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的「身邊文字」

　　① 《亦報》報影

　　② 施叔范書簡

　　③ 桑弧舊照　　很多人引用過張愛玲的如下論斷：「在文字的溝通上，小說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就連最親切的身邊散文，是對熟朋友的態度，也總還要保持一點距離。只有小說可以不尊重隱私權。」（《惘然記·序》）這段貌似不經意的話，或許心目中有所指涉。如果熟悉其生平，可知張愛玲多半在說刊於近代小報里的小說及散文。而因小報與張愛玲結緣、訂交的「小報狀元」唐大郎，不僅是辦報高手，也十分擅長那種「最親切的身邊散文」。　　「小報狀元」唐大郎　　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海派小報盛極一時。當時，小報的賣點，首先是連載小說。人們爭購小報，往往只為追讀自己偏嗜的某位名作家（例如上海人喜歡讀王小逸、周天籟、桑旦華、蘇廣成等人）的小說。此外，小報另有一重頭戲，即形形色色的專欄隨筆，其中除了時事評論、文史掌故、劇評舞稿等之外，相當一部分，便是所謂「身邊文字」（或曰「身邊散文」「身邊隨筆」）。如同日本的私小說是將自己小圈子裡的經歷寫入小說，同樣的，小報文人交際廣泛，與書畫名家，或是劇界名伶多有交遊，而透露了名人逸事的「身邊文字」，會讓許多市民喜聞樂見。更有一些作者袒露心扉，將家事化作文字以饗讀者，徹底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於是引起讀者共鳴乃至同情，終獲其追捧。　　為了滿足小報迷的好奇心，抗戰勝利後，上海出版過一本《海派作家人物誌》（浩氣出版公司1946年版）。此書編者「清音」自稱編過小報，他卻給唐大郎不吝留下如此讚詞：　　「在小型報發展的歷史上，這一支生力軍的影響是巨大的，憑著他的才氣與幽默，他的身邊隨筆與詩為讀者深深傾倒，因此有『江南第一枝筆』之目。」　　但同時也指出他不太正視現實的弱點：　　「洋場才子所憑的只是一些才氣，要從他文章中找些意識是緣木求魚。在唐大郎似尤甚，反映於他筆底的，是糜爛生活的斷片，其對城市黑暗面的見解與批評極少，所有的也是歪曲的。」　　唐大郎本名唐雲旌，常用筆名有唐人、高唐、雲裳、雲哥、雲郎等。解放前，這位「小報狀元」在眾多小型報均開過專欄，先後計有「小休散記」「高唐散記」「唐詩三百首」「西風人語」和「定依閣隨筆」等，其中，尤以「高唐散記」延續時間最久，從解放前的《社會日報》《鐵報》，一直寫到政權更迭後的《亦報》。如從「高唐散記」入手，或可窺見唐大郎「身邊文字」的一斑。　　形式上，「高唐散記」多由近體詩及詩注（被人謔稱為「詩屁股」）組成。提起寫舊詩，尤其是打油詩，唐大郎真可算是一把好手。李君維說：「唐大郎寫的舊體詩，雖系打油詩之屬，但嚴格遵守舊體詩詞格律，平仄、對仗、押韻循矩蹈規，一絲不苟。」老報人張林嵐論及：「他的詩，風格在清人龔自珍、近人郁達夫之間；但常常雜以俚語，又像竹枝詞，自稱『唐詩』。」（《小報狀元》，《一張文集·卷四》，上海三聯書店2013版）　　記得蔡登山在《也是「張迷」的唐大郎》里細述唐大郎如何慧眼識張；反觀張愛玲，其實也對唐大郎青眼有加。李君維在《張愛玲箋注三則》一文中，推斷張愛玲《到底是上海人》中津津樂道的小報打油詩，便出自唐大郎之手。誠哉斯言。（張愛玲引用的「唐詩」，刊於1943年1月22日《社會日報》，署名雲哥。有趣的是，張愛玲還錯記一字。）1946年7月，張愛玲應柯靈之邀參加了一次宴會，地址設在桑弧導演家中，在座的還有炎櫻、唐大郎、龔之方等人。這也許是唐大郎與張愛玲的初識。