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工的生活

07-23

□丁燕

一

在中國西北，我曾居住在葡萄架下的庭院中。童年居所留給我的珍貴記憶，使我在第一次和男工宿舍劈面相逢時，目瞪口呆。宿舍樓每一層的布局都一模一樣———單個的房間面對中間的走廊，兩頭是公用衛生間。

對這些樓房的理解需慢慢體會。若你僅僅只來過一次，或抱著參觀者的心態，便很難有所發現———因為它們的模樣實在太過普通。發生在普通之地的事件，通常會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其實，有些事兒並不普通。正是這些貌似普通的宿舍樓，讓打工者有了最初的落腳點。他們從這裡開始認識工廠，認識城市，認識另一個世界。對他們來說，這些樓宇是整個現代社會的縮影。在這裡，他們穿上工裝，通過新人培訓，跌跌撞撞地變成工人，進入車間，開始工作；在這裡，他們終結了鄉村的田埂，而逐漸適應了現代化的流水線。這些普通的宿舍樓像一面面放大鏡，能映照出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

在我看來，最能體現南方工業化特徵的，莫過於那些弔掛在宿舍陽台上的衣衫———密密麻麻，各式各樣，一件挨一件，像從來都不曾取下，像一群有呼吸的鬼魂，像被戕害後的殘破軀體。濕漉漉的衣衫不再是一件織物，而像供牌，令觀者心生敬畏———它們在那樣局促的空間里爭搶著陽光，它們是它們主人生活的真實寫照。這些鬼魅衣衫不能長久盯視———盯得時間越長，越感覺荒謬。工廠並非童話世界。甚至整個工業化的進程，都可從這密如冬鴉的衣衫中獲得古怪注釋。成千上萬的人如沙丁魚，塞進這個狹小空間後，只泄露出這些衣衫，在高空奮力爭搶呼吸。

宿舍魚龍混雜，人員流動性大，所以，新工人進廠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學會和眾多陌生人相處。相處的第一要義，是要時時提防他人。廠門口貼著《宿舍防盜宣傳十五條》：手機在充電時，一定要確認門已經關好、反鎖；睡覺時，手機、現金不能放在枕邊；不要當眾數錢，錢財不露眼；不要取太多現金放在宿舍。

廠區小店內的貨架格檔上，貼著一行行手寫紙條：「你已進入錄像區」「偷一罰百，並送公安局，請自覺！」「本店已裝有錄像監控，請自覺！」「小本生意，請不要對我下手！」

家和宿舍的區別絕不僅僅止於一張床。躺在宿舍的第一天晚上，所有的人都會頓悟———這就是電子廠，這就是你要面對的生活。夜晚，你醒來，瞪大眼睛，在黑暗中辨認出天花板，耳邊是不同睡姿的人發出的不同頻率的喘息，如蠶吃桑葉。這裡像醫院的大型育嬰室，像好萊塢的機器人墳場，像蜜蜂縮在蜂巢的孔格中，像花朵在月下喘息。喘息和喘息交匯，構成一個巨大的夢境。

二

男工宿舍的窗戶正對著工廠路。這棟樓的正面，看起來和這條欣欣向榮的街上的其他房子一模一樣：乳白色瓷磚、鐵藝陽台護欄、長方形玻璃窗。若不是陽台上曬著密麻麻長褲長衫白襪，外人根本不知那是宿舍樓。

深夜九點半進入男工宿舍，對我不啻為一種挑戰。況且，這些宿舍是隨機推開的，事先並無任何安排。所以第一眼對視———我和男工們———雙方都瞪大眼，都心跳怦怦。我直愣愣地站在門口，感覺屋裡的人臉廓極深，膚色暗沉，各個機警多疑，目光深邃抽象。

我就這樣闖進這種原生態生活，像打開一隻只古董梳妝鏡，層層收納，層層折藏，抽屜里有門，門後還有抽屜，試圖看到比外表更多的東西。然而，在男工宿舍的訪談，總讓我感到不安。我該怎麼描述這種不安呢？那是種非常奇怪、非常詭異的交談。在那個阻絕了自然光源的空間里，所有對象都像從注塑機里掉出來的產品那樣，穩穩地，一件嵌一件地坐在床沿邊，疲色盡露。有時我甚至覺得，對方的話我根本沒聽見。我太慌張了。我完全無法做到徹底淡然，徹底局外，而只能硬著頭皮闖進去，坐下來。

