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善本中版本作偽的手段

以殘書充全書

既然傳世的刻本有弄虛作假的現象，為了解決矛盾，分清是非，去偽存真，就必須進行鑒定。而要進行鑒定，就必須既要知真，又要知假；如不能知假，也就難以斷真。所以，我們對古書做假的各種情況，也應有所了解。古書做假的方法雖多種多樣，但歸根結蒂不外乎是下列這些：

（一）以殘書充全書

以殘書充全書是書賈造偽的常用手段，也是古書版本辨偽的常見現象，稍有疏忽，極易上當。無錫市圖書館收藏的偽書中，以這種方法為最多。如明王世貞著的《＃州史料》，原為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無錫市圖書館所藏的這部書，系明萬曆刻本，僅存後集七十卷。書賈動手把作者名挖改為「梁溪高攀龍著」，同時挖去書口原有題名，消滅痕迹。並偽加後序一道，使人看後感到既不是明弘治時徐弦編的《皇明臣琬攻錄》，也一下想不到它實系《弇州史料》的殘書，似乎真是東林黨人高攀龍的大作，因而也就很容易以為這是傳世至罕的一部難得之書。無錫市圖書館還藏有一部明李東陽、劉機等撰的《歷代通鑒纂要》，存二十八卷，明正德二年內府刻本。書賈首先挖改卷次，造成二十八卷即為全書的假象。

然後又在開卷書名下加印「無錫秦夔著」的墨色木記，似乎這是一部與李東陽、劉機等撰的九十二卷的《歷代通鑒纂要》根本不相干的書，以惑人眼目。另外還有一部《人物概要》，全書十五卷，明陳禹謨集，明刻本。無錫市圖書館所藏僅殘存此書的十二卷。為了以殘充全，書商首先挖改著者，把陳禹謨著改為「無錫秦禾原著」，再挖改目錄，造成十二卷即為全書的假象。其他如明曹昭撰的《格古要論》，本為十三卷，因殘剩九卷，書賈首先把書名挖改為《鳳山幽事錄》，改作者為「錫山秦金」，同時還偽鈐名家藏章，挖去卷末卷次，並用剪刀偽造蟲蛀痕迹。真是挖空心思，多方造偽。殘本元九路儒學十史本《晉書》，竟被巧妙地將《晉書》的「書」挖去，補印「載記」二字，成為《晉載記》的書名，還偽刻汲古閣藏書印鑒以鈐其上，於是一部完整的元刻本又經過名家收藏的《晉載記》就這樣問世了。李贄的《藏書》本為六十八卷，殘存九至三十一卷，書賈偽造為《經世大臣名臣傳》，也以殘充全。以上例子說明，以殘書充全書是書賈常用的作偽手段，要特別注意。

書商為什麼要以殘充全呢？因為殘書不值錢，為了多賣錢，只得以殘充全。圖書館搞古籍採購的人員，每當採購一種古籍時，應仔細慎重地進行清點，辨明是殘書還是足本，不應草率從事。如何查點呢？只好看一看書的總目錄。一書的目錄在序文里、在版心上有時能查出來，有時也查不出來。若版心未刻，又無序目，就要檢查其他書目的著錄。明確了種數和卷數後，再去查點，心中就有了數。過去學古書行業的，在學徒期間就強記書目，背誦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實際上就是學習古書的目錄學。既然古書行業的工作人員都如此用功，圖書館搞古籍的人員更要加倍努力。因為圖書館是一學術機關，學術水平應當比搞古書行業的略勝一籌。

以叢書零種充單刻書

以叢書零種充單刻書，或以叢書零種數種湊合起來，偽加序目，另立書名，冒充別一叢書，這兩種現象在古書版本鑒別中也是容易見到的。前者如明陸深撰、明嘉靖二十四年陸楫刻的《儼山外集》二十三種四十卷，無錫市圖書館藏十一至十七卷，書賈為了造偽，把卷十一至十七的零種另捏了一個假書名，叫《伊山筆記》。《經籍會通》本是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之一種，萬曆刻本，書賈竟把卷端和書口所題《少室山房筆叢》的總名挖去，而以《經籍會通》之名獨立出現。

