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光明｜關於馬克思主義史上的若干問題

在發表了《略論「倒過來的革命」》之後，有讀者提出質疑，認為張老師在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失敗」做辯護，而馬克思主義連同列寧主義乃至18世紀啟蒙哲學皆不可取，帶著偏見和謬誤企圖「告別革命」。對此，張老師以書信的形式進行了一一回應。因篇幅限制，本次推送略去了注釋。

批評者的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bd300b4a0102vqsl.html ，讀者也可點擊文末「閱讀原文」進行查閱。

關於馬克思主義史上的若干問題

——對一位批評者的回應

張光明

作者前言：本文以與友人通信的方式，對我的一位網路批評者作了回應。希望此文能在時下人們經常談論的幾個歷史問題上，略盡一點澄清事實和促進思考的責任。如今網路作品的影響大過於專業性學術刊物，其中固然多有毫無學術素養和真誠而信口開河的，但也有一些願意對問題進行認真探討的。這樣的作品，我以為比起時下常見的某類「學術論文」，更加值得認真看待。

列寧在紅場上慶祝十月革命一周年

L女士：

謝謝轉來「大海之聲」的文章《革命的幻象和幻象中的革命——兼與張光明教授商榷》。[①]此處仍以給你回信的方式，談談對此文的看法。

據這位作者說，我在《略論」倒過來的革命」——關於列寧的「論我國革命」》一文[②]中，「完全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話語體系出發，去探討十月革命的性質和底蘊」的。他對這種做法表示了很大的不滿。其原因，在於他認定馬克思學說為原罪，誰企圖為馬克思辯護，誰就是「馬克思的徒子徒孫」；誰要是想指出馬克思和列寧的區別，誰就是「口口聲聲為『倒過來的革命』的失敗辯解」。這位作者對自己的見解極有信心，在他眼裡，與他不同的看法是「極其可笑」的，因此他要起來與之爭辯。

我沒有用這種方式「商榷」的愛好。至於他認為我根本沒有辦法解釋的那些問題，我過去早已解釋過了。我的理論觀點，在這裡就不想再去重複了，他如果樂意，可以自己去讀。當然，對於這些問題，我是本著唯物史觀的方法去探討的，這自然不能讓他滿意，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有我自己的信念，正如他有他的信念一樣。我願承認，他在所談論的領域裡確有較為廣泛的涉獵，也有對重要問題窮究底蘊的意願，但我注意到，在他這篇接近五萬字的長文中，仍然充滿了理論、史實和邏輯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對於一般讀者來說，可能是辨認不清的。因此為了公眾的利益，我準備對這些錯誤擇其要者，僅從事實角度略予評論。我在後面會時常引用一下自己的話，這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為了在說明問題時「偷懶」、省事而已。為簡便計，下面我就稱他為D先生。

一、文章一開始，D先生便斷言張光明之所以「從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出發，去探討十月革命的性質和底蘊」，是因為他的「身份和專業」。

這種斷語襲自過去幾十年里我們早已熟悉了的那種庸俗化了的「階級分析法」，可惜完全不符合事實。首先，我之成為馬克思主義者，[③]是我在「文革」期間目睹和親歷無窮無盡的慘劇而讀書和思考的結果。當時我的「身份和專業」是一天掙七分工的農民，如果說這樣的「身份和專業」決定了我只能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話，我倒很高興，但這並不是D先生自己的用意。

好吧，以我現在的「身份和專業」，除去一些人不切實際的猜測，不過一名普通教師而已。難道有了這點「身份和專業」，就必定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了嗎？難道把馬和列區別看待，就是秉承了上面對「專業」的指示嗎？如果誰這樣想，那不過是外行的一種想當然而已。我在過去幾十年中的研究工作中，一個主要的方面，就是確認在馬和列的理論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差別。這是我自己長期探討的結果，沒有哪一份文件，沒有哪一本「專業」教科書讓我這樣做；相反，無論過去和現在，這些觀點我從未指望過被官方宣傳口徑所接受；事實上，它們至今也仍舊是不被接受的。好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國內，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走到這一觀點上來了。吾道不孤，這讓我感到高興。

如果我們把視野擴大到國際上去，則持這種觀點的政治派別、政治活動家、理論家以及專業的學者（包括非馬克思學派的學者），20世紀以來就更多了。隨隨便便就可以列出一大批著名的學派和人物，他們都認為，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其發展中的一個派別，它與馬克思恩格斯的馬克思主義有重大的差別。[④]所有這些學派和個人的觀點，你盡可以不同意，盡可以反駁，但你能把他們的觀點也歸結為他們的「身份和專業」嗎？

二、D先生從我對俄國革命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得出如下推論：張光明既然認為俄國革命是在未成熟的條件下發生的革命，那他就必然還要堅持「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物質文化基礎上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據他說，這是我雖未明言，但從我的分析中「必然得出的結論」。

他又一次錯了，用想當然代替了事實。我不可能在此詳述自己的觀點，只引我在十年前出版的《社會主義由西方到東方的演變》一書中寫過的幾句話吧：

「目前只能做到從邏輯上大致推論：要麼資本主義終將達到一個無法逾越的極限，於是迎來社會革命的時代；要麼資本主義通過持續的自我改良在無意中實現自我否定，以至像顧准所斷言的那樣，在批判-改良中一點一點滅亡掉[⑤]。前一種趨勢從20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中似乎不容易得到證明，後一種趨勢則越來越具有更大的現實可能性，因為它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已經得到了清晰的驗證；儘管當今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但早已不是19世紀的私人資本主義了；儘管20世紀晚期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上重新泛濫，但是誰也不可能把資本主義一百多年來已經達到的高度社會化成果徹底消滅掉，退回到19世紀的粗陋資本主義去。也許，沿著這個趨勢走下去，社會的發展最後不是通過階級決戰，而是通過自然的演變達到未來的高級階段？」[⑥]

