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下）

　　人民是勝利之本

　　尼克松、杜特爾特，他們知大勢、有文化，跟中國握手。那麼，世界上有沒有不知大勢、沒有文化的例子呢？也有。

　　對於二戰罪行，德國人在波蘭下跪認罪，現在德國成為歐洲中心；再看日本，小泉從靖國神社走出來則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日本保守勢力代言人《讀賣新聞》會長渡邊恆雄說：「小泉這個人不懂歷史、哲學，不學習，沒文化，因為無知，他才會說出『參拜靖國神社有什麼錯』這樣傻乎乎的話。」[1]犯了錯要認錯，這是有文化和強大的表現；不認錯還橫得不行，這就是沒文化。安倍就更沒文化了：連「慰安婦」的罪也不認。

　　真正的人應該護弱抑強，保護婦女，不惹事也不怕事。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與中國翻臉，美國又在中南半島登陸，大有南北鉗夾中國之勢。毛澤東說：「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根本不怕。

　　因為有毛澤東，有毛澤東思想，中國得以立足並崛起於世界東方。靠什麼？中國共產黨從長征中汲取了「不靠天、不靠地、只有依靠人民」的精神。現在有人解讀長征，說紅軍能走完長征是由於有信仰。這句話沒說到根子上。中國共產黨的信仰是人民，毛澤東說：「什麼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窮苦人民是多數，他們跟了共產黨，共產黨就沒有不勝利的道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那邊是抓壯丁，共產黨這邊是人民自願參加解放軍。為什麼人民會跟著共產黨走？因為共產黨搞土改，將生產資料直接分給勞動者，打擊剝削者。共產黨一搞土改，國民黨士兵就跑到解放軍這邊來了。人民掌握生產資料才能有尊嚴，共產黨直接依靠人民則天下無敵。毛澤東思想體現唯物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人民性，只要和中國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站在一起，就會無往而不勝，有錯誤修正起來也容易。

　　中國人常說「勢利」和「勢力」，這兩個詞基本意思是一樣的，就是有勢才有利，得勢才得力。你若在大勢上，這個「利」就會養你；若不在大勢上，這個「利」多一分都會造成傷害。所以人一生應當追求什麼呢？追求祖國大勢，不要追錢。「傍大腕」遠不如「傍國運」，與祖國共命運，與人民同沉浮，這才是人間正道。在大勢裡頭，缺點可能都會轉化為優勢；不在大勢上，優勢可能成為傷人的缺點。蔣介石那些高官里有許多都是哈佛畢業的「海歸」，文化水平都挺高，最後還是跑到台灣島去了。共產黨這邊的幹部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低於國民黨，最後跟著共產党進了紫禁城，泥腿子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帥。為什麼？跟上大勢了。今天我們也一樣，逐「勢」才能有「利」和有「力」。正所謂「運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2]。

　　堅持鬥爭的哲學

　　唯物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堅持唯物論就得堅持鬥爭的哲學。2014年8月20日，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在前進道路上，我們將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3]

資源不是無限供給，而發展又是無限的，資源和發展的矛盾用資本主義的方式無法解決。在目前資本主義體系下，各國就不得不為資源而產生衝突。世界上國家間的鬥爭，大都是為了資源而產生的鬥爭，這是唯物論的解釋；用「普世的愛」來解釋國際關係，則一定要吃大虧。

　　毛澤東說：「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4]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辯證思維天賦的民族。這些在中國文字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比如中國人過年用得最多的是「福」字。這個字既有唯物論，也有辯證法，簡直算得上是戰略學的「最高辭彙」了。「福」字的偏旁「礻」，是拜的意思，象形為一個人托拳揖拜。「福」字為什麼要拜「一口田」呢？有「一口田」餓不死，這是底線；這在告訴世人不能貪。國家主權便是全國人民的「一口田」，這個要誓死捍衛；但有了「一口田」，那就要防止撐著了。前一條叫唯物論，後一條叫辯證法。沒有唯物論要亡國，沒有辯證法也要亡國。前者亡在不足，後者亡在有餘。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若研究一下中國人的幸福觀和西方人的幸福觀，二者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中國的「福」有底線，有極限；西方的「福」多是感情宣洩（Happy）。人要是沒有辯證法，是接不住的。國家也是這樣。

