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論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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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志》稱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余謂此語僅及其半。法家有兩派：一派以法為主，商鞅是也；一派以術為主，申不害、慎到是也。惟韓非兼善兩者，而亦偏重於術。出於理官者，任法一派則然，而非所可語於任術一流。《晉書·刑法志》：「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此語必有所本。今案：商鞅本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秦孝公下令求賢，乃去魏之秦。《秦本紀》載其事，在孝公元年，當梁惠王十年，上距文侯之卒，僅二十六年，故商鞅得與李悝相接。商鞅不務術，刻意任法，真所謂出於理官者（《法經》即理官之書也）。其餘，申不害、慎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不純以法為主。韓非作《解老》、《喻老》，亦法與術兼用者也。太史公以老、庄、申、韓同傳，而商君別為之傳，最為卓識。大概用法而不用術者，能制百姓、小史之奸，而不能制大臣之擅權，商鞅所短即在於是。主術者用意最深，其原出於道家，與出於理官者絕異。春秋時世卿執政，國君往往屈服。反對世卿者，辛伯諫周桓公云：「並後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左傳》桓十八年）。辛伯者，辛甲之後，是道家漸變而為法家矣。管子亦由道家而入法家，《法法》篇（雖雲法法，其實仍是術也）謂：「人君之勢，能殺人、生人；富人、貧人；貴人、賤人。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其弒父者。」其懼大權之旁落如此。老子則云：「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語雖簡單，實最扼要。蓋老子乃道家、法家之樞轉矣。其後慎到論勢（見《韓非子·難勢》），申不害亦言術。勢即權也，重權即不得不重術，術所以保其權者也。至韓非漸以法與術並論，然仍重術。《奸劫弒臣篇》所論，僅防大臣之篡奪，而不憂百姓之不從令，其意與商鞅不同。夫大臣者，法在其手，徒法不足以為防，必輔之以術，此其所以重術也。《春秋》譏世卿（三傳相同，《左傳》曰：「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意亦相同。春秋之後，大臣篡弒者多，故其時論政者，多主專制。主專制者，非徒法家為然，管子、老子皆然，即儒家亦未嘗不然。蓋貴族用事，最易篡奪，君不專制，則臣必擅主。是故孔子有不可以政假人之論。而孟子對梁惠王之言，先及弒君。惟孟子不主用術，主用仁義以消弭亂原，此其與術家不同處耳。莊子以法術仁義都不足為治，故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然其時猶無易專製為民主之說，非必古人未見及此，亦知即變民主、無益於治耳。試觀民國以來，選舉大總統，無非籍兵力賄賂以得之。古人深知其弊，故或主執術以防奸，或主仁義以弭亂。要使勢位尊於上，覬覦絕於下，天下國家何為而不治哉！

