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 宋培憲：論蘇軾密州時期的詞作

　　 　　一

　　 現存蘇軾詞作三百餘首，以他被貶黃州為界，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早期在密州的作品，於蘇詞發展中起著重要的關鍵作用，標誌著走向別開生面、自成一家的新階段。

　　 熙寧七年(1074)，蘇軾由杭州通判調任密州知州，至熙寧九年十二月詔命移知河中府，在密州生活了整整兩年，其間共填詞二十一首，比起杭州任內三年的四十九首①，雖然在數量上要少得多，但在題材內容方面卻有所拓展。

　　 在杭州時，蘇詞約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送別寄遠、懷人憶舊和贈答酬和一類敘寫友情的作品，其餘則屬探春、觀潮等寫景記遊方面的。贈答、送別、懷遠、憶舊本是詩的題材，前此的詞壇較少見，從蘇軾開始才較大量地擴展至詞的領地。在密州的二年中，蘇軾除繼續寫下一批充滿深情厚意的送別寄遠詞（其中有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外，更寫出抒寫報國胸懷的出獵詞、情真意摯的悼亡詞和歌詠田園風光的農村詞。

　　 有宋一代，名為「隆宋」，實是積貧積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名臣范仲淹，借鑒唐代邊塞詩，寫下蒼涼悲壯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此時，詩風革新運動尚未深入發展，而范仲淹也終究不是文學之士，歐陽修戲呼為「窮塞主之詞」，在婉約詞風籠罩下的詞壇上，尚未產生巨大影響。後來，歐陽修寫了一組詠十二月節令的《漁家傲》，最後一首是描寫出獵的②，雖豪放不及蘇詞，也可謂獵詞的先驅，但僅止詠景敘事，且夾雜在組詞之內，並不特別引人注目。而蘇詞《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以出獵抒寫愛國情懷，高昂激烈，別開生面，開啟了南宋時期愛國抗戰詞之先聲。

　　 在詩歌中，最早敘寫悼念亡妻之情的是西晉潘岳的《悼亡詩》，其後的五、六百年間，陸續有不少詩人寫過這類詩歌，如李商隱的《嫦娥》、元稹的《六年春遣懷八首》等，都是其中優秀的篇目。到了宋代，詩偏重於「言志」、寫景、詠物，除了象陸遊的《沈園》、李壁的《悼亡》等極為少見的詩作外，歌詠男女之情的題材，早已被排除出五七言詩，讓給詞體了。可是宋代男性詞人也象晚唐五代一樣，兒女私情僅限於閨婦怨情、相思別離以及偎香倚翠、偷情幽歡之類，筆觸柔美惻艷，而象蘇軾《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這樣深婉而質直、以淺顯之語寫出真摯感情的詞章，著實並不多見。

　　 一般都認為，蘇軾是在元豐元年(1078)才寫下著名的五首農村詞《浣溪沙》（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的，其實早在兩年前（即熙寧九年），他已作有《望江南》：

　　 春已老，春服幾時成。曲水浪低蕉葉穩，舞雩風軟紵羅輕。酣詠樂昇平。微雨過，何處不春耕；百舌無言桃李盡，柘林深處鵓鴣鳴。春色屬蕪菁。

　　 描寫出淳厚的膠西農村景象，向詞壇吹來一股清新質樸的新鮮空氣。

　　 青年時代的蘇軾很少涉獵詞的創作，大概因為詞需合樂，而他那時還不大通律，他在給堂兄子明的信上說：「記得應舉時，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與子明兄》），所以不敢貿然從事。今存最早的一首詞作，可能是治平元年(1064)二十九歲時寫的《華清引》③，而大量寫作卻是十年後在杭州通判任上④。究其原因，第一，可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和努力，他已掌握了詞調音律，所作的詞不僅能合樂而歌⑤，而且他自己還擊節而唱⑥，因而他便放手去寫。其次，他到杭州後，結識了退居湖州的老詞人張先，並且和友人們可能組織了類似詞社的團體⑦，經常聚會唱和，推動了蘇軾創作詞的興趣。第三，杭州西湖的湖光山色和錢塘雄偉的江潮吸引著蘇軾，使他常常情不自禁地用詞的形式記敘下這優美的景物，如他三年三次觀潮，每次都作詞記下深切的感受⑧。