　　歷史上有很多帝國，在飢餓時崛起，在無度擴張中滅亡，就是撐死的。過去因為飢餓，多是營養不足的病，現在是營養過剩的病，多也沒福，少也沒福。人的獲取要與其消化能力相匹配。如果不匹配，你就不是有福之人，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有福之國。國家利益拓展就跟拉皮筋一樣，皮筋拉到什麼程度為好呢？拉伸出去能回來的為好。一般來說，特別是那些過去被人欺負過的國家，在國家崛起之初都熱衷於擴張，結果大多是為擴張所累。

　　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哲學智慧

　　中國人常說「過錯」，過了就錯。西方人對此不理解，他們是按法律條文來判定對錯；中國人則按「度」，過度不過度，按質變的節點來計算。中國人錯了，將錯就錯，又對了，西方人就不理解。中國知道「過錯」，大過曰罪，小過曰錯。西方人不理解是錯還是過。會開車的，栽在高速上；會游泳的，淹在深水裡；會講演的，栽在電視上。好多上了電視的學術明星現在都不出來了。為什麼呢？太火了，火到頭就不火了，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有節制的優點才叫優點，不加節制的優點叫缺點。這就是為什麼要謙虛謹慎的道理。

　　沒有哲學的人難有幸福，哲學多來自閱歷，而不是來自學歷。少有閱歷的年輕人，你給他一雙上千元的皮鞋，他認為幸福；穿後又發現5000元的褲子、8000元的衣服、1000元的領帶等著他，營養不好再美容一下，就上10萬了。年齡大點的人是不會幹這事的。中國人是懂得節制的民族。黑格爾看清了這一點，他說「中國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對這些度及其演化的詳細探考，則成為對整個中國哲學和學術的研究」[5]。

　　毛澤東的戰略思想中，最重要的方法是戰略目標要與資源相匹配。井岡山時期，中央叫他去打湘南，毛澤東說不能打。如果打湘南，戰線太長，我們會連自己老本都丟了。毛澤東的方法論充滿東方智慧。毛澤東支持第三世界反對美帝國主義，但是「幫忙不帶槍」，我們的資源如果跟不上，皮筋就要拉斷。另外，革命不能代替，只有通過本國人民切身體驗發生的革命，才能使那裡的人民掌握革命的本領。這就叫「群眾路線」。今天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的事業中，也要好好體會和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

　　地緣政治，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是研究戰略資源和戰略目標之間的空間距離及其匹配關係的學問。戰線不能拉得過長。在近現代史中懂得這個道理的政治家並不多，俾斯麥、斯大林、羅斯福都是具有戰略哲學思想的政治家，知道節制，反倒所獲甚多。在這方面的反面教材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領導人設的目標都很宏大，看似很猛，結果卻摔得很慘。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始擴張。當時它仿效的榜樣是英國。日本認為英國也是島國，英國能征服世界，我們還不能獨佔亞洲？但英國和日本的地緣政治環境不一樣，英國面對一個破碎的世界，而日本面對的則是一個以中國為主體的完整的大陸板塊。

　　大陸國家和島國存在這樣一種關係：大陸國家破碎，島國就是中心；反之，島國就是邊緣。這是物理力學「兩個矢量夾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原理，在地緣政治上的運用。亞洲大陸是一個國家主體，力量整體性地向外輻射，日本沒有矛盾可利用。歐洲大陸是從中心開始對等破碎，由外向內力量內耗同比增大，這為英國實施其均勢戰略準備了條件，並使英國可以從容地向世界擴張。日本沒有這個條件。但是日本早期也有點莽勁，1895年開始就把中國這個大板塊給撞開，並接近撞碎。到了20世紀40年代，日本把中國分成了五、六塊。日本分裂中國是為了使日本成為亞洲中心，將大陸變成日本的殖民地。與中華民族為敵，這是日本這個島國力所不能及的事。

