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大紀實連載 —第一章：遲來的春天

胡風（19O2～1985），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湖北蘄春人。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展開過批評，發生過論爭，胡風堅持自己的觀點。1954年向中共中央寫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被捕入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歷史上的一樁非常事件，它從1955年始發，至1980年徹底平反。運動中，全國有2100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審查，其中逮捕92人，隔離72人。正式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絕大多數人在鐵窗里度過了冤案歲月。《白色花劫》一書，是作家林希記述「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家林希是當時胡風案蒙冤者之一，彼時只有19歲。現在，他依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收集了大量相關資料，採訪了眾多當事人，歷時3年，完成本書。第一章：遲來的春天1980年的春天，中國大地一片春意盎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使人們開始反思中國近幾十年走過的道路，也更使人們開始正視左傾錯誤所造成的重大失誤，多少年來，慘遭迫害的廣大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歷史與時代所經歷過的曲折與坎坷。此時此刻，還在工廠里做一名生產管理員的我，看著社會上熱火朝天的討論，雖然也心潮澎湃，但我畢竟還因遠離社會，而不能步入思想解放的巨大洪流，更無從發出自己的聲音。我的右派分子冤案，是在1979年得到平反的，工廠黨委的一個幹部，把我喚到辦公室去，通知我說，根據上級的精神，對我的右派問題給予撤銷。也沒說什麼對不起的話，也沒表示歉意，就是極不心甘情願地通知我說，原來定的右派，現在不算了，而且，因為我已經25年沒有調過工資，這次工廠決定給我長一級工資，由原來的62元，長到70元，並說這並不是對我的什麼補償，右派問題是沒有補償的，搞錯了，改正過來就是了。工廠還通知我說，原來定我右派的檔案，已經全部銷毀了，今年再填寫什麼表格，不要寫曾經被定為什麼右派分子了。就是如此，雖然不算隆重，但我也已經得到解放了，長達20多年的右派冤案，就這樣一筆勾銷了，也沒在任何場合為我恢複名譽，也沒提我這些年所受的委屈。至於送農場改造，似乎也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已經給你平反了，你還想怎麼樣呢？而且，這僅僅是說我的右派得到了徹底平反，至於我的「胡風問題」，工廠黨委還沒有說一個字。當然，我自己也明白，胡風問題不可能和右派問題一起解決。不是右派分子了，可是依然還是「胡風分子」，因為當初我是以「胡風分子」加右派分子雙重的身份，被送到農場去的。從農場放回來，是因為當初送我去農場時，並沒有公安局正式的逮捕、判刑材料。我一不是判刑，二不是勞動教養，公安局幹部最後告訴我說，在農場里，我算是代管。我不明白什麼是「代管」，「代管」也是「管」，殺、關、管，更是一個專政對象，後來據說公安局不收代管了，這樣才把我放出來。無論工廠願意不願意收我，我還是又被送回到工廠來了。從農場回到工廠之後不久，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從此我又開始了長達10年的屈辱人生。造反派和保守派在打派仗之後，卻又一致對我進行無情鬥爭。（他們雙方比誰最忠於毛主席，看的就是誰對我斗得最狠）。造反派斗我的時候，在我的脖子上掛一塊磚頭，而保守派在斗我的時候，卻在我的脖子上掛兩塊磚頭。這樣保守派就得到「對待敵人像秋風橫掃落葉」的美稱。於是造反派立即對我再次鬥爭，這次他們雖然還在我的脖子上掛一塊磚頭，但是掛磚頭的麻繩已經換成細鋼絲了，只掛了一會兒時間，我的脖子後面就流出了鮮血，他們果然表現出了無產階級對於階級敵人的深仇大恨。過去無論是在工廠，還是在農場，人們都是把我的「胡風分子」身份看得比我的右派分子身份嚴重得多。對於右派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人們還認為不過就是多說了幾句話，甚至在農場改造時，一個沒有文化的「隊長」，還在幫助右派改造的學習會上說過：「當初我也是搞不通，不是讓人們說話嗎？怎麼人家說了話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了呢？」當然，隨後他又說明這不過是他一時的糊塗認識，後來認識到右派分子們的反動本質，他也才對右派分子有了仇恨。但是右派分子畢竟還是思想問題的成分重，再至於我的「胡風分子」身份，那就不是思想問題，而是「行動」問題了。