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什麼不能像德國一樣成為「正常國家」

安倍內閣解禁集體自衛權，引發國內外的強烈批評和抗議。特別是中國和韓國等東亞鄰國，因為對日本的戰爭罪行記憶猶新，擔心右翼民族主義分子安倍重新將日本引向戰爭，破壞亞太地區的和平，因此抗議尤為強烈。與日本同為二戰法西斯軸心國成員和戰敗國，德國如今卻可以正常參與國際軍事行動，不但沒有引發鄰國的抗議和擔憂，反而還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國家。德國為什麼能夠成功地消除鄰國的憂慮，重新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和認可呢？日本為什麼不能像德國一樣成為「正常國家」？首先，德國在戰後實現了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新舊更替，推翻了納粹獨裁政權，建立了嶄新的民主國家，對納粹德國的罪行做了徹底的清理和了斷，因此可以有一個全新的開始。戰後，德國被美蘇英法分區佔領。四國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在佔領區推行了去軍事化、去納粹化、去壟斷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通過紐倫堡審判懲治了納粹主要戰犯，取締了納粹組織，根除了其存在的社會根源，同時也對德國民眾起到了教育作用。1949年，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相繼成立。兩個國家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當年都曾是納粹黨的死對頭，都曾被納粹強行取締、驅逐和迫害。所以，他們上台執政後，繼續著力清除納粹思想，追查和審判納粹罪犯，將重要的納粹分子逐步清理出政府、司法、軍隊等領域。據統計，到1950年9月30日，德國法庭共審訊完近96萬宗案件，大約61萬人被判刑，其中有2.3萬名重犯被判處「終身不能擔任公職」。當然，因為戰後專業人才的極度匱乏，也有一些前納粹黨員重新得到任用，但因為已被「去納粹化」，這些人不再構成危險。值得強調的是，德國對納粹罪犯的追查直到今天還在進行。因為聯邦議院在1979年取消了對納粹罪犯的追訴時效限制（原為20年）。因此，對納粹罪犯的追究會無限期進行下去，即便是他們逃到天涯海角、行將就木，一旦被發現，照樣會被繩之以法。相比而言，日本的情況正好相反。戰後，美國出於在亞洲反蘇反共的戰略考慮，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沒有追究頭號戰犯天皇的戰爭責任，也沒有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還讓一批當年的軍國主義分子（岸信介、重光葵、賀屋興宣等）掌管了日本政府。這導致日本不能對二戰罪行進行徹底清算，也未能對下一代進行正確的歷史教育。其次，聯邦德國歷屆政府領導人都曾明確、公開並且不止一次地對二戰罪行進行過認罪和道歉。其中，最受世人矚目的無疑是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訪問華沙時的「驚世一跪」。他在向死難烈士紀念碑敬獻花圈之後，突然自發下跪，並且為二戰死難者默哀。這一舉動感動了無數波蘭人，也引起德國國內乃至世界各國的震動。「華沙之跪」成為德國請求世界寬恕德國二戰罪行的標誌，也讓勃蘭特在1971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德國的知識精英也有深刻的歷史負罪感和自我批評精神。戰後德國出現過有關「集體罪責說」的爭論，即是否每個德國人都要為納粹罪行負責。對此，德國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表示，所有德國人都要「為我們的政權，為這個政權的行為，為發動戰爭，為我們讓其高踞於我們頭上的領導人的行為」負政治責任。每個德國人都需要進行個人的良心反省，在深刻認識罪行的基礎上經歷一個凈化過程，進而找到真理。正是在德國政治領袖和知識精英的影響和帶動下，認罪和反省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共識和傳統。即便是在戰爭過去了這麼久之後，也絲毫沒有鬆懈。2013年1月27日，默克爾總理在猶太人大屠殺75周年紀念日表示：「我們對納粹犯下的罪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對種族大屠殺受害人，承擔一份永久責任。」正是這種勇於正視歷史、勇於認罪、勇於承擔責任的態度，讓德國得到了鄰國的諒解，為它重新融入國際社會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與德國相反的是，日本政府首腦和右翼政治力量不但不真誠地對日本的侵略罪行認罪和道歉，而且還不斷地否認、歪曲和粉飾其戰爭罪行，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拋出「侵略無定論」、「『慰安婦』自願論」，將侵略戰爭說成是解放亞洲國家的戰爭等，嚴重傷害了受害國人民的感情，因此，自然也就無法得到這些國家的諒解。再次，德國對二戰罪行的認罪和反思並沒有停留在口頭上，而且還落實到行動中。通過教育、立法、宣傳在整個社會營造起一種毋忘歷史和對納粹零容忍的文化氛圍。德國重視通過教育讓下一代正確認識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所犯的罪行，因此，各州都在教學大綱中規定必須要在歷史課（有時也包括德語課和宗教/倫理課）上向學生講授「納粹和種族大屠殺」的內容，並且注重與參觀集中營、紀念館，與那個時代的見證人對話等課外活動相結合。在巴登-符騰堡州的文理中學，10年級歷史課上用於這個專題的課時大約為24學時。因此，沒有任何一名學生可以在畢業離校時不了解這段德國歷史。此外，德國還十分重視在中小學開展國際理解教育，讓學生學會與其他國家的人和平共處。為此，德國還與法國、波蘭等鄰國合編歷史教科書。在德國，公開發表支持或否認納粹罪行的言論是極其嚴重的違法行為。德國《刑法》第130條第三款規定：以擾亂公共安寧的方式，公開地或在集會中，對納粹分子執政期間實施的《違反國際法之罪名法典》第6條第1款所述的犯罪行為予以贊同、否認或粉飾的，處５年以下監禁或罰金。第四款規定：以擾亂公共安寧的方式，公開地或者在集會中，對納粹黨執政期間的暴行與專政予以贊同、否認或為其辯護，並因此侵犯受害者尊嚴的，處以３年以下監禁或罰金。1994年，德國聯邦議院通過的《反納粹與反刑事罪法》規定，禁止以任何形式宣傳納粹思想，禁止使用納粹標誌。德國政府和非政府機構還利用多種機會提醒國人勿忘納粹罪行。在柏林市中心勃蘭登堡門附近，人們可以看到規模龐大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林；在德國750多個城市和鄉鎮，人們走在街上時會看到一種被稱作「絆腳石」的銅磚，上面雕刻著納粹政權受害者的名字；德國電視台經常播放二戰紀錄片；博物館也經常推出各種反思二戰的主題展覽。