元俞瑛撰的《俞氏易說》十三卷，本是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中的一種。原書版心下有「通志堂」三字，書賈把這堂名挖去，同時還剜去「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的字款。《東萊先生唐書詳節》，是宋呂祖謙編的《十七史洋節》叢書中的一種，明正德十五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書賈剜去卷一題下「建陽慎獨齋新刊」和其他各卷卷端所題刊刻者姓氏齋名，還割去卷六十末尾的刻書牌記，在卷端題上鈐「元本」一圓印，剜去齋名之處，補上從原書剪下的白皮紙，並滿鈐名家藏書印。由於割補處用原書紙，再加蓋上那些印章，剜補的地方就不容易被察覺。

後者如《稗海》七十一種，四百四十六卷，明商浚編，明萬曆中會稽商氏半野堂刻本。無錫市圖書館藏有這部叢書的《獨異志》、《述異志》、《小名錄》、《東觀奏記》等十種四十一卷。書賈把這十種書彙集在一起，偽編目錄，題一假書名為《稽古彙編》。編者也由明商浚改為「明錫山吳學纂輯」。並在前面加了一道偽序：「侍御吳公巡按河南諸郡，觀風之暇，校刻《稽古彙編》，檄布學宮。」以惑人眼目。還有一部《說郛》，存一百卷，書賈用了同樣的手段，把原叢書的目錄順序打亂，另編目錄，書名改作《續百川學海》，著者為「無錫姚咨潛坤輯」。這樣就將一部叢書的多種零種，假冒為一部完整的叢書了。

書商何以要這樣做呢？因叢書本與單刻本、一部完整的叢書與叢書零本兩者間的價值不同，同是某人著作，收入叢書或未收入叢書的內容亦容有差異，一般說來，收入叢書的價值低，單刻本價值高。書賈為了達到其射利的目的，所以就用叢書零種充單刻本，或假冒叢書幾種零本為一種完整的叢書。大體上，單刻本序跋較多，而且序跋的內容著重於突出作者的生平。儘管許多是出於應酬，敷衍成文，空洞無物，但序跋都書明年代。叢書序則較少，一般都是前面有一組總序，敘述編書的宗旨、體例、刻書的經過。每一種書的前面只有原序，又多選較簡潔地介紹這種書的學術源流或傳世以來的評價，很少有吹捧的篇幅。序後一般無年代，即使有，也只是序言寫成的年代。另外，明代有些刻書家，所刻的多是叢書，如毛氏汲古閣、新安程榮、鄧藩、朱載堉等等，所刻的單行本幾乎沒有。如遇前後無序跋，或只有個遠年的單序，最好核對一下《中國叢書綜錄》比較穩妥。

偽改書名、著者以充罕見之書

過去的藏書家選擇善本書時，罕見之書是一條重要的標準，書賈利用藏書家以稀為貴、奇貨可居的心理，就剜改書名、著者，偽造罕見的書。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吳鵬有刻本。因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傳較廣，倘若以原書真實面貌出現，對藏書家不會有多大的吸引力。書賈就將書名剜改為《國史通典》，同時剜去題下杜佑的名銜，加印「南宋禮部尚書錫山邵寶國賢撰」字樣，序文也作剜改，還在書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鈐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書印，以掩飾剜改的痕迹，經過這樣的剜改，就成了罕見的奇書了。元刻明修本《晉書》。

書賈動手剜改了書名，稱為《兩晉人物傳》，並偽題「無錫王達撰」。這樣一改，使人感覺書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更容易吸引某些藏書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是地理方面的名著，書賈為了製造罕見書假象，把書名改為《游名山記》。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見假造書名、著者的不見各家著錄的書便認為奇貨可居，謹防受騙上當。