　　這樣，懷有大東亞目標的日本便與中國產生了結構性的矛盾：中國的發展並沒有傷害日本，而日本目標實現的前提是中國的分裂。當時日本在中國東北、華北分出了幾個傀儡「國」，中國的中央政府退到西南，新疆、內蒙古等為不同的政治勢力所控制。如果這樣的形勢穩固下來，那中華民族就有滅頂之災。但這時日本已經國力不支，為了控制中國，它不得不將戰線拉得更長：從日本拉到東南亞，再拉到緬甸、印尼，以至「老虎吃天、無處下爪」，最終挨了美國的原子彈才投降。

　　中國人知道「有福之人善退財」。要講國際政治，就不能追求全贏，全贏就要輸。日本人枉稱崇佛，可根本不知道這些取捨之道，誰惹它就打誰，死也不服輸。日本靖國神社供奉的多是這樣沒文化、沒高度的人，比如東條英機。如果一個民族崇拜這些人，這個民族就沒有正義感。

　　戰略學本質上是用於國家「養生」的學問。在這樣的視角下，戰略目標不變，但敵人會越打越少，甚至可以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想必日本人也是知道這個道理，但在大賺大贏時就昏了頭，結果將戰略弄成「讓國家拚命」的學問。

　　國家統一性是世界現代性的基礎

　　主權的完整性是世界現代性的基礎。因此，我們談世界現代體系就不能迴避國家統一性的問題。一切壓迫民族，都喜歡在強調「現代性」時，竭力淡化國家的民族性和統一性。比如將國家統一污衊為「落後的大一統意識」，將實現國家統一的民族英雄污衊為「獨裁者」、「暴君」等。他們知道，打掉一個國家的統一性是打掉這個民族獨立性的前提，從而是實現其殖民統治的前提。西方人尤其是英國人的東方學研究，多帶有明確的戰略目的。比如他們的一些語言學家，到別的國家就會研究出越來越多的語言。本來就一個民族，最後被研究出分別屬於許多不同的民族，人民內部矛盾就轉向民族仇恨，從而播下分裂的種子。

　　戰國之亂換來的統一

　　目前國內學界有人根據「戰國」一詞，望文生義地提出「先秦時代的國際關係」或「先秦國家間政治」的概念。事實上，戰國時代的那些相互爭戰的諸侯或「邦」，與周王朝至少還是名義的臣屬關係，而非「國際」關係，「七國」之上在法理上還有一個「周」的國家形式存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才說「春秋無義戰」，並解釋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6]秦國的建立，從法權關係上說，是周王朝宗法主權的繼承和繼續，而不是對其他六國的強行兼并。

　　一切被壓迫民族都將國家統一性作為世界現代性的前提。正是基於這樣的經驗，毛澤東在建國之初就告訴我們：「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7]

　　經驗都是從血的教訓中學出來的，中國人比歐洲人更早地經歷了200多年的裂國之痛。這段經歷對未來中國的成長是有益的：200年的戰國之亂換來後世2000多年的統一。中國戰亂時，歐洲則享受著羅馬時期近千年的統一與和平。要和平，就得集權與一律，個性就得受到制約，這引起歐洲人的反感。結果是在中國人嚮往並實現國家統一的時候，歐洲人卻在嚮往並促成了歐洲的裂變。這個裂變是以千年計算的。現在歐洲人又認識到統一的重要性，與此同時，我們一些信奉西方「普世價值」的人卻在羨慕著歐洲破碎的副產品，並據此指責中國的「大一統」。