上述看法很可能讓D先生不滿意，但他預先便代替我得出「必然得出的結論」，恐怕有點過於急躁和武斷了。

三、D先生認為，我在《略論「倒過來的革命」》一文中，「沒有回答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首先，據他說，我沒有回答「通過市場發展生產力，怎樣發展人民大眾的普遍民主」的問題。這不對。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那篇文章里不是沒有談論過，具有一定理論修養的人，應該可以從我的敘述里看出我的意思。現在既承D先生下問，我再簡略回答如下：依照我的信念（請原諒，它又是馬克思主義的！），市場經濟在歷史上是一種具有極大的破舊立新能力的經濟，它對於近代以來一切形式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集權主義，都起著潛在的巨大瓦解作用。同時，它又促進著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發展，因此也就在客觀上推動著「第三等級」對民主的日益成長的要求，從而孕育起為著實現這種要求而進行的鬥爭。在我看來，這是一條歷史進步的必經之路，它將引導人們首先走向「形式民主」，並進而朝著「實質民主」接近。惟有在這條道路上，人民的自治能力，社會的進步，才能夠不是靠自上而下的「灌輸」和恩賜，不是靠仰望青天的、乞討式的「忽悠」，而是依靠人民大眾基於自己的利益而產生的自我意識，以及由此為民主而進行的持久鬥爭。順便說一下，時下許多人艷羨不已卻不知其由來的西歐社會民主主義，就是走了這樣一條道路。

十分清楚，我在這裡著眼的是如何找到一條客觀上可行的道路，它能幫助我們走出「倒過來的革命」的困境。D先生卻由此推論道：既然你認為我們還有路可走，那就是要我們重走老路！就是要「今後那些不發達國家仿而效之，即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先進入『現實社會主義』，然後再向『高水平的社會主義』過渡」！這算是一種什麼邏輯呢？對於這樣的邏輯，確實我沒有辦法回答。

再者，我在這裡講的是一種從宏觀歷史進程出發的抽象政治理念，D先生卻非要我回答「執政黨的執政地位怎麼保證？」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很抱歉，您找錯了對象。一個普通教書的，一個本著自己的認識和良心搞學問的，關注的是人民的福祉，社會的進步，歷史的未來；一個「群眾」，哪來的資格、意願和權力去回答這樣的「至關重要的問題」？他為什麼不自己去向與這個問題利益相關的決策者提問，而要跑來追問我呢？

好了，允許我也推論一下吧——這種推論是從D先生的文章中歸納總結出來的：他的這種思維方法，是因為他無批判地跟隨著我們的正統教義，簡單地把馬克思、列寧視為一體，因此在他眼裡，誰是馬克思主義者，誰就必定是蘇式社會主義的維護者，必定是「權力的奴僕」。這再次與歷史的事實相去遠甚。我在許多文章和書中都提過，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普列漢諾夫是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是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是馬克思主義者，庫諾、奧托·鮑威爾、希法亭、托洛茨基、曼德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亞當·沙夫……這些人物都是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他們是屬於不同派別、觀點各不相同的馬克思主義者，而著名的《讓歷史來審判》的作者麥德維捷夫，甚至是站在列寧主義立場上去揭露斯大林罪行的。D先生不至於不知道這些人吧？他們是權力的奴僕呢，還是尖銳透徹的批判者呢？D先生是否都要把他們一股腦視為敵人呢？

四、D先生又譏誚道：「當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口口聲聲為『倒過來的革命』的失敗辯解：即這個失敗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根本不可能在資本主義還沒充分發展的物質文化條件下發生，他們卻無法解釋，為什麼在馬克思恩格斯逝世一百多年後，不僅老牌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發生社會主義革命，而且不斷加入發達資本主義行列的國家，也沒有爆發社會主義革命？」

我不得不再重複一下：D先生又錯了。這個問題在中國學術界，確曾長期無人認真加以解釋，甚至很少有人意識到。但不等於除了D先生之外就沒有人能夠解釋了。就拿他眼中我這個「口口聲聲為失敗辯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吧，從20世紀80年代起我就開始自覺地注意到並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了。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⑦]，我正式提出這個問題並為解決的途徑勾畫了一個粗略的框架。在1999年出版的《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分野》一書中，又以這個問題為核心，展開了全面的論述。當時我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為背景，以第二國際時期西歐與俄國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及其大分野為考察對象，對西方資本主義長期延續的問題提出了一種歷史的和理論的解釋。後來我偶然發現，這本書被人弄到網路的「愛問資料共享」上，下載量十分可觀。估計D先生沒讀過此書，讀過他也不會同意，但如果說，他自己不同意的解釋就等於「無法解釋」，這恐怕不大合適。

五、D先生認為，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馬克思的主張也是遭人遺棄的垃圾。為此他使用了一個主要論據，就是從別人那裡聽說的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領袖卡爾松的話。不錯，不僅瑞典社民黨，還有其他許多社會民主黨都沒有採取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的主張。但僅只向人們講述這一點，那就太片面了，因為恰好是同一個英瓦爾·卡爾松，確認馬克思的歷史觀為社會民主黨的「基本概念」。他說：「歷史唯物主義對於認識我們的當代社會，特別是由傳統的工業社會的變遷所帶來的新的政治條件、全球化與信息技術對生產、通訊和政治所造成的根本性影響是十分十分重要的。」[⑧]他認為，當代社會民主黨之所以需要作政策上的改變，正是由於「生產力的變化使社民黨面對著與20世紀60年代完全不同的新條件」。

既然說到了這裡，那就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多說幾句。

20世紀中期以後，西歐各國普遍迎來了一個「福利國家」的時期。但如果把這個重大進步當成資本主義之自動的、仁慈的饋贈，那就錯了，它是在生產力巨大發展和民主化進步的基礎上，在工人階級和其他廣大下層人民長期鬥爭的推動下產生的。

19世紀時期的資本主義處在自己的早期階段，當時是野蠻的、殘酷的。工人們為了捍衛自己的利益，改變自己的處境，必然地起來與資產階級和它的政治保護者抗爭，而階級鬥爭在當時不能不採取尖銳對抗的形式。在工人階級發展的這個階段上，馬克思學說起到了決定性的思想引導作用，它促使工人階級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利益和力量，指出革命的方向，因此成為歐洲工人運動的思想主流。隨著資本主義逐步邁向自己的成熟時期，情況開始變化了。現實的條件使得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越來越可能依靠工會的、議會的……總之，合法的鬥爭方式去爭取自己的權益，於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的主張在工人大眾中便逐漸失去了原來的號召力，改良主義自下而上地排擠了「革命主義」。社會民主黨如果不想失去工人群眾，便只能先從實踐上、然後從理論上，經歷一種由不自覺到自覺的轉向。這種轉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開始，在兩次大戰之間曲折地進行著，到二戰後走到了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那時社會民主主義正式宣布自己為改良主義的，這方面的標誌性文獻，就是社會黨國際的《法蘭克福聲明》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但社會民主主義仍然宣布自己的未來目標是徹底改造資本主義，使人民走向真正民主的、自由的、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說，在社會民主黨人那裡，革命手段放棄了，但目標沒有放棄，這也並非由於他們視革命為萬惡之源，而是由於他們認為條件並沒有發展到「最後的、絕望的」、非使用革命手段不可的地步。[⑨]在中下群眾的支持下，西歐各社會黨普遍上台執政了，它們廣泛推行了福利制度的實驗，廣大人民從中得到了顯著的好處，資本主義在歐洲受到了雖非根本性的、但仍然十分深刻的改造，從19世紀的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走向了「萊茵模式」。

