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語言是一種符號」，這一命題聽上去很容易接受，但仔細一想，卻也引發出一個十分複雜的 現代學科分類問題。我們知道，語言是語言學的研究對象，但作為符號現象之一，它又是符號 學的研究對象。那麼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呢?關於這個問題，學者和專家們眾說紛紜，意見不一。總的說來，有關語言學與符號學關係的論 述可以分為兩大種。一種觀點認為這兩個學科之間是從屬關係，另一種觀點認為它們之間是平 級關係。從屬關係可以被進一步分成兩類。一部分人把符號學看成是包含語言學的母學科，而另一部分 人則把語言學看成是包含符號學的母學科。堅持符號學包容語言學的學者人數更多。他們認 為，符號的意指活動無所不在，而符號學的研究範圍也無所不包。既然語言是眾多符號現象中 的一種，那麼專門研究這一現象的語言學理所當然是普通符號理論的一個分支。究其根源，首 先提出這一觀點的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他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明確指出：語言是表達思想的符號系統，因此，它類似於文字、聾啞語字母表、象徵儀式、社交禮 節、軍事信號等等，只不過語言是這些系統中最為重要的一個。 我們可以考慮建立一門研究社會中符號生命的科學；它將是社會心理學的一部分，因而也 是整個心理學的一部分；我把它叫做符號學 (Semiology, 來自希臘語 semeion 「符 號」)。 符號學將闡明符號由什麼構成，符號受什麼規律支配。因為這門科學還不存在， 誰也說不清楚它將是什麼樣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權利，它的地位預先已經確定。語言學僅 是這門普遍科學的一個分支。符號學所發現的規律將適用於語言學，語言學也因此獲得它 在人類知識領域裡的確切位置。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Open Court 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15-16 頁。雖然索緒爾沒有就這兩門學科的關係作更多的論述，但他作為現代語言學和符號學之父的地位 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後來的學者們紛紛接過索緒爾上面這段話中的暗示，並努力將他 的理想變成現實。當代著名符號學家托馬斯·西比奧克 (Thomas Sebeok) 這樣說：「語言學 在結構上，而不是在功能上是符號學的一個獨立分支，符號學的其餘部分研究各種非語言的意 指和交際系統。」西比奧克：《符號就是符號》，印地安納大學出版社1991 年版，第66 頁。 為具體說明這一問題，西比奧克列舉了以下10 種意指情形：1) 一位放射學家在某病人的X 光照片上發現一片陰影，並診斷其為肺癌。2) 一位氣象學家察覺到氣壓的上升，並以此為根據作出明日的天氣預報。3) 一位人類文化學家注意到某原始部落成員的一組交換禮儀，並由此獲得關於該部落的政 體、經濟和社會組織的認識。4) 一位法語老師舉起一張畫著馬的圖片，她的美國學生說「horse」, 老師搖了搖頭，讀出 「cheval」。5) 一位歷史學家看到某位前總統的手跡，並由此而獲得關於她的研究對象的新認識。6) 一位克里姆林宮觀察家觀察到某個政治局委員在五一慶典上與黨總書記靠得很近，並由此 猜測該委員現在所處的政治地位。 7) 在審判時有人拿出相關的指紋作證，被告因此而被判有罪。8) 一位獵人在雪中發現幾組由尖蹄利爪留下的長方形動物足跡，前蹄足跡長 15 厘米，寬 13 厘米，相應的後蹄足跡長 15 厘米，寬 11 厘米，沿途還有柱狀的動物糞便，20 到 30 毫米 長，15 到20 毫米粗。獵人猜測在他的前方很可能有一頭雄的駝鹿在行走。9) 某人發現一條狗正對著他狂叫，那條狗抬頭伸頸，齜牙咧嘴，兩隻耳朵朝前豎立。這人由 此得出自己面臨攻擊的結論，並採取躲避行動。10) 一隻雄孔雀向一隻等待配偶的雌孔雀開屏，雌孔雀立刻蹲下，交配開始了。