　　經濟過度金融化造成的分裂

　　造成國家和地區分裂有許多原因，但經濟過度金融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羅馬時期，金融活動和宗教活動都被管製得很嚴，目的是為了國家的統一。戰國時期，中國為什麼那麼破碎？這與當時金融過度擴張，走在實體經濟前面有關，加上周王朝後期的過度分封導致地方力量增強，為金融勢力的活動提供了廣闊的舞台。當時呂不韋（公元前292年~公元前235年）是大金融商，其作用與今天的華爾街大佬一樣，用手中所掌握的巨大的金融力量，操縱各國君王，並從各國的衝突中得到巨額回報。

　　呂不韋等「金融大佬」的地位與戰國的分裂程度呈反比相存在；也就是說，君權眾分才使金融權力登上萬乘之尊。管子在與齊桓公對話時說得很明白：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問：「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之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苴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8]

　　管子的核心意思是，君王千萬不能依賴那些與君王爭利的「萬金之賈」，而要直接控制國家金融，控制金融就要控制實體經濟，沒有實體經濟的人，「不可以立為天下王」。

　　中國古代由秦始皇創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節制商業資本的政策。「重農抑商」是貫徹於中國封建社會始終的經濟政策特點，這些政策保證了秦以後的中國避免了歐洲式的破碎。秦始皇和呂不韋的鬥爭，本質上並不是宮廷內部的權力之爭，而是國家分裂還是統一的鬥爭。

　　當時整個戰國被金融資本經濟搞亂了，秦始皇並沒有採用類似今天市場學派所謂的「用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歪理邪說，而是用政治——極端來說就是用專政的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傅築夫寫的三卷本《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9]講的就是這件事。中國200多年的分裂狀態，讓中國人認識並果斷制止了金融資本泛濫的危害。在這方面，秦始皇當推首功。

　　砍樹多是納涼人。古羅馬給歐洲帶來的長期和平，使歐洲人淡忘了國家分裂的痛苦，繼而不顧一切地宣揚個性自由，結果換來的是持續一千多年、至今也看不到統一希望的破碎歐洲。中國人先於歐洲有了200多年混亂戰國的教訓，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代表了歷史進步的大趨勢。司馬遷也認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10]

　　秦始皇為中國奠定了統一的基礎。隋煬帝（569-618年）修了大運河，將中國南北聯為一體，從此江南的資源可以北調。如果沒有大運河，北京國都根本立不住，因為資源跟不上。同樣也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和人民經歷的痛苦，使隋煬帝修大運河的工程能夠推行，沒有人民支持，僅靠暴力強制不可能完成這樣浩大的工程。用「勢之所趨」來評價隋煬帝及其大運河工程也是合適的。許多史論說，隋煬帝修大運河是為了「便於江南財富北運，並便於他到江南巡遊」[11]，這是將現象當本質的淺薄之論。

　　毛澤東為中華統一作出了關鍵的貢獻

　　1948年，解放戰爭期間，解放軍打到長江邊。李宗仁提出與共產黨劃江而治。要是以長江或黃河為界，形成對稱性分裂，中國就無法形成合力，造成歐洲式內耗就麻煩了。羅斯福和斯大林分別給國民黨、共產黨施加壓力，力促中國兩分形勢。毛澤東明察秋毫。據時任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的雷潔瓊先生回憶，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當面問毛澤東，「你怎樣看『劃江而治』的社會基礎？」據雷老回憶：

　　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麼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12]

　　現在回首，在周邊國家，比如印度、朝鮮，以及1975年以前的越南都被大面積肢解的背景下，中國卻能在美蘇兩大國直接插手阻止的艱難條件下實現國家統一，並走上一條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道路。為此，我們不能不感謝在這場統一戰爭中起到關鍵作用的毛澤東，對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表示永遠的敬意。