　　 蘇軾通判杭州時的詞作，不同於一般婉約詞人的輕靡濃艷，而是清麗疏放，但存留著歐陽修、張先、柳永等的影響和痕迹，未能自成一家。例如《瑞鷓鴣·詠潮》，雖寫出豪興奔放的情懷，然拿它與受蘇軾讚賞過的潘閬《酒泉子》（其十）「長憶觀潮」相比較，並沒有超脫潘詞的詞意而建立起自己獨特的風格和意境。密州時期的詞作就不同了，它開始形成了不同於前人的獨具的豪放超曠的藝術風格而橫絕於世。

　　 范仲淹的《漁家傲》慷慨沉鬱，終不免帶著凄清衰颯的味道，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不僅描繪了射獵的壯闊場面，而且還抒寫出殺敵報國的壯志豪情，他對這類豪放詞頗為得意，在《與鮮於子駿》的信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所以還「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頗壯觀也。」後來，到了徐州又相繼寫了同樣風格、內容的《陽關曲》「受降城下紫髯郎」、《浣溪沙》「旌旆滿江湖」等詞作。

　　 與此同時，蘇軾還寫了格調超曠的詞作《望江南·超然台作》，詞人在「風細柳斜斜」的春色中，登上超然台遠眺，看到「半壕春水一城花，煙雨暗千家」的秀美空濛的景色，觸動了鄉思之情，然而欲歸不能，但他沒有因此而腸斷魂消，而是「且將新火試新茶」，來一個「詩酒趁年華」。看，詞人的胸襟是何等的超然曠達啊！

　　 豪放和超曠是兩種不同的風格，可是它們同屬陽剛的範疇，兩者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有時常常還互相包容。顧名思義，豪放應該包含著豪邁和狂放兩個方面；而超曠義指超脫通達。在無所拘束、自由自在這一點上，豪放和超曠有其相通的地方。

　　 蘇軾的豪放風格是建立在積極進取、洒脫達觀的思想基礎上的，儒家的入世、「致君堯舜」是蘇軾的主導思想，但同時他也深受佛道思想影響，所以當他在仕宦道路上遭受打擊、迫害之時，卻能隨遇而安，既不蠻幹硬拚，又不消沉隱世，而是以曠達的態度解脫苦悶，「用舍由時，行藏在我」（《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在蘇軾身上，豪放與超曠是一種思想的兩種表現；在詞作中，這兩種風格也往往結合在一起，有時以豪放為主，有時以超曠為主，有時則二者並重。

　　 第一類的如《念奴嬌·亦壁懷古》，東坡以激昂的豪情描繪雄偉的江山，高歌讚頌古代英雄的豐功偉績，也抒發了自己被貶謫的鬱憤和感慨，詞中在表達對生活的熱愛、對建功立業的渴望的同時，也流露出人生如夢的感傷色彩和借酒澆愁、故作曠達的情緒。所以詞的意境雄放中有清曠。

　　 第二類可以《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為代表，詞人在穿林打葉的風雨聲中，吟嘯而徐行，毫無畏懼。因為，風風雨雨對他說來早已司空見慣、處之泰然了。這首詞充分表現了作者曠達、洒脫的胸襟，而「何妨」、「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不也帶著東坡特有的狂放不羈的精神特徵嗎？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不妨看作豪放、超曠並重的詞作，作者由「把酒問青天」而「我欲乘風歸去」，最後仍「何似在人間」；又由責問明月「何事長向別時圓」而設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最後豁然開朗，提出「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美好理想，境界開闊奔放、神奇壯美，情懷超逸高遠、曠達樂觀。

