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中國陝北保安為毛澤東攝
《毛澤東自傳》斯諾著，張洛甫譯，毛澤東和夫人賀子珍
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1500冊維吾爾文）
1936年10月埃德加·斯諾在陝北保安採訪毛澤東
斯諾在陝北蘇區
1937年《中＊公論》收錄斯諾西行漫記節選
19××年毛澤東、龔澎與斯諾合影
1960年龔澎陪同毛澤東會見斯諾
1960年毛澤東會見斯諾
上圖 1930年代中期斯諾和海倫在北京；下圖 1960年斯諾、路易·艾黎在毛澤東家作客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斯諾、洛伊斯夫婦，冀朝鑄擔任翻譯
（轉載）中國人民永遠的朋友—— 斯諾(午報記者伊夫文/攝)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美國新聞記者、作家，1905年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就讀於密蘇里大學新聞系。
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根據實地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記》。作為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客觀的評價與報道。
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2009年，斯諾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永遠的中國情結
出生在美國一個普通工廠主家的斯諾，在家裡三個孩子中是最小的一個。作為小印刷廠廠主，父親希望兒子都能夠從印刷業開始自己的生涯。但小兒子卻走上了一條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成為一名新聞記者。
斯諾是一個正直善良、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美國知識分子，既具有果斷、幹練而富於洞察力的性格特點，也表現出了一個新聞記者為真理獻身的精神。
斯諾熱愛中國，1933年4月來中國後，努力學習中文，為此還特意聘請了一位滿族老先生指導。他十分關切中國的命運，熱情支持和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在他時任駐華記者的同時，還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這期間，正值偉大的「一二·九運動」前夕。
積極支持「一二·九運動」
燕京大學是中共領導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斯諾認為：「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既不是鑽象牙之塔，也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同人民為民主與自由的鬥爭分不開的。」
因此，斯諾積极參加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斯諾夫婦在北京的住所，也因此成為許多愛國進步學生常去的場所，如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陳翰伯，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北京大學的俞啟威（黃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
「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就是地下黨員們在斯諾家裡完成的。遊行前夕，斯諾夫婦便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給駐華的各國媒體，請他們往國外發電訊和遊行時前往採訪，以聲援中國的學生運動。
1935年12月9日當天，斯諾夫婦和其他外國記者一直跟隨著遊行隊伍，及時報道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他給國內發出了獨家通訊，在美國留下了有關「一二·九」運動的大量文字資料和照片。
東方版的「辛德勒名單」
「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日軍大肆搜捕、迫害中國的抗日愛國人士和革命青年。當時，斯諾積極掩護和幫助中國的愛國青年撤離北平死城，使他們免遭日軍捕殺，他的住所又成了抗日愛國分子的避難所，從而演繹了東方版的「辛德勒名單」。
為了應付沿途日軍盤查，當時，鄧穎超化裝成斯諾的「保姆」。與斯諾一起乘火車離開北平。列車到達天津站後，日軍在月台上檢查所有的中國旅客，斯諾對攔截的日本檢查員說：「我是美國人，美國記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
在斯諾家的花園地下，愛國學生埋藏了許多被日軍查禁的進步書刊，斯諾甚至還同意在他家中設置了一部秘密電台。除了忙於新聞採訪，報道中日戰況，斯諾每天還要為眾多的避難者的吃飯問題而奔忙。
