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陰影下特朗普的算盤：撼動中國體制，迫使中國第二次門戶開放丨來稿
特朗普對中國的核心政策：第二次門戶開放
——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政策之嬗變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5年美國對中國出口1161億美元，從中國進口4832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3671億美元。2016年不包含12月份，美國對中國出口1041億美元，從中國進口4234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3192億美元。
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自從中國加入WTO後的第一年，2002年就突破1000億美元，十幾年如一地每年都在幾千億美元。
特朗普認為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他認為中國一面操縱匯率，一面國家補貼虧損對美傾銷。他認為中國一直在坐美國的順風車。因此他上台以後對中國的核心政策將是「第二次門戶開放」。我們先來看看「門戶開放」政策前世今生之嬗變。
何為「門戶開放」政策？我們先回到一百多年前的1899年3月，那時正是義和團鬧得最凶的時候，恍惚一下，歷史是否與現實總有幾分神似之處？……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給他的紐約的朋友保羅·達拿（PAUL DANA）寫了一封密函，闡述了他的對華政策思路：「……我們當然反對肢解那個帝國（中國），而且我們也不認為美國的公眾輿論將會支持這個政府加入目前正在進行的驚人的掠奪遊戲。同時我們意識到了保護我們在那個帝國的巨大商業利益的重要性……。」 這便是「門戶開放」政策思緒的源頭。海·約翰何許人也？此公曾任林肯總統的私人秘書，據說奠定林肯歷史地位的葛底斯堡的演講即出自他的手筆，此點有待考證。
1899年9月6日，海·約翰就「門戶開放」政策第一次照會德、俄、英、法、意、日各國，要求各國沒有例外地遵守中國標準，在相互平等的基礎跟中國做生意，其要點如下：
「第一，承認任何國家不得通過任何手段干涉在中國應有的任何通商口岸、租借地或所謂『勢力範圍』內的任何法定利益。
第二，中國現行協定關稅應對一切貨物，不論屬於哪個國家，不論陸運還是海運到所謂『勢力範圍』內的所有港口都適用。其稅款應由中國政府徵收。
第三，『勢力範圍』內的任何港口對別國船隻所徵收的港口稅，不能高於本國船隻；在『勢力範圍』內由其國修建、經營和管理的鐵路上，其他國家公民與該國公民在同樣距離運輸同種貨物時，應收取相同的費用。」
儘管各國對美國照會的反應消極冷淡，1900年3月20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還是先斬後奏地正式照會各國：「門戶開放政策即日起生效。」
必須澄清的是，「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在華對其他西方列強的外交政策，並不是一項針對中國的政策，並不是美國要求中國開放門戶，而是針對意在瓜分中國的德、俄、英、法、意、日等國，要求這些列強在他們所佔領的在華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內實行門戶開放，不能搞貿易壁壘，並向這些國家提出的公平對華貿易的要求，即要求這些國家在一律平等的基礎上跟中國做生意。
海·約翰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的高明之處在於，它在德、俄、英、法、意、日等國之間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相互鉗制、自我約束的機制，使各列強都不能夠干擾和妨礙別國在華的商業利益，使各列強在顧及自己的利益時不得不受這一機制的制約。
誠然，海·約翰推出「門戶開發」政策雖然是為美國商業利益的考慮而制定的，但是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門戶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卻是中國，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門戶開放」不僅削弱了列強國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和在中國貿易上各自為政的情況，最重要的是幫助中國從列強手中收回了從《南京條約》簽訂後失去的關稅自主權，使所有國家都遵守中國政府制定的統一關稅率，保證了中國的關稅收入，中國在對外貿易方面由絕對的被動地位變為相對獨立的主動地位，維護了中國的經濟自主權，削弱了各列強瓜分中國的先決條件。
搞了幾十年「以夷制夷」外交策略也沒有成功的李鴻章做夢也沒有想到海·約翰依靠美國的實力成功地在中國一夜之間搞成了「以夷制夷」。
隨後我們將看到「門戶開放」 政策是如何在義和團暴亂和八國聯軍入京後這個中國國運最艱難時刻，亦即中國面臨被瓜分的時刻，是如何幫助中國避免被大卸八塊的命運的。
1900年7月，北京城內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外國公使館、教堂和僑民的狼煙四起，北京對外電訊全部中斷。慈祥太后下詔單方面同時跟德、俄、英、法、美、意、日、奧八個國家宣戰。但奇怪的是這八國卻自始至終都沒有對華宣戰，八國一致表示對中國的所謂戰爭狀態並不存在。八國組成的聯軍佔領天津後並開始軍事救援被圍困在北京東交民巷外國公使區的外國僑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國聯軍展開軍事行動之前，即7月3日，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第二次就「門戶開發」政策照會各列強，照會全文如下：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 發往駐華列國使團。