從一開始因「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受審查，我就被告知我的問題是阿壠對我進行特務拉攏，而阿壠又是一個國民黨軍官，所以本質上，我的問題是和現在跑到台灣島去了的國民黨反動派有著直接關係的。所以，從運動一開始，就是公安局的幹部和我直接「談話」，也是公安局的幹部審查我的問題。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問題呢？結論十分清楚，在反胡風運動的當時，我就被「幫助」得提高了認識。人民出版社在彙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三批材料的一本小冊子的序言中寫道：「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這個反革命派別和地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他們隨時隨地尋找我們的缺點，作為他們進行破壞活動的借口。」這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本質，而我既然被定為是「胡風分子」，這就說明，我已經成了這個反革命集團里的一個成員：雖然我不是國民黨特務，也不是托洛斯基分子，還不是反動軍官，更沒有做過共產黨的叛徒，但我是這個地下王國的「臣民」，我的任務就是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儘管那時我只有19歲，又只是一個正在準備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但「實質」上，「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重要成員阿壠，卻正在對我進行特務拉攏，而我的學習寫作，其目的卻在於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事情確實是到了荒唐的極端，但是這卻是無情的事實，在長達25年的時間裡，我就是被人們看作是一個妄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分子的。直到1966年對阿壠進行審判的時候，定給阿壠的罪名就是陰謀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把我拉到法庭上要作證的「事實」，也是阿壠拉攏我一起妄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和阿壠，一個是作家，一個是中學生，但是我們卻在干著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勾當，如果阿壠和我不是瘋子，那麼一定是有人在發瘋。我們發瘋是罪行，有的人發瘋卻是真理，更是法律，所以根據客觀存在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我就參與了一場目的在於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活動。那麼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把我視為異類，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如此，到了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之後，「胡風分子」的問題還沒有平反，在我身上留的尾巴，比剛剛剪掉的尾巴要嚴重得多。工廠里雖然不再把我當作專政對象看待，但我的政治權利還遠沒有恢復，這其中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我還沒有發表作品的權力。但是，已經有了種種的傳言，說是胡風問題也開始著手解決了，如何一個解決的辦法？解決到什麼程度？還得不到任何消息。恰在此時，和我在天津同時被定為「胡風分子」的一位作家余曉，給我寫來了一封信。在信中余曉告訴我說，自從1957年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之後，他也是和我一樣被送進了勞動改造農場，後來從農場放出來，又被「下放」到農村安家落戶，如今還一個人住在天津郊區的一個小村子裡。按照余曉告訴我的地點，我乘郊區長途汽車去農村看他，至此，失掉聯繫長達20年之久的老朋友，才重新見了面。在農村見到余曉，自然要說到胡風問題。據余曉告訴我說，天津已經成立了專案組，正在著手調查天津「胡風分子」們的情況，至於如何解決，現在還沒有說法，一切都要等中央文件。不過據我們一起猜測，情況只會向好的方向發展，總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永世也休想翻身了。但此時此刻，余曉和我的想法，還在於要澄清我們並不是「胡風分子」，而從來也不敢想「胡風反革命集團」問題會得到徹底平反。