所以，第一，這不是一個資產階級單方面賜予的進步過程；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潛力和工人階級鬥爭的巨大壓力，是促進這個過程的雙重動力。第二，這個過程，一方面導致社會主義力量與資本主義社會「同化」了，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自身也被改造了。第三，「福利制度」是資產階級與下層勞動者大眾的力量在鬥爭中達到相互制約、勢均力敵狀態的產物。如果說這樣的制度畢竟還沒有根本超越資本主義的話，那也完全不同於原來的資本主義了。社會黨人對自己的這些成就十分自豪。如果有誰看了D先生的文章之後，懵里懵懂地跑去恭維歐洲的社會黨人，說他們是延續著「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說他們的偉大功勞是維護了資本主義，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送他一個「不！」，然後客客氣氣地把他攆出門去。

到了這裡，人們大約不難理解，為什麼社會民主黨人放棄了馬克思的革命主張，卻仍然尊崇歷史唯物主義了吧？歷史唯物主義主張從歷史中、從經濟和社會的客觀進步中考察特定社會是否適合這種需要：如果適合，它就必然存在；如果不適合，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種社會形式所替代。如果這種替代遇到統治者出於私利的暴力鎮壓，則革命不可避免；如果有條件採取和緩的方式，則和平轉變就成為合理的選擇。[⑩]這種新的社會形式及其實現道路和手段，不能從頭腦中發明出來，而需要從現存的社會中發現出來。這便要求人們走出哲學，走進經濟學，對經濟關係作儘可能細緻的分析。當對資本主義進行這樣的分析時，馬克思恩格斯確實犯過不少錯誤，他們以為資本主義的「喪鐘」已經敲響了，而按照我本人的看法，「馬克思恩格斯的時代是早期資本主義的時代，今天看來，馬克思恩格斯所認定的那些即將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尖銳矛盾，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矛盾的早期表現」[11]。後來資本主義的演進確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測，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發展也因此大大不同於他們的預期。但他們的歷史方法提示人們，在考察和制定自己的行動方略時，應該從歷史的客觀進程而不是主觀的意願中找到根本的依據；而當重新考察歷史的過去時，也還是首先要從經濟運動規律中追究深層的原因。這就是唯物史觀在當今世界上仍為許多學術領域中的重要學者和政治活動家所肯定、所運用的理由，也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和政治家們仍然確認唯物史觀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並將此一再寫入自己黨的綱領的原因。[12]依我看，以上這些人們的做法比起不懂得細心區別和分析，只會一疊連聲高喊「打倒」的做法來，是要高明得多的。[13]至於我自己，在《布爾什維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分野》一書中曾這樣寫道：「從表面上看，現實的歷史似乎存心用自己的『錯位』與理論預測開玩笑，然而更深入的觀察表明，這種『錯位』本身也是經濟和歷史運動的產物，因而仍然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才能把握。」我把這種方法總結為「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應用於考察馬克思主義歷史自身的矛盾」。[14]這是我多少年來研究工作中自覺貫徹的基本方法，今後我還會繼續在這個方向上努力，如果有論者不滿意，那也只好隨他去。

六、D先生激烈地批評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為荒謬。不過，他也還是承認，階級總還是存在的，而人們的觀念和階級利益之間也是存在聯繫的。接下去他指出：「觀念和階級地位、動機和經濟利益之間的聯繫，是極其複雜、曲折、微妙的，這種聯繫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反向的，可能近些，也可能遠些，可能有著千絲萬縷的間接聯繫，也可能根本八竿子也打不著。因此，在歷史分析中直觀地、直接地『找出』這種聯繫，並以這種聯繫作為整個理論分析的坐標，難免會產生荒唐的主觀臆斷，難免會失之毫釐，謬之千里。」這些話說得一點不錯，的確把握住了馬克思階級理論的要旨。

然而，他馬上便引用馬克思名著《霧月十八日》中很長的一段話，來證明馬克思正是愚蠢地要在階級地位及其利益和思想觀念之間「直觀地、直接地找出這種聯繫」。可是，凡具有正確閱讀能力的人，立刻便會產生疑問：他所引用的馬克思的這段話，不是恰好證明了馬克思反對這種「直觀地、直接地找出聯繫」的做法嗎？當引文里說「不應該認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們成為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是下面這樣一種情況：他們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資產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一般說來，一個階級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們所代表的階級間的關係，都是這樣」的時候，馬克思不正是主張把政黨和個人的主觀意識與客觀存在的階級地位和利益區分開來，而反對那種認為「所有的階級分析都必須直觀地找出各種理念後面的經濟利益和物質關係」的庸俗階級分析法嗎？D先生剛剛完整地引用了馬克思的話，轉瞬間就把馬克思批評的東西反過來扣到了馬克思頭上，這該怎麼解釋呢？而D先生自己一遇到不同意見，立刻便歸咎於對方的「身份和專業」，這不正好證明，恰恰是他自己，一遇到與他不同的「觀念」，立刻便想當然地追究到這種觀念的「階級地位」嗎？