他們的父母曾從家族照片中漂流脫離，而當他們結束留守少年時期進入城市，卻和父輩們一樣是離群孤雁，荒涼伏據，身心空蕩。現在，面對我，他們總是不偏不倚，只陳述事實，而不作任何結論。我像闖入生產夢境的鍋爐機房，總如鯁在喉，想突兀詢問一連串「為什麼？為什麼？」但又不得不把疑雲嚼碎，吞入肚腩。我不敢多問，怕傷害了他們敏感而疼痛的神經。事實上，他們偶爾會流露出不快———像被硬生生撬開的扇貝，內部的柔韌被撕裂，被裸裎時，整個身體會發疼。

我慢慢發現，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還有另一個隱秘世界，他們隨時可以退縮進去，而外人真的很難進入。但當時在宿舍，我並沒有明顯地察覺，好像那時，溝通渠道貌似順暢。然而，退縮、排據、躲閃、隱瞞———這些字眼在90後男工處都得到了驗證。他們只選他們說得出口的，更多的事實，埋藏在冰山之下。

三

A326是間沒有桌子的宿舍，甚至沒有紙箱或椅子。五張高低床靠牆擺開，吊扇下的地帶空空蕩蕩。天啊！東西怎麼放？塞到柜子里唄。零碎的小件就攤在床上。所幸，男工的東西比女工少。

十七歲的王傑來自河南，一張蠟白臉，女孩般標緻，帥氣長袖衫，美目焦距渙散，神情陰鬱，一股韓國味。當發現我注目他時，這個赤艷妖厲的少年，翻出個白眼。他進電子廠才一周，在製造部當作業員，干打螺絲和組裝的活。但其實，他去年已在這裡干過半年。他知道這裡要「站立幹活」，他也不想來，可又沒找到別的活。上個月再來時，他帶來了同學邵新磊。

僅此而已，他懶得多說。

他那十七歲的面孔上疊印了太多絕望，好像此前他曾置身暗夜，被什麼驚嚇到；靈魂里有什麼東西被掏空，讓他以一種和年齡不相配的漠然示人，言語枯槁。他變成了他所見到過的那些男人的複製品，他們無一例外，都有雙冷漠的眼。

邵新磊和王傑是「黑白配」———個子矮小，頭髮濃密，臉龐黝黑，五官剛硬，十指粗短。邵新磊是第一次進廠，拘謹忸怩。他也十七歲，但卻異常老相。來電子廠之前的一年多，他在北京朝陽門賣糖葫蘆。

北京！朝陽門！

我以為聽錯了：「什麼？」

他滿面緋紅，簡短地重複了那兩個詞。

我屏息靜穆，等他繼續。

但邵新磊用乾巴巴的語調描述的北京，和升國旗的北京沒什麼關係。那是個遙遠而陌生的「成人世界」。那六個和他一起賣糖葫蘆的，都是他的親戚（舅舅、小姨、大姨等）。女人們製作，男人們叫賣，每天工作十二小時。

他說，賣糖葫蘆的人是北京最忙的人。每天早出晚歸，不厭其煩地叫賣，不厭其煩地找零錢。邵新磊在朝陽門自然看到了很多古怪男女（還有外國男女），但那些顧客對他如過眼煙雲，他在偉大首都所體驗到的，只是煎熬、煎熬、再煎熬。

他父親四十二，母親四十一。父母總是吵架，而他完全不能理解成年男人對自己女人的躁煩不耐，亦不能理解男人可以將女人長時間丟在家中不管不問。最初，父母是一起出門打工。現在，父親在縣城跑車，母親在村裡種地，照顧八歲的弟弟。他初二時便輟學，但並不遺憾，「村裡和我一起玩的男孩到了初一初二就都不上了」「老師講的聽不懂」「父母想讓我上，但我自己不上了」。於是，他選擇了去北京賣糖葫蘆。熬了一年多，他向母親悄悄抱怨，「太累了」。

電子廠站著上班是累，可賣糖葫蘆更累。都是早出晚歸幹活，可是賣糖葫蘆———「還要喊！」直喊得口乾舌燥。忙碌一天，捏著零碎毛票回到小屋，舅舅姨姨們直通通射來的目光，像鐵杵利劍，能把五臟六腑搗爛，令他咽不下米粒。有時賣得不好，他索性不回來吃飯。飢一頓飽一頓，讓他不僅仇恨糖葫蘆，還有北京———「那地方不是人呆的」。

現在，他是「身累心不累」———只需把分配的活做好即可，下班後可完全放鬆。北京是陰暗的，而現在，電子廠明快得像撞球桌上的碰撞聲。他知道干多少活拿多少錢（底薪多少，加班多少，都有明確規定），他能控制這個局面。他吃飯無需看別人臉色。