　　以美國為中心的戰略力量整體衰落

　　世界局勢的新動向

　　2016年是劃時代的一年，一些重大的事件都發生在這一年，其特點是大陸國家向中心地帶匯聚；而海洋邊緣國家，比如美國和英國，則迅速與大陸國家拉開距離。

　　在歐亞大陸，2016年6月中俄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元首「高度重視維護國際和地區的戰略平衡與穩定」。

　　在歐洲，為解決烏克蘭危機，法國、德國繞開英國和美國，於2015年2月在莫斯科與普京談判。2016年8月19日，土耳其總統訪問莫斯科，迅速扭轉自2015年11月土耳其擊落俄戰機事件以來兩國關係惡化的僵局。雙方同意儘快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並就恢復高層對話機制、加強國防工業領域合作等議題達成一致。

　　在中亞，2016年8月16日，俄羅斯轟炸機從伊朗空軍基地起飛，完成對敘利亞境內極端組織的打擊並順利返航。這是俄羅斯首次利用伊朗軍事基地打擊敘利亞境內的武裝分子，伊俄的合作具有戰略意義，兩國從現在起將分享資源，打擊恐怖主義。

　　在亞洲，2016年6月23日至24日，上合組織元首第16次會議，接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組織。10月20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訪問北京，宣稱「中斷與美國的軍事、經濟關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舉行會談，共同見證了中菲在經貿、投資、產能、農業、新聞、質檢、旅遊、禁毒、金融、海警、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共13個雙邊合作文件的簽署。11月3日，中國和馬來西亞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合新聞聲明》，《華盛頓郵報》稱：「緊跟杜特爾特，馬來西亞是第二個轉向中國的東南亞國家。」

　　與此相對，英國與美國都在與歐亞大陸國家迅速拉開距離。2016年6月23日，英國公投脫離歐盟。英國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英國政府將最遲在2017年3月底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正式向歐盟提交退出申請。2017年1月20日，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就職當天宣布，從12國的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TPP)中退出。1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簽署行政命令，標誌著美國正式退出TPP，特朗普政府將與美國盟友和其他國家發掘雙邊貿易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的歷史結論，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否定，又在21世紀初進入新的肯定階段。這次矛盾與20世紀50年代不同的是，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的矛盾，擴大並深化為以俄羅斯和中國為中心的歐亞大陸國家陣營與以英美為中心的海洋國家陣營的矛盾。21世紀初始，美國的全球擴張造成大陸板塊力量整體性地向中心地帶——即俄羅斯和中國匯聚，歐亞大陸的合力持續提升；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中心的海洋邊緣地帶的戰略力量，卻在整體地持續衰落。

　　美國實體經濟的空心化

　　說美國持續衰落是有根據的。看一國變化趨勢主要是看它的實體經濟。1990年至2013年期間，美國和中國的「三產」比較，可以看出美國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空心化現象非常嚴重。

　　表1：美國和中國三次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1990年-2013年）

　　先來分析美國經濟的「三產」貢獻率。1990年美國第一、二、三產業的貢獻率分別是0.25%、–0.11%、1.05%；2013年分別是–8.4%、19.4、89%，中國1990年第一、二、三產業貢獻率分別是1.91%、1.32%、0.57%；2013年分別是4.1%、51.8%、44.1%。在1990年至2013年這23年間，美國只在第三產業成倍地領先中國。美國實體經濟至此已經基本空心化了，拉動經濟的只表現為金融和金融化的石油交易等。

　　有人說，這是暫時現象，美國經濟有很強的自我調節的能力，並很快能回調過來。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美國經濟空心化是基礎性和結構性的問題，這從1980年至2013年美國與中國三產增值比重的變化中可以看到。顯然，中國的「三產」變化處於合理區域，並優於美國。

