騰殺向中國的國際對沖基金們，未必能吞下中國這頭東方巨龍。70年前的銀元之戰在國（民黨）共（產黨）為爭奪政權而終將分出勝負之際，瀕臨失敗的國民黨從1948年開始在上海推行金圓券，強制回籠黃金、外幣等，結果慘敗，幣值貶值兩萬倍，上海經濟處於崩潰狀態。1949年取得國共戰爭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接管上海，然而，部分擁有大量資產的商人希望通過銀元的交易來阻止人民幣進入上海市場流通，並維持接管前的正當市場經濟。此舉刺激哄搶銀元，1銀元由原來兌換100元人民幣變成1,100元，物價飛漲。當時的中共華東局和華東財委金融管理處皆下達指令警告投機行為，然而於事無補。1949年6月初，中共中央華東局由鄧小平主持舉行會議，指出如不採取斷然措施，不出一個月就會發生人民幣被擠出上海的危險。隨後上海軍警動作，查封投機據點上海證券交易所，同時，又對地下錢莊與非法私營拆放進行取締，終於令人民幣在上海立足。官方將此次事件定性為「政府與敵視政府的資產階級的實力較量」，毛澤東評價「銀元之戰」的作用不亞於一場淮海戰役。但亦有爭論稱，真正敵視共產黨的企業家已經離開了上海，銀元之戰中參與銀元買賣的企業家，更多的可能是出於追求巨額投機利益的考慮，並非是有意與中共政府公然對抗。此後不久中共便在大陸開始了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商品經濟和金融在短暫的繁榮後迅速隨蘇聯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經濟模式而終結。根據公開資料，1978年前的中國只有一家銀行，沒有保險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業，國營企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1,089.9億元，占銀行存款總額的83.8%。國家是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流動資金。從全球看，中國也是一個封閉自守的經濟體，在毛澤東「自力更生」的口號中與世界經濟基本脫節。1994年的惡性通脹等到中共再次對金融下重手，已經是近40多年後的20世紀90年代，但是其禍根卻是在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卻沒有相應的監管體系。1978年後中國恢復四大商業銀行，並大規模引入資金，下海的躁動席捲整個中國。1993年，中國經濟沖向新一輪高峰。全國大幹快上，基建投資迅猛增加；社會總需求強力擴張，貨幣投放增發同比高達34%；信用更嚴重擴張。總需求又拉動了通脹。經濟生活中的過熱勢頭開始出現。其具體表現主要是「四高」（高投資增長、高貨幣投放、高物價上漲和高貿易逆差）、「四熱」（房地產熱、開發區熱、集資熱和股票熱）、「兩亂」（金融秩序混亂、市場秩序混亂）。全國零售物價上漲幅度較大，如大城市生活物價便上漲22%，如此的喧囂和躁動下危機四伏、民怨紛起。而經濟過熱的滯後效應在1994年開始顯現。1994年中國大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高達24.1%，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率；由於1993年大量發放貨幣刺激經濟，1994年初人民幣並軌貶值30%以上，出現了糧食價格和鋼材期貨價格猛漲。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通脹形勢，中共決策層終於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1994年3月份，中共中央新的「二十字方針」出台，以「保持穩定」為中心，代替了「雙加快」（加快改革，加快發展）的方針。至此，朱鎔基於1993年7月開始實施、一度停擺的清泡沫、抗通脹政策得以繼續推行。當時地下錢莊活躍。一名叫沈太福的東北企業家以24%的利息吸引民間集資，掀起席捲全國的集資風暴，不到半年便通過10萬投資者集資10億多元人民幣。為清理金融領域的體制外活動，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不得不痛下殺手，最終沈太福因頂風集資被處以死刑。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自1997年7月起，爆發了一場始於泰國、後迅速擴散到整個東南業並波及世界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使許多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金融系統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受到嚴重創傷，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僅半年時間，東南亞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貨幣貶值幅度高達30％～50％，最高的印尼盾貶值達70％以上。同期，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股市跌幅達30％～60％。據估算，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僅匯市、股市下跌給東南亞國家和地區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1000億美元以上。受匯市、股市暴跌影響，這些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就是上世紀90年代末著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稱「亞洲金融危機」。據報道，在最嚴重的時候，韓國差點宣布破產。