增刪刻書牌記

古書中的牌記是考證一書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據。有這塊牌子和無這塊牌子，書的版本價值是很不一樣的。書賈抓住這一點，怎麼對他有利，他就怎麼干。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王國維親筆題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語》，刻印精良，書品極好。但書賈硬在書前加了一頁刻書牌記，右上角豎行題稱「陳眉公先生重訂」，中間豎行大字題名《孔子家語》，左下角署「古吳楊敬泉梓」。陳眉公即陳繼儒，明萬曆時人。本來是嘉靖時刻的書，卻按上了一塊萬曆時的刻書牌記，目的在於借重陳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書的學術價值，並想利用這塊牌子來說明此書版本的完整性和確切性。二者合一，此書便可以身價大增，書賈從中獲利。清初刻本《詩人玉屑》，書前原有「處順堂藏板」的刻書牌記，且有「重刊元本」字樣。

由於書賈作偽，撤去了這塊刻書碑記，竟騙過了墨海樓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進，察覺上了當，卻又反手賣給了別人。這種增換刻書牌記的情況，往往在明清之際所刻的叢書中和翻刻本中時常發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偽方法簡單，只需抽去碑記，略加偽飾即成。如宋羅泌撰的《路史》四十七卷，清嘉慶十三年酉山堂根據明萬曆喬可傳刻本翻刻。原書封面有「重校來本鐫，酉山堂藏板」的刻書牌記和「嘉慶十三年春月鐫」的刻書年款，書賈割去這塊牌記和刻書年款，同時剜去每卷卷首以及每頁書口所題「路史」的路字的「足」旁，加印王旁，偽題「明梁溪浦謹纂」。因為剜改的痕迹很隱蔽，不易被人看破，有的藏書家也就誤認為是明萬曆年間刻印的無錫浦瑾撰的《珞史》而收藏下來。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記雖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但不能輕信，應該多方考證，審慎鑒定

增刪刻書年款

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唐孫樵撰的《孫可之文集》一卷，明正德十二年王鰲、王諤刻本。原是清代天祿琳琅藏書，書前扉頁和開卷處均有「五福五代堂寶」、「八徽耄念之寶」、「天祿經鑒」、「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等印記。由於書賈在目錄後空白行處用活字加印了「大宋天聖元年戊辰秘閣校理仲淹家塾」二行，於是天祿琳琅的一般文臣便隨著乾隆皇帝一起受了騙，把它視為貨真價實的宋刻本，並不惜把「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的御印也鈐蓋了上去。

北京圖書館還藏有一部《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原是潘氏寶禮堂藏書。潘氏寶禮堂善本書目將此書定為宋版。潘氏有錢，但並非學者，鑒定有誤可以諒解。問題是寶禮堂的藏書多是經過著名的版本學家張元濟先生鑒別過的，仍出此錯，其中必有原因。這部書如單從版刻風格、字體風貌、印紙墨色等著眼，確實很難辨認其真實面目，因此錯了幾十年。若干年以前，山東發掘明初魯藩王朱檀墓，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的幾部書當中有一部就是此書。這部書由於墓里潮濕，很多書頁發霉，書頁之間相互粘連揭不開，曾送去北京修復鑒定，與北京館藏的所謂宋版此書勘對，發現兩者在行款字數、字體風韻、刀法技巧以及黑釘斷版等方面完全一樣，證明兩者完全是同一個版本。

但朱檀墓出土的那一部，在第三十二卷末頁的下半頁有「武夷詹光祖至元丁亥重刊於月崖書堂」刻書年款一行，證明此書確系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福建武夷詹光祖月崖書堂刻本。由此再反過來審視北京圖書館原藏，則發現第三十二卷末頁下半頁那行刻書年款被書賈割裂後用相近的印紙補過。這一挖補，把本為元刻本的書提升為宋刻本，以此來抬高版本的身份，提高書的價格，從中牟取大的利潤。