儘管上述情形中的細節(背景、角色及其他要素)各不相同，但西比奧克認為我們應該把它們當 作同一類事件來處理，因為在所有這些表象的背後有著一個共同的東西，即符號的意指活動 (semiosis) 。 他 進 一 步 解 釋 道 ， 符 號 意 指 活 動 的 最 高 層 次 是 人 類 符 號 活 動 (anthroposemiosis), 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語言的使用，這一點已經成為幾乎所有人的共識。需 要指出的是，人類在同物理環境打交道的時候，也離不開符號的功用：低氣壓和烏雲向我們預 示暴風雨即將到來，並提醒我們應該對此作好充分準備；某個地點濃煙滾滾，並散發出強大的 熱浪，表明該地點剛剛發生過一場大火，因而是危險之地，不可輕易出入。其次，世界上任何 一種動物都具有他們獨特的符號系統。跟人類一樣，動物也必須與自己的同類和其他種類相互 合作才能生存，而合作又離不開對某種符號的使用。螢火蟲利用閃光進行種類內部的「對話」 是一個經常被人引用的例子，這種動物與動物之間通過某種固定的代碼傳遞關於身份、性別、 所在地點等多方面信息的活動被稱為動物符號活動 (zoosemiosis)。按照常規的解釋，只要某 物起到指代他物的功用，就構成符號意指活動。在上述例子中，雄性孔雀開屏，表示了它想交 配的慾望；某人類部落舉行特定的社交儀式，標誌著該部落的文明進化程度；講法語的人用 「cheval」 一詞，來指稱頭部小、面部長、耳朵直立、頸部有鬣、四肢強健、每肢各有一 蹄、善跑、尾部生有長毛、性情溫馴的牲畜；它們都是符號意指活動，因而屬於符號學的研究 範圍。參見西比奧克：《符號：符號學導論》，多倫多大學出版社1994 年版，第1-2 頁。把符號學看成語言學一部分的說法似乎比較極端，但堅持這一觀點的人卻也為數不少，其中包 括法國符號學家巴爾特 (Roland Barthes)。按照巴爾特的解釋，除人類的自然語言以外，我 們至今還沒有發現任何其他複雜的符號系統。雖然許多物體(如圖片、服裝、人的行為方式等) 同樣具有意指功能，並在現實生活中起著很大的作用，但它們從來不是以獨立系統的身份來運 作的。就以視覺對象為例，有許多作品缺乏十分明確的指稱 ，需要附加文字說明來確認或者 重複它們的意義。類似的情況在電影、廣告、漫畫或者新聞攝影中也屢見不鮮。這表明，儘管 視覺符號在影視時代所起的作用比過去大得多，但話語仍然是人類文明的基礎。我們想像不出 某種能夠獨立於語言而存在的圖像或物體的所指，因為一旦對物體的意義進行思考，我們就不 得不進入語言。既然任何所指都必須在語言中找到對應，那麼所指的世界也就等於語言的世 界。換句話說，雖然符號學的起點可以是非語言成分，但它遲早還必須通過語言這一環節，或 者把語言當作分析其他種類符號的模式，或者將語言視為某一意指活動的組成成分和補充意 義。巴爾特據此得出結論：「我們現在必須面對顛倒索緒爾觀點的可能性：語言學不是普通符 號科學的一部分，甚至不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相反，符號學是語言學的一部分。」巴爾特： 《符號學要素》，燈塔出版社1970 年版，第11 頁。巴爾特堅持語言是進行符號學分析的惟一工具，這一點無可厚非。然而，這位法國學者在強調 語言符號的重要性時卻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事實上，非語言符號對語言符號的依賴並不等 於語言學應該兼并符號學。此外，時時處處用語言學的概念去描述非語言的符號，還犯有邏格 斯中心論 (Logos-centrism) 或語言中心論的嫌疑，這在當今的民主學術氣氛中是不可取的。與上面談到的從屬關係一樣，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間的平級關係也可以分為兩種，即平行關係和 交叉關係。有的學者認為，語言學和符號學各有專攻，兩者相互獨立，毫不相干。法國符號學 家吉勞 (Pierre Guiraud) 持的就是這一觀點。他在《符號學》一書的開頭聲稱：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系統的科學：各種語言、代碼、信號組合，等等。 根據這一定義，語 言是符號學的一部分。