另據沈鵬年在《行雲流水記往》里透露，解放前一年，唐大郎的近體詩集本打算以《唐詩三百首》為名結集出版，這不僅獲得張愛玲的認同，而且當唐大郎想把一部分打油詩放棄時，張愛玲表示不可，還旗幟鮮明地點出他為「《四十生日》所作的八首打油詩，有幾首真是賺人眼淚之作」。　　「身邊文字」遭批評　　等到主編《亦報》之初，唐大郎依舊積習難除，不僅自己寫「身邊文字」，並且在向特約撰稿者約稿時，仍希望多談一些身邊瑣事。如《今日的古城》（《亦報》1949年8月30日）所述：「我們從前天起登的《梅劇團北行瑣記》，就是思潛先生（祝按：許姬傳號思潛）的手筆，作者以自己的立場，敘述梅先生旅程中的身邊瑣事，無不真切有趣；我們得到思潛的文章，如同得到梅先生的文章，一樣珍貴。」又如《梅邊人物》（《亦報》1950年3月12日）重申：「思潛先生為梅蘭芳先生掌文牘，於是替《亦報》寫稿子，標題就叫《梅邊瑣記》，寫的都是十分瑣碎的事，但我卻欣賞他這一份瑣碎，因為愈瑣碎愈覺得作者身在梅邊之有意思也。」　　但是解放以後，隨著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推行，社會上開始興起新風尚，普通市民讀者日益受其影響，閱讀口味也隨之悄然發生變化。身邊文字因片面追求趣味性，在思想性方面或有欠缺，於是就有讀者寫信去非議，《亦報》上便出現了要不要「身邊文字」的討論。　　在《謝梯維》（《亦報》1950年1月6日）里，唐大郎表達了經受讀者批評時那苦惱而灰暗的心情：　　「寫就身邊事一堆，自家看看意須灰。書來讀者封封罵，頭碰梯公日日催。人自心雄惟力拙，詩難氣盪更腸回。只教收拾狂奴態，遂使尊眉豁不開。　　「在我們徵求讀者意見的許多來信中，對於我的文字，罵多於不罵，罵我的也分著兩種，一種罵我不夠進步，還是寫些身邊文字。一種則罵我寫得不比從前那樣的潑剌，風趣，總之我是兩頭脫節。惟一辦法，只好少寫一點。但我是天天同梯維一淘吃飯的，他不看見我的稿子，他就要催，『怎麼今天又沒有了？』甚至說：『再不寫，我要不看亦報了。』其實梯維並不對我的文字有所特嗜，因為看二十年老友的寫述，別有一番親切之感而已。然我卻難了。」　　從口氣上看，唐大郎因矛盾纏身無可適從而有些焦頭爛額。好在有好朋友梯公（胡梯維）的大力支持，《亦報》上「高唐散記」的題材里，身邊文字仍保持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六十多年過去了，「身邊文字」的優劣已然不成問題。一方面，假如報紙文章充斥著高頭講章，片面追求思想性，而毫無趣味，很難不被普通讀者所厭棄；另一方面，非黑即白的邏輯已經不大有人認同，思想多元化亦逐步被多數人所接受。誠如老卒（嚴獨鶴）當日所言：「足跡所經，見聞所及，種種情事如其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就何妨寫將出來，也許問題雖小，或有可觀。」（《身邊文字》，《亦報》1950年1月15日）　　唐大郎與施叔范　　今天，當以積極的眼光重新審視唐大郎的「身邊文字」時，實在能發現許多珍貴史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唐大郎與朋友們之間的綿綿友情。　　施叔范，自號老髯，原籍浙江慈溪坎墩鎮。1933年秋在上海與鄧散木等結「哭社」，吟詩會友。抗戰勝利後，施氏與唐大郎、桑弧（叔紅）等人結成文酒之交。可惜上海解放後不久，施氏即返鄉務農。上海的友人們與其依依不捨之情可見之於《亦報》上的往來文字。如《高唐散記·此際魂銷禁不得》（《亦報》1949年9月2日）：　　「叔紅留不住叔范，叔范還是想走，回到他的故鄉，定下星期成行，就在前天晚上，聚了柯靈，散木，空我，之方諸兄，在叔紅家裡，作一個話別會。