　　 此外，蘇詞中尚有婉約、豪放兼具，或婉約、超曠並存的。這裡不再一一細述。

　　 夏敬觀《吷庵手批東坡詞》云：「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慨，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葉嘉瑩先生很贊成這一段論說，認為這是「將蘇詞的超曠之特質分為二類，一類為全然放曠，『激昂排宕』之近於粗豪者，為第二乘；另一類則是如『天風海濤之曲』具有超曠之特質，卻並不流於粗豪，而『中多幽咽怨斷之音』者，為蘇詞之上乘。」（「靈溪詞說·論蘇軾詞》）⑨按照葉先生的看法，豪放應納於超曠之中（至於「第一乘」、「第二乘」是另一個問題，可以別作討論），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豪放與超曠是兩種不同的風格，誰也不能把對方包容在自己的名下。蘇詞的風格是多樣化的，但從蘇軾的偏愛（下文還要提及）、蘇詞的主要特徵、它在詞史發展中的影響和地位、以及東坡樂府的代表作幾個方面來考慮，我們認為，關於蘇詞的風格問題，與其把豪放納入於超曠之內或將超曠歸在豪放之中，不如豪放、超曠並存。這個意見可能並不正確，提出來請批評指正。

　　 　　二

　　 詞原是作為歌（曲子）詞而誕生和發展起來的，它的主要功能是遣賓娛興，內容不外描寫花月閨情、綺羅香澤一類的生活和生老死別、悲歡離合的人生感嘆，作者往往把自己的面貌和個性隱藏起來，形成千人一面、異口同聲的局面，所以，有不少詞人（例如馮延已、晏殊、歐陽修三人）的作品，常常與他人的篇目相混。

　　 蘇軾寫詞與寫詩一樣，多是為時為事有感而作，不僅如此，更把對人生和社會的感受，把心靈深處的隱秘，毫不隱瞞和掩飾地，直截了當地吐露出來，即使含蓄，也是曲筆地直抒胸臆，讓人們清楚明白地看到詞人的個性品質、思想修養、胸襟懷抱、他的愛和憎、他的喜怒哀樂。蘇軾在密州兩年的詞作，不只是他這一時期生活的寫照，還是他思想心態的寫照。

　　 蘇軾從繁華熱鬧的杭州，一下來到荒涼蕭條的密州，其寂寞、苦悶的心情於到此後不久寫下的那首《蝶戀花·密州上元》詞里可見一斑。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貧困，加上密州連年蝗旱災荒，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就在元宵節之後的第五天，蘇軾夢見了分離十年的亡妻，十年的宦海浮沉，更增添了他對亡妻的緬懷，於是飽蘸深情，揮筆寫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那首千秋傳誦的悼亡詞。詞中把對亡妻深沉真切的悼念與仕途凄涼失意之情委婉曲折地交織融匯在一起。當然，蘇軾並沒有因此而消極頹廢下去，他對災難深重的密州人民給予深切的同情，採取一系列政治措施，滅蝗賑濟，減輕百姓負擔，恢復農業生產。經過艱苦努力，終於收到了成效，使百姓的生活轉危為安。他在密州的第二年暮春，心情歡快地寫下歌唱田園風光的《望江南》「春已老」。特別使蘇軾振奮的是，在祭祀常山以後，他與同事和獵戶，習射鐵溝，寫下意氣奮發、豪壯遒勁的《江城子·密州出獵》，表達了抵禦外寇、衛國保家的雄心壯志。

　　 但是，理想終歸是理想，蘇軾外放到偏僻的小城，無法實現他的政治主張，因而，「進」與「退」、「仕」與「隱」、出世與入世，始終在矛盾著，他的思想始終是不平靜的。熙寧九年初春，因勞瘁而病後初愈的蘇軾，曾寫下一首《一叢花·初春病起》，詞中說：儘管桃際花邊已微露春意，桃李爭先微綻，遊人們都在作尋芳的打算，而詞人卻因衰病少歡愉，有點心灰意懶，便「疏慵自放，惟愛高眠。」他在送別被免職的諸城知縣趙昶歸海州時，寫了首《減字木蘭花》臨別贈言，詞中說：「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是勸勉趙昶，也是蘇軾自己的夙願。⑩然而，居蘇軾思想主導地位的仍是儒家的淑世精神，雖然「我欲乘風歸去」，想找個出世的理想世界，但「高處不勝寒」，他畢竟更熱愛人世，所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以樂觀曠達的生活態度勉慰弟弟蘇轍和朋友們。

