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和SM，舊污名上又添新污名——柯晗

在這個不缺抑鬱症科普的時候，來講一講抑鬱症、少數性癖等被污名的概念們，在去污名化的過程中產生的污名化問題。

某位公眾人物的不幸去世再一次將「抑鬱症」推到了公眾視野，稍有不同的是，這次是和「虐戀（SM）」這個同樣面臨許多污名的少數性癖一起被推到了台前。發生不幸的原因首先被指為虐戀中的不安全行為，在官方信息出面糾正為抑鬱症之後，輿論像是鬆了一口氣似的：「哦，不是那檔子事，而是一種『病』。」似乎抑鬱症是比SM更「體面」的死法。當事人方希望澄清的初衷當然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於，經過多年科普，抑鬱症的污名似乎終於被洗清到比少數性癖少一點，這一尷尬的情況。我假設任何科普作者，或同時關注精神健康和性話題的人都會感到微妙的無奈。

2016年9月16日，演員、歌手喬任梁在上海意外去世，引發了公眾對抑鬱症的關注。

我們努力科普，寫那麼多抑鬱症文章，並不是為了有一天能讓這個概念在大眾的觀念中，成為比另一個同樣需要去污名化的少數現象更「好」的庇蔭。

性和精神問題，從來是污名的重災區。但因當下抑鬱症被闡述成為一種「不能自控的有診斷的真正疾病」，使它比似乎是「自發的」性癖顯得更容易原諒了一些。但實際上，無論抑鬱症還是少數性癖，都沒有任何值得羞恥的地方，造成如今這樣無奈局面的，正是去污名化過程中的粗暴割裂，而導致不可察覺的新污名。

以抑鬱症為例，抑鬱症是一種以抑鬱心境為主要特徵的情感障礙，主要表現為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持續情緒低落，包括但不限於：自信心下降，對生活失去興趣，難以體會到快樂，也可能伴隨失眠、食慾減退、記憶力消退等身體癥狀。儘管重度抑鬱障礙可能包含產生幻覺或妄想等癥狀，但抑鬱症患者依然有自知力，對自己的不適有清晰認知。儘管心理健康科普力度自近五六年來不斷加強，抑鬱症逐漸為人所認知為一種可接受的精神疾病，至少人們已經不那麼普遍地認為抑鬱症是「瘋了」。但如同科學不斷質疑推翻的常態一樣，圍繞抑鬱症病因、確診和治療的結論也在不斷被拓展、重塑和刷新；因認知或個體經驗所限，以及錯誤的去污名化思路，對抑鬱症的污名化仍以不易察覺的方式存在著。

比如：

為了洗脫人們對抑鬱症患者「承受能力差」的污名，將抑鬱的發病描述為「毫無緣由、沒有前兆、不能自控」的。目前抑鬱症的病理基礎，公認為腦內神經突觸對神經遞質血清素的接收功能下降，也就是說抑鬱症確實存在大腦的器質性改變，並不是單純的「想不開」「情緒不好」，也無法通過「堅強點挺過去」「放輕鬆想開點」達到治癒。它當然不說明患者「性格懦弱」「沒用」，但也並不像某些矯枉過正的科普所強調，是毫無原因地產生的。患上感冒也多半存在免疫力下降導致容易感染病毒的情況，患上抑鬱症當然可能存在外部原因。生活中的不順和重大打擊導致心境低落進而惡化為抑鬱症的情況十分多見。

實際上，同樣面對生活的打擊，有的人確實比別人更可能患上抑鬱症。

抑鬱症的「素質－應激」模式對於病因的解釋是，抑鬱症患者本身具有易感性，也就是對抑鬱症的「免疫力」較低，比較容易被不好的生活事件激發，導致患病。這種易感性可能來自於遺傳。有研究發現，人體內的五羥色胺轉運體基因會影響到人在面對挫折打擊時是否持續出現抑鬱情緒。2016年的一項參與者人數約30萬人的大樣本基因研究發現了數個與個人主觀幸福感、抑鬱和神經質有關的基因。易感性也可能來自於從童年創傷性經歷所習得的不良認知模式。即使遺傳並沒有賦予個人易感體制，若童年時期遭受嚴重創傷性時間，這些壓力體驗也會在人腦神經元的DNA表達上留下傷痕，塑造出不同的心理和行為傾向路徑，使我們在日後經歷挫折和壓力時更容易產生持續的抑鬱情緒。