　　表2：美國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產業結構（1990年-2013年）

　　當年奧巴馬上台後不久，提出要「再工業化」。但話音未落，汽車工業城底特律便垮了。美國政府沒有自己的企業和銀行，在財政上就必須依賴由軍工、石油和金融三大集團組合起來的華爾街資本集團。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中，白宮的立足點只有放在華爾街資本身上，並成為華爾街資本的買辦和隨從；不是為本國人民服務，而是為華爾街利潤增值提供服務。白宮的「自由」僅表現在選擇金融、石油和軍工三大資本中的某一集團，而無法擺脫整個華爾街的壟斷資本。但僅靠國內經濟還不能完成華爾街的任務，這逼迫白宮的外交政策必須向全世界不斷擴張，或發動戰爭或顛覆政權，總之要從世界範圍為華爾街尋找浮財。

　　圖1：美元指數的升降

　　美國華爾街三大集團的收益表現為美元指數的升降。但在不同時期，三大集團的收益分配是不平衡的。至21世紀第2個10年，第三產業成了美國經濟增值的主體，而金融又是美國第三產業的主體。這時，美國經濟指數就更多地體現為美元中金融資本收益的指數。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後的冷戰形勢，使美國的軍工資本集團在政治中異軍突起。

　　二戰後，美元指數經歷了三次高峰。第一次美元指數高峰背後收穫最大的是軍工資本集團。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後，美國軍工集團成為美國政治的主宰力量。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變化的危險性，他在卸任時告誡說：「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複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後也將繼續存在。」[13]

　　1969年，尼克松意識到持續的對外戰爭已使美國不堪重負。為了擺脫戰爭，尼克松從華爾街能源集團和金融集團那裡獲得了支持，此後「軍工美元」轉換為「石油美元」。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造成亞洲國家對美元的大規模需求和美元第二次峰值的出現。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不依賴戰爭而推動的美元指數飆升，在隨後的日子裡，金融資本成了主導美國政治並由此操縱世界政治的主要力量。

　　但是好景不長。1985年，美元暴利期結束，1987年伊朗危機加速美元指數下滑，至1989年跌至谷底。1992年前蘇聯解體，以至社會主義蘇聯積累了半個多世紀的財富，瞬間流向美國及其盟國，這造成了戰後美元指數的第三次高峰（1998年至2004年）。以往美元的高峰必然伴隨著軍工投資的高峰，而只有這次美元指數創下新高的同時，軍工投資不增反降，這說明軍工集團在這場「美元盛宴」中已淪為次要角色。

　　普京上台後，強勢阻止了俄羅斯國家財富的進一步流失，美元指數隨著普京上台和歐元的出現而直線下落。這時美國政府利用「911」事件，調頭轉向中東，企圖重複尼克松將石油與美元捆綁一體並由此拉動美元收益的政策，結果伊拉克戰爭失敗、美國撤軍，使美元失去實體經濟支撐，從此美元一蹶不振。2017年，特朗普上台後試圖重新從軍工集團中尋求資本支持的力量。美國政治又回到二戰結束之初的起點上。

　　美國依靠其強大的軍工生產力贏得了兩次世界大戰，但戰後美國又被強大的軍工集團所累。

　　壟斷資產階級需要龐大軍力

　　1960年，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部門僱用人員已經達到37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開支共457億美元，約佔政府預算的58%，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前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後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麼不願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裡。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14]

　　今天的特朗普再次選擇軍工集團。2017年2月27日，美國白宮公布特朗普的2018財年預算計劃，今年美國軍費計劃增加540億美元至6030億美元，將是繼2008年以來，美國國防支出最大的增幅。特朗普在首次國會演講中說，他將用這項開支「重建美國軍隊」[15]。

　　里根曾拉動軍工，做到了既解決國內就業、又避免打仗，最終以「空城計」嚇倒了戈爾巴喬夫。前蘇聯自我解體又釋放出巨大的浮財，挽救了美國。目前特朗普在學習里根，試圖在國內通過拉動軍工發展實體經濟，在國際上開啟「潘多拉盒子」，讓世界陷入美國並不直接參戰、且越來越多的戰爭——最好是世界大戰。