其中柯靈也要走，他是到北平去，算來他從北平回來，尚不滿一個月咧。　　「解放以後，叔范便作計歸農，但一留留了三個月，那是他舍不開上海的朋友，而上海的朋友，又何嘗捨得開他？記得在淪陷時期，他離去上海，向朋友作過四首留別的詩，我永遠忘不了他有幾句如：『雖然肺腑多恩分，無奈江城斷稻粱。』『未聞天意分南北，卻有朋情過弟昆。』又如：『此際魂銷禁不得，分別都在夢中看。』可以看出他所依戀的是朋友，做他朋友的，卻始終只有用感情來留他，而用不出力量來留他。所以三年兩頭，要造成有如今夜的黯然魂銷之局。　　「聽說最近的叔范，沒有詩了，他怕的是不為時代所宜，其實不用這樣顧慮的，在共產黨統治之下，叔范的詩，我相信依舊是名山絕業，他用如沸的熱情，千錘百鍊的工力寫出來的作品，任何時代揚棄不了它的。叔范正用不著妄自菲薄。」　　字裡行間，滿溢著唐大郎對於施叔范那份惺惺相惜與勉勵之情。　　不久，施叔范從家鄉寄來留別詩，詩後輔以唐大郎並不常見的文言詩註：　　「上為施叔范先生作留別海上友好詩，寄與桑弧，桑弧以示愚，讀之真能煩郁都銷也。近世詩人，於施叔范服膺尤至，散木先生所謂髯詩能自成其面目者，愚亦謂一任世變時遷，髯詩終得千古。《亦報》誕生，索叔范詩，叔范曰：久無所作，及其歸，亦遲遲無一報，愚故惘惘弗已。當其倚裝，桑弧設杯酒餞之，散木空我皆在座，散木被酒，驟語愚曰：若多餘力，仍為詩，後此詩道必衰微，留我三四子，亦足奇珍！愚曰：是當屬望於叔范，胡論及我？無叔范聰明，亦無其慈愛，患吾詩終不可到耳！」（《施叔范詩》，《亦報》1949年11月5日）　　很快，山人居士（鄧散木）撰就《寄懷叔范坎鎮》（《亦報》1949年11月7日）：「借問施鬍子，鄉居遣怎消？抽煙非白錫，閉戶看青苗，黃臉眉長展，紅燈酒聽澆，明年花可軋，篤定夠開銷。」之後的多月，施叔范的舊詩在《亦報》源源不斷，間日有之。　　「梯丈為媒相過親」　　唐大郎與同在滬上的桑弧、胡梯維、龔之方的友情保持得更久。《高唐散記·我們四個人》（《亦報》1950年1月5日）稱：　　「新年的頭兩天，都同桑弧，梯維，之方在一淘，少不得連番餔餟，這一種良朋聚首的機會近年來已不大多得，於是想起當初《黑飲記》的所謂『漸看明月生牆角，特為佳人照海陬』。『適逢眼底無雙艷，便寄生平第一歡』。『髮膚衰於離亂後，弟兄都在性靈中』的那些塵影來，在座的人，遂都有不盡低回之慨。　　「我同桑弧，梯維，之方四個人，在性格上，出入沒有太大的地方，所以我們的友情容易長久，有一時期為了各人忙各人的事，不大碰著，但碰著了總好像有說不完的話說著，因為我一向不務正業，所以與朋友沒有事業上相共的人，也許這是能夠保持友情永久的原因，譬如說：我去年想自製一部影片，真的攝成了，我一定想在本市最大的戲院上映，於是一定去找梯維，他是大光明與國泰兩家的總負責人，但萬一他有為難而方我的命了，我呢一定當他不賣交情，而心裡就要不免有所芥蒂了。比較起來，同之方合作的機會多一點，他是幹才，他領導我。但朋友是老了，交情是深了，我總想，有朝一日被我拆爛污，拆得事業垮了台，他也只好對我看看，總不致於辦我去吃官司的，但友情還繼續得下去么？」　　性格相近，讓友情萌發。這點容易理解。而令人想不到的，竟是事業的無交集，才讓四人能友情永久。更出乎意料的是，後幾日的《亦報》上居然還披露了老朋友桑弧終身大事的解決。　　先是唐大郎《寄桑弧》（《亦報》1949年9月15日）慨嘆老友桑弧的年齒日長，孰料短短几個月後，唐大郎便向身處外地的施叔范報告了喜訊：「讀得髯詩意更新，恍看麗日耀湖濱。舊餘老鐵（山人居士）情猶沸，吟到其三（男士）筆有神。都道高唐殊乏勁，豈關散記不藏春？桑弧近事君知否；梯丈為媒相過親。」　　