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聽媽媽的話

《解放日報》何登選　　只要他願意，也許300萬法郎睡手可得。還有洋房轎車，還有自他特赦之日起每月2萬5千法郎的津貼。 　　然而，去年的11月18日，薛耕莘離開居留15個月的法國，兩手空空回到滬西的舊宅。 　　難道300萬法郎不起眼？這對月俸3位數的薛老來說，300萬法郎無疑是串天文數！可是不要。不能要。90歲的薛耕莘說：「我要聽媽媽的話。」 　　就在薛老赴法探親期間，1993年3月9日《歐洲時報》以《馬黎一奇人》為題，記述了這位舊上海法租界特級督察長奇特的生涯—按幫會排座，他的輩分當在杜月笙之上；大漢奸汪精衛查緝的國民黨政府重要檔案，他藏匿了數年；他接濟過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領導人李克農；他受命於宋慶齡，保護過中共江蘇省委的一筆巨款；是他透露出向忠發叛變的消息，使周恩來及時虎口脫險；他曾拒絕蔣介石任命的台灣高雄市警察局長之職；他曾放棄月薪4.5萬港元的香港副部長空缺……榮辱炎涼，世事滄桑。90歲，又突然面對300萬法郎。在法的友人們婉言相勸：只要他加入法國籍；只要他詳述在大陸的囹圄之災。 　　拒絕。「我要聽媽媽的話。」薛耕莘義無返顧。 　　薛耕莘1904年出生於上海浦東陸家嘴。父親是英辦紗廠的部門主任，母親是僑居上海的英國人。 　　5歲就沒了父親。 　　13歲那年，母親病危，一份急電，把正在比利時讀書的他召回上海。 　　病床前，他嚎啕大哭。母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孩子也只有這麼一個親人，本該相依為命，此時此刻，母親已經奄奄一息了。「你爸爸是中國人，你要熱愛你爸爸的祖國。不要受你舅舅影響加入英國籍。 　　中國是個有高度文明的古國，將來一定有希望。」母親斷斷續續地說完，撇下了他。 　　在比利時整4年，4年沒謀母親面。這一面只有5分鐘。5分鐘夠短的，不過，母親還是留下了話——見了面的第一句話，也是訣別前的最後一句話恍惚中的薛耕莘掂量母親的臨終遺囑。「我要聽媽媽的話！」掂量了一輩子的他，至今如是說。 　　26歲那年他步入上海，入法租界巡捕房，開始了漫長的警員生涯。 　　抗日戰爭勝利後，憑藉著法租界的根基，又出任上海警察局黃浦分局局長，直至上海行動總指揮特警組組長。 　　上海解放之初，擔任民盟淮海路支部委員的薛耕莘赴香港，採購當時被帝國主義封鎖禁運的物資。 　　在港的日子裡，他風聞大陸正開展清除舊社會殘渣餘孽的運動，心裡不免七上八下。舊友為他辦理了法國特別護照批准書，親戚為他申請了定居香港手續。某香港政要許諾他港府政治部副部長空缺。 　　春風拂面，祖國氣象萬千。薛耕莘回到上海。1951年9月18日，法院判決：「薛耕莘勾結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罪大惡極，本應處死，姑念該犯對於革命工作不無有功，奉軍管會特准，改判死刑為無期徒刑。」 　　薛耕莘服刑了。 　　先是關押在上海提籃橋，後又到了內蒙，25年後在太原遇赦。 　　當年政府「姑念其對於革命工作不無有功」，曾對薛耕莘「罪減一等」，網開」「一面。 　　薛耕莘何功之有？抗戰時，他曾安全轉移5000抗日戰士。 　　解放前，他曾收養中共地下工作者方女士的孤兒。 　　淪陷後，他曾掩護上演愛國話劇《文天祥》、《岳飛》、《正氣歌》。 　　他曾多次送出情報，使民盟上海執行部和上海市支部免遭圍捕。 　　薛就職所在的上海法租界幾經擴張，到了三四十年代，已佔地2千多畝，偌大的地盤裡，三教九流，魚龍混雜。對出沒其間的我黨地下組織，來自各方的情報和掩護，顯得尤其重要。 　　1934年，宋慶齡曾請求法租界巡捕房保護一筆27萬元的款子。 　　薛和查緝股長席能得悉，迅速趕往巨籟達路（今巨鹿路）上的一所民宅。幾乎在他們找到這筆款子的同時，特務便衣也趕到了。原來，中共江蘇省委財務負責人的住處已為淞滬警備司令部獲悉。 　　為此，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秦邦憲三次約見了他。對他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幫助了共產黨，表示「我們不會忘記你的」謝意。 　　有件事，薛老至今引以自豪。1931年，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被捕叛變，設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危在旦夕。 　　