後世學管、老、申、慎而至者，唯漢文帝；學商鞅而至者，唯諸葛武侯。文帝陽為謙讓，而最能執術以制權臣，其視陳平、周勃，蓋如骨在口矣。初即位，即令宋昌、張武收其兵權，然後以微詞免勃，而平亦旋死。《史》、《漢》皆稱文帝明申、韓之學，可知其不甚重法以防百姓。武侯信賞必罰，一意於法，適與文帝相反，雖自比管仲，實則取法商鞅（《魏氏春秋》記司馬宣王問武侯之使，使對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是純用商君之法）。惟《商君書》列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六虱，實有九事。商鞅以為六虱成群，則民不用；去其六虱，實有九事。商鞅以為六虱成群，則民不用；去其六虱，則兵民競勸。而武侯《出師表》稱「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可見武侯尚誠信、貞廉為重，非之極端用法，不須親賢臣、遠小人也。《商君書》云：「善治者使跖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盜跖乎？勢不能為奸，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也。」獨不念躬攬大柄、勢得犯上，足以致人主之疑乎？夫教人以可疑之道，而欲人之不疑之也，難矣。作法自斃，正坐此論。及關下求舍，見拒而嘆，不已晚乎？韓非《法定》云：「申不害言術，公申鞅為法，」二者不可相無。然申不害徒術而無法，「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群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托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分孫鞅徒法而無術，其「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鞅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知。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其言甚是。以三國之事證之，魏文帝時兵力尚不足，明帝時兵力足矣，末年破公孫淵，後竟滅蜀，而齊王被廢、高貴鄉公被弒。魏室之強，適以成司馬氏奸劫弒臣之禍，其故亦在無術以制大臣也。是故韓非以術與法二者並重。申不害之術，能控制大臣，而無整齊百姓之法，故相韓不能至富強；商鞅之法，能至富強，而不能防大臣之擅權。然商鞅之法，亦惟可施於秦國耳。何者？春秋時，秦久不列諸侯之會盟，故《史記·六國表》云：「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可見商鞅未至之時，泰民之無化甚矣。唯其無化，故可不用六虱，而專任以法。如以商君之法施之關東，正恐未必有效。公叔痤將死，語惠王曰：「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即不聽用，必殺之，無令出境。」假令惠王用公叔之言，使商鞅行法於魏，魏人被文侯武似教化之後，宜非徒法之所能制矣。是故武侯治蜀，雖主於法，猶有親賢臣、遠小人之論。蓋知國情時勢不同，未可純用商君之法也。其後學商鞅者，唐有宋璟，明有張居正。宋璟行法，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然不以之整齊百姓。張居正之持法，務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然其督責所及，官吏而外則士人也，猶不普及氓庶。於時陽明學派，盛行天下，士大夫竟講學議政，居正惡之，盡毀天下書院為公廨。又主沙汰生員，向時童子每年入學者，一縣多則二十，少亦十人，沙汰之後，大縣不過三四人，小縣有僅錄一人者，此與商鞅之法相似（沙汰生員，亭林、船山亦以為當然）。然於小民，猶不如商君持法之峻也。蓋商君、武侯所治，同是小國。以秦民無化，蜀人柔弱，持法尚不得不異。江陵當天下一統之朝，法令之行，不如秦蜀之易。其治百姓，不敢十分嚴厲，固其所也。

商鞅不重孝弟誠信貞廉，老子有「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語，慎到亦謂「塊不失道，無用賢聖」。後人持論與之相近而意不同者，梨洲《明夷待訪錄》所云「有治法無治人」是也（梨洲之言，頗似慎到）。慎到語本老子。老子目睹世卿執政，主權下逮，推原篡奪之禍，始於尚賢。《呂氏春秋·長見篇》云：「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尚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蓋尊賢上功，國威外達，主權亦必旁落，不能免篡弒之禍；親親尚恩，以相忍為國，雖無篡弒之禍，亦不能致富也。老子不尚賢，意在防篡弒之禍；而慎到之意又不同。漢之曹參、宋之李沆，皆所謂塊不失道者。曹參日夜飲醇酒，來者欲有言，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李沆接賓客，常寡言，致有無口匏之誚；而沆自稱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此報國爾。蓋曹、李之時，天下初平，只須與民休息，庸人擾之，則百性不得休息矣。慎到之言，不但與老子相近，抑亦與曹、李相近。莊子學老子之術，而評田駢、慎到為不知道。慎到明明出於老子，而莊子詆之者，莊子卓識，異於術法二家，以為有政府在，雖不尚賢，猶有古來聖知之法，可資假借。王莽一流，假周孔子道，行篡弒之事，固已為莊子所逆料。班孟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殊途同歸。」是故《詩》、《禮》可以發冢，仁、義適以資盜。必也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有國者欲永免篡弒之禍，恐事勢有所不能。日本侈言天皇萬世一系。然試問大將軍用事時，天皇之權何在？假令大將軍不自取其咎，即可取天皇而代之，安見所謂萬世一系耶？辛伯憂兩政耦國，《公羊》譏世卿擅主，即如其說，遏絕禍亂之本，亦豈是久安長治之道？老子以為不尚賢則不爭，然曹操、司馬懿、劉裕有大勛勞於王室，終於篡奪，固為尚賢之過；若王莽無功，起自外戚，亦竟篡漢，不尚賢亦何救於爭哉？若民主政體，選賢與能，即尚賢之謂。尚賢而爭宜矣。

是故論政治者，無論法家、術家，要是苟安一時之計，斷無一成不變之法。至於絕聖棄知，又不能見之實事。是故政治比於醫藥，醫家處方，不過使人苟活一時，不能使人永免於死亡也。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因景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改名絳，別號太炎，浙江餘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