因為按照當時兩個凡是的原則，「胡風反革命集團」是毛主席定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種種「按語」也早收在了《毛澤東選集》裡面，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思想學說，所以「胡風反革命集團」徹底平反的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果然沒有過多久的時間，就有人到工廠找我來了，找我的人說是專案組的成員，也不是通知我什麼精神，就是只了解一下我的情況，我想這可能是先落實一下當年的「胡風分子」還剩下了幾個人，看我是不是還活在世上。看到我確實還活著，這樣，專案組的人就告訴我說，胡風問題中央還沒有文件，但是他們想先把我解放出來，因為我確實和「胡風反革命集團」沒有任何聯繫。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中，我是最好解決問題的一個，但是就是這樣，也要等中央的精神。他們既不告訴我未來一片光明，也沒說只許我老老實實，不許翹尾巴的話，至少不再是對待階級敵人的態度了，甚至臨別的時候還和我熱烈地握手，和我說了許多類如注意身體的話，一時感動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是，這次專案組的幹部來過之後，好長好長時間，又一點消息也沒有了。到了1980年的夏天，一天晚上，余曉突然找到我家來了。余曉告訴我說，他已經被文聯從農村接回來了，說是文聯領導說了，無論問題如何解決，總不能再在農村住下去了，先接回城來，等中央精神下來之後，再做安排。直到1980年的8月，我才得到正式通知，說是我的「胡風分子」問題將得到徹底平反，而且不僅僅是我一個人將得到徹底平反，全部「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都將得到平反。於是工廠開始通知我不必再到工廠「上班」來了，讓我在家裡等候安排，作家協會的人事幹部也通知我說，工作問題正在著手安排，還徵求我的意見，想做什麼工作。進入9月之後，我辦過了種種手續，就離開工廠回到作家協會來了。感激編輯部的老主編萬力同志，據說當作家協會領導向他說林希原來是由編輯部送走的，今天落實政策還要回到編輯部來的時候，萬力同志當即就表示歡迎我回到編輯部來，而且還說讓我好好休息一段時間，什麼時候願意參與工作了，就什麼時候到編輯部來工作。回到協會之後，發給了我400元的安家費。拿著這400元錢，我激動得不知道如何是好，這許多年，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多的錢。從財務室領到400元錢後，一口氣我就跑回家裡，還沒有進門，就上氣不接下氣地對我愛人說：「咱有錢了。」我愛人說，這400元錢，千萬不要亂花。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到銀行，辦過了存款手續，從此，我們有了第一筆存款。真是好事一件接著一件地就來了，領到400元安家費之後，文聯又給我調了工資，在工廠時後來給我長了一級工資，回到文聯之後，又由原來的每月70元，調到每月72元。問題不在於每個月長了2元錢，問題的重要在於，從今之後，我又算是一個文藝幹部了。72元是文藝12級，我又享受到文藝人才的待遇了。1980年的冬天，天津市委宣傳部正式開會給原來被定為「胡風分子」的同志平反。早早地我們十幾個人就趕到了市委大樓，被讓進一間會議室，許多原來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互相認識說了一些寒暄話，隨後一位副部長走進會議室，說是開會了。這位副部長說，本來今天的文件是應該由正部長宣讀的，但是不巧，正部長今天有點重要的事情，於是他就不來了。隨後這位副部長就一一地宣讀了文件。輪到宣讀我的文件時，副部長拿著文件，一字一字地讀道：「中共天津市委關於撤消侯紅鵝同志『胡風分子』問題的決定：1956年，原天津市反胡風運動五人領導小組關於侯紅鵝定為『胡風分子』的決定撤消。1980年1月1日。」完了，長達25年的冤案，就在不到1分鐘的時間裡不復存在了。宣讀過文件之後，這位副部長向大家看了看，只說了一句話：「這些年，大家委屈了。」於是散會，大家就從會議室里走出來了。好在市委離文聯機關很近，我和余曉一起走著，雖然我們已經得到了徹底的平反，但是此時此刻我們的心情比當初被定為「胡風分子」的時候還要沉重。我們被當成階級敵人吃盡了人間所有的苦，不說一句致歉的話，只開了一個會，幾乎不到1分鐘的時間，就恢復黨籍、恢復待遇、恢復原來工作了。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此負有任何一點責任，沒有任何一個人對此感到一點內疚，我們還被囑咐要放下包袱，今後努力工作，把失去的大好年華補回來。就是走在路上，一種想法萌生在我的心間，我要說話，我要把這一事件原原本本地向人們揭示明了，否則才真是我們又欠下了歷史的重債。不可能有人解釋這一切發生的原因，也不會有人出來說明這一事件的真相。整胡風問題時，人們那樣賣命，而到了為胡風問題平反的時候，人們又是如此地不情願。我們並不希圖有人對這一事件說出致歉的話，我們只是要向人們說清楚，何以就發生了這一場踐踏人權、踐踏真理、踐踏法律、踐踏國家尊嚴的可怕事件？如果作為一個當事人還不肯對此說得明了，那麼今後還有誰會出來伸張正義，更還有誰會勇敢地站出來揭示這一切的原委？正是懷著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我開始了自己的工作。