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對鄉土不熟悉 中國鄉土文學被冷落

　在時代大潮面前，文學正逐漸偏離本質，功利性與商業性越來越強烈。尤其是一些期刊與出版社片面強調文學的消費性，這使得作家在創作時不得不考慮市場因素。因為一味迎合市場，導致作家發自內心的作品少了，他們熱衷於描寫貪慾、權欲、性慾等等，以求刺激讀者的感官。於是，官場文學、小資文學、情愛文學泛濫，這些作品極力渲染都市人對燈紅酒綠的沉迷，對奢靡生活的嚮往。在這種情形下，最具生命力和最震撼人心的鄉土文學，正逐漸被冷落和遺忘。

　　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只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城市題材的作品寫來寫去，內容大致雷同，有新意的不多。而農村與農民則存在了幾千年了，可挖掘的素材很多，可探討的問題更多，而且這類作品所蘊含的文化意味更濃。

　　「五四」運動以來，鄉土文學繁榮了近百年。魯迅是中國鄉土文學的鼻祖，其作品《祝福》《社戲》《孔乙己》《故鄉》《阿Q正傳》等，都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魯迅以雜文見長，但此類作品的時代局限性強。相反，今天當我們重讀他的鄉土散文和小說之後，會發現其更具有生命力。小時候學過的少年閏土，其形象至今深深地印在腦海中。與魯迅同時代的鄉土作家，還有廢名、彭家煌、艾蕪、沙汀、台靜農、沈從文、魯彥、蕭紅等，他們的作品也都帶有濃厚的鄉土和地域色彩，如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就像是一幅明麗的風俗畫。後來，鄉土文學逐漸演變成了流派，如以趙樹理(包括馬烽、西戎等)為代表的「山藥蛋派」，形成於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們都來自山西農村，其作品基於農村現實生活，具體可感，有濃厚的地方風格。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雖然傷痕文學與尋根文學興起，但鄉土文學依然具有極高的地位。汪曾祺繼承了他的老師沈從文的傳統，繼續高舉鄉土文學的創作大旗，其作品著力描繪鄉土的美，這種美包括自然與人性的美。而事實上，尋根文學與傷痕文學也是基於鄉土文學而發展起來的。從賈平凹、陳忠實、莫言、韓少功、張承志、古華、張煒等人的作品中，都能讀出濃郁的鄉土味。

　　而將鄉土文學等同於沒有市場，是一大誤區。因為這些作家的作品恰恰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具價值的，他們創造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峰。在農村走向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一些作家作品中的鄉土世界，成了聯繫無數人的精神紐帶。由於現代文明對農村的衝擊，使得大多數人只能從文學作品中去尋找遠去的故土。儘管一些人遠離了鄉村，但他們的根依然留在了那裡，他們的父輩們還在那片土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耕耘不息。

　　鄉土文學依然是拯救中國文學的希望所在，翻開時下的文學期刊，如《十月》《收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等純文學刊物，發現那些感人肺腑的好作品，基本上都是鄉土題材。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以及李唯的《一九七九年的愛情》，寫的雖然是鄉土最常見的人和事，卻將人們拉回到久遠的年月，感受沉澱的情與愛。李洱的長篇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也是一部很成功的鄉土文學，它講述了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農村村民選舉的事，作品關注鄉土中國存在的困難，描寫普通人的悲與喜。作者李洱曾對一位自認為與鄉村無關的城市人說，「無論你住在中國的城市，還是住在外國的城市，只要你不是住在月亮上，發生在中國鄉村的那些『悲喜劇』，都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片面追求文學的城市化和商品屬性，實為捨本逐末，也導致中國文學這些年來好作品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另外，鄉土文學漸漸淡出視野，也與市場的誤導不無關係。比如，一些出版社以及文學刊物沒有做好自身工作，如發行渠道、品牌推廣以及文學引導，而是一味隨波逐流，非要將文學包裝得不洋不土。結果變成了為文學而文學。

　　出現今天這樣一種局面，的確是我們的文學導向出了問題，當然，也有這樣的原因——即作家對鄉土文學不熟悉和不自信。「當今身居都市的作家，切斷了與鄉土的聯繫，無法觸及底層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即使是出身農村的作家，進入名利場後，遠離了鄉土，漸漸淡化了底層意識 。」作家賈平凹一針見血地指出。從《商州》系列到《浮躁》，他的作品主題一直圍繞著農村。而賈平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秦腔》，也是寫故鄉的人和事，寫當今農村社會的變化與衝突。也就是說，鄉土文學並不過時，也不是「墨守陳規」的派別，它具有很大的市場價值，比如賈平凹、陳忠實的作品，一度洛陽紙貴，就很能說明問題。對於鄉土文學的價值及其今後的走向，作家雷達的闡述非常精到：「在從農業文明向現代文明的過渡中，作為詩意的棲息之所，作為人類和民族的痛苦與歡欣的承受之地，文學中的鄉土聲音不但不會完結，還會發展和變化。」(文/徐上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