　　今後，如果中國不倒，中俄關係又無法被間離，遠東地區又沒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特朗普就只能從正在解體的歐洲尋找機會。

　　從壟斷資本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

　　美國人勞動除了要養活自己外，還要養活一個擁有龐大財富、又不能與美利堅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的華爾街。美國政府沒有獨立的財政來源，白宮就成了華爾街大佬手中的玩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的美國已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

　　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提出，「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美國人民對中國是有好感的」。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點：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讚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民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16]

　　美國人民的自我解放運動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已經開始。2011年美國人發動的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往的人民運動都直接以政府為對象，這次卻直接以華爾街國際資本為對象。美國人民需要的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獨立自主的國家，而不是依附於華爾街。造成美國危機的主要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美利堅民族的超負荷壓迫，若無非常手段將其化解，美國的前景堪憂。

　　在1972年以前，前蘇聯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一直超過美國。1978年中美建交後，美國經濟增長率開始全面超過前蘇聯，而前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則直跌谷底。美國與前蘇聯經濟發展速度產生變換的節點為什麼在1978年？因為在這一年，美國擺脫了兩線作戰，而前蘇聯則陷入兩線作戰。與兩個以上同等國力的國家兩線作戰，所需資源是單線作戰的兩倍，這不管是對美還是對蘇都是力所不能及的。避免兩線作戰，也是中國在與美蘇兩霸的博弈過程中屢屢取勝，並獲得持續發展的原因。

　　歷史表明：大國崛起於地區性守成，消失於世界性擴張。戰略目標的極限是不能與兩個同等分量的對手為敵。毛澤東始終在避免「1-2=-1」的被動局面。為此他給中國發展定下的國策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17]毛澤東意在警示，未來中國不要重犯前蘇聯和美國過度擴張導致國家衰落的錯誤。只要中國不走帝國擴張之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不遠的將來就是可以實現的。

　　當代世界體系的治理

　　新時期的世界治理期待中國方案

　　自從英國工業革命之後，世界已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有英國的治理方案和實踐，有前蘇聯、美國的治理方案和實踐，每種方案都有其成功的地方，對世界文明也有不小貢獻，存在的負面問題也不少。

　　英國模式帶來的殖民地問題，由蘇聯人、美國人解決了；但前蘇聯和美國的方案也帶來東西爭霸和南北兩極分化的新問題。這些問題又導致前蘇聯解體和美國的衰落。前蘇聯解體後，美國曾有短期「獨步世界」的時期，其間提出以新自由主義為主旨的美國治理方案，結果弄得天怒人怨，南北差距持續擴大，貧困化現象已從南方世界向美國本土和歐洲延伸。美國自伊拉克戰爭失敗後便迅速衰落。與此同時，中國強勁、和平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希望。世界關注的目光開始從美國移向中國，需要中國展示治理世界的中國方案。在這方面，中國共產黨人已經為世界人民做出了富有意義的探索和貢獻。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則是當代中國參與世界治理方案的生動展現。

　　中國參與世界治理的經驗與智慧

　　說到「一帶一路」，就不能不說「坦贊鐵路」。1965年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兩國想合作，當時坦尚尼亞總統曾先後請前蘇聯和美國幫忙修條鐵路，都沒有結果。最後找到中國，毛澤東滿口答應，且無償援助，實打實地提供幫助。

　　在非洲，中國當時投入的資金遠不能與美國、前蘇聯比，但成效要比美蘇更加深遠。中國的幫助是東方式的勸和不勸分；美國與前蘇聯則是西式的勸分不勸和。為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中國援非工程人員和非洲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幫人家把路修了。與俄國人在中國東北修鐵路時那種居高臨下的作派不同，中國人與非洲人最後交了朋友，一條鐵路通了非洲和中國人民的心。後來的事實我們都看到了：一條鐵路讓非洲人民在半個世紀都記著中國人，非洲許多國家把毛澤東的畫像與本國開國領袖的畫像並列懸掛。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國家？用現在的學術語言這就叫作「軟實力」。若將培養這種軟實力的經濟投資與收益進行比較，眼前看並不賺錢，但友誼的回報是巨大和長遠的。