為洗脫軟弱愚鈍的污名，也曾一度存在將抑鬱症精英化的思維誤區，將它描述為一種屬於高學歷高智商甚至高收入階層的心理病。

資料圖：媒體報道，喜劇演員「憨豆先生」Rowan Atkinson曾患上抑鬱症。

這實際上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倖存者偏見」——能夠在患病後用清晰的語言進行分享的人，多半具有較高學歷；而能夠負擔持續治療、保持病情穩定而得以恢復到能夠分享體驗的人，則通常具有一定經濟能力。結果導致出來發聲的人都是獲得過診斷，且從抑鬱中倖存下來的人，造成一種患抑鬱症的只有高學歷高收入群體的印象。然而事實是，由於抑鬱同負面生活事件的緊密聯繫，一些社會因素當然也會成為人們患上抑鬱的重要因素，如貧窮，和社會孤立。抑鬱在貧困人群中存在十分普遍，只是他們由於不具備心理衛生知識，對自己患病沒有清晰的意識，也得不到及時確診治療，農村女性的高自殺率就是一個證據。我也常收到有抑鬱困擾的人發來私信求助，最後的死結多半落在「缺錢」上。患病，被持續的不自信和悲觀情緒困擾，因此社交能力受損，得不到朋友和家人的有效支持；接著是無法維持日常工作生活，不得不辭掉工作，或流落在一份接一份的短期工作中，收入得不到保證，沒錢接受治療持續吃藥，又無法得到家人朋友的接濟……貧窮和社會孤立在抑鬱症患者身上結成一個死循環。不知多少抑鬱症患者就這樣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而精英化的抑鬱症認知誤區，無形中讓人忽視甚至消極剝奪了貧窮、沒有認知能力的人對抑鬱的自查。

將抑鬱症過度病理化的去污名思路，也一度導致「抑鬱症只能吃藥治療」說的出現。

抑鬱症確實伴有腦神經遞質的變異，世界範圍內對抑鬱的治療建議中，服藥都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但同時心理治療（談話、認知行為療法等）也是抑鬱症一個被廣為承認的重要治療方法，在目前的研究結果中，認知行為療法和藥物治療在對抑鬱症治療的有效性上幾乎是不相上下的。

我國現有醫療和精神衛生體系下，因心理治療的費用不能劃入醫保範圍，心理諮詢師從業的訓練標準亦不明確，推薦抑鬱症就醫確診和服藥治療，在目前的情況下確實是個可靠的建議。但將治療的可能性唯一化，不僅有違科學事實，也可能令懼怕與服藥副作用抗爭、防止複發這個漫長的治癒過程糾纏的人，直接放棄就醫和治癒的可能。

資料圖：公眾的抑鬱症知識，主要與近年來崔永元等名人公開個人病史有關。

類似抑鬱症這樣，為附有污名的概念正名的過程中常常會像以上所舉，為了與污名部分切割而陷入信息的誤讀和遮掩，結果不僅可能阻礙了全面理解，甚至可能導致新的污名產生。

作為龐大自然中的一類生靈，就像我們很難解釋癌症和其他疑難疾病降臨到我們頭上的原因，在與人相關的許多現象、問題、疑惑，科學與哲學思考都未必能下永遠的定論，抑鬱症究竟為何存在、如何預防治療。SM為何產生，也依然需要探索。在漫漫真理之路上，科普和去污名最重要的目的，是鼓勵承認我們作為人類的脆弱，提醒我們的不同，進而期待我們有一天能用溫柔、包容的方式看待與自己不同的他人，尊重各種存在，而不是通過污名化另一種現象來割裂和保護自己。

客觀來看，公眾事件確實是科普的良機，但這樣的意外死亡依然是無可挽回的結局。對無關他人並且不涉及大義的不幸，至多和至少能做的是表達遺憾，而不是以任何話題為借口消費之。

圍觀也許是難以完全消滅的人性醜惡，但起碼我們要有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