通告電報送交美國駐柏林、巴黎、倫敦、羅馬和聖彼得堡大使館以及美國駐維也納、布魯塞爾、馬德里、東京、海牙和里斯本使館。
華盛頓，國務院，1900年7月3日
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況的准許下，我們認為說明美國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堅持1857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民族友好相處，並在制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的公民的生命財產。如果對我們的公民發生有違於此的事，有關罪責，我們將唯肇事者是問。我們認為北京的情況是一種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由此引起的結果是，權利與責任事實上移交至地方各省份當局。只要他們沒有明顯地與叛匪相勾結並運用他們的權利保護外國人的生命財產，我們就視他們為中國人民的代表，並與他們保持和平友好關係。迄至今日，美國總統的目的是，與其他國家協同行動：首先，與北京對話並營救美國官員、傳教士和危難中的其他美國人；其次，努力盡一切可能保護中國各地的美國人的生命財產；第三，保衛所有美國正當的利益；第四，幫助防止動亂擴展到這個帝國的其他省份，出現同樣的災難。當然，現在預計以什麼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為時尚早；但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目的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的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在中國國難當頭之時，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不辱外交使命，及時捕捉到海·約翰外交照會傳達的願意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和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立場。伍廷芳非常及時地將美方的這一善意立場轉達中國政府，於是便有了7月19日光緒皇帝寫給美國總統麥金利的求援信。
當時在北京對外電訊全部中斷的情況下，唯有一條秘密信息傳遞渠道，即經山東巡撫袁世凱再轉給上海道台的浙江巡撫余聯沅的通道。於是光緒皇帝的求援信經這一通道以十萬火急形式轉往駐美公使伍廷芳，伍廷芳在光緒皇帝求援信發出的第二日即將信函呈送美國總統麥金利。
光緒皇帝求援信的全文如下：
「中國長久以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且深深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中美雙方對對方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最近爆發的中國人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強對朝廷立場的懷疑，認為清政府贊成人民歧視傳教，此懷疑並無根據。但是這種懷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佔，並由此引發了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軍事衝突。情勢日益嚴峻危機。我們剛剛收到我們使節伍廷芳的電報，我們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國政府一直期待兩國的友好往來，對目前狀況十分關注。目前的中國被不可抗拒的進程所驅動，不幸招致國際上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中國對美國寄予特別的信賴。我們誠懇率直地致信於您，希望閣下想方設法，採取行動，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做出努力。懇請您，並萬分焦慮地期待您的回復。
光緒。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美國總統麥金利收到光緒皇帝的求援信後，於第三天鄭重地做出回復，以下是麥金利總統回函全文：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獲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義與公平之外，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別無他求。我們派軍隊到中國的目的是為了解救我們處於危難中的公使館，保護在華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依據國際法和協約，這些是美國人應當享有的權利。所有其他派軍隊抵達貴國的國家也公開表達了他們派兵出於同樣目的。
從您的來信中我推斷，那些攪亂中國和平、謀殺德國公使和日本使館人員，而且目前圍攻倖存的北京外交人員的罪犯，不僅沒有從聖上您這裡得到贊同和鼓勵，而且他們實際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國的權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十分鄭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眾確證：
一，是否外國領事們還活著，如果活著，他們目前狀態如何。
二，立即讓各國的外交代表與其國家自由聯絡，解除威脅他們生命與自由的所有危險。
三，由帝國當局與遠征軍聯絡溝通，以便他們之間為解救公使館、保護外國人和恢復秩序而進行的合作。