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或撤換序跋冒充古刻舊刻而從中獲利，在古書版本造偽中亦屬司空見慣的現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偽手段時，控改序跋中緊要之處，更是屢見不鮮。如明彭大翼輯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三年刻本。書賈將書名挖改為《書言故事》，同時將題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兩字剜下，偷梁換柱貼在書賈加印的「錫山陳幼學」名字下面，投藏書家所好。為了證明這部書確系無錫陳幼學纂著，書賈還對《山堂肆考》原書序文進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兩處被挖，一是將序文第六頁後半頁割去後，杜撰墨書「無錫陳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頁文字也作了竄改：「集而成編，總之二百四十卷，名曰《書言故事》。」與剜改書名著者相呼應。又如《古今考》三十八卷，宋魏了翁纂，元方回續，明崇禎九年謝三賓刻本。每卷卷瑞書名下題：鶴山魏了翁華文增，紫陽方回萬里續，四明謝三賓象三定。分三行並列。

書賈在「紫陽方回萬里續」一行上面空白處，加印「梁溪蔣重珍良貴撰」木記，這樣一來，蔣重珍則成了《古今考》的原著作者了。蔣重珍是一不著名人物，加上去怎麼會給這部書帶來光彩呢？書賈在營利上不是蠢貨，很善於捉摸藏書家的愛好和藏書特點。因為無錫的大部分藏書家很重視鄉賢著作的收集，書賈便投其所好，加印了「梁溪蔣重珍良貴撰」的木記（梁溪是無錫的古稱）。還對謝三賓刻書序文作了剜改，抽去序文首頁的前半頁，然後配上仿照原序文的字體偽書：「《古今考》一書，南京蔣良貴先生所撰，元人紫陽方氏續成之」。

明崇禎六年趙均刻本《玉台新詠》十卷，白棉紙、羅紋紙、竹紙印本均有。書後有趙均刻書踐。但因此書翻刻極佳，頗有宋刻神韻，因此書賈撤去了書後趙均題跋，以充宋刻。此外《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所錄宋版書有不少都是明仿宋本。之所以認明翻本為宋刻，除了前述人情世故的原因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撤換了原刻序跋或是剜改了序踐中緊要之處，使人一下子辨識不清。因此，凡古書中無序有跋，或序跋與書內容自相矛盾時，切不可輕信其中所題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當多方考證後，再作決斷。

染紙造蛀以充古刻舊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曾對染紙和偽造蠹魚蟲蛀痕以作偽有精細的描寫和精彩的議論：

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版書，特抄徽黃厚實竹紙，或用刀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利，以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賦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鼓人，莫可窺測，收藏家當具真眼辨證。

以上說明，染紙以充舊刻，這種作偽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經有人採用。同時明代還有書坊染仿舊紙，然後印行古書的，關於這一點，高濂還沒有談到。而近代書賈則是利用明清時的影宋刻本進行染色，以充舊刻。有一部《重廣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唐王冰注，原是明嘉靖二十九年顧從德影宋刻本。書賈剜去顧從德刻書年款，將紙薰染成陳舊顏色。目錄、卷首均鈐滿「宋刊奇書」，「徐氏傳是樓藏書」等印，前面扉頁上偽題乾隆二十九年無錫著名藏書家秦蕙田跋語：「此真宋刻佳本，人世存者少矣，吾家世有舊刻，久多散佚，此書得之玉峰徐氏吉光，為味經窩藏書珍本之一，子子孫孫其善守之。」

不過仔細研究，就能看出紙的色調很僵板，有些極不勻稱的水漬，花一團、白一團的，一看就是後人薰染而成。無錫市圖書館收藏一部《尚書》，本是清光緒二年江南書局刻本，但紙經薰染，顏色陳舊。加之偽鈐「宋刻奇書」、「蔣廷錫印」等印記，初看古雅得很。但一看書內文字，就可發現「寧」字缺筆避諱。「寧」是清宣宗旻寧的御名，所避顯然是道光皇帝的名諱。此條一定，冒充宋本的騙局便不攻自破。北京首都圖書館收藏一種《文選》殘冊，紙色暗黃，古色古香得可愛，初看其像來刻，但仔細一看，則發現是書賈利用嘉靖時的仿宋印本染紙偽造的。說明染紙以充古刻、舊刻也是書賈常用的作偽手段之一。