我立志要把「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真實情況告訴每一個人，不是為了獲得同情，只是為了不能重演歷史的悲劇，為了我們未來的光明歲月，更為了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尊嚴。「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政治歷史上的一樁非常事件，它自1955年始發，到1980年平反，時間長達25年之久。運動中共有2100人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審查，其中被捕92人，隔離72人，停職檢查73人，到1956年正式被定為「胡風分子」的72人。對於這一嚴重的事件，我們必須揭示他的深層原因。沿著歷史的脈絡，讓我們去追尋這一事件的真實。第二章：「我是初來的」我是初來的海邊有拾貝的少女我是初來的我最初看見從遼闊的海的彼岸所升起的無比溫暖的、美麗的黎明---它純潔的白光照著少女彎曲而裸赤的身體我是初來的我最初看見生活在海邊的所有的漁民掮著槍在海里捕魚他們是深愛著這海而且準備殺戮侵犯這海的敵人這海是養育了他們幾代的母親我是初來的我最初看見黎明照在少女的身上照在漁民的身上一九三九年收編在胡風同志主編的《七月詩叢》中，書名為《我是初來的》一冊詩集，是詩人鐘的作品，其中《我是初來的》一首詩作，體現了七月派詩人、作家們的藝術觀。這些詩人、作家在創作上自覺地以魯迅為師，堅持現實主義的道路，對中國傳統文化既有所批判、又有所繼承，而且又能以魯迅先生為榜樣，對於進入20世紀以來西方出現的推動世界進步的新思潮能夠有所借鑒、有所吸收。七月派詩人、作家群體的出現，以及在日後民族救亡和民族解放的鬥爭洪流中，七月派詩人、作家在藝術創作上的探索與建樹，確實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現象。一部分有才華、有個性的詩人、作家能在民族解放共同的追求中各自以自己的作品參與這一場偉大的鬥爭，廣大讀者群能夠長期被這個詩人、作家群體的藝術魅力所吸引，並從中獲得精神力量，這在中國文學史上，以至世界文學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現象。它早已在中國人民的政治鬥爭、精神生活和文學事業上佔有了極重要的地位。而七月派詩人、作家群體的出現，更是以胡風同志創辦《七月》雜誌為標誌的。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不幸逝世，使中國新文學運動失去了旗手。魯迅先生去世後不久，國際、國內政治、軍事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待到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爆發，平津失陷，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佔我國領土，全國人民同仇敵愾，組成了全國抗戰的統一戰線，沉睡的中華民族在外虜的入侵面前醒來，以自己的血肉築成抵禦帝國主義侵略的鋼鐵長城，中華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鬥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情況下，原來聚集在上海的中國進步文化力量也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面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南下，大片國土淪喪，上海已陷於一片戰火之中，上海已不可能再有正常的文化事業；另一方面由於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新的政治局面，文化工作必然要隨之出現一個新的布局。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同志去了延安，到根據地去從事文化工作，根據中央的需要，周揚、艾思奇等一些同志到延安去了。另外還有一大批人隨著抗日戰線的南移，紛紛向大後方轉移，這樣，夏衍、田漢、老舍、胡風等一些同志先是到了武漢，後來又到了重慶。自然，此外還有人去了香港、桂林。鄭振鐸先生出於種種考慮、仍然留在上海。應該說，中國進步文化力量儘管在新的形勢下形成了一個新的格局，但就整體而論，它仍團結在爭取進步、抗日救國的共同旗幟下，在思想信仰和藝術追求上並沒有出現分化現象。因為在當時情況下，革命與不革命不是以去延安和去重慶來區分的，重慶依然有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同志直接過問這裡的文化工作。當時無論是在延安，還是在重慶，大家都有著共同的政治責任感，也都有相同的革命者的自豪感，而且就這一點而論，置身於國統區的同志們還更為明顯。大批進步文化人轉移到重慶、漢口之後，立即開展了抗戰文藝活動，一時之間，重慶的演劇、電影、音樂等藝術活動極為繁榮。與此同時，許多作家開始籌辦出版刊物，在相繼出現的一些文學刊物之中，以作為全國文協機關刊物的《抗戰文藝》和胡風同志主辦的《七月》最為活躍，也最有影響。