　　 蘇軾熱愛自己的國家，熱愛親人（妻子、弟弟），也熱愛友人，熱愛生活。他看到梅花盛開，就想像自己和好友在一起，「痛飲又能詩，坐客毛氈不知醉」（《南鄉子·梅花詞和楊元素》）。好友章傳武將離去，蘇軾寫下《江城子·東武雪中送客》，深情地說：「雪意留君君不住，從此少清飲。」剛到密州時，蘇軾因地方連年旱蝗災重，所以一連幾個月齋素，牡丹花開也無心觀賞。到了秋末，牡丹突然又開出一朵花，蘇軾聞訊，特地在雨中置酒邀客，乘興作了《雨中花慢》，詞人認為這次「高會」雖能「聊追短景」，可是這清商秋風不會使牡丹「余妍」永久延續，所以希望天公「不如留取，十分春意，付與明年。」讓美好的春花永遠留存在人世間。

　　 在密州短短的兩年間，蘇軾已與同事們、當地百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熙寧九年冬，當蘇軾得知自己將離開密州赴河中，晚登超然台望月，黯然神傷，多情地叮嚀：「莫使忽忽雲雨散，今庭里，月嬋娟。……莫忘使君歌笑處，垂柳下，矮槐前」（《江城子》「前瞻馬耳九仙山」）。

　　 蘇軾在密州時的詞，採用以賦為主體的寫法，直抒胸臆，情真意深，活畫出蘇髯品格風貌，虎虎有神，別開生面。

　　 劉熙載《藝概·詩概》中說：「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蘇軾的詩善於把情、景、理三者熔鑄成一體，通過景物或事件本身揭示出哲理意趣，具有豐富的「象外之象」和「言外之意」。蘇詞也象他的詩一樣，不滿足於一般的情境交融的意境，而是追求一種新意妙理，用蘇軾自己的話說，要「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這種情、景、理交融的意趣，在之後的黃州時期，由於他貶謫生活的特點和對人生哲理的徹悟，於詞中表現得非常突出，而密州時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早已顯露出這一特色，而且寫得特別成功。

　　 《水調歌頭》不僅以想像豐富、境界開闊、充滿逸懷浩氣吸引著讀者，還以富於哲理情趣、意蘊深邃雋永而獲得人們喜愛。詞人在上片以遨遊仙境，出入於天上人間，巧妙地表達出理想與現實、出世與入世、隱與仕的矛盾。下片以月照無眠，引出「何事長向別時圓」的恨語，再由「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轉出「此事古難全」的自然規律，作為寬語，最後又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對一切經受離別苦難的人們表示美好的祝願。全詞妙語連珠，發人深省，委曲深婉，一唱三嘆，尤其是結語，可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我們不妨把它與蘇軾赴密州途中寄子由的《沁園春》作一比較：此詞上片寫景以況旅途艱辛，引出「世路無窮，勞生有限」的感慨，下片搬用詩、文、經、史的典事，直接議論。雖然上下片轉化自然，寫得也很出色，但終是兩截。下片以議論入詞，直抒胸臆，也不及《水調歌頭》那樣將物境、事理、人情融合得渾然一體，結句「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樽前」與「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意思相近，可是總覺得缺乏「象外之象」、「韻外之致」這種耐人尋味的光彩。

　　 　　三

　　 蘇軾提倡藝術風格多樣化，他說過：「短長肥瘦各有態」（《孫莘老求墨妙亭詩》），在《書黃子思詩集後》一文中，對「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李太白、杜子美的「英瑋絕世之姿」，「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等不同風格各不偏廢，他都學習繼承，並在這個基礎上創造求新，力求「能自出新意」（《書唐氏六家書後》），而不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他不鄙薄各種不同的藝術風格，他的作品的風格也多樣化。然而，在各種不同的風格中，又特別崇尚自然奔放，這與他的文藝主張是相一致的，他認為創作要做到「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並多次說過這樣的意思：「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評文》）。既要求天然渾成、變化多端，又要求縱橫姿肆、氣勢磅礴，正如他所讚賞的吳道子的畫那樣：「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王維吳道子畫》）能雄渾奔放，揮灑自如。