「這一首詩，當然不好，尤其不好的，正如一位讀者罵我，寫來寫去，又寫在幾個朋友身邊也。」（《報叔范湖上》，《亦報》1950年1月10日）　　詩的最後一句莫不是在說胡梯維為桑弧做媒相親么？果然，兩天後的《亦報》刊有文哥（胡梯維）《做媒》一文，得以驗證：　　「本鄉的俗諺說，不做媒人不做保，一世無煩惱。生平沒有做過媒人，不想解放後的一九五〇年，忽然開起戒來，而且是全部道地的老法，乾坤宅遊園相親，在削麵的西北風裡，頗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相親下來的一個節目，是由媒人辦妥了四張戲票，請小兩口子連看兩場電影。這一來，有人批評我有點近於火爆。實在我是個急性人，我比我這朋友叨長几歲，十餘年來，我眼看他由天真，而老成，而憔悴，這一份盼望他敦其室家的心情——下作坯討便宜，真不亞於向平之願。遊園之後，聽聽各方的反應，都非常圓滿，只有我這朋友，始終保持著一份沙蟹檯子上的冷麵矜持，高深莫測，只見他耍水袖，理口面，慢條斯理，老不張口，因是我不得不起一點帶頭作用。大郎譏嘲我說，這次做媒如果失敗，你大有和朋友『劃地』的可能。這倒好像我把做媒看成事業了。其實，終吾之身，我也不曾為事業而與朋友存過芥蒂的。　　「其實呢，大郎是現成男媒，他的期成之願，也正與我同樣殷切。因為坤方與我沾點親，她小我一輩，這兩天，不但他已經改口稱我為丈，而且連台上的祝詞，他早就打就腹稿了：『今天是××兄的吉期……』見了我就要念一通，然後拊掌大笑，新官人遇著我們這樣那個急性的媒人，大概也鑽不出紅絲網了。」　　儘管並未指名道姓，但不難從字裡行間推而知之：正是由胡梯維出面做媒，把比自己小一輩的女眷介紹給了桑弧；而得知消息的唐大郎便在第一時間，將這喜訊與身在外地的詩友施叔范分享。分析胡梯維所述，相親的結果是當事人桑弧始終保持著矜持，而唐大郎卻表現得格外殷切，甚至已經改口，連婚禮祝詞都已預備好了。女方是誰呢？考慮到1951年桑弧即與一位文藝界的圈外人戴琪喜結連理，相隔時間之短，女方除了戴琪，似不作第二人想。至於桑弧的態度怎麼從矜持轉為積極的呢？限於文獻無征，就不多作猜測了罷。　　2009年，張愛玲本來打算銷毀的《小團圓》終得面世。讀罷全書會發現，隨著小說情節的發展，主角九莉在一一與她所愛的人告別：母親、丈夫、戀人，最後留給讀者一個與小說標題相匹配的遠非「大團圓」式的黯淡結局，其凄然與絕望，令人一掬同情之淚。如果小說里燕山的原型真是桑弧而非旁人，簡直應了那句：多情卻被無情惱。　　至於桑弧、戴琪夫婦的婚後生活是否美滿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在晚年一篇幾乎不帶感情色彩的回憶錄的結尾，桑弧特意向老妻表達了深切的謝忱：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還想饒舌幾句。我想表達一下對我的愛人戴琪的感激心情。我們於1951年結婚。這40多年以來，我的創作生活一直得到戴琪的支持、幫助。特別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我的一些同事或由於受殘酷迫害致死，或由於不堪忍受凌辱而自尋短見。當時我身處『牛棚』，情緒十分壓抑。但是我的愛人始終勸慰我，她要我正確對待逆境，對未來要有信心。這才使我度過了那難熬的十年歲月。我永遠不能忘記她給予我的鼓勵和愛心。」（《回顧我的從影道路》，《當代電影》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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