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俠並墨，是對墨家的嚴重侮辱

墨即是俠，不但現在很多歷史愛好者這樣說，錢穆、呂思勉、張蔭麟等史學家也這樣說，魯迅在《流氓的變遷》中也說「墨子之徒為俠」，似乎已成定論。

但唱反調的也不是沒有。郭沫若在那篇對墨家大肆批判的《墨子的思想》中，把這種觀點斥為「亂認表親」。他的結論是「認俠為墨，也不過是在替墨子爭門面，然而大背事實。」

郭沫若那篇文章怎麼樣，這裡不評論；單就這個問題來講，我以為他說的有道理。

說墨就是俠，各家的「論」都信心滿滿，「墨家即以振世救弊為主，故一變而為俠」（陳柱《諸子概論》），似乎理所當然；可是「證」卻十分單薄。根據往往只是韓非的一句「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因為韓非說過天下顯學非儒即墨，這裡又儒俠並舉，所以「可見墨即是俠」（呂思勉語）。問題是這個結論恐怕太草率了一點。

看看韓非的原文：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五蠹》）

《顯學》篇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內容，而意思更加明確：「……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斗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鬥，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不難看出，韓非所謂的「俠」，即「家斗之勇」的一類人物，主要特徵為「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也就是《莊子　說劍》中的「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之類表現的「庶人之劍」。同時韓非也明確交代了這些「俠」往往成為貴族豢養的「私劍」——說好聽了，是門客；說不好聽，是打手。

韓非子為何對「私劍」如此深惡痛絕？固然是由於這類私人暴力行為不見容於他的「君主論」，卻也跟他的心理狀態不無關係。在那篇充斥著受難哀鳴的《孤憤》中有這麼一段：「法術之士(指他這類掌握「真理」的人）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顯然，在他看來，他這樣的正義之士，是時時處於權貴的迫害和「私劍」的威脅之下的。

這一類人在當時確實相當活躍，但與墨家門風實在相去甚遠。事實上，墨子本人就多次表示過對這類好勇鬥狠行為的不以為然。《墨子》中記載了墨子與弟子駱滑氂（錢穆認為，這位駱滑氂其實就是墨家大弟子禽滑厘）的一段對話：

子墨子謂駱滑氂曰：「吾聞子好勇。」駱滑氂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對個人暴力的排斥甚至比儒家更甚，儒家至少還承認好鬥是人的天性之一，卻遭到他的激烈嘲諷：

子夏子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無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斗，惡有士而無斗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

我們往往有個成見：儒家比較文弱（儒者柔也）而墨家比較剛健，其實恐未必然。孔門必修課中，尚有射御之類的軍事技能，門下亦多有子路、冉求這樣的猛士；而在墨家，此種技能卻不是人人能學。《墨子》中有一段小故事：有幾個弟子想學射箭，而墨子卻告訴他們：你們都不是國士的料，還是不要學了。而大弟子禽滑離想學一些守御之術，還要老實表現三年，再加苦苦央求才能辦到。由此看來，墨家固然以「墨守」著稱，卻並非如史家所說的那樣是一個「武士行會」。

墨子在世時如此，在他去世以後，墨家倡導的和平主義也並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有所鬆動。

《呂氏春秋　去私》：

墨者有鉅子腹<黃享>，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黃享>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黃享>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由此可知，墨家是主張「禁殺傷人」的「天下之大義」的，並嚴格禁止自家子弟殺人和傷人，這與那些動輒拔劍、習慣以暴力解決問題的俠士哪裡有一點相似之處呢？

《漢書藝文志》記載墨家著作有《胡非子》，此書雖已亡佚，但《太平御覽》所引《胡非子》佚文卻恰好也提到了這類人：「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並表示了明白的否定意思（胡非子推崇的是曹劌之類「君子之勇，勇之貴者」），足證此為墨者所不取。

《韓非子》多處提到墨家，卻沒有一處提及墨家與「群俠」「私劍」有任何關係。由此可知韓非所謂之「俠」，主要表現為「以武犯禁」、「吏之所誅」的暴力犯罪，與墨家幾無瓜葛。所以，拿他的一句話斷章取義，作為「俠即是墨」的根據，不但違背其原意，也沒有什麼說服力。