　　 與對待其它藝術的態度一樣，蘇軾不忽視詞的風格應該多樣化，對於張先「微詞宛轉」（《祭張子野文》），黃庭堅詞的「清新婉麗」（《跋黔安居士漁父詞》），都是以讚賞態度來評論的。而且在創作實踐上，蘇詞風格的多樣性也是人所共知的。蘇軾把詞看作是「蓋詩之裔」（《祭張子野文》），就是說詩詞本是一家，所以敢於突破一般人把「婉約」視為「正宗」的藩籬，要「自是一家」。

　　 他所說的「自是一家」，不是別的，正是不帶「柳七郎風味」，是《江城子·密州出獵》式的豪放風格，也即他要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革新創造，別開生面，獨樹一幟。

　　 一提起豪放，人們很容明把它與粗豪叫囂聯繫起來，所以，後來蘇軾在元祐初的《答李季常書》中告誡說：不要「豪放太過」，應該是「句句警拔，詩人之雄」。他在創作實踐上，也努力將豪放與超曠結合起來，這一點從他對柳永詞的評論上可以得到印證。蘇軾對柳詞是有所不滿的，可是柳永《八聲甘州》詞中的「漸霜風凄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數句，則受到蘇軾的大為讚賞，稱「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趙令疇《侯鯖錄》引）。所謂「唐人高處」，就是指氣象開闊，筆力遒勁，境界悲壯高遠，這與豪放超曠的風格是相近的。

　　 「論詞莫先品」，「詩品出於人品」（《劉熙載《藝概》語）。蘇軾豪放超曠的詞風與其思想、品格和個性、氣質是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說，人品是詞風的基礎，詞風是人品的體現。明袁中道有一篇《次蘇子瞻先後事》，拿蘇軾與軾轍作對比談論風格即人的問題：子瞻「少為人雄快俊爽，內無隱情。聞人一善，讚歎不遑；而剛腸疾惡，又善謔笑，鋒刃甚利。子由恂恂然，寡言慎重，捐介自守，不妄交遊，……而其為文，大略如其為人。子瞻豪肆汪洋，子由沖和平衍。」

　　 蘇軾是位思想較為複雜的文人士大夫，儒家思想是基礎，又雜有很深的佛道思想。正統的儒家思想，使他有抱負、有理想、有勇於革新進取和積極的淑世精神；他為人耿介剛正，胸襟坦蕩，光明磊落，風節凜然；他敢說敢為，直言不諱，自知「平生文字為吾累」，然一遇到危害國計民生之事，仍不顧個人利害得失，挺身而出，為民請命。而佛道思想則又使他追求真率自然，不受事物的羈絆，形成狂放不羈和通達酒脫的個性，所謂「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蘇軾《論修養帖寄子由》），豪放和超曠在蘇軾身上常常互為表裡，緊相結合。

　　 他從杭州來到號稱「山東第二州」的密州，滿以為生活可以過得去，不料「齋廚索然，不堪憂，」不得不同通判宋廷式兩人，經常「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但他並不以為苦，卻是「捫腹而笑」，並且作賦解嘲：

　　 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登過酉，曾懷酒之不設，攬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著噎嘔。……先生聽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吾以杞為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後杞菊賦一首並敘》）

　　 蘇軾為人、為文，為詩、為詞，都貫串著這種豪爽任真，達觀樂天的精神。

　　 「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文心雕龍·物色》）。自然景物、地理環境對於作家的情感、作品風貌的形成，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四川奇險的山川風光培育著包括蘇軾在內的歷代詩人豪邁雄放、飄逸超曠的個性品格，正如陸遊所說的「揮毫留得江山助」（《……偶讀舊稿有感》）。

