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忘了回家的路》：放空之旅

時間：2015-10-30

其實眼前的風景永遠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也永遠有比現在更壞的時刻，但那些都不是我們的，跟我們有關的，只是當下，是用我們的眼睛耳朵鼻子看到的聽到的呼吸到的，也只有這一刻才會留在我們的記憶里。

一

我面前橫著一張長桌。

桌上鋪著黑絲絨的桌布，長桌兩側各有三把帶扶手的高背座椅，已經坐滿了人，只剩下正中的主位還空著。絲絨桌布上按座位間隔擺著幾瓶礦泉水，正上方懸著一盞水晶吊燈。這是在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市政廳的一間會客室里。

中方代表這邊分別是孟老師、我和本次拍攝的主人公楊佳。對面三把椅子上依次坐著瓦爾帕萊索旅遊局局長，當地發行量最大的「LaEstrella」日報主筆，孔子學院瓦爾帕萊索分校校長。女局長短髮紅裙，看起來非常幹練；主筆長了一張讓人過目即忘的臉；校長來自中國，皮膚紅糙糙的，些許謝頂，戴一副黑框近視鏡，穿著白襯衣灰西裝，打扮得像個20世紀80年代的村鎮幹部。

2015-10-30

其實眼前的風景永遠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也永遠有比現在更壞的時刻，但那些都不是我們的，跟我們有關的，只是當下，是用我們的眼睛耳朵鼻子看到的聽到的呼吸到的，也只有這一刻才會留在我們的記憶里。

一

我面前橫著一張長桌。

桌上鋪著黑絲絨的桌布，長桌兩側各有三把帶扶手的高背座椅，已經坐滿了人，只剩下正中的主位還空著。絲絨桌布上按座位間隔擺著幾瓶礦泉水，正上方懸著一盞水晶吊燈。這是在瓦爾帕萊索（Valparaíso）市政廳的一間會客室里。

中方代表這邊分別是孟老師、我和本次拍攝的主人公楊佳。對面三把椅子上依次坐著瓦爾帕萊索旅遊局局長，當地發行量最大的「LaEstrella」日報主筆，孔子學院瓦爾帕萊索分校校長。女局長短髮紅裙，看起來非常幹練；主筆長了一張讓人過目即忘的臉；校長來自中國，皮膚紅糙糙的，些許謝頂，戴一副黑框近視鏡，穿著白襯衣灰西裝，打扮得像個20世紀80年代的村鎮幹部。

所有人都在等市長，秘書說上一個會議還沒結束，讓我們先歇會兒，市長馬上就來。

這次拍攝工作由智利國家旅遊局牽頭，他們直接安排了今天的會面。可能按照以往跟中國團隊打交道的慣例，出面接待的智利官員級別越高，越能讓那些中國訪客感到滿意。看來智利人還不太了解中國國情，那些所謂的商務考察團只是借商務名義出國旅遊，如果有高級別官員接見，就能讓他們回國後的報告比較好看。但我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需求，因而這樣的見面會味同嚼蠟。長桌兩邊的人也覺得彼此之間沒什麼可以深入交流的話題，都在低頭玩手機。

站在一邊的市長秘書為了緩和沉悶的氣氛，給我們介紹起這間會客廳，他指著牆上掛著的幾幅等身肖像油畫說道：「他們是瓦爾帕萊索歷任市長。」聽到這句話，我如夢方醒地問秘書：「那裡面有沒有盧科博士？」秘書被這沒頭沒腦的問題搞暈了，恍惚了一會兒，才說道：「當然有，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當過瓦爾帕萊索市長。」

我之所以想起這個人，是因為格瓦拉曾在《摩托日記》里提到過他，進而想到格瓦拉當年也曾來過瓦爾帕萊索的市政廳！1952年，格瓦拉和阿爾維托醫生從阿根廷來到智利，他們打聽到在遙遠的復活節島上有個麻風村，而時任瓦爾帕萊索市長的盧科博士正好還兼任復活節島之友協會會長，格瓦拉希望會長能幫助他們上島參觀麻風村。盧科博士在他那堪稱豪華的辦公室里接見了格瓦拉和阿爾維托，他說這個計劃不可能實現，因為唯一前往復活節島的輪船已經開走了，年內不會再有第二班。