這裡有個問題：如果韓非並不認墨為俠，那麼為何只見他痛斥儒俠，而不見其批判墨家？郭沫若的解釋是墨家已經為秦國服務，當然要留些面子。這種說法有些根據（墨家思想頗與秦政相同，如尚同尚儉、非樂節用之類，而且秦惠王稱腹子為先生、謝子入秦等等故事，亦表明墨家與秦國關係之密切），但說墨家成為了秦國走狗，恐怕還有些牽強。我以為韓非不批墨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其時墨家的主要思想（兼愛非攻之類）早已因不合時宜而不再流行，也用不著他大力批判打死老虎；二、韓非恐怕是把儒墨等量齊觀了，他說過「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在他看來，儒、墨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但骨子裡都是假天真的開倒車理論，都該歸入「以文亂法」的「諸先生」一類的。

當然，韓非不認為「俠即是墨」，也並不能證明「俠不是墨」（只不過證明了「俠以武犯禁」沒有墨家什麼事而已）。那麼當時有沒有其他人認為「俠即是墨」呢？根據現存先秦古典看，只能說沒有——一個也沒有。就連第一個為遊俠立傳的司馬遷，也說「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顯然，他也是絕不認遊俠為墨家苗裔的。

那麼，「俠」到底是不是「墨」呢？現在我們應該弄明白：在墨子那個時代，「俠」到底是指什麼人？

現在我們理解的「俠」，主要是見義勇為、奮不顧身外帶有點本事的人，應該說，墨子的一些行為(如非攻）跟這個還是很靠鋪的。但問題是「俠」的這個意思，與先秦兩漢的「俠」相去甚遠。

「俠」（帶劍者）可以說是一種時代產物。春秋以降，封建等級制逐漸崩壞，一些從舊體制中脫落的部分——失去地位的貴族和武士，還有一些因制度破敗（比如「庶人無故不帶劍」之類）而不安於位的庶人也就成了「遊俠」——大概相當於日本武士制度衰敗時的浪人。

儘管沒有了過去的地位，但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還在——這也正是他們最後的榮光和重新為上流社會認可的希望。

遊俠們最為人稱道的行為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可以總結為「義」和「勇」，其實也就是「君子」（上等人）主要的道德標準，可以說是某種「封建殘餘」，卻不能說是墨家新義。

（其實「柔弱」的儒家是很講這一套的：子路問「成人」，孔子給出的最低標準是「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換言之，做君子的門檻就是「義勇」。子還曾經曰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當仁不讓於師」、「見義不為無勇也」等等，曾子也強調「君子人」的標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這些也恰恰正是遊俠們所標榜的行為規範。）

再看看什麼叫「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這其實也是「君子」的表現之一，即對名譽和尊嚴的維護，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呂氏春秋》中有個故事，可以叫我們了解這種維護有時會到何種極端的地步。

齊莊公時，有勇士賓卑聚。一日夢見一個衣著光鮮的壯漢對他厲聲呵斥，還在他臉上吐了唾沫。醒來以後他非常堵心，找來朋友說：我這輩子從來就沒受過委屈，現在老了，倒在夢裡叫人侮辱了一把。我得報仇，報不了就不活了。於是每天在街上的行人中找那個夢中人，找了三天沒找到，回來自殺了。《呂氏春秋》的評語是「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這是說：行為未必正確，但精神是可取的。

自然，這些唐吉柯德式的道德準則，在現實中不可能被完全信守——甚至可以說，大多不會被信守，但不能否認這些道德給整個遊俠群體造成了某種光暈效應，正如中世紀歐洲騎士多不過是些粗野的混蛋，卻也能留下個「騎士風度」，叫不少人「少女情懷總是濕」是一個道理。