版本雜拼

用幾種不同版本雜拼成一部書，是書賈出售殘本的另一種作偽手段。一般以一種較好的殘本作為基礎，殘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書拼配，再進行加工，掩飾雜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現。有一部《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殘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至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書賈為了將這部《史記》配成足本，從明嘉靖四至六年王延「吉吉左右結構」刻本湊齊二十卷配予汪諒刻本。這樣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諒刻本的《史記》。為將這部明嘉靖四年汪諒根據宋紹興刻本翻刻的書充宋本，書賈剜去目錄後「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台汪諒氏刊行」兩行刻書年款，同時剜去題下校刊者姓氏，把紙染成暗黃色，給人以古香古色的感覺。還在序和目錄前後偽鈐了「季振宜印」、「錢謙益印」、「牧齋藏書」等名家藏書印。因王延「吉吉左右結構」刻本也是翻宋刻本，書賈同時染了紙，初看似宋槧，如果不找書影對比，很容易上當。

無錫市圖書館藏《唐詩品彙拾遺》十卷，書賈竟用了三種明刻本拼湊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卷端題《唐詩品彙拾遺》；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雙魚尾，卷端、書口均題《唐詩拾遺》；卷八、卷九則是明俞憲輯的《刪正唐詩拾遺》。這三種書的版式行款各不相同。前兩種書同為《唐詩品彙拾遺》的殘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都不同，而後一種是另一著者輯本，書賈硬把這三種書湊合在一起，在書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陳煒撰的序，就把這部殘本偽造成明成化間刻的《唐詩品彙拾遺》了。

割改目錄、卷數

目錄是全書的綱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書的章節體例，可以藉以了解古書內容。同一種書由於刊刻者、刊刻時間不同，目錄卷數會產生差異。書賈常常利用這個特點，刪割目錄，剜改卷數，以殘本充全書。

《唐詩正聲》，明高「木秉左右結構」輯，明種德堂刻本。全書二十二卷，無錫市圖書館收藏一部殘本，存卷一至五、八至十七，計十五卷。書賈為了將殘書冒充足本，首先割吉卷十六至二十二的目錄，從原書目錄末尾剪下「唐詩正聲目錄終」接補在目錄卷十五「五言排律三」後面。介面接在欄線處，接痕不易察覺，造成假象，似乎全書目錄到此終了，全書即為十五卷，詩選至五言排律。但書賈卻沒有注意到原書凡例說得很清楚：「詩體之次第，為卷先五言古詩，次七言古詩，次五言律，次排律，次七言律，次五、七言絕句。」說明五言排律後，還有七言律詩和五、七言絕句。書賈為偽作全書，將卷十六、十七的卷端和書口剜去「十」字，同時將小題「七言律詩」一、二，分別剜改為「五言古詩一」，和「七言古詩二」。

這樣剜改後並沒有使書和目錄相符，原書目錄卷六是「五言古詩六」，如果誰把卷十六的七言律詩當五言古詩來吟，一定是詰屈聱牙，無法理解。還有一部明周文采輯的《醫方選要》，全書十卷，明刻本，殘存二卷。書賈先剜去原書序中有關記載卷數的文字，再將卷二剜改為卷上，卷一就勢改為卷下，書口也進行了同樣的剜改。為何把卷二改成卷上？這是為了圖改起來方便，卷二隻要改動上面的一筆，卷一無須乎剜改，只在「一」下添兩筆就行了。這樣一剜改，周文采輯的《醫方選要》殘本，就變成了上下二卷本了。由於剜改的部分很少，再加上在卷端剜改處鈐了「文淵閣寶」的方印，很容易造成錯覺，以為全書無疑。

書賈除剜改目錄、竄改卷次外，還有偽加目錄一法。此法常見於叢書零種的作偽，即將幾種叢書零種合在一起，加上一個目錄，另成一書。如元陶宗儀編的《說郛》，清順治三年兩浙督學周南、李際期宛委山堂刻本，存五百六十種。書賈將這些書合起來偽題書名《儒林學海》，明無錫尤鏜輯，還在書前杜撰了一篇尤鏜自序。儘管存書多達五百多種，書賈還是不厭其煩地偽加了目錄，同時還鈐了清名家阮元的藏書印「文選樓」，將若干叢書零種改頭換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見叢書。