時隔60年，在同一座城市的市政廳里跟市長見面（雖然是不同時期的），這一點點和格瓦拉之間的交集讓我一下子找到了這次無聊會面的意義。

正在我思緒亂飛的時候，現任市長卡斯特羅先生已經大踏步走進會客廳。他走到主位前還沒落座，先用手抹了一下額頭，可上面並沒有汗，他在用這個小動作告訴大家他真的很忙。

市長45歲左右，他面龐光潤，沒有皺紋，看面相頂多40歲，可他的滿頭白髮又只有年過半百的人才能擁有，於是我一折中，就猜他45歲。他握手時手勁很大，講話時聲音洪亮，笑起來時露出兩排白森森的牙齒，一看就是個標準政客，什麼人都能敷衍那種。

這樣的見面會向來沒有實質內容，市長說：「歡迎你們來智利，中國和智利兩國人民一直友好相處。」——離那麼遠，想打仗也打不起來啊——「我代表瓦爾帕萊索全體市民歡迎你們的到來。」說出來的話滴水不漏，可一攥又全是水分。

孟老師向市長介紹我時，特意提到我這次來南美打算重走格瓦拉的《摩托日記》之路。這句話沒引起市長的注意，倒是引起坐在對面的日報主筆的興趣，他一反剛剛一言不發的常態，連著問了我幾個問題。可能他終於找到一個值得下筆的選題，要不然只寫「今天卡斯特羅市長跟一個中國攝製組見面」這種毫無營養的廢話，得寫多少句才能湊夠發表字數啊——顯然今天他是帶著發稿任務來的。

眼看約定的半小時會面時間馬上就要結束了，我在心裡長舒一口氣。這時主筆提議讓我和市長拍張合影作為轉天報紙的壓題圖，他構思的畫面是把我和市長放在前景，背景是一輛穿城而過的無軌電車——那是瓦爾帕萊索的城市名片之一。

市政廳正對著的大馬路上每天都有無數電車經過，可一等它就不來了。市長有點不耐煩，十分鐘里看了三次手錶。終於等到一輛扎著兩條朝天辮的無軌電車，當攝影師調好光圈焦距，又指導我和市長擺出親切友好的姿勢，可電車卻沒等攝影師按下快門就唰地一下開走了。市長沒有耐心再等下一輛，就讓攝影師擺拍了兩張不帶背景的特寫照片，然後再次露出他那模式化的笑容，這次卻是送客的意思了。

那天我從阿根廷到智利巴拉斯港後沒有停留，連夜坐長途車來到首都聖地亞哥。孟老師作為總導演領銜的攝製組也在那天上午抵達。在酒店會合時我發現孟老師的頭髮又白了一些，想起我們已經有一年多沒見。生活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也真夠悲哀，平常大家都忙忙忙，見個面還要飛半個地球。導演韓經國我也認識，不僅是我的老鄉還是老相好，他曾幫我剪輯過一段關於極光的視頻。

孟老師把工作證明交給我，我捧著它，就像捧著一張聖旨。顧不上洗澡補覺，我馬不停蹄地第四次來到秘魯簽證處（智利三次，阿根廷一次）。這次換了一位簽證官，但態度依然隨和。他翻完我的資料後只問了一句：「你去秘魯幹什麼？」我的回答也只有一個地名：「馬丘比丘。」他笑了，看起來這個答案讓他非常驕傲，然後遞給我一張黃色的小紙片，上面寫著「智利國家銀行，35000比索」。我疑惑地看著手中的紙片，不明白什麼意思，趕忙追問簽證官：「我拿到簽證了嗎？」他笑著說：「還沒有，如果你不去銀行交簽證費的話。」雖然這次有備而來，但經過之前三番五次的折騰，心裡非常忐忑，不知又會鬧出什麼幺蛾子，可結果卻是遠超預期的順利。

智利國家銀行某分理處離簽證處不遠，這一路我幾乎是飄過去的。進了銀行我又拿著紙條問客服人員：「請問交完簽證費就肯定能拿到簽證了嗎？」她說：「可能還得再等兩天吧，不過你不用擔心。」說完她淺淺地笑了一下，我心裡卻大大地笑起來。