《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講到這樁事：「當年的地下工作者黃定慧，也就是黃木蘭告訴我：『我當時和一個律師在咖啡館，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在巡捕房作翻譯的朋友。那人說，國民黨懸賞10萬元的一個共產黨頭頭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齒，6個手指頭，60多歲，酒糟鼻子，他是個軟骨頭，坐電椅，吃不消。我一聽，這不就是向忠發嗎！我馬上回來通過潘漢年向康生報告了。當天晚上11點，周恩來、鄧穎超、蔡暢幾個人趕快轉移到一個法國的飯店裡面。』」和黃定慧一起在咖啡館的那個巡捕房作翻譯的朋友是薛的同學，名叫曹炳生。 　　向忠發的叛變，則是薛耕莘告訴他的。 　　據薛老回憶，那一天他看見王朝槐（上海軍統行動隊隊長）、楊鳳歧（軍統行動隊督察長）和向忠發鬼鬼崇崇地嘀咕著什麼，預感到他們要有行動。就馬上找到曹炳生，將向忠發他們可能去抓中共地下工作者的消息透露給了曹，並要曹趕快把這消息傳出去。 　　周恩來及時躲避了向忠發的出賣。薛耕莘功不可沒。 　　半個世紀過去，彈指間……1975年12月，我國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特赦戰犯。次年的2月，薛耕莘回到上海與闊別25年的家人團聚。「文革」結束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薛耕莘一案作出「原判不當，應予撤銷」的裁決。幾年後，薛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 　　1990年起，根據薛耕莘對於革命工作不無有功的歷史，政府給予他享受離休幹部的待遇。 　　這回薛赴法探親，新聞界聞訊撲來。這位「滬上名宿」即刻成了「巴黎奇人」。 　　有人以為他此去杳如黃鶴再也不會飛回來了。其實，他們並不了解薛老的心。 　　10多年前，歡送特赦人員的會上，當公安部的領導稱他們為同志時，薛耕莘老淚縱橫，嗚嗚地哭了起來。 　　回到人民的懷抱，是他企盼已久的嚮往。 　　1986年，法國總統府辦公室特派員德佩雷邀他旅居法國，他婉言謝絕。 　　在巴黎，《歐洲日報》記者開門見山：「在大陸坐了25年的牢獄你有何想法？對中國未來的前途有何評述？」薛耕莘坦言相告：「我吃官司不怨誰不恨誰。國民黨不是也抓我坐過牢嗎？我看中國的前途，團結就是力量。第一次國共合作，打敗了軍閥，第二次國共合作，贏得了抗日的勝利。還希望國民黨正視現實，與共產黨再次合作，為振興中華民族誠心誠意地做一些工作。」 　　在法國，每天電話絡繹不絕，每天都有朋友找上門來。有敘舊的，有挽留他的。還有14個人私下裡達成為薛老上訪法國政府的「默契」……操作似乎並不繁雜：據法律某條某款規定，只要薛老寫個申請，講清楚在上海法租界供職期的功績及以後由此遭受的磨難。一旦獲准，可得300萬法郎和特赦後每月2.5萬法郎津貼。前提是，必須加入法國籍。 　　想不想那「300萬」？薛老確實曾為了錢而費煞心機。 　　開釋回滬後，最初的兩年里，全靠了在里委做工作的妻子，每月掙回36元。 　　生活過得十分拮据。 　　在民政局的過問下，1977年起，薛老每月拿18元的津貼。硬是把身體拖垮了。 　　二十幾年來，愧疚與自責無時無刻不在折磨著他。他曾對天發誓：「如果天不絕我，我定倍加愛護家人。」妻子病倒後，他里里外外伺候。大熱天，病榻上的妻」「子無意中說想吃口西瓜。70多歲的他背70多斤的瓜，爬上樓來，一勺勺地喂。 　　他說：「我自己沒捨得嘗一塊呀！」薛老想到了替人翻譯法文資料。這一干就沒歇過手，每天伏案到凌晨二三點鐘。 　　300萬法郎就撂了嗎？不要，不能要！ 　　媽媽說的。 　　岳陽路上狹小的居室里，薛老言猶未盡。「我想辦個學校，用我在法國出版《冒險家樂園》一書的稿費。中國振興首先是教育的振興。」 　　還有一件事，耿耿於懷。 　　巴西有位華僑，解放前到上海時，薛老曾經難中相助。這位華僑現已是擁有數十億資產的鉅賈。前不久曾捎信想與薛老晤面。薛老靈機萌動，定要他挪個幾億投到浦東。「一有確信，我要去趟巴西。」 　　90歲的薛老還要遠行。 　　90歲的薛老還是記著媽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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