偽作名人批校題跋

古書流傳，無訛抄本還是刻本，總不免有訛誤之處，若經過名手校讎，糾正訛誤，就使得古書正確可靠。因此，有名家手校過的書，素為藏書家所珍視。而書賈臨摹名人手筆，偽造名人批校題跋，也並不少見。無錫圖書館的《管子》二十四卷，唐房百齡注，清刻本，書的天頭有朱墨二色批文，不知出自誰的手筆。大概批者沒有名望，書賈割去卷二十四末尾批者的題款，改題「同治九年孟秋七月無錫薛福成校讀一過」。將這題款與眉批比較，很明顯薛福成的題款系後人所加，因為那些眉批實際上是對《管子》的評論，並沒有校過一字。還有一部《荀子》二十卷，明嘉靖十二年吳郡顧氏世德堂刻「六子全書」本之一種，有佚名氏用朱墨二色過錄清惠棟的題跋和校字。

惠棟是清代校讎名家，書賈為了提高這部書的價值，就利用這些過錄的惠棟校踐，假冒惠棟手筆，在扉頁上題「二惠先生校正《苟子》二十卷，惠學士士奇硃筆，惠征君棟墨筆」，卷二末題「乙酉年取摹印宋刻本校畢，差落三十七字」，反面又題「乾隆癸酉十萬，又取何氏校景宋本校此二卷，松崖」，在題款下鈐了「惠棟之印」一明文方印，而在卷二十末尾惠棟題款下則用墨筆描了一方「惠棟」的印章。另外還在書的原文中進行毫無變動的塗改，如在卷一「青取之於藍」處，將「取」用墨筆圈去，邊加了一個「取」字。其他幾處塗改亦然，可謂欲蓋彌彰。所謂惠士奇硃筆，惠棟墨筆，實際上朱墨兩色批校均為一人手筆。書賈加上惠土奇批校，是為了更吸引無錫的藏書家，因為惠士奇是清代無錫的地方名賢。

抄本充稿本

稿本的價值當然比抄本的價值要大得多，所以利用抄本塗塗改改以充稿本，也是書賈作偽的手法之一。如《乾隆吳江縣誌》五十八卷，清陳纕修、沈彤撰，清抄本，無錫圖書館存十七卷。書賈為了冒充稿本，先將書名剜去，偽題《三吳採風志》，著者為「勾吳趙函纂」。同時偽造稿本假象，在文中進行圈改，好像是著者撰寫時修改的文字。但細看圈改之處，發現那些塗改的文字與內容並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將原書文字的意思顛過來倒過去，書的內容並沒有任何增刪。如大清改成我朝或國朝，也沒有把全書改完，原抄的「大清」字樣還留存不少。《東華錄》三十卷，清蔣良騏撰，清抄本。書賈割去這部書卷的前半頁，加上偽抄的半頁，題書名為《莫清肇基錄》，著者為「無錫王會汾蓀服父」。在正文前還偽加王會汾自序，記敘所謂《皇清肇基錄》的撰述過程，以充稿本。

書賈造偽也不是完全無根據的，在偽造奇辟之書時，也是依據著者的生平、書中的內容，便宜行事。如《虞陽說苑》為民國丁祖蔭所編，民國抄本，存二十一種。書賈將這二十一種重新編寫目錄，偽題《海甸野史》，錫山顧祖禹纂著。顧是明末清初無錫人，地理學家。明代滅亡後，他深懷悲痛，隱居著作，住在無錫與常熟兩縣之交的苑溪。因《虞陽說苑》是記述常熟掌故以及有關明季史乘，書賈就利用這一點造偽，在抄本中竄改，以冒充顧祖禹的稿本。還有《徐霞客遊記》十二卷，明代徐弘祖撰，清抄本。書賈將書名改為《游名山記》，題「錫山安希范」撰，同時鈴「稿本」一長方印。安希范系無錫人，明萬曆進土。《無錫金匱縣誌》卷三十九記載，安希范著有《名山記游》等書，可見書賈是依據縣誌的記載作偽的。為使藏書家更加深信，還在前面加了一篇序，記敘安希范撰《游名山記》的經過。由於這序是舊紙新抄，而原抄本有蛀痕，為了達到這序和原抄本為同一時間抄寫的效果，書賈用剪刀在新抄的序上仿照原抄本偽造蟲蛀的痕迹。不過蛀痕造得太拙劣了，到處是直角，因而露出了破綻。因為蛀蟲是沒有那樣的本領的。