這裡，需要簡單地談談階級鬥爭學說這個如今許多人心目中的「禍害」了。

這個學說不是馬克思創立的，而是很早以前就產生了的。老實說，在人們的觀念與他們的地位、經歷、利益之間，有著某種自覺或不自覺、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因此「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是一個僅從日常經驗中即可感受到的常識。但從模糊的日常經驗到建立起清晰的理論體系，是需要長期的思想努力的。法國復辟時期的歷史學家（梯葉里、米涅、基佐、梯也爾等）明確系統地運用了階級鬥爭學說，他們從複雜紛繁的政治鬥爭中揭示隱藏在事件當事人主觀意願背後的階級利益；把這一理論運用於法國大革命，他們把整個進程理解為第三等級平民和貴族統治者之間的階級鬥爭進程。這較之以前把事件僅僅歸之為個人的主觀動機、意志的做法，大大深入了一步。由此，歷史科學在他們手上獲得了重要的進步。很大程度上藉助於他們的努力，在19世紀的社會科學著作和政治生活中，階級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概念，關於這一點，只要看看那個時代的文獻，就會一清二楚了。

馬克思階級理論的特點在於，從復辟時期歷史學家止步並陷入自相矛盾的地方進一步往前走，把階級的產生和存在與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聯繫起來，把階級的差別與人們對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聯繫起來。[15]即使在等級制已經不存在、契約上關係已經完全平等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由於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不同，經濟地位的不同，人們仍然劃分為不同的階級，因此他們之間存在著或緩和或激烈的對立與衝突，這就是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的基本內容。馬克思時代的現實，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日趨尖銳化的理解，使得馬克思更多地注意和強調了鬥爭激烈且愈益尖銳化的、不可調和的一面，[16]而在西方主要的國家中，這一鬥爭後來有大大緩和的趨勢。但這不等於說，階級學說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

從法國歷史學家到馬克思，這個學說既是對歷史進程客觀存在的現象的描述，同時也是下層人民對上層統治者進行抗爭的思想武器。歐洲工人階級在自己的鬥爭中依靠這一武器，通過長期的鬥爭，才有了20世紀中期以後的重大成就。所以，還是那位瑞典社會民主黨領袖卡爾松，這樣寫道：「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利益矛盾具有關鍵性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是不可調和的。但如果雙方力量能夠達到某種平衡，它又可能成為經濟發展中富有活力的因素。」他還說，「社民黨的上述看法的出發點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17]。

與社會民主黨人仍然贊成階級鬥爭學說相反，如今在我們這裡，階級鬥爭這個詞卻讓人聞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和切齒痛恨。在時下一般人的觀念中，這個學說是與壓制民眾、製造仇恨、打擊異己，大規模迫害……聯繫在一起的。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要求把對階級關係的理解建立在對生產方式的理解之上。如果連對這個最基礎的東西的理解都搞錯了，那麼，對階級關係的理解當然也不可能正確。舉例說，如果在一個並沒有多少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存在的地方，有人卻脫離經濟分析，到處瞪大眼睛抓「資產階級」，那便毫無疑問要產生人為製造「階級鬥爭」的錯誤。不僅如此，這樣製造出來的「階級鬥爭」，還導致把真實的階級關係掩蓋起來。[18]從上世紀20年代末蘇聯斯大林的「全盤農業集體化」到中國60年代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概出於此。它們不但敗壞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的聲譽，而且還使得缺少理論思維能力的人們不懂得理解、運用和發展這一理論，去認識我們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真實的階級關係。當然，這類錯誤由來已久，說來話長，例如在中國，還可以追溯到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大論戰」，涉及到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等理論問題，這裡不可能多說了。然而，把這些錯誤簡單歸咎於馬克思，這公平嗎？

七、現在談談D先生對巴黎公社的看法。這些看法大致可以歸納如下：1、巴黎公社是「法國大革命進程中的一個偶然的政治事件」；2、巴黎公社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政府」，因為在它裡面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者，起主導作用的是蒲魯東主義者和布朗基主義者；3、梯也爾的臨時政府向普魯士投降是完全正確的，而巴黎民眾居然不聽話，上演了一場「和政府對著干」的「鬧劇」，這「是任何一個合法政府所不能容忍的」，理應鎮壓；4、巴黎公社即使成功，也必將產生一個新的專制主義政權，它將把後來蘇聯的一切惡果預先上演一遍，那時，「一個比資產階級共和國更加專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就會早近半個世紀出現在世界上」。

老實說，他的所有這些說法，我連一條都無法同意。

首先，把1871年的巴黎公社說成是「法國大革命進程中的偶然事件」，這種觀點有點奇怪，因為一般人是不會把法國大革命一直拉長到1871年的（當然，也有例外，譬如中國在「反修防修」和「文革」時，就把1789年到1871年的整個過程，一股腦說成是「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過程）；其次，姑且讓我們接受D先生這一獨特的歷史分期法，那時他便陷入了自相矛盾。據他說，1871年的公社是1789年大革命以來法國人民（甚至還包括革命前的啟蒙學派）一直喜好無法無天、異想天開、製造胡鬧的產物，那豈不恰好證明，巴黎公社並不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由普法戰爭失敗這個事件所激發起來的又一次必然的事件（他稱之為「鬧劇」）嗎？

其次，讓D先生感到很不可思議的是：既然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都承認，在巴黎公社中起領導作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怎敢還說這個政府是工人階級的政府？這種思路在我看來倒真是不可思議。誰都知道，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工人階級是工人階級，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D先生認為，必須先是馬克思主義者才是工人階級成員，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掌權的政府，才是工人階級的政府，那隻能說，這是他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觀念，與馬克思恩格斯毫無關係。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如此愚蠢地、宗派主義地把非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開除出工人階級隊伍，只認定自己的信徒才是工人階級；也從來沒有規定，只有馬克思恩格斯他們自己一派建立的政府，才是工人階級的政府。這裡又一次表明，D先生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由於不肯去動腦筋了解這二者間的區別，他把自己對後一種社會主義的憤怒，統統發泄到馬克思恩格斯頭上去了。

再次，據D先生說，既然梯也爾的臨時政府投降了，[19]人民就該乖乖配合才是，可這些巴黎愚民居然不體諒政府的英明，反而「浪漫張狂，異想天開，無法無天，蔑視權威，感情用事，喪失理智，一意孤行，崇尚暴力」，「聚集起一股幾十萬人的軍事力量和政府分庭抗禮」。可是，D先生為什麼不提這樣一件史實：1871年1月28日，茹爾·法夫爾代表法國臨時政府與普魯士簽定了投降協議，其中規定法軍交出武裝，25萬巴黎法軍，除允許保留一個師「維持秩序」之外，都成為普軍的戰俘。可是，同一個協議明文規定，國民自衛軍的武器不在上繳給敵軍的武器之列？須知，國民自衛軍不是正規軍，而是民間的武裝，它的大炮是巴黎民眾自己集資購置的財產，上面都鑄有國民自衛軍各個部隊的番號，理所當然屬於民眾自己。只是由於梯也爾為了儘快掃除這個妨礙他的障礙，在3月18日派兵去搶奪國民自衛軍的大炮，才引起了3月18日巴黎的革命的。對於這樣一個史實避而不談，不能算是忠於歷史的態度吧？