　　千里難尋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中國人的無私幫助很快得到了第三世界的無私回報。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和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台灣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毛澤東得知這個消息後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18]你無私地幫他，他就無私地幫你，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原則。毛澤東那一代沒有「經濟頭腦」嗎？政治才是經濟中的大賬。1965年，毛澤東給外事部門指示說：「不能靠送禮的辦法拉友誼，友誼要靠政治。」[19]

　　事實上，我們今天還在享受著毛澤東時代的外交紅利。在這次所謂「南海仲裁」事件中，支持我們的多是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非洲兄弟。2015年9月26日，在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上，美國將梵蒂岡教皇的發言與習近平主席的發言安排在同一天，電視上可以看出，留下聆聽習主席演講最多的還是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中華民族在近代也是受壓迫民族。人受了欺負，就會增長反抗的經驗和智慧。「坦贊鐵路」模式就是社會主義原則在國際關係中的體現。修建坦贊鐵路到現在半個多世紀了，直到2014年，非洲人還有許多國家元首去韶山向毛主席表達敬意。理解這一點，就不難理解中國文化、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對當代世界的巨大意義。與西方文化比較，中國文化最接近社會主義文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可以看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世界。

　　西方人沒有搞過社會主義，更沒有體會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他們按市場經濟原則培養出的思維，很難理解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

　　2013年3月25日，習近平主席來到非洲坦尚尼亞，並前往達累斯薩拉姆遠郊的中國專家公墓，憑弔坦贊鐵路修建期間因公殉職的中方人員。習主席回來後，於9月和10月分別提出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20]如果將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就能明白習主席倡導「一帶一路」的深遠意義，它實際上要帶給世界治理一個中國方案，本質就是社會主義的方案。這就是勸和不勸分，不剝削人，不壓迫人，國際社會共同分享人類發展的紅利，以減小南北世界的貧富差距。

　　這個方案具有現實的針對性。今天南北世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世界殖民現象向發達國家內部滲透。南方世界已是皮包骨頭，無油水可榨；而國際資本為了1%的富人利益，開始剝削北方發達國家。這實在是搞不下去了。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就包含當代中國為世界治理提供的含有社會主義因素的新方案。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告誡全黨同志：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21]

　　在毛澤東看來，未來的世界也將有大的變化。毛澤東堅信，變化的結局必然是東風壓倒西風，社會主義一定戰勝資本主義。

注 釋：

　　本文是北京市委教育工委思想政治理論課《中國共產黨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系列講座之一。

　　[1]《日媒體老總說小泉沒文化》，http://news.sina.com.cn/o/2006-02-24/08208289343s.shtml。

　　[2]潘慧惠：《羅隱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

　　[3]習近平：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8/20/c_1112160001_2.htm。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頁。

　　[5]［德］黑格爾著，魏慶征譯：《宗教哲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頁。

　　[6]《孟子·盡心下》，劉俊田、林松、禹克坤：《四書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4～635頁。

　　[7]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頁。

　　[8]《管子·輕重甲篇》，黎祥鳳：《管子校注》（下），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1425~1426頁。

　　[9]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2年、1984年版。

　　[10]司馬遷著：《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頁。

　　[11]蔡美彪：《中華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頁。

　　[12]《「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雷潔瓊訪談錄》，載於《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第108頁。

　　[13]［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頁。

　　[15]《特朗普狂漲軍費遭質疑外媒：是不是想打仗？》，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7-03/10225462.html。

　　[16]《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

　　[1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頁。

　　[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頁。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9頁。

　　[20] 2013年9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時首次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設想；10月，習近平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提出了中國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

　　[21]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崑崙策網，作者授權編髮，原載《經濟導刊》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