墨家活躍的戰國時代，也正是遊俠的黃金時代：列國紛爭，專尚暴力，遊俠們遂成了列國和卿大夫們網羅的對象——這就是我們熟知的「門客」或「私劍」，司馬遷《遊俠列傳》：「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漢書》亦曰：」戰國合縱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吠，無不賓禮，而談者以四豪而稱首。」當然，不排除這些門客中包含了部分墨家弟子，但顯然不是一個相互重合的關係。

秦滅六國，遊俠的好日子過到了頭，惶惶如喪家之犬的遊俠們只好「到民間去」做黑社會頭子——也就是所謂「布衣之俠」。在西漢前期還十分活躍，後來隨著大一統王朝的鞏固，這種遊離於專制權威之外的草根力量受到殘酷打擊，基本已經喪失了公開發揮作用的空間。錢穆說《史記》、《漢書》有《遊俠列傳》而以後史書則無，原因不僅在於班馬比後世史家「好奇」，主要是因為西漢以後，遊俠已經不能作為一個社會階層獨立存在了。

司馬遷做《遊俠列傳》，為俠打抱不平，發了一通「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的牢騷，他不滿意正義為當權者壟斷，所以要歌頌一下「布衣之俠」。說「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他強調的不是俠的身份，而是是否表現出了某種精神價值，同時他又把「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等等行為(其實這正是「俠」的「主營業務」）與他歌頌的俠區分開來，認為是「遊俠亦丑之」。可以說，太史公是第一個給「布衣之俠」賦予了理想色彩的人。

但即使如此，還是抹不去「遊俠」身上的灰暗色調。看看他讚美的幾個人：除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理想色彩比較濃厚（其實此人的非凡人脈和財力，顯然也不是「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之類的艱苦樸素所能辦到的）之外，其餘幾位都跟「以武犯禁」脫不開干係：田仲「以俠聞，喜劍」；劇孟「以任俠顯諸侯」，七國之亂時，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顯然是一股頗為強大的地方豪強勢力；郭解「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年長後才「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而畢竟積習難改，「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眥如故」，「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足以說明他仍然維持著黑幫老大地位，只不過從台前走到了幕後而已。

這幾位本來都是陰賊亡命之徒，只是成名之後開始「脩行砥名」，轉變形象，實際上也不過就是太史公批評的「盜跖居民間者」，更很難說與墨家思想有多大的關聯。

再來看其他先秦兩漢典籍中的「俠」都是些什麼形象吧：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大笑，鳶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屬而滅其家。

《史記》：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於郡守。

《淮南子》：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漢書》：

丞相公孫賀子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獲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從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當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父子死獄中。

從這些例子，我們就可以明白秦漢時代「俠」的真正形象，用現在話說，是「帶黑社會性質的流氓暴力團伙」。這些遊俠自然也有某些好的表現（急人所難云云），但其主流還是暴力不法的破壞性力量。這就好比近代的黃金榮、杜月笙之流，肯定也有某些「可稱」之處，但如果因此就認「青紅幫」為「俠義道」，是怎麼說也不通的。

直到三國魏晉時期也還是這樣。《三國志》里有幾位頗有「俠」名的，可是幾乎都跟「無法無天」劃等號，如甘寧「……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顯然這個「遊俠」的意思，跟「山（水）賊」差不多。董卓、呂布這一對「父子」，一個「少好俠」，一個「劍客」，也算得上「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了。還有一位著名的「俠」是袁術，當然也不是什麼良善之輩；只有一個張邈「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似乎才有一點我們認可的「俠氣」——但這個其實也就是朱家郭解式的「江湖義氣」。《魏志》中記載了一位楊阿若，「少遊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簡直就是位業務繁忙的職業殺手；而《世說新語》中記載曹操袁紹少年「好為遊俠」的事迹，是劫持人家的新娘子；說「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放在今天，這怎麼看都是好話，可是別忘了，這章叫做《讒險》，這後半句可不是誇他如何俠義，而是說他內心險惡。

可以說，在先秦兩漢直至魏晉，俠的名聲一直不佳。也正是到了魏晉時期，俠的含義開始有了變化，形象也開始變好，這是因為當時的讀書人開始反潮流，玩個性，對蔑視權威、快意恩仇、放縱不羈的遊俠也就歌頌起來。引幾首魏晉南北朝的俠客詩：