正是由於這些原因，後來的史家，即使依其「身份和專業」屬於西方「主流」的史家，即我們以前所說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哪怕對巴黎公社並不贊同，在敘述1871年的事件進程時，也都持十分審慎的態度。例如，具有世界權威性的《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第11卷就這樣寫道：「本文不打算對對立的觀點判斷是非……1871年3月18日爆發了一場人民起義……重新攻佔巴黎——1871年的五月流血周——具有極其殘酷的性質，致使這兩個敵手長期懷恨在心。」[20]屬於左派的霍布斯鮑姆則毫不保留地表示了對巴黎公社革命的同情和稱頌，以及對梯也爾政府暴行的譴責：「有誰知道多少公社社員在戰鬥中犧牲了嗎？公社被鎮壓後，無數社員遭屠殺。凡爾賽方面承認它們殺了1.7萬人，但這個數字連實際被害的半數都不到。4.3萬人被俘，1萬人被判刑，其中一半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亞，其餘一半被監禁，這就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所進行的報復。」而「凡爾賽軍隊陣亡和失蹤人數大約是1100人，公社或許還殺害了100個人質」[21]。霍布斯鮑姆的這個數字，大約是我所見到的最少的，但僅憑這樣的數字，我想，站在下層人民的基本立場上，哪怕是站在同情弱者的一般人道主義情感上，也足以讓人對這一重大事件有個是非態度吧？D先生在面對當前的現實矛盾時可以表示出強烈的批判意識，怎麼一轉回到歷史，就毫不猶豫地變成了「皇恩浩蕩兮臣罪當誅」的政府派，對人民起義持如此冷酷無情的態度呢？

那麼，是否如D先生所說，巴黎公社即便發展下去，也不過是一次蘇聯專政的預演，其前途必定是暴政呢？

姑且讓我們做個假設吧。我們假設，公社避免了失敗的厄運而繼續存在下去。那時會怎樣呢？

據D先生說，那時巴黎公社「為了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永久地獨掌政權」，一定會「將其他一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黨派統統消滅」。然而連他自己都知道，巴黎公社是一次自發的人民起義，沒有哪一個政黨在裡面操控，更絕對不是他所誤以為的「布朗基主義」革命家密謀。參加者範圍廣泛，沒有哪一個派別具有「統統消滅」其他派別的實力，即便在3月18日起義中起過重要作用的國民自衛軍總委員會，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權力轉交給了公社。不知他是根據什麼史料斷言，只要公社不被消滅，就一定會突然冒出一個能夠「統統消滅」其他一切政黨的「政黨」呢？

公社的直接民主確實表現出管理混亂、缺少效率的弱點。那麼，由此會徑直導致獨裁么？我也不這麼認為。當著全巴黎的人民大眾為自己爭得了自我管理的權利，僅僅由於當下的民主形式不夠令人滿意，他們便會傻乎乎地做出一個決定：讓我們把權力交給一個獨裁者，重新回去當他的順從臣民吧！這有多大的可能呢？持這種推論的人，是根本不懂得民主為何物。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什麼是民主呢？關於民主的理解幾乎無限多，但其最基本的含義指的是由民眾而非少數人對社會當家做主。既然如此，民主就需要有一個非常現實的前提，即民眾已經對社會事務具有足夠大的影響和支配能力，他們的切身經濟利益、他們的社會組織程度和政治覺悟都使得他們產生出參與政治事務的意願，因而他們不能容許別人把他們排除在外，獨斷專行，實行專制主義統治。」[22]以我之見，1871年的巴黎民眾，正是處於這樣一種情勢。因此，他們如果發現自己的直接民主形式難以適應複雜的社會需要，完全可能逐漸向更加完備的——例如，間接民主的——形式摸索和過渡，但不會破罐破摔地把自己出賣給新的獨裁者了事。在這種情況下，僅有一種可能導致新的獨裁，那就是某個野心家搞了一次新的政變，從人民手裡奪取了政權。但如果這樣的事件發生，能夠算做對D先生的預言的證實嗎？

與巴黎公社不同，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是一次「革命家組織」與人民大眾的發展極不平衡的條件下的產物。一邊是1903年以來組織嚴密、步調一致、由一個賦有完備理想目標和綱領的革命家核心指揮著的政黨組織，另一邊是缺少政治活動的經驗、缺少獨立意識的廣大工農大眾，這種畸重畸輕的情況，在隨後的發展中，一步步引向了政黨精英政治。借用考茨基的話說，這是「統治者的知識水平比被統治者高得多，而被統治者完全沒有可能把自己提高到同樣高的水平上」[23]的條件所造成的。1871年的巴黎，我認為不是這種情況。在1871年的巴黎，權力是掌握在不分黨派的全體人民群眾手裡，它不會放棄自己的民主而走向專制主義。在歷史上，直接民主並非只有巴黎這個孤例；古雅典是如此，現代的一些地方如瑞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那裡的民主都沒有轉化成獨裁者的暴政，對嗎？

在這裡，我想對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論述多說幾句。

在巴黎起義之前，馬克思和恩格斯都知道巴黎工人不可能獲得成功，為此曾多次勸告他們不要發動。但起義一旦發生，馬克思就對公社持百分之百的同情和支持態度了。他在公社失敗後兩天就完成了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是對公社的道義支持，也是對自己的政治理念的系統闡述。但這本書在我們這裡歷來被按照蘇聯模式的面貌加以曲解，以致至今絕大部分人——不論稱讚的還是否定的——都未能掌握它的根本意思。

就拿該書中最有名的那句格言來說吧：「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一般人都認為，馬克思在這裡是主張工人階級一旦掌握政權，便應該把原先的國家機器全部打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新的常設的國家機器，用它去鎮壓敵人。

這種理解的前一半是對的，後一半卻是完全徹底的誤解。馬克思的真實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該「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但並不重建新的國家機器。