　　 熙寧四年，蘇軾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自請外放，離開京城出任杭州通判。蘇軾雖然在政治上失意不順心，可是，江南勝地的杭州有秀美的西湖，不但可以賞心悅耳，而且宜於賦寫清新明麗的小詞。其中每年一次的觀湖，排奡雄偉的江潮均激起詞人的豪情，乘興寫下筆力矯健、氣象開闊的作品，但剎那間的激情消失以後，便又恢復到平時的平靜寧謐，他與太守、好友、詞人們歌酒往返，歡傾友情，留連風光，興到神會，一首首清麗疏俊的詞作即席而出。

　　 到了密州，境況就大不相同了。境內山川繚繞，桑麻遍野，「山城寂寞」，「風俗武悍」，與繁華、柔美的杭州形成強烈的對比。詞境在詩人筆下顯得凄楚悲涼：「珠檜絲杉冷欲霜，山城歌舞助凄涼」（《浣溪沙·九月九日》）。但也有令人振奮的，初冬季節，「城東坡隴何所似？風吹海濤低復起。」山巒起伏，如驚風駭濤。「春蓋前頭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飛」（《祭常山回小獵》）。看到會獵的宏偉場面，激起詞人的豪情壯志，縱筆寫下勁健有力、鏗鏘有聲的《江城子·密州出獵》。

　　 州署的西北有園名西園，它北靠城牆。蘇軾把城牆上的舊亭稍稍修葺，按他弟弟取的名稱為超然台。他經常登台遠眺，「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超然台記》）。「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文心雕龍、物色》）。空渺綿遠的山水遺迹，引起蘇軾對人生、社會作哲理性的思考，從錢塘到膠西，風物迥異，要「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要有超然塵外、不為物累的達觀態度，正如十八年前離蜀赴京師時寫的一首詩里所說的那樣：「無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入峽喜巉岩，出峽喜平曠」（《出峽》）。熙寧九年中秋，登超然台賞月，觸景生情，蘇軾不禁浮想聯翩，原來他在杭州任滿時，請求調到離弟弟蘇轍（時在濟南）較近的地方，以便常能相見。不料，經由潤州、海州、至密州時，卻不能繞道濟南。後來當他知道即將離任，移知河中府時，蘇轍也罷齊州掌書記而回京，又無法見面。至此，感情特別深厚的兄弟倆已有五年沒有聚會過一次。仕宦的失意、理想的破滅、弟兄的離別，種種不順心的情緒再次襲上心頭，而超然台上山川風土的感召，使他重度「游於物外之境」，寫下這篇「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處」（胡寅《酒邊詞序》）的傑作。

　　 注釋：

　　 ①據石聲淮、唐玲玲箋注的《東坡樂府箋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非編年詞無年月可考，無法計入。

　　 ②全詞是：「十二月，嚴凝天地閉。莫嫌台榭無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氣，直教耳熱笙歌沸。隴上雕鞍惟數騎，獵圍半合新霜里，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雁寒空墜。」

　　 ③見《東坡樂府箋注》第3頁。

　　 ④熙寧五年二首，六年六首，七年四十一首。

　　 ⑤如《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在密州曾「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與鮮於子駿》）。

　　 ⑥如《陽關曲》「雲收盡溢清寒」一詞，《書彭城觀月詩》云：「餘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猶歌此曲……」（《蘇軾文集》卷六十八）。

　　 ⑦參見西紀昭《蘇軾初期的送別詞》（《詞學》第二輯）。

　　 ⑧這三首詞是：《南歌子》「海上乘槎侶」，《瑞鷓鴣》「碧山影里小紅旗」，《南歌子》「苒苒中秋過」。

　　 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頁。

　　 ⑩早在十五年前，蘇軾初進仕途，簽判風翔時，於《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中就提出共同偕隱之志：「寒燈相對見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後赴通判杭州任，途中游鎮江金山寺，夜見江心炬火，便向神盟誓：「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游金山寺》）翌年在杭州給老師歐陽修等的和詩中又說：「何日揚雄一廛足，卻追范蠡五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