《七月》雜誌原於1937年9月11日創辦於上海，為周刊，只出過三期，胡風離開上海後於1937年10月又在漢口出版，編輯人胡風，發行人熊子民。當時「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未及3個月，《七月》雜誌便以鮮明的政治態度出現在讀者面前，一方面她鼓舞全國抗日軍民的鬥爭激情，另一方面她也必然地吸引了一大部分強烈要求抗日的鐵血青年。所以，《七月》從一誕生就受到了社會的重視。《七月》雜誌的《發刊詞》是胡風同志親自執筆的，在這篇題為《願和讀者一同成長》的發刊詞中，胡風同志寫道：「有人說，到這樣的緊急關頭，應該放下筆來。然而，我們沒有。不但沒有，為了得到用筆的機會，還不得不設法越過了種種的困難條件。」「中國的革命文學是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同受難，一同成長。鬥爭養育了文學，從這鬥爭裡面成長的文學又反轉來養育了這個鬥爭。」在談到《七月》雜誌的使命時，胡風同志寫道：「我們以為：在神聖的火線後面，文藝作家不應只是空洞地狂叫，也不應作淡漠的細描，他得用堅實的愛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動著的生活形象。在這反映里提高民眾的情緒和認識，趨向民族解放的總的路線。文藝作家底這工作，一方面將被壯烈的抗戰行動所推動，所激勵，一方面將被抗戰熱情裡面涌動著成長著的萬千讀者所需要，所監視。」《七月》雜誌的發刊詞不僅就一個刊物的品格、方針作了闡述，更重要的是這個發刊詞充分體現了胡風同志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根本原則。以胡風同志豐富的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為依據，在這篇發刊詞中，胡風同志強調了他個人所一貫主張的「藝術和現實人生的一致」，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當時，作家要以「堅實的愛憎」對「蠢動著的生活形象」作「真切的反映」，這和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創作實踐是完全一致的。應該說，中國革命作家的根本共同性，就在於對「五四」精神和魯迅精神的繼承與堅持。最初在《七月》雜誌上發表詩作的是艾青和田間。艾青同志是中國新詩運動的奠基人，是民主鬥士，更是民族解放事業的號手，在《七月》雜誌創刊之前，他的詩作已經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與崇敬。但是，無可迴避的事實卻是，就在詩人艾青以他最初的歌唱走進詩壇的時候，當時的中國詩壇和文壇，卻有人故意無視艾青詩作的藝術魅力。這時，正是胡風以他的文章《吹蘆笛的詩人》，向文壇、詩壇，更是向廣大的讀者，鄭重地推出了艾青這樣一位重要的詩人。在這篇文章中，胡風寫道：「這裡」，「我想介紹一位詩人。這詩人署名艾青」，「因為我讀著《大堰河》，感受了詩人底悲歡，走進了詩人所接觸的所想像的世界」，「艾青底詩使我們覺得親切，當是因為他縱情地而且是至情地歌唱了對於人的愛以及對於這愛的確信」。胡風的評價，充分地肯定了艾青的文學地位，也幫助讀者認識了艾青和艾青的詩。在長期艱苦的抗日鬥爭歲月里，以《七月》雜誌和七月社為陣地，一方面是胡風同志發現、團結了一批革命青年作家，另一方面是一大批革命青年作家受到《七月》的感召而主動接近了《七月》。他們當中有的在大後方從事進步的文化工作，有的戰鬥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有的在公開的抗日戰線中，有的在秘密的地下從事艱險的革命活動，有的那時還在大學讀書，還有的是未成年的中學生。「七月派」重要詩人綠原同志，對此曾概括地寫道：「對於這一批文學青年，詩不可能是自我表現，不可能是唯美的追求，更不可能是消遣、娛樂以至追求名利的工具；對於他們，特別是對於那些直接生活在戰鬥行列中的詩人們，詩就是射向敵人的子彈，詩就是捧向人民的鮮花，詩就是激勵、鞭策自己的入黨志願。」①《七月》雜誌和七月社不僅團結了一批詩人，同時她還團結了一批小說家、報告文學作家和理論家。在小說家中，路翎同志是有才華的一個，他的早期作品就是由胡風同志向社會推薦的；報告文學作家有丘東平同志和兼寫報告文學的詩人阿壠；理論家中有阿壠和呂熒。《七月》雜誌和七月社在大後方開展抗戰文藝工作，其處境是十分艱難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同時還要面對舊中國的黑暗統治。在這方面，《七月》雜誌和七月社所團結的作家和詩人們是有清醒意識的，這些作家和詩人是將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和開展民主鬥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的。就這一點而論，胡風同志所實踐著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就體現出了它的深刻社會含意，其中如路翎的小說《飢餓的郭素娥》等，就其主題內涵而論，就遠不是什麼「國防」二字所能包括得了的；阿壠的《第一擊》和後來才出版的《南京血祭》，早已將民族危機和對人民解放的呼喚融為一個整體觀念。