在深受蘇聯模式國家社會主義影響的人們心目中，這不是奇談怪論嗎？我現在就來解釋一下。

從《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到《法蘭西內戰》，馬克思對法國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國家機器作了歷史的分析。他認為，這種中央集權的政治權力，是在近代以來君主制時代發展起來的，它出於君主與諸侯鬥爭的需要，曾經無意中「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後來隨著資產階級遇到工人階級的挑戰，這個中央集權制度又轉而服務於資產階級，成為「資本藉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在這樣的需要的推動下，國家機器越來越膨脹擴大，愈來愈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與社會相脫離的、甚至連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也要一起拋棄的異己的力量，第二帝國時期這種情況達到了頂點。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權，它的目的是消滅對勞動的剝削和壓迫，使社會事務由社會勞動者大眾自己來管理，這樣，它就不能再把社會政治管理事務交由一小批專職的特殊官僚集團去操縱的舊式政治權力，而應該由人民自己直接行使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新型政治權力。於是，馬克思高度讚賞巴黎公社的廢除常備軍、警察，代之以人民自己的武裝、管理者隨時由直接選舉產生而又隨時可以撤換，只領取與普通工人一樣的薪水等措施。在馬克思心目中，公社體現了勞動者大眾自治的方向，而這種政治形式，是最適合生產資料由社會直接佔有、與勞動成員直接結合的「自由人聯合體」的要求的。此所以馬克思高度評價巴黎公社革命，稱它為「不是反對哪一種國家政權形式」，而是「反對國家本身」的革命的原因（參見《內戰》初稿）。恩格斯後來則直截了當地稱公社為「無產階級專政」（1891年《導言》）。

關於馬克思的這本書，有過各種不同的評價。巴枯寧派曾把它渲染為馬克思向無政府主義的投降，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歷史學家弗蘭茨·梅林則認為這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經驗面前對自己理論的暫時偏離。[24]當代十分活躍的安東尼·吉登斯則把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的綱領的深思」看作是不同於代議制民主的、關於「參與制民主」的某種「提示」[25]。以上這些看法雖然各不相同，但至少都抓住了馬克思心目中的巴黎公社是高度的人民自治這一根本之點。而我們如今的通行解釋，卻是源自蘇俄社會主義根據自己的面貌把巴黎公社改塑為國家社會主義形象的結果。馬克思筆下的公社是不受某一個別黨派指揮的公民自我管理，蘇俄則認為這正是公社的一大錯誤，而蘇俄自己的黨國一體模式才勝利地克服了這一錯誤；馬克思筆下的公社是一種暫時性的過渡形式，是國家向社會融入並消亡的過程的第一步，蘇俄則把公社闡釋為「打碎」了之後重建起來的新的國家機器，只不過它的專職設施和官吏是「無產階級」的了。我們的大眾就長期跟著這樣的曲解走，過去是跟著歡呼，現在改為叫罵了而已。D先生對公社的敵視，反映的也正是這樣一種由誤解而生的情緒。

八、現在我們來談俄國1917年革命。

D先生認為：「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幾乎完全歸功於布爾什維克一字不拉地遵循了馬恩當年對德國無產階級和巴黎公社的教誨；或者再換一種說法，如果馬恩能夠再活幾十年，他們一定會用德國無產階級和巴黎公社的鬥爭經驗和失敗教訓去『教誨』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實踐』問題上，把馬克思和列寧截然分開是極其可笑的。」

然而他接著又說：「實際上，十月革命是俄國多個革命政黨聯合奪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總體趨勢，是建立一個在普選制基礎上的、由多個政黨通過競選輪流執政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同一個十月革命，到底是「一字不拉地」按照馬恩的教導搞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鬧劇」，還是旨在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前後截然對立，自己否定自己。依我愚鈍的腦筋，實在想不通這是怎樣的一種邏輯。

D先生可能會說，我曲解了他；他的意思是說：十月革命本來是「多個革命政黨」一起參加、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革命，可惜這個進程後來被「在蘇維埃中只佔少數」的布爾什維克「排除異己，獨掌政權」而打斷了。

這就更加奇怪了。老實說，在我幾十年的學術生涯里，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中外論著讀過不少，有關的各種觀點也並不陌生，還是第一次聽到有人說十月革命本來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只佔少數」。如果這個全新的發現能夠成立，整個20世紀的歷史將要作如下的徹底改寫：十月革命是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後來卻在布爾什維克的陰謀之下被顛覆了！其他「多個革命政黨」都是革命的，唯獨布爾什維克是個反革命的政黨！

D先生引用聞一先生的文章來支持自己。我與聞一研究員相識多年，他是一位造詣深厚、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我尊敬的長者。他關於十月革命的參加者並非只有布爾什維克，還有其他黨派的說法，確是實際情況，但這不是什麼最近才「披露」的秘聞，而是史學界並不陌生的普通事實。然而，D先生由聞一先生的話里任意發揮出來的結論，卻一下子把普通事實弄成笑話了。

首先，在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只佔少數」嗎？完全不是。當1917年6月全俄蘇維埃一大召開時，布爾什維克處於少數，孟什維克各派、社會革命黨以及其他派別佔據著多數。可是，到了8月份臨時政府求助於布爾什維克的力量挫敗了科爾尼洛夫向首都的進攻之後，情況決定性地轉變了。布爾什維克的勢力和影響與日俱增，到了9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這兩個首都，蘇維埃經過改組，布爾什維克佔據了多數，蘇維埃主席職位轉到了布爾什維克手裡：托洛茨基擔任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諾根擔任了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26]而到了10月25日的全俄蘇維埃二大上，布爾什維克更是佔據了極大優勢，成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最大政黨，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除去它的左派）以及其他派別，都黯然退出了大會。事實如此，不論誰，不論站在怎樣的立場上，都是無法改變的，怎能由著性子亂說呢？

其次，到了這個時候，在形勢的推動下，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都已經大幅度向左轉了，都贊同與資產階級政黨徹底分開，組織一個「清一色的社會主義者」政府了。[27]說他們主張「多個政黨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大致還說得過去，但是有什麼根據說，他們是要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呢？[28]當然，布爾什維克指責這些派別為社會主義的叛徒，但這只是一種黨派的觀點，如今有多少嚴肅的學者會把布爾什維克當成惟一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而把其他的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派別都打成「資產階級」呢？