然而，人們一般都承認語言具有某種特殊和獨立的地位，這使得我 們能夠將符號學定義為對非語言符號系統的研究。我們在這裡採用的就是這一定義。吉 勞：《符號學》，魯德利奇和科根·保羅出版社1975 年版，第1 頁。除了吉勞所說的語言在諸種通訊手段中的特殊地位，以往的學術歷史也是一部分人將語言學和 符號學絕然分開的理由。長期以來，除一些表面的聯繫以外，這兩個學科基本上各行其是，不 大相互往來。它們各有自己國際性和地方性的專業組織，每年發表大量的學會通訊、論文、會 議文集和學術專著。儘管我們可以分別讀到有關語言學或者符號學的作品，但很少有人就這兩 門學科之間的可能聯繫和共同之處作出專門的論述。在符號學名下發表的著作一般議題廣泛， 很難被歸入某一專門的領域。從食品、時裝、算命到動物交際、動覺研究和市場營銷，這些課 題都屬於符號學的研究範圍，但它們似乎與語言或語言學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繫。換句話說，符 號學關注的更多是哲學、文學、藝術、社會學等方面的問題，這些領域與語言學沒有關係，至 少關係不大。從另一個角度看，語言學領域也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對於從事符號學研究 的人來說，這些作品又顯得十分狹窄和專業，而且它們往往像數學研究那樣拘泥於形式的表 呈，過分強調公式的換算。這種對語言形式的迷戀使得當代語言學主流遠離人類的交際現實， 從而激不起以意義研究為本的符號學家的興趣。不僅如此，無論是語言學研究，還是符號學探 索，雙方多年來都積累了一整套異常晦澀的專業術語，致使來自另一領域的學者大多都不知其 所云，有時甚至連同一領域的學者也常常因為理論背景的差異而無法相互溝通。這一事實在一 定程度上助長了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間的隔閡。應該指出，學科與學科之間的分工與合作關係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 形、義並重是語言學或其他任何一門人文學科的出路，而符號則是形、義結合的基本單位。這 種符號意識為溝通語言學與符號學這兩門獨立學科建構了一座橋樑。下面是托賓 (Yishai Tobin) 的一段話：目前在甲領域發表的著作大多對乙領域的學者缺乏吸引力。這不利於理解語言學與符號學 之間的聯繫。專門為語言學家和符號學家同時寫的書籍數量非常有限，它們也不一定著重 討論語言學與符號學的聯繫，換句話說，它們不著重討論符號這一語言學與符號學分析的 共同單位。因此，有必要寫一本完全以符號為中心的論著，以溝通這兩門相關的學科。托 賓：《符號學與語言學》，朗文出版公司1990 年版，第8 頁。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有不少語言學工作者開始將符號學視角引入他們的研究。他們或者以皮 爾士 (Charles Sanders Pierce) 的符號類型學說為基礎，重新劃分語句結構、文本種類及許 多其他語言學範疇，或者直接採納莫里斯 (Charles Morris) 的著名符號學模式，將語言研究 分為句法學 (syntax)、語義學 (semantics) 和語用學 (pragmatics) 這三大領域。我國學術 界比較熟悉的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韓禮德 (Michael Halliday) 也從符號學角度研究母語習得。 按照他的解釋，我們對現實的理解離不開將現實編成代碼的語義系統，這意味著社會現實(文 化)本身就是一幢富含意義的大廈--一種符號學的建構。為此，韓禮德把文本、文本種類、代 碼、語言系統以及社會結構作為他符號學語言理論的研究層面。以上是關於語言學與符號學之關係的四種觀點，其中語言學包容符號學和語言學與符號學互不 相干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這裡就不再多談。剩下的兩種關係現在仍各有許多鼓吹者，而且雙 方都固執己見，一直爭吵不休。我認為，如果拋開派別情緒作一番冷靜的思考，將語言學與符 號學看成相互交叉的平行學科的觀點更有道理。按照索緒爾上面引文中的解釋：符號學是一門 「研究社會中符號生命的科學」。