二

瓦爾帕萊索離聖地亞哥只有一個半小時車程，這裡原先是個港口，在巴拿馬運河通航前著實風光過一陣，所有經由麥哲倫海峽的船隻都要在這裡補給，剛下船的水手也是聖地亞哥那些大腿咖啡館的常客。

在瓦市的第二天上午，我沒有拍攝任務，一個人在老城裡漫遊。老城依山而建，一條條或寬或窄的石板路曲里拐彎，走著走著就迷路了，走著走著又走回來了。逛完老城我改變了之前的一個判斷，Caminito不再是世界上色彩最豐富的地方，這裡才是。Caminito不過是條百米長的街區，可在瓦爾帕萊索老城，幾乎每一寸目光所及的門窗牆面都被色塊填滿。究其原因，也跟這裡曾是最繁忙的港口有關，很多市民在船舶建造廠上班，他們把用不完的油漆帶回家刷在牆上，這些給海輪上色的油漆品質極佳，防火防晒防腐蝕，因而幾十年後仍舊色澤光艷。這裡跟Caminito的另一處不同在於老城裡不僅有色塊，還有無數想像力豐富的塗鴉作品。比如我們常見美人魚，這裡人魚變成了魚人——魚頭加人身，還穿著一雙紅色帆布鞋；比如一處街角相交的兩面牆上分別畫著半張貓臉，只有站在正對著那個直角的位置，才能看到完整的圖；又比如一處街心公園裡用彩色碎瓷磚拼成大大小小的心形圖案。這樣的色彩之城才真正擁有生命力，因為創造它的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而是煙火氣十足的普通市民。

上午10點左右，手機里進來一條簡訊，我一看是「LaEstrella」日報主筆發來的，簡訊說：「昨天寫的報道已經見報，你可以買一份作紀念。」我找到一間報刊亭，一眼就看到「LaEstrella」日報醒目的紅色報頭，十幾份疊在一起，看來銷量還不錯。

翻開報紙，很快就在時事版找到我和市長的合影，那篇文章的標題很長：ElmochileromásfamosodeChinallegóacumplirsusue?o:andarentrole，我用手機里的翻譯軟體譯成中文，竟然是——無軌電車，一個中國背包客的夢想！

這什麼跟什麼嘛！天津一直都有無軌電車，我記得小時候每次去姥姥家都要坐96路到小海地，這怎麼成了我的夢想？真是又好氣又好笑。配圖更搞笑，昨天我跟市長合影時有兩個拍攝機位，雖然我們倆的腦袋挨得很近，但眼神卻看著不同方向，我看這篇報道叫作「貌合神離」更恰當一些。

不過這份旅遊紀念品卻有個特殊意義，因為它又讓我找到了一個和格瓦拉之間的交集。當年他和阿爾維托開著摩托來到智利特木科市（Temuco），也曾被當地一家叫作《南方報》的媒體採訪，轉天見報的標題是「兩位阿根廷麻風病專家，駕駛摩托車環遊拉丁美洲」，內文寫他倆都是令人尊敬的麻風病專家，行醫經驗非常豐富，已經治癒了三千多人... ...格瓦拉自嘲道：「兩個流浪漢搖身一變成了『專家』，不過因為有了媒體的推薦，一些德國人收留了我們，而且待我們也實在不薄。」

有了前輩的經驗，我覺得這種「媒體推薦」說不定也能對我日後旅行帶來一些幫助。雖然我出發前學了半個月西班牙語，但程度只夠解決吃喝拉撒睡等基本問題，一旦遇到真正的麻煩，就會馬上變啞巴。講英語吧，人家未必能聽懂，聽懂了也未必願意相信。這張報紙上不僅寫著我是誰，來南美幹什麼，又有當地市長站我身邊做背書，簡直就像一個護身符。

「護身符」下午就顯靈了。孟老師打算拍一家老城區的古董店，店主客氣地婉拒，我拿出報紙給他看，我注意到他繃緊的臉孔逐漸放鬆下來，後來終於同意我們進行拍攝。原來「護身符」那麼神通廣大，我又上街買了五份。