他的手機是「小霸王」，六百元。他羞澀低頭：「哎，一個雜牌子哦。」他每天吃飯要花十五元，有時會喝瓶冰紅茶。在北京，他學會了抽煙，也學會了抽煙時如何點火和罵粗口。在那個乾冷的北方城市，到處都起粉起屑，他一個冬天都在咳嗽，持續地咳嗽。到了春天，他變成了個小老頭。

短瞬北京，暮去晨來，朝花夕拾。

不，他沒有女朋友。王傑也沒有。不是不想找，是「還沒找到」。「慢慢找，總能找到的」。邵新磊覺得女人就像木頭，摸著摸著，「木頭舒服了，人也舒服了」。儘管這種愛太缺乏詩意，太過生物化，但這個十七歲男孩渴望撫摸的願望，卻越來越強。煙頭明滅中，他的腦額葉里充滿各種情色可能。

四

朱小文十九歲，湖南湘西人，中等個，敦實，油嘴滑舌，一個老江湖。他兩個月前來到電子廠，之前在塘廈（東莞的另一個鎮）做焊錫。他父親在佛山工廠，母親在老家種地。父母曾在他五歲時離家打工。爺爺奶奶年齡大了後，母親回了老家。他是獨生子，小學畢業後就到外面闖，年紀輕輕就認識了「外面的世界」。現在如果有事，他會給母親打電話，上個月還寄去了一千元。

盧開元十七歲，四川達州人，長相周正，性情溫和。看我進來，他把吊在床沿邊的襪子收起，又讓赤著上身的朱小文披上衣服，沉穩細緻。此前，他在深圳一家五金廠干數控，也是站著上班，所以到這裡並沒有不習慣，只是這裡是大廠，「小廠輕鬆，大廠好玩」。

盧開元的父親在內蒙古打工，母親在老家種地，照顧還在上小學的弟弟。他初中畢業後想上高中，但分數不高，只能去一般高中，技校又不想讀，於是便放棄求學。「出來混一下也好」「認識一下社會」。他感覺在電子廠工作，和寄宿學校差不多。但合同期滿後，他「不想再做工廠了」，「想回家學個手藝」。

這四個男孩雖長相各異，來自不同地區，但共性是明顯的———皆為90後，父母皆四十上下（父親在外打工，母親在家操持家務）；皆未能上高中（初中或小學畢業）；皆抽煙；皆有手機。這些90後男孩是第二代打工者的主力。他們的命運和父母輩不同，甚至和他們的弟弟妹妹們也不同。

他們出門，喜歡到有老鄉或熟人的廠里，像一串螃蟹，一個帶一個，互相勾連。王傑和邵新磊是老鄉；朱小文有老鄉在電子廠；盧開元的叔叔在電子廠旁的工業園做事，是叔叔叫他來的。「讓我自己找，我是找不到這裡的。」原來，電子廠三千人之間，不僅僅是單純的同事關係，而是老鄉、親戚、熟人等關係的重合。

夜裡，工廠路的網吧、撞球、小餐廳里，總是攢聚著一個個男孩。他們崇尚《古惑仔》里的義氣，有他們自己的「江湖」。躺在宿舍的床上，他們用聊女人來打發時間，他們聊女人的小腿弧線，狐媚眼神，裙底風光，還聊她們的性慾指數。

邵新磊的床上放著兩個廉價小音箱。他喜歡聽伍佰的《挪威的森林》，羅百吉的《黃昏》，蒙面哥的《一億個傷心的理由》；朱小文喜歡DJ音樂。他打開一曲《為愛痴狂》，節奏強勁，又禁不住從床上跳下，在地上旋舞；盧開元鍾情慢節奏。他喜歡的歌手叫庄心妍。聽說我「從沒聽過」（她的名字她的歌），則瞪大眼睛，「這個明星出來一年多了哦！」又補充，「我和我老鄉都喜歡！」「她的歌很好聽哦！」他並非單獨喜歡這個歌手，而是，「喜歡慢拍的歌」「最好是關於愛情的」「一聽猛烈的DJ就會感覺煩」。

他們無需按月給家裡寄錢（因沒有生計負累，對機器的忍耐力反而比父母輩低）。朱小文給母親寄去一千元，並非家裡急用，而是覺得多餘的錢放在身邊不安全。他們都不用為房子費心（每個人的老家，父母都傾其所有蓋起樓房，為他們娶親考慮）。他們雖都在外打工，但總覺這是臨時行為，總在不斷地尋找出路。他們並不排斥重返老家。如果老家發展了，工作機會多，工資也不低的話，返鄉並不可恥。

（題籤：吳瑾）

◎丁燕，作家，著有《工廠女孩》等，現居東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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