事實是，十月革命的決定性推動者是布爾什維克，除了它之外，參加者還有社會革命黨左派、少量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一些小組織。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進來，是因為他們贊成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主張，而布爾什維克也正需要藉助於他們在農民中的影響，於是與他們結成了暫時的聯盟，在其中，布爾什維克的力量佔據著很大的優勢。在確定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成員時，列寧曾希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新政府，為此努力勸說該派領導人斯皮里多諾娃，但斯皮里多諾娃不願意，[29]於是所有人民委員都由布爾什維克擔當了，形了布爾什維克獨佔政權的局面。

可見，D先生關於1917年俄國革命史的了解，是十分薄弱的，他的整個觀點，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想當然上的。我願提出一個忠告：在認真的學術研究中，「為人姓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要不得的。你在評價時持什麼觀點，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可無論如何不能脫離常識！

那麼，1917年十月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還是要從二月革命說起。這是一次多黨派參加的自發的革命，它推翻了沙皇統治，但俄國未來怎麼走，各派意見大相徑庭。馬克思主義者隊伍內部也充滿爭議，根據爭議的性質，我們可以大致分出兩派。

一派主要是孟什維克的主張。他們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出發，認為俄國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發展落後，社會主義物質文化條件不足，社會主義政黨應該承認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合理性，而不應過早地謀求奪取政權，否則，他們會使自己陷入困境。在這個共同信念下，普列漢諾夫的「統一派」最徹底，認為應該贊助臨時政府，而讓自己處於溫和的反對派的地位。其他各派則較為激進，它們考慮到自己的階級立場，在承認資本主義進步性的同時，更多地強調與資產階級鬥爭的一面，因而經常對臨時政府的政策持批判態度。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它們也不能不越來越向左轉，直到十月革命時期認為應該建立一個社會主義者聯合執掌的政權。

另一派是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自從列寧回國提出「四月提綱」之後，就明確地把社會主義革命提上了日程。[30]他們主張不與臨時政府合作，要求首先在俄國奪取政權，進而把革命之火燃向西歐，形成一場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為此他們積極地爭取群眾，提出「和平、土地、麵包、自由」的口號，這就把群眾迫切希望解決的「民生」問題與社會主義革命聯繫起來了。這樣的立場確實為布爾什維克在幾個月里迅速爭到了民心，而孟什維克起初在蘇維埃中佔有優勢，但由於擔心不合時宜地奪取政權會違背唯物史觀的基本要求，而逐漸失去了人心。十月革命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在布爾什維克的策劃指揮下發生的。幫助布爾什維克奪得政權的，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大膽無忌，而讓孟什維克失去政治上的優勢的，卻是他們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堅守。

然而，在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裡，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容易，往後的道路就難走了。我曾經這樣寫過：「奪取政權還只是開始，真正展開社會主義的全面變革，才是問題的核心所在。在這條道路上，立刻就感受到了俄國的經濟文化落後所造成的層層困難。公開敵人的威脅還在其次，無產階級數量的微小及其管理能力不足，傳統小農經濟及其觀念的嚴重存在，專制主義、農奴制殘餘在人民大眾心理中的濃厚積澱，社會主義運動中各個政治派別的尖銳分歧……逼迫著布爾什維克把它的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不斷推廣加強，於是並未出現從《共產黨宣言》到《國家與革命》所預言的國家的迅速消亡，而是出現蘇維埃國家機器的高度強化。解散立憲會議，取締反對黨派，布爾什維克獨掌政權，黨內實行高度集中，取消自由討論等等，在那些嚴酷歲月的尖銳政治鬥爭中雖然帶來過暫時的好處，但它們怎樣才能導向先前預定的理想目標，卻仍然是一個複雜問題。」[31]在基本的觀點上，我至今仍然堅持上述看法，而這正是唯物史觀的看法。我以為運用這一方法，是要比連基本事實都不遵循的生拉亂扯、簡單詛咒，更加公平得多和深入得多的。

九、最後一個問題：關於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革命期間的「不斷革命」思想。

按照D先生的意見，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革命期間的「不斷革命」思想，是他們的理論的必然結論，它應該為後來的一切災難負責，因為，「當無產階級在落後國家建立政權之後，所謂不間斷的革命必然表現為如下內容：其一，無須顧及什麼『歷史階段論』，即便在資本主義發展還遠遠不成熟的情況下，照樣可以『不間斷』地向消滅階級統治、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的目標前進；其二，在向這個目標前進過程中遇到的一切不滿和反抗力量，只要將其冠上『資產階級』的罪名就可以加以鎮壓；其三，既然是為『人類最後解放』這一崇高目標鎮壓一切反抗力量，那麼就無須受到任何道義和法律以及人性的束縛。既然目標是神聖的，那麼達到這個目標的一切手段也同樣神聖。這一點，契卡在鎮壓時表明得再清楚不過了」。

在這個問題上，D先生倒是多少抓住了一點事實，即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那個急風暴雨的年代裡，確曾提出過「不斷革命」的主張，而這一主張，後來在1905年革命期間由托洛茨基首先發揮、[32]1917年由列寧大大擴展，形成了一整套「世界革命」戰略。可是，D先生又一次不提相反的史實，即馬克思恩格斯在提出這一主張後，不久就放棄了它。下面就是真實的史實。

1848年革命是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其任務是掃清封建主義和貴族君主制的障礙，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認識，因此，他們回到德國後，一直是努力促使資產階級以革命行動反對專制君主制的。可是，在革命進程中，資產階級自由派在專制主義勢力面前，確實表現得妥協軟弱，不願意與國王和貴族勢力作徹底的鬥爭，以致革命最後被專制主義的反撲所擊敗。這種情況讓馬克思恩格斯十分憤怒，他們認為，這表明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他們的英法前輩曾經完成了的革命，因此無產階級不得不代替他們承擔起革命的任務，而既然如此，無產階級基於自己的利益，就不能不把這個革命轉變成屬於自己的革命。於是，他們在1850年的《告同盟書》中提出了「不斷革命」的主張。