如果這些目標都能達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強這方面，妥善解決最近的麻煩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將不會存在任何障礙。為達此目的，在其他各國的贊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門將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
威廉·麥金利
1900年7月23日國務卿海·約翰複述」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佔領北京。
10月22日，海·約翰再次致德、法、英、意、俄、日、奧等七國政府的外交照會，這便是第三次「門戶開放」的照會。照會全文如下：
「法國政府向我們提出建議，對於所有國家都有保留地接受了的法國提出的建議條款，如同我們提出的條款一樣，進行公開的討論，而不是尷尬地談判。法國提出，各國應通過與其駐華大使聯繫和磋商，然後說明我們同意哪些條款，哪些還要在談判中討論。我國政府已經向駐北京大使發出指示，讓他按照這一辦法與其同僚商議。我們也已經向對我們不放心的法國政府做了擔保。只要我們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皇帝和中國政府正確而又堅決地處理罪犯感到滿意，就立即開始談判。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總統也已經對中國皇帝的懇求給予了答覆。
我們對法國政府的上一次外交文件的答覆是，本政府相信，如果各國把他們最初的申明包括在他們決定共同發表的聲明之內，以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完整，確保中國和各國自身受益於中國與世界開放的和平等的貿易交往，那麼，法國在其建議條款中所期望的那種結果，即對中國皇帝和政府的決斷施加有利的影響，就一定會得到增強。」
第三次「門戶開放」的照會再次強調了美國政府「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完整」的立場。
中國在以往與西方的戰爭中，戰必敗，敗必求和，求和必割地賠款。義和團暴亂後，割地賠款已經是清政府預料中不可避免之事。戰後把中國大卸八塊也正是英、俄、法、德、日的如意算盤。但正是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確保了中國在義和團暴亂的慘敗後沒有像以往的戰爭失敗那樣導致中國割讓大片土地，保持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完整，免遭被瓜分的命運。
在戰後的和約和庚子賠款談判中，美國的對華政策都是「保持中國的領土完整和行政完整」這一思路的繼續和延續。這一思路簡單地來說即是，美國政府從剛確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出發，認為一個穩定完整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
「一個穩定完整的中國是符合美國利益的」這是美國歷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基石，尼克松和後來美國歷屆政府所謂的「一個中國」的政策只不過是海·約翰百年前對華政策的延續。
往事越百年，不幸的中國近代史，而不幸的是這就是真實的歷史。中國的近代史篳路藍縷，可泣不可歌。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國家的百年歷史都沒有二十世紀中國的近現代百年歷史經歷得這麼多，這麼慘烈，這麼悲壯，這麼悲劇，這麼戲劇性，前後經歷的革命就有五波，分別是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文化大革命，一波比一波走向低谷，江河日下，百年滄桑。中國這百年的歷史，是大歷史，就像長江之水，從崇山峻岭、唐古拉山挾裹著巨大的慣性奔流而來；卻是小命運，因為只有三峽這麼一個小出口，可供選擇的歷史敞口卻不大，歷史只能在夾縫中穿行。這麼小的夾縫和敞口，是因為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後，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完全受制於國際關係中幾個大國的博弈，幾乎完全喪失了自身發展的內生性主導動力。而每個中國人都是這大歷史小命運的夾縫中泥沙俱下的產物。誰能說國共兩黨的勝負不是雅爾塔會議決定的？誰又能說那麼多人慘死於內戰，餓死於三年的大饑荒，於文革中跳樓自殺，不是斯大林和羅斯福在雅爾塔的一個碰杯、一個抿笑、一個思緒念頭的延續呢？一部中國近代歷史就是近代國際關係史。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講海·約翰的「門戶開放」，是因為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當代史就是歷史。決定歷史的關鍵性力量是經濟，經濟的波動就是歷史走向的最大邏輯。所謂的國際關係，就是不同人種之間的貿易和貿易背後的資本，一切大國博弈的最終目標就是趨向有利於己的貿易順差，貿易順差就是國際間財富分配的資本流。國際關係中的一切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都是為財富分配的手段。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財富分配，財富分配決定著國家、民族和國際關係的各個層面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民族矛盾和民族鬥爭，國際關係矛盾和國際關係的鬥爭。美國獨立戰爭如此，鴉片戰爭如此，布爾戰爭如此，一戰如此，二戰如此，雅爾塔會議的分贓也是如此！