《西行漫記》的巨大反響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駐華戰地記者斯諾前往陝甘寧邊區，成為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回到北平後，斯諾即發表了大量通訊報道，還熱情向北大、清華、燕大的青年學生介紹延安見聞。放映他拍攝的反映蘇區生活的影片、幻燈片，展示照片，讓國統區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
1937年，斯諾在英國倫敦出版了他的新作——《紅星照耀中國》（中文譯作《西行漫記》）。斯諾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
此書問世便轟動世界，連續再版7次，銷售10萬冊以上。中文譯本出版後，在中國同樣產生巨大的反響，成千上萬的進步青年因為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未能見證中美關係正常化
戰後，同情共產主義的左派人士，在美國遭受到麥卡錫主義不同程度的迫害，斯諾只好舉家移居瑞士。但他仍然關注新中國的發展與建設，反對美國政府孤立、敵視中國的對外政策。他一直試圖在中美兩國間架起一座友誼橋樑，並曾先後三次來華訪問。
遺憾的是，斯諾生前沒能看到中美關係實現正常化。幾乎在美國總統尼克松歷史性訪華的同一時刻，斯諾因癌症在日內瓦逝世。
病重期間，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在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我活著時那樣……」
未名湖畔的墓碑
斯諾的墓碑坐落在未名湖畔，迎面是盈盈碧水，四周松柏環繞。綠草如茵、幽靜肅穆，漢白玉墓碑上，鐫刻著葉劍英的題詞 —— 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1973年10月19日，斯諾骨灰安葬儀式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李富春、郭沫若、鄧穎超、廖承志、康克清等以及北大師生代表參加了安葬儀式。
1982年2月，北京大學曾在辦公樓舉行了斯諾逝世10周年紀念會。如今，每逢斯諾的祭日或清明節，墓碑前都會出現自發敬獻的鮮花。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曾經在最困難時刻幫助過我們的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
（轉載）中國需要「新斯諾」2012年2月17日南方周末
在遺囑里，斯諾寫道：「美國栽培養育了我。」遺囑還有一句：「我愛過中國。」
斯諾的骨灰，一部分葬在紐約州哈得孫河邊一個朋友家。另一部分，按照他的要求，撒在了中國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墓碑上刻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對斯諾的紀念和研究，北京大學領先於全國。
2012年2月15日，北大舉行了級別頗高的紀念埃德加·斯諾去世40周年的儀式。2005年斯諾誕辰100周年時，北大也舉辦過空前盛大的紀念活動及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中國，人們認為斯諾是獨立、聰明的記者，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不持任何偏見，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這層關係恰恰是他在美國備受爭議的核心。
美國對斯諾沒有這樣盛大的紀念活動。在西方媒體從業者當中，斯諾的名聲其實與他在中國的形象正好相反。他們認為斯諾直接參与中國的革命運動（如「一二·九」學生運動），有悖新聞倫理；他與中國革命領袖有著過於親密的關係，令其報道失去了客觀性，甚至是「宣傳工具」。
「我認為斯諾不想作為毛的朋友為人銘記，他只是一個想和中國人民做朋友的人。」洛伊斯·惠勒·斯諾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電話採訪時說，「他愛中國人民，尤其愛那些積極投身對抗蔣介石治下糟糕社會狀況的人。」
「應該說埃德加·斯諾是20世紀頂尖的外國記者之一，《紅星照耀中國》顯然是主要原因。」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行政副校長約翰·漢密爾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是近期出版的一本美國駐外新聞記者史的作者，也是斯諾的傳記作者。「斯諾變成了西方批評新聞宣傳的一個便利工具，許多人認為他不是獨立的，他被利用了。」
「當我們說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時候，意思是指，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朋友，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的朋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龔文庠說，他也是北大紀念埃德加·斯諾誕辰1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持，「斯諾的遺產，我覺得主要是在政治上的遺產。」