然而，幾個月後，馬克思恩格斯完全改變了這一主張。原因在於，他們現在認為，歐洲經濟發展狀況表明，危機已經過去，新的經濟繁榮正在到來，革命的形勢已經過去了，因此，現在的任務已經不是繼續革命了。從這個新的認識出發，他們同自己的同志沙佩爾、維利希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直到最後走到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決裂。當時在爭論中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獻身的黨，幸運的恰恰是還不能取得政權。無產階級即使取得政權，它推行的不會是直接無產階級的措施，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措施。我們的黨只有在條件允許實現它的觀點的時候，才能取得政權。」[33]不久以後，恩格斯更進一步寫道：「對於一個激進派領袖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在運動還沒有達到成熟的地步，還沒有使他所代表的階級具備進行統治的條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實行為維護這個階級的統治所必須貫徹的各項措施的時候，就被迫出來奪取政權……於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無法擺脫的進退維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為止的全部行動，同他的原則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應做的事，則是無法辦到的。」[34]

似乎沒有必要再解釋了吧？具有正常閱讀能力的人都會看出，這裡所引用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言論，與D先生所斷言的正好相反。順便說一下，1917年時孟什維克之反對奪取政權，其根據也是在這裡。

這裡再提一句：D先生所稱的「馬克思的政治行動主義」，又是對馬克思學說的根本誤解。據他說：這個主義是要：

「一、組建一個嚴密高效、具有廣泛動員能力的現代政黨；二，在和其他各黨派各政治勢力的聯合鬥爭之中，保持黨的獨立性，掌握和絕對控制一支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並在廣泛的政治動員中不斷擴大本黨在革命同盟中的政治力量；三，聯合鬥爭一旦取得最後勝利，立即和原先的同盟者反目翻臉，從他們手中奪取全部政權，如果需要武力，便當仁不讓地用武力消滅所有原先的革命同盟者，實現一黨專權；四，取得勝利後，即刻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並審時度勢地直接向『私有制』進攻，進行『不間斷的革命』。」

所有這些，恰好表明他是從列寧甚至斯大林的觀點去理解馬克思的。除了中國之外，在整個國際範圍內，一提到「組建一個嚴密高效、具有廣泛動員能力的現代政黨」，絕大多數學者，包括那些贊成的或對馬克思持批評態度的學者，立即便會把這一主張和列寧聯繫起來。至於「掌握和絕對控制一支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之說，則是由斯大林所稱許的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這些都已經是國際學術界的基本常識了，甚至連反馬克思的學者——例如，今天大大出名的亨廷頓——也看出了的。[35]D先生所陳述的，其實正是我們的中學和大學政治課上數十年如一日地講述的那種「馬克思主義」。今天，是不是該讓自己走出這種長期灌輸給我們的傳統觀念，讓自己的視野擴大一點，見聞廣博一點，思想獨立一點，頭腦複雜一點，去了解一些馬克思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呢？

最後，用簡單的一席話，作為總結。

第一，馬克思與列寧之間的差別，是一種早就為眾多派別、眾多學者所指出過、詳細論述過，已成公認常識的見解。你盡可以不同意這種見解，盡可以與之爭論，但對於自己不知道的事實便斥之為「極其可笑」，這是不是有點可笑呢？

第二，D先生之激烈批判馬克思主義，是因為他認為這個主義是主張革命的，而革命在他看來是萬惡之源。這種「告別革命」的觀念時下正大行其道，為大批靠感覺而不靠理智生活的人們所信奉。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一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如下看法：

「什麼是革命？革命指的是超出現存政治秩序的約束去實現政權或制度變革的激烈活動，『暴力革命』所要表述的正是這個意思，而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打砸搶燒殺。革命有各種類型，有少數人的密謀式革命，也有下層民眾廣泛參加的革命。真正由人民自己推動的革命不是由少數野心家強加給社會的陰謀，而是社會發展中雖然超出常軌但合乎規律的現象，正如火山、地震和海嘯之合乎自然界的規律一樣。革命通常是社會矛盾長期積累、高度尖銳，已經無法指望通過改良來緩和這些矛盾時的產物，是各個時代下層人民用來對付統治者的暴虐無道的最後反抗手段。當著改良還能奏效時，革命是不會成為必然性的，因為沒有人願意無故流血，硬要去訴諸暴力革命。但如果革命已經成為別無他途的選擇時，任何關於『要改良不要革命』的說教都阻止不了它。我們今天的論者如果把革命當做絕對的惡去否定，那就等於要人民甘當忍受壓迫的可憐蟲，寧肯坐以待斃也不準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這不但一筆勾銷了以往的一切人民鬥爭史，而且也徹底否定了人類未來的進步之路。」[36]

第三，如果不但無條件地反對革命，甚至連一切來自下層人民的反抗也要反對，那就更加難以接受了。在D先生那裡，不獨馬克思主義，19世紀的一切社會主義，以至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和啟蒙思想家，都是他所深惡痛絕的。在他看來，所有這些都是犯上作亂，都是歷史中的禍害。按照這種見解，人民大眾還能做什麼事情呢？只有一條路：夾緊膀子，縮起脖子，忍受吧，等待吧！上面高興時自會有賞賜的！但凡對常識有些了解的人，有誰會相信，我們人類幾千年來的進步是這樣得來的呢？

第四，馬克思學說有錯誤。我對此早有詳細的分析和論述了。但我認為，這些錯誤並不足以徹底推翻這一學說。馬克思學說的方法論主要在於它那深刻的歷史觀，它對於我們深入到現象之下去本質地認識過去和現在，仍然有著重大的意義。因此，我仍然堅持自己闡述過的如下觀點：隨著歷史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確實顯出了不少弱點和問題，對此，應該予以合理的批評和糾正。但批評應該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應以對批判對象有起碼的了解為前提。不顧常識的詛咒，不是真正的批評，而只是愚昧和醜陋。如果真正懂得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當會知道，它恰好是揭示現實矛盾、爭取民主的批判利器。不是把這個利器認真研究一番，好好使用起來，而是把它當做禍害，恨不得一把火燒掉，實在是可笑復可憐，讓人不知說什麼好。為了使自己得到民主，中國人不應該是一群只知道狂吼亂叫的烏合之眾，而應該是有知識、有理性、善思考的現代公民。民主只能依靠於我們人民大眾的實力與智力的極大發展，而不能指望任何自以為是的、自封的「精英」。如果一邊口喊民主一邊卻蔑視人民，那麼，這樣的民主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無人民的民主」，它與我所稱的蘇聯式的「無社會的社會主義」一樣，都是與人民無關的。

我的觀點表述完了。

祝好！

張光明

2015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