以裝幀造偽

在古書中以裝幀造偽雖屬少見，但也絕不是沒有。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來程頤傳注的《周易上經》四卷，本是清光緒十年黎庶昌刻《古逸叢書》的零種，書賈用棉連紙染色，改裝成所謂黃蕘圃式的蝴蝶裝。書口偽造傷殘，從後托裱。第四卷末頁亦假造殘缺，再用刀偽造蟲蛀孔痕。這樣一來竟把鼎鼎大名的版本學家張元濟矇混過去了。張氏居然定其為元至元積德堂刻本，並在卷端鈐蓋「涵芬樓」、「海鹽張元濟經眼」印記，以示珍藏。

偽造偽鈐名家藏書印鑒

印章是各種文件上的證明物，不論機關或私人的各種文件或證明書等，都要加蓋印章，以為憑信，防止別人冒名頂替。把璽印鈴蓋在書籍上，作為收藏、校讀、鑒賞等等的印記，這一作法起於何時，已不可確知。唐王建《宮詞百首》中有：「集賢殿里圖書滿，點勘頭邊御印同，真跡進來依數字，別出鎖在玉函中。」王建是大曆十年進土，根據《唐詩紀事》中有關記載，和《新唐書》中王守澄傳來推測，其《宮詞》最晚當成於元和、長慶年間，可見在公元9世紀初，書籍就開始用印了。明清兩代一些著名的藏書家，差不多都有幾方、甚至幾十方各種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這些藏書家，很多人又是當時的知名學者，他們學有專長，精於鑒別。因此，他們的印章被後人認為是認定、鑒別版本的重要根據之一，很受目錄學家、版本學家和藏書家的重視。

過去編製的許多藏書目錄，都把一書的藏書印章詳細地進行著錄，其原因是它和版式、行格、字體、紙張、墨色、諱字、刻工、序跋、牌記等等一樣，都是鑒定版本的根據。不同的是，版式、行格、字體等條件，是先天的，是在成書過程中產生的，對於鑒定版本，只能起輔助作用。但是印章卻有一個獨到之處，即憑藉它可以考查一本書的流傳源流。這一點，對於確定一本書的版本，是十分重要的。同時，一本雕印精美的善本書，倘若鈐上幾方朱白得直的藏書印，朱墨燦然，還會進一步提高書的身價，使它同時成為藝術珍品。書賈射利，偽造版本，也往往要鈐蓋名家藏書印鑒或偽造名家藏書印鑒的道理即在於此。上面提到的一些書中，幾乎每個例證都有偽印作為配合。這說明名家藏書印也可能偽造，應特別注意，不可盲從。更不能輕意以此作為鑒定版本的根據。

上面所述古書作偽的十三種類型，僅僅是某些舊書肆作偽的一般手段，而且在作偽時並不是孤立地使用某一種手段，往往是幾種手法同時用到，但古書作偽無論怎樣變化多端，手段怎樣高超，總不免留下蛛絲馬跡。只要我們仔細研究考察，大多數偽作還是不難識破的。如剜改的書只要朝著光亮處一照，偽飾之跡就顯然畢露。因此在鑒定時，不要急於查找參考工具書，而應對原書先進行審慎研究，考察其來源、出處和保存、流傳的過程。尤其遇到那些奇怪罕見的書，更需特別注意，廣徵博採，進行多方考證後再作結論，切忌主觀臆斷，牽強附會。同時還要知道，對於明中葉的仿宋本、翻來本和兩代交替時期的一些刻本，書賈尤其容易作偽，常把版刻年代拔高。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