在自家客廳點燃叛亂
埃德加·斯諾原本計劃在中國停留6個星期，最後變成了13年。
1928年，23歲的斯諾正在走四方，他到了上海。當時駐華外國記者圈子不大，而上海是這個圈子的中心。斯諾很快跟圈子裡的美國記者熟識了，他們大多數人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斯諾也在那兒的新聞學院讀過一年書。當時上海的主要英商稱這幫人是「牛仔記者」，因為他們「根本管不住」。
來之前斯諾對亞洲一無所知，隨後幾年，當記者的他坐火車幾乎游遍整個中國，然後從雲南徒步到了緬甸，又逛到印度，他採訪過尼赫魯和印度其他政要，也採訪過蔣介石和梅蘭芳。正逢美國大蕭條，工作機會枯竭，他不情願地留在了中國，後來認識了第一任妻子海倫·福斯特。
但從被殖民者的角度看到殖民地以後，斯諾堅定地反對殖民。事實上他的觀點與家長式、種族主義的西方思維越離越遠。中國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鬥爭開始成為斯諾的分內之事。
中國的內部紛爭也令斯諾揪心。他遇到過各種人間慘劇：兒童奴工、逼良為娼、疾病肆虐、無處不在的鴉片成癮、戰爭、污穢、赤貧。但最悲慘的可能要數1929年大饑荒中餓殍遍野和賣人肉的畫面。那幾年，他憤怒於中國的弄權者以食物為剝削壓迫的武器，憤怒於冷漠的外國人拒絕承認中國所處的凄慘世道。日本佔領東三省後，他說他終於明白了為什麼以前很多外國記者介入中國內部事務：「你不能眼看著你愛的女士被姦汙而無所作為。而北京真的是很好的老夫人。」
那一年，斯諾跟妻子一起，在自家客廳里「點燃了叛亂」：他在燕京大學講新聞，常常邀請大學生到家裡聚會，談論日本的侵略和國民黨的消極抵抗，憂心如焚。妻子海倫提出了示威的主意，並為學生領袖出謀劃策，也幫助翻譯新聞材料，保證外文媒體到現場報道。
示威引發全國的抗議浪潮，國際媒體的報道為北平引來世界關注，促使蔣介石採取行動。斯諾說，這些學生敢於直面士兵的槍口，從他們身上，外界第一次見到中國人有如此的政治勇氣：「外國記者和攝影師蜂擁而至，希望外國人的見證能夠阻止悲劇發生。我們做到了。」
這次事件就是「一二·九」運動，斯諾後來淡化了他和妻子「發起」運動的作用，堅持聲稱運動是自發的，自己既非「親國民黨」也非「親共產黨」，而是「親中國」；即便當時有學生領袖已是共產黨員，他也並不知道。
「當時中國的事業就是我的事業」
斯諾的行為為他贏得了中共地下黨的信任。由於宋慶齡的介紹，他在1936年夏天受到了陝北紅色根據地的歡迎。抵達「邊區」時，他看到一張小小的英文海報上寫著：歡迎支援我們革命的美國同志。
斯諾在蘇區獲得的採訪自由度，今天的記者做夢都會羨慕。周恩來親自為他安排了92天的行程，最後延長到4個月。老戰士給他講長征的故事，農民坦率地跟他談對共產黨的看法，晚上他常跟政治局委員和他們的妻子一起打牌。當然，他也多次跟毛澤東聊到深夜。
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斯諾非常正面地描寫中國共產黨，尤其是孩子。他從來沒在青年當中看到過這樣多的「個人尊嚴」，「他們讓你感覺中國還有希望」。他也提到共產黨如何消滅了娼妓和鴉片。他們給農民土地和基本教育。雖然不少農民還是有批評意見，但問起日子是不是比過去強，「回答幾乎總是非常肯定的『那是』。」
儘管心下欽佩，斯諾仍然保留了新聞人的嚴謹態度。共產黨口中關於國民黨暴行的故事，他稱之為「傳言」，因為他沒有親眼看到。在毛澤東通過翻譯口述、由斯諾記錄整理的《毛澤東自傳》中，斯諾寫道：「嚴謹地說，這是這位中共領導人的一家之見。」
回到北平，斯諾開始講述他的經歷見聞關於共產黨，很多人從沒聽到過一手消息。國民黨政府指責他的報道是「虛假宣傳」，他以照片為證進行了反駁。他的許多文章以及《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翻譯成中文後，通過地下出版發行傳遍全國各地。這是他給中國留下的最初財富。
「當時的紅色根據地是被封鎖的，紅色根據地以外的中國大部分的人，通過他了解了根據地、了解了共產黨，這些都是政治上的影響。」龔文庠說，「當然最主要的政治影響，是他從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與中國領導人的友誼，他跟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超越了新聞界限。包括毛澤東對他的重視，通過他對世界發言，同時也對中國發言。」
斯諾很清楚這種關係的性質，也很清楚記者需要保持客觀和獨立。但因為那個時代的特殊，他有意跨過新聞記者界限。
斯諾寫完《紅星照耀中國》僅僅三天之後，日本軍隊進攻北平。他再次放棄了中立的旁觀者角色，盡量幫助周圍的人，甚至幫鄧穎超離開北平。
「當時中國的事業就是我的事業。」斯諾在自傳里寫道，「這個態度，是源於我決意反對一切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
培養「100個新的斯諾」
1937年，斯諾從紅色根據地回來，他成了第一個採訪毛澤東的外國記者。國民黨政府向美國駐華大使投訴，指責斯諾寫「假新聞」。
斯諾在給美國大使納爾遜·詹森的信里，針對自己關於「紅色中國」的報道寫道：「作為美國記者，我有權說出我所見的實情正如中國記者在美國也有同樣的權利。」