當時，在素有「金融強盜」之稱的美國金融投機商索羅斯等一幫國際炒家的持續猛攻之下，自泰國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匯市和股市一路狂瀉，一蹶不振。在東南亞得手後，索羅斯決定移師香港。香港1997年慶祝回歸的喜慶氣氛尚未消散，亞洲金融風暴便已黑雲壓城。在猛烈的衝擊下，香港恒生指數在當年8月中旬跌至6600點，一年之間總市值蒸發了近2萬億港元！同時，港元兌美元匯率迅速下跌，樓價大跌，令不少業主變成了「負翁」，炒樓失敗破產，甚至有人跳樓自殺。一位投資者1997年高峰期以400萬港元買了套房子，2001年把房子賣掉後，仍然欠銀行100多萬港元貸款和利息。據粗略統計，亞洲金融危機中，港人財富蒸發了2.2萬億港元，平均每個業主損失267萬港元，負資產人數達到17萬人。香港經濟開始出現通貨緊縮。不少公司或倒閉，或裁員，令香港失業率上升到20年來的最高水平。香港經濟籠罩在一片愁雲之下。當時執掌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大權的曾蔭權，開始動用港幣與國際炒家搏殺。從1998年8月14日起，香港政府連續動用港幣近千億，股市、期市、匯市同時介入，力圖構成一個立體的防衛網路，目的在托升恒生指數，不僅要讓炒家在拋空八月期指的作業中無利可圖，更要使他們蝕本，知難而退。與此同時，北京對香港伸出援手，首先是中共中央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在香港政府與國際炒家決戰的關鍵時刻，中共高層派出了兩名央行副行長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資機構，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護盤行動。為此，索羅斯發動世界輿論(包括香港輿論)，大肆攻擊香港政府「行政干預市場」，違反市場經濟規則。當時的曾蔭權後來說過：「決定政府入市干預的前一晚，我坐在床頭哭了，不是為我自己，而是怕這個決定如果錯誤了，害了香港，我怎麼向中央政府、向市民們交代？」幸運的是，香港成為整個亞洲金融危機中，唯一頂住了索羅斯的進攻而沒有經濟崩潰地區。國企改革的草船借箭自2005年7月21日開始，人民幣開始了匯率改革，從此開始了長達8年的人民幣升值長途。根據資料記載，從2005年7月21日至2014年1月14日，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由1：8.11上升到1：6.093，人民幣累計升值了33.1%（從2014年1月15日開始，人民幣結束了單面的升值通道）。從匯率改革開始，金融市場上就逐漸形成了人民幣將升值1倍、甚至2倍的輿論氛圍，人們對此深信不疑。資本是嗜血的，哪裡有血腥就往哪兒走。為了對賭人民幣升值，大量的國際資本從2006年前後開始源源不斷地從國外通過多種方式進入中國，搶購人民幣，然後投入股市、樓市。中國證監會在2006年曾多次出台「QFII（合格的境外機構投資者）機制」政策，主動邀請國際資本進入中國股市。其結果是，2009年6月30日，A股市場當日全部上市交易的1599家上市公司中，外資參股的上市公司達到250家，佔全部上市公司的15.63%；外資所持有股份的總市值達到3396.92億元，按當日美元匯率計算相當於497.21億美元，佔中國全部A股、B股總市值的1.68%。中國股市的上證指數也從2006年1月6日開盤價的1163.88點漲到了2007年10月16日的6124.04點，不到兩年時間就上漲了5倍多。若繼續這樣下去，上證指數上漲到10000點是沒有問題的。真那樣，外資將在最高位拋售股票、換回美元、撤出中國，不但賺得盆滿缽滿，還將席捲走中國的所有外匯儲備......在這關鍵時刻，中國政府的金融反擊戰打響了。在中國政府的強力干預下，大量的大中型國有企業改組上市、讓股市不斷地持續擴容！——先後有巨無霸中石油、中國銀行、中國工行、中國建行、中國農行等數不盡數的國企實現了改組上市！從2007年10月17日起，大陸股市不但不再上漲，反而經歷了長達6年時間的下跌，到2014年1月14日，上證指數僅為2026.84點，大量外資被套牢在中國股市。而這一天，也是人民幣匯率的最高點。眾所周知，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主體是國有企業。經過數十年的「計劃經濟」發展，從中央到地方，多數國企經營困難、包袱沉重。這些包袱主要有：缺錢、技術落後、壞賬多、人員臃腫、無社保等等。可以說，沒有人民幣匯率的8年持續升值，就不會有大量國際資本的進入；沒有持續多年的大量國際資本的進入，中國要完成國有企業的改革，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嚴重後果就很可能是整個國家的經濟破產。如果不是成功改組上市，很多國企將是死水一潭、死路一條。而通過上市後，它們得到了巨額的資金補充，設備、技術、人才等都由此實現了上檔升級。中國經濟也憑此躍上了一個高高的新台階。今天的中國，一邊是股市持續下跌，一邊是外匯市場險情頻出。所幸的是，經過2015年6到8月和2016年初的兩輪股市暴跌，以及2015年下半年外匯儲備快速減少（按照央行數據，2015年中國外匯儲備減少達6600億美元，資本外流近1.2萬億美元），中國被誘導向金融危機的其它種種跡象開始陸續顯現。中共決策層已經有所行動：1月12日，中國原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被免職，央行副行長潘功勝被任命為外管局局長兼黨委書記；1月13日媒體報道，中國國務院辦公廳設立金融事務局，主要涉及「一行三會」事務協調，原農行副行長李振江將出任副局長並主持工作。這意味著中國金融領導體系發生變革，相關政策可能改弦更張。加上前文提及的多次金融危機的前車之鑒，讓中國跳出索羅斯金融危機「魔咒」的可能性加大。但是推測終究是推測，最終結果如何，還要看中共決策者尤其是金融領域官員們的後續出牌水平和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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