這個定義雖然缺乏十分明確的外延，但卻揭示了符號學研究 的跨學科性質。符號意指活動的形態是多種多樣的。一般說來，符號可以分成兩大類，語言符 號和非語言符號，後者又可以進一步分為音樂符號、繪畫符號、建築符號、行為符號等等。因 為意指現象幾乎無所不在，許多理論家認為符號學的研究範圍「與所有的文化現象相等」 (coextensive with the whole range of cultural phenomena)。如果從這一立場出發，我們 得到的是下面這幅現代符號學版圖（圖１）：迪利 (John Deely)：《符號學前沿》，印地安 納大學出版社1986 年版，第xii 頁。

從表面上看，符號學似乎是下屬眾多學科的總和。一切自然與文化符號都可能成為符號學的研 究對象，它們同時也受到其他學科的專門關註：語言學研究語言符號；音樂學研究音樂符號； 建築學研究建築符號；行為科學研究身體語言等。但符號學並不等於語言學加音樂學加建築學 加行為科學……事實上，它與這些學科既有重疊，又有差別。例如，語言中的詞和句充當意義 的載體，它們不僅是語言學研究的內容，也是符號學關心的對象之一；單純的音素及其組合雖 然是語言學的合法考察內容，但符號學對此不一定感興趣。可見我們不應該把符號學簡單地看 成語言學的上級學科，它是莫里斯所說的「一種跨學科的事業」 (an interdisciplinary enterprise)。莫里斯，「符號與行為」，伊尼斯編：《符號學文選》，印地安納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178 頁。由此引發出另一個問題，即符號學的意義何在? 或者說，我們為什麼進行符號學研究? 要很好 地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符號學放到整個現代學術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歐洲文藝復興以 來，人類學術思想邁入了現代化的進程。隨著文化知識領域的迅速擴展和深入，希望同時把握 全部的自然和社會現象顯得越來越不可能或不切實際。換句話說，現代生活的形態要求人類對 智力勞動進行細緻的分工，這一分工具體表現為研究對象和研究方式的不斷分化，從而產生了 一系列的自然與社會科學學科。知識的專門化當然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但它也不可避免地 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學科與學科之間各行其是，互不相干。有時在甲領域 爭吵不休的問題，在乙領域卻早有被大家所普遍接受的社團共識。學科與學科之間缺乏相互了 解和溝通，自然會造成不必要的勞動重複和資源浪費。面對這一「過分專門化」 (overspecialization) 的現象，越來越多的學者深刻感到跨學科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符 號學就是應這一要求而產生的有效策略之一，它將一切形態的符號意指活動作為研究對象或觀 察角度，力求恢復學科與學科、理論與生活世界之間的聯繫和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講，符號學 的產生和發展出自現代知識結構的需要。正如李幼蒸先生所指出：「人們既要更準確地把握對 象，因而將其加以解剖，同時又要加強對各相關對象之間關聯的把握。這一過程與自然科學發 展的過程其實是一致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所謂跨學科現象，無非是出於研究精確化的需 要，對現有研究手段(諸學科方法)不斷加以調配組合，綜合運用，以擴大和增細對對象的描 述。符號學研究的跨學科特點首先指將各種傳統的研究對象加以微觀化和系統化的傾向」。李 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版，第9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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