1941年，斯諾主動離開中國，回到美國，存摺上只有不到2000美金。他的婚姻失敗了，工作沒有達到他希望的效果，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
漫長的離婚結束，1949年他跟演員洛伊斯·惠勒結婚，生了兩個孩子。但在麥卡錫主義和冷戰時期他養家都困難（惠勒因為積极參与民權活動進了行業黑名單）。他開始受到美國的猛烈抨擊，多數美國媒體不願發表他的作品，他又不願意改變報道領域或者換個職業。1959年他們一家四口人搬到瑞士朋友家裡，因為歐洲媒體歡迎他的作品。
1949年後斯諾好幾次想要訪華，給中國領導人寫過幾封信，但都沒收到回信。當時中國已把那些還不承認新政權的國家來的記者都趕回去了。另一方面，1952年，美國政府限制公民前往共產主義國家旅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威脅說，誰要是去了護照就作廢。
1960年，美國國務院終於批准斯諾以「作家」的身份訪華。此行是在大躍進尾聲和中蘇關係破裂之前，成果是《大洋彼岸：今日紅色中國》一書。這本書雖然也很重要，但受歡迎程度與《紅星照耀中國》不可同日而語。後者面世的時代，美國人期待中共能成為盟友；而前者出版的時代，他們已被視為敵人。
很多批評家指責斯諾不去報道饑荒情況。可是斯諾並沒有得到調查的許可，人民不願意放開談，也令他沮喪。他寫到了中國的經濟困難，但認為即便如此，也已經比他年輕時看到的中國強多了，在城市裡尤其明顯。
斯諾一共三次訪問新中國，所見所聞，讓他一次比一次失望。
1938年，斯諾曾和第一任妻子跟紐西蘭朋友路易·艾黎一起建立了「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意在發展農村經濟，為共產黨提供戰爭援助。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和個人積蓄，運動獲得了毛澤東的贊同。但1951年，「工合運動」被人民中國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工具」，終止了1983年，它又重新在北京啟動。
斯諾希望用《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的版稅負擔自己的中國之旅，但後來發現根本就沒有版稅。除了圖書館有極少量的書外，當時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這本書完整的中文版《紅星照耀中國》直到1979年才在中國重新出版，那時斯諾已去世7年。
斯諾得知很多當年的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處境很糟。他在《今日紅色中國》中寫到一名路透社記者，在「文革」時遭遇兩年的軟禁。
但在毛澤東那裡，斯諾顯然還是「老朋友」。
1970年，毛澤東邀請斯諾參觀國慶閱兵，轟動一時，向中國人民暗示對美國改變姿態，同時也向美國傳遞出願意恢復對話的微妙跡象。但華盛頓沒能領會這個外交信號。亨利·基辛格後來說：「信號太隱晦，我們這些粗枝大葉的西方腦袋完全不得要領。」
當時斯諾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諾也在閱兵現場，但她也沒領會到中方的暗示。一條標語「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令她困惑。
這是斯諾最後一次中國之行，他有過一些抱怨：自己提出的重要的經濟和軍事問題都得不到回答，人民不能開誠布公，包括朋友。
如果說1936年他從陝北拿到了「世紀獨家」，那麼這一次他從中國帶走了1970年代的獨家新聞。毛主席告訴他，歡迎尼克松到中國來，無論以「遊客」還是「總統」的身份。
可是在1970年代美國媒體基本上拒絕發表斯諾的文章，最後《紐約時報》同意發表他替毛澤東傳話的文章，但斯諾對稿件編髮不滿意。
直到次年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後，他的文章才發表在《生活》雜誌上，但那時尼克松當局已經了解到中方的意圖。
1972年尼克松歷史性的訪華，是彌合中美雙方鴻溝重要的第一步。而現在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仍將討論兩國間的「互信赤字」。
1972年2月15日，美國總統出發訪華3天前，埃德加·斯諾在瑞士的家中去世，享年67歲。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尼克松等人都致信弔唁這位美國記者。
2011年《黨的文獻》雜誌稱，《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一個典範」。有人呼籲培養「100個新的斯諾」，讓世界了解中國。
「當時共產黨的力量非常小，新聞受到嚴密封鎖，這才有了斯諾這樣的人，衝破了審查報道了中國兩個政權當中弱小的那一個。這樣的情況怎麼可能再出現呢？」龔文庠說。
「所以要有一個『新的斯諾』。」龔文庠說。
對「斯諾」的任何新定義，也許都將是「互信赤字」的良藥。
推薦閱讀：
※為什麼說美國二戰投下的原子彈拯救了整個日本民族？
※那些年我國收到的那些國禮：美國最豪華，日本最奇特
※對中國笑里藏著刀，對美國賣藝不賣身這白眼狼快成精了
※美國最強大的州，不服管理，不是鬧獨立就是要分家
※你猜猜：美國攻打伊朗，還是敘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