中美貿易，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從1985年美方開始出現6億美元的逆差，1995年美方逆差為337億美元，2005年上升到2022億美元，2015年美方貿易逆差達到驚人的3671億美元，2016最新數據不包含12月的是3192億美元逆差。從1985年到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總數為43350億美元。
一個國家30年如一，財富持續性的流向另外一個意識形態與自己完全相反的國家，而且在國際事務中處處與自己作對。如果這事發生在中國，就是最大的賣國行為。幸運地是這事發生在美國，即使在美國，新當選的總統特朗普和他的班子也會叫它「最大的政治不正確」。
那麼會怎樣？均勢是不穩定態中相對最好的穩定態。按照這個邏輯，特朗普和他的班子對中國的核心政策將是「第二次門戶開放」。
「第二次門戶開放」是什麼？
現在的國際秩序是二戰雅爾塔協議的產物和延伸，雅爾塔協議建立了戰後兩套國際秩序，即美蘇各自為核心的經濟和政治秩序。冷戰的結局是蘇聯這套經濟和政治秩序的崩潰，美國把尼克松和毛澤東破冰後的中國一把拉入了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但是中國的意識形態脫胎於蘇聯，身子上了美國人的船，腦袋還被夾在蘇聯，這在政治上與美國是無法相容的。所以中國在美國的這套經濟和政治秩序中是身腦分離，腦體倒掛的。中國目前就是這麼一個混沌的體系，中國把這個餛飩的體系叫著「中國模式」。
中美貿易，美國持續開閘防水了30年，4335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在美國主導的這個經濟和政治體系里造就出了一個龐然大物般的「中國模式」。沒想到特朗普把「中國模式」看穿了，就是借美國的資本賺美國的錢，然後搞政治上的突圍，「一帶一路」撬動歐亞大板塊，挑戰美國的海權和陸權。
從經濟波動就是歷史走向的最大邏輯上來講，特朗普一定要讓流出去的水迴流，一定要逼迫中國開放市場，和海·約翰不同的是，海·約翰是要德、俄、英、法、意、日列強在他們所佔領的在華租借地和勢力範圍內門戶開放，100多年後，特朗普是要那個昔日的大清、現在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開放門戶。他要逼迫中國開放農產品市場、電信市場、能源市場、金融和保險市場，等等一切能開放的市場都得開，來平衡美國流出的4335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但是，這裡有個最大的但是，中國市場開放的最後一定會涉及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體制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許多中國人覺得與己無關，其實息息相關。
世界上最大的黑天鵝，它的名字叫著「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不確定性」的不可測就是未來最大的風險。中美關係目前就處於這種「不確定性」之中。
對於未來中美關係的這種「不確定性」，有一個人看出了其中的玄機，他就是Paypal的創始人、國際象棋天才彼得·蒂爾（Peter Thiel），他是唯一支持特朗普的矽谷大佬，可能將是後續索羅斯的投資界最大的思想家。
彼得·蒂爾在他的一本書《從0到1》中寫道：「美國人看見中國的經濟迅猛增長，便認為中國是一個自信能夠掌握自己未來的國家……其他國家都害怕中國將要統治整個世界，而中國是唯一一個認為自己不會統治世界的國家。」（《從0到1》，中文本，第87頁）
他還繼續寫道：「老一輩中國人孩童時都經歷過饑荒，由此展望未來時，總會考慮到天災。中國公眾也知道『冬天』來臨。局外人著迷於中國內部的巨大財富，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富有的中國人正努力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出國，貧窮一些的則能省就省，以求儲備充足。中國各階層人士都對未來嚴陣以待」。（第88頁）
彼得·蒂爾洞穿了，即中國疲於解決自身的問題。中國自身的問題有多大？歷史學家唐德剛說，中國的問題大於慈禧、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之和。這個之和就是利益集團設計和製造的國家陷阱，是悠久的歷史留下的思維定式，是個自身難以擺脫的周期律。
特朗普的「第二次門戶開放」將直接面對的是中國利益集團設計和製造的國家陷阱，面對的是千年文化留下的思維定式，在中國的體制內，無人可以撼動。樹欲靜而風不止，公牛要強闖瓷器店！它可能將逼使中國被迫進行體制改革來使經濟回到正確的軌道，而不是選擇對抗。
宏觀上，中華民族處於復興的長周期中，中國沒有輸掉第一次「門戶開放」，同樣也不會輸掉第二次「門戶開放」，更不會輸掉對外開放，因為中國千年的歷史中，都是在退讓中變被動為主動的，這就是中國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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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有意願有能力又有時間的人撰寫文章，當然首先是評論「周說」的文章，哪一篇文章都可以，無論是反對的還是商榷的都可以，我願意提供「周說」這個平台來發表適合發表的文章。
我說的適合發表，主要是指文字質量不錯，有觀點，但是又沒有偏激的語言和政府不允許發表的觀點。所以，我不保證發來的文章都能夠發表。事先說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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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衷心的。
周志興
zhouzhixing@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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