西晉張華《俠曲》：

俠客樂險幽，築室窮山陰，棲遲熊羆穴，容與虎豹林，雄兒任氣候，聲蓋少年場，偕友行報怨，殺人駔市傍，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騰起如電激，迴旋如流光，生從命子游，死聞俠骨香，沒身心不懲，勇氣如四方。

梁吳筠詩：

結客少年歸，翩翩駿馬肥，報恩殺人竟，賢君賜錦衣，握蘭登建禮，拖玉入含暉，顧看草玄者，功名終自微。

周王襃《遊俠篇》：

京洛出名謳，豪俠競交遊，河南朝四姓，關西謁五侯，鬥雞橫大道，走馬出長楸，桑陰徙將夕，槐路轉淹留。

不難發現，這些被文人們連篇累牘歌頌的俠，不過是鮮衣怒馬、風流年少、玩得就是心跳、砍頭（主要是別人的）權當風吹帽的牛逼人物，一個混合著各種補償心理的理想形象而已。符合現代人趣味的俠，大概是出現在唐傳奇之類流行以後。

所以說俠的源流，萬萬不可不顧及「俠」的流變。既然「俠」在先秦兩漢並不代表我們現在所認可的「俠義精神」，那麼，被我們認為具有這種「俠義精神」的墨家，自然也就跟當時的「俠」拉不上多大關係了。

如果說墨子代表的俠義精神，不能因為「俠」的變亂而否定，那麼程嬰杵臼、專諸要離、弦高燭之武、伍子胥、申包胥……這些墨子之前的人未必不可叫做俠、未必不可叫做俠義精神的源流。墨家固然有「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壯烈，但與其說是墨家開俠之風氣，不如說是墨家沾染了俠風，因為「視死如歸」遠比墨家思想源遠流長，孔子也說過「當仁不讓於師」、孟子說過「雖千萬人吾往矣」，甚至「見危受命」「見義勇為」之類可以作為「俠義」註腳的詞句皆出於《論語》，那麼說俠出於儒，也不能說沒有道理吧？

墨子之後有兩個人值得注意，一個是荊軻，一個是魯仲連，這兩位大概是可以被稱為「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了（姑且不把荊軻看作太子丹豢養的打手）。那麼他們是否跟墨家有什麼關係呢？

荊軻出自何門何派，我們難以確定，司馬遷《刺客列傳》說荊軻「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他會不會學的是墨家之術？恐怕不太可能，衛這個彈丸小國是用不著聽什麼「兼愛非攻」的大道理的，恐怕還是縱橫之術一流。而且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實在也不像禁慾苦行的墨家所為。而魯仲連，則是被明確歸入儒家的（《漢書藝文志》）。

把墨家等同於俠的說法，不見於先秦或兩漢的任何一家，又是從何而起呢？我能找到的最早的（如果有更早的，望方家賜教）竟是清儒陳澧《東塾讀書記》：「墨子之學，以死為能事，戰國俠烈之風，蓋出於此」。康有為本之，以兩漢遊俠盡入墨家門牆。又趕上末世，維新派和革命黨為救亡圖存，自然要大張俠烈之風——這一點看看當時梁啟超等人對「中國武士道」的大力鼓吹就可明白，譚嗣同《仁學》亦言：墨有兩派：一曰「任俠」；一曰「格致」。於是俠出於墨之說，儘管缺乏過硬根據，卻風行草偃，牢不可破。不但影響了一代歷史學者，連魯迅筆下那一位大俠墨子，其實也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

墨子人格之高尚、救世之熱誠，門下弟子「赴湯蹈火、死不旋踵」之表現，《墨經》之科學、邏輯學價值，都足夠讓人肅然起敬，所以近代以來，人們對這一門派給予同情甚至美化（我以為，與儒法相比，墨家思想較單薄，很難長期競爭），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認墨為俠，確如郭沫若所言，是在「亂認表親」。墨家所倡所為，自有其獨特價值與可風之處，也實在用不著拿一個不相干的「俠」來給他壯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