在這一時期胡風同志本人的詩作，就已經在謳歌：「在今天／被辱的／祖國上／仇人虎集／仇人虎踞，／在今天／被辱的／祖國上／好兒女／吼聲如海／流血成渠，／」同時，胡風同志還無情地鞭笞了那種在民族危亡時刻「忘不掉／「權位」／耽心著／「享受」／吝嗇著／力量／收藏著／手腳／」的腐敗政治現象。這就是作為抗戰文藝組成部分的「七月」作品所具有的深刻社會主題，她超越了當時的「國防」需要，而步入高層次現實主義的藝術範疇。在政治方面，作為《七月》雜誌和七月社的主持人，胡風同志和黨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當時周恩來同志住在重慶主持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當時他日常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和大後方文化界保持密切聯繫，從而體現黨對抗戰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領導。胡風同志多次向周恩來同志彙報過個人的思想和工作情況，並得到了周恩來同志的具體指導。當時漢口八路軍辦事處設有一個文化領導小組，由吳奚如同志任小組長，他當時是周恩來的秘書，《七月》雜誌和七月社的情況是由吳奚如同志親自過問的。《七月》雜誌除發表在大後方堅持鬥爭的詩人、作家的作品外，還發表根據地作家的作品。當時丁玲同志在延安，她從延安寫信給胡風，並介紹了延安一些作家的作品給胡風。胡風同志將丁玲的信和這些作品都在《七月》上發表了，這其中就有詩人魯藜的詩作《延河散歌》。這些作品，經由黨的地下交通關係轉出去後，魯藜同志去了前線，直到作品發表一年之後，魯藜同志才見到刊物。當時魯藜同志和胡風同志沒有任何個人聯繫，《七月》雜誌只是將為根據地作家提供發表作品的陣地，作為自己的應盡職責。《七月》雜誌以鮮明的政治立場和藝術個性，團結了廣大的讀者，其中也包括當時延安的中央領導。毛澤東本人於1938年5月28日讀完由胡風托劉雪葦轉贈給他的《七月》雜誌後，寫信給劉雪葦說：「我已看了《座談會紀錄》（指《七月》第三集第一期上所發表的由胡風整理的七月社召開的作者座談會紀錄：《宣傳、文學、舊形式的利用》），很喜歡，如有新的，請續寄給我。」由於《七月》雜誌和七月社團結著一個穩定的作者群，由於這個作者群的成員當時都處在創作生命力最活躍期，由於對當時社會產生過深刻影響的一批小說、詩歌作品都產生於這個作者群的成員手中，於是，後來人們便稱這些詩人和作家為「七月派」。這個藝術流派越來越受到社會的矚目，在當時抗日鬥爭的社會生活中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一些藝術流派，如「新月派」，「太陽社」和「創造社」，這些流派雖由一些志同道合者結合為社，但因為沒有出現作品的「流」，所以沒有形成為「派」。也有些人想以自己為核心創造一個流派，但大多失敗了。有一個「鴛鴦蝴蝶派」，不是藝術流派，其中另有更隱諱的含意。而「七月」派的出現，卻出乎被視為是「七月」派成員的意料。「七月」派的出現，「充其量只能說，他們各自進行了誠實而艱苦的探索，並由於氣質和風格相近，逐漸形成了一個相互吸引、相互感染、相互激勵前進的流派，這倒是他們始料所未及的。」（綠原：《白色花序》）「七月」派作家群成員的相互吸引，首先是嚴肅人生追求和高度社會責任感的相互吸引。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鐵蹄踐踏了祖國大地，血與火的現實喚醒了一個沉睡的民族，在民族存亡的生死關頭，全民族奮起誓以我們的血肉築起新的長城。而作為和全民族一同覺醒的青年知識精英，他們當自會對民族災難作更深刻的思考，他們將跨越過民族自衛戰爭的思想高度，而去追求民族強盛的更遠大的目標。作為「五四」精神直接發展成果的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從一誕生就以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作為自己最高的歷史使命，而「七月」派作家群的成員，正是在無產階級革命戰爭事業的旗幟下相互吸引在一起的。他們自覺地以魯迅為師，魯迅精神、「五四」精神是他們最高的精神力量，所以他們嚴肅的人生追求又是以無產階級鬥爭的信仰為內容的。在「批判」胡風同志文藝思想的時候，林默涵同志斷言胡風「始終離開階級的觀點，看不到各種不同的現實主義的階級性」。關於現實主義階級性問題，涉及到極複雜的哲學和文學理論，但就「七月」派作家群成員的作品而論，無論是路翎的小說，丘東平和阿壠的報告文學，還是綠原、牛漢、魯藜等一大批詩人的作品，如果林默涵同志從這些作品中還看不到「階級性」，恐怕那個「階級性」對於文學來說就過於抽象了。然而不幸的是，七月派詩人、作家群體的存在，也使一些人感到不安。大敵當前，民族國家尚在生死存亡的最後鬥爭中掙扎，一些人就開始對七月派詩人、作家群進行指責，一次一次竟置國家民族生存解放的大是大非於不顧，一定要對這個藝術流派的詩人、作家羅織罪名，視為異己。可見一種可怕的不安全感已經使某些人很不安寧。①綠原：《白色花序》，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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