此外，德國國家領導人每年都會出席重要的戰爭紀念日活動，出國訪問時也總會選擇重要的紀念地點對受害者進行悼念、對歷史進行反思。正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所說：「對納粹主義及其發動的戰爭、種族屠殺和其它暴行的記憶，已經成為我們民族自身認同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德國近年來新納粹勢力有所抬頭，但每次新納粹遊行，人們都會同時看到有更大規模的反納粹遊行隊伍，讓這些新納粹分子顯得如跳樑小丑，不足為慮。反觀日本，內閣首相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在職高官公開發表否認或美化侵略戰爭的言論，為軍國主義招魂，篡改歷史教科書，不讓下一代正確了解歷史真相，怎能不引起鄰國的反感和擔憂呢！最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德國認識到要想發展和復興，必須要與歐洲各國睦鄰友好。因此，德國將「做一個好的歐洲人」、重返國際社會作為戰後外交政策的重點。政府領導人在戰後積極修補與鄰國的關係，第一步就是積極進行戰爭賠款。德國先後向英國、美國、蘇聯、法國、以色利以及波蘭、原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和受害者進行了巨額賠償和補償。直到今天，聯邦政府仍然每年支付著各類賠償和補償（2009年為6.19億歐元，2010年為6億歐元）。納粹政權的受害者或受害者子女每月可以從德國政府那裡拿到大約839歐元的生活損害撫恤金/584歐元的補償金，直到其去世為止。此外，那些當年曾使用過強制勞工的德國公司（如大眾、賓士等）也在向受害者進行賠償。法國是德國最重要的鄰國，也是德國百年來的仇敵。戰後，法國曾力主肢解德國，讓德國永世不得翻身。但如今，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敵已經轉化為堅定的盟友。2013年，德法4家媒體聯合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有2.5萬名德法民眾參加。結果顯示，8成左右的受訪者表示喜歡對方國家。阿登納總理為這一轉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從1958年秋到1962年，阿登納總理與法國總統戴高樂之間的通信達40餘次，會晤15次，總計進行了100多個小時的會談，兩人就這樣建立起很好的私人關係，促成兩國在1963年簽訂了《德法友好合作條約》。之後兩國共同推進了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創造了今日歐洲的穩定和繁榮。1989年兩德面臨統一，為了消除蘇聯、波蘭等鄰國的擔憂，聯邦德國政府在統一條約中承諾，永遠不以武力改變現有的領土邊界。這也就意味著德國不會再收回因戰敗被割讓的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的德國固有領土（東普魯士）。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故鄉哥尼斯堡也永遠成為俄羅斯的領土。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德國用領土換取了和平統一。德國雖然放棄了一部分領土，但是卻贏得了歐洲，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成為歐盟的領頭羊，為歐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因為自己的貢獻得到了鄰國和世界的認可和尊敬。而日本呢，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在承認侵略事實、在憲法中承諾放棄交戰權的前提下，日本取得了各國的諒解，許多受害國放棄了戰爭賠償，使日本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日本近年來的舉動，如將釣魚島國有化、企圖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拉攏周邊國家構築對華包圍圈甚至軍事同盟，不但不利於促進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反而越來越成為東亞地區的不穩定因素。總之，在反省歷史和修復與鄰國關係方面，德國有許多值得日本學習的地方。但問題是，日本不願意向德國這個榜樣學習。德國《法蘭克福彙報》在4月28日的報道中說，雖然中國和韓國不斷要求日本在認識歷史的問題上向德國學習，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卻拒絕了這個要求。他表示日本不會以德國為榜樣，因為他認為二戰後亞洲和歐洲完全不同。安倍政府放著德國這一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不借鑒，明知只有向德國那樣誠心認罪和道歉並落實到行動上，才有可能像德國那樣得到鄰國的諒解，贏得所需要的國際空間，成為正常的國家。但日本卻背道而馳，不斷否認侵略歷史，傷害受害國家人民的感情，激化與鄰國的矛盾。如今，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的行動得到了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領導人的明確支持，這註定會讓日本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日本對二戰的態度，很像德國二戰前對一戰的態度，即勝者為王敗者寇，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是因為戰敗了。這種歷史觀所引導的方向，可能就是通過戰爭來改變一切。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做法和理由，也很像希特勒在1935年以法國修改兵役法為借口，撕毀《凡爾賽和約》對德國國防軍人數的限制，從而邁出了修改一戰之後國際秩序的重要一步。這讓日本具有了重新挑起戰爭的現實危險，讓其對和平的任何承諾都顯得蒼白。中國和韓國等鄰國對日本的抗議和擔憂絕對不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自我恐嚇，而是對現實威脅的一種直覺的判斷。國際社會應該對此有清醒的認識，放棄支持、縱容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姿態，與中國一道勸日本懸崖勒馬，不要讓歷史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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