在瓦爾帕萊索旅遊局的安排下，攝製組走訪了一位久居此地的法國版畫家。畫家的房子建在老城和新城之間，一層是他的工作室和卧室，還有一個餐廳，但其實也分不出具體功能，到處堆著顏料、畫筆和畫稿。二層有個大露台，站在露台上能看到半個老城，五顏六色的，就像是個萬花筒。

畫家克朗（LoroCoiron）先生已經年近70歲，頭髮眉毛全白了，眉毛里有幾根特別長的，耷拉到眼角，讓他看起來十分慈祥。

25年前，克朗先生在前往火地島（TierradelFuego）途中經過瓦爾帕萊索，一下就被老城的色彩吸引，隨後每個假期都會回到這裡，後來乾脆把工作室從巴黎搬到瓦爾帕萊索。

他對我們說：「我每天早晨都會去畫這座城市的街道，這時的光線是最美的，但比這光線還美的，是當地人的笑臉。一次我在老城區看到一位年輕的媽媽，推著自己的小寶寶，她給了我一個微笑，一個母親的微笑，如此美麗又如此溫暖，就是這一幕，讓我一直無法忘記。」

在樓頂露台聊天時，克朗先生指著對面的老城說道：「以前的建築都是沿著山的走向蓋的，一切為了人和自然之間的和諧，可是你們看現在，」他轉身指向新城的高樓說道，「到處都是新技術，比賽著誰更高更大！」他嘴裡「PONG」「PONG」地模仿著那些高樓拔地而起的聲音，然後一搖頭說道：「美感全沒了。」

瓦爾帕萊索是克朗先生這25年創作的唯一主題。他的一幅版畫被智利國家美術館永久收藏。那幅畫被前來參觀的那不勒斯市長看到，還專程來拜訪他，希望能邀請他去義大利。但這個提議被老畫家回絕了，他說畫城市最難，「至少要先在那裡生活三年，可現在我已經老了... ...」

我問他是否去過中國，他說還沒有，也不打算去了。「中國是個太大的國家，如果畫那不勒斯用三年，那麼畫中國得用一輩子，我想下輩子我會去中國看看的。」

克朗先生最後跟我們說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之地，我很幸運，找到了它，希望你們也能找到。」

跟他告別時，按照慣常的禮貌用語，他應該說：「Haveaniceday!（祝你今天好運）」可他說的卻是：「Haveanicelife!（祝你一生好運）」

我明白，老先生，咱們下輩子，中國見！

三

這次拍攝的旅行紀錄片主題叫作「放空」。主人公楊佳是個生活在北京的外企白領。她說在工作之前自己有許多業餘愛好，比如跟姥爺去聽聽戲唱唱戲，到衚衕里拍照片，還喜歡畫畫。可現在工作太忙了，那些愛好都成了過去時。她說：「每天生活太緊張了，特別特別緊張，就像手攥拳頭那種感覺，我就是想把手鬆一松... ...」這種狀態的她正是孟老師尋找的需要放空的人，而孟老師找我客串是希望借用我的旅行經驗給楊佳提供一些幫助。機緣巧合之下，就有了此次的放空之旅。

攝製組一路從聖地亞哥到瓦爾帕萊索，從巴拉斯港到奇洛埃島（ChiloeIsland），既然是放空之旅，一些常規的旅行景點就沒被納入我們的行程單，我們把攝像機鏡頭對準了一些普普通通的智利人，我們更關注他們對自己、對生活的態度，並在不知不覺中，我們被他們上了三堂課。

第一堂課叫作熱愛自然。

奇洛埃島被太平洋環抱，水產異常豐富，我和楊佳體驗了一次出海打魚的過程。那天下著小雨，吹著冷風，凍得骨頭疼。我倆一人劃著一片木槳，等到離岸很遠了，就一起把漁網拋向海面。前後一共下了三網，可什麼都沒撈上來。木船的主人安慰我們：「平常我們都是晚上出海捕魚，下午5點出門，轉天早晨7點回家。有時也連著三四天打不到魚，就得一直在海上漂著。你們才下了三網，完全不用灰心。」楊佳問船主：「現在捕魚技術那麼先進，可您還用這種傳統方式... ...」說到這兒，她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我們都知道被她咽回去的話是「這是不是有點過時了」。船主接過她的話頭說道：「的確現在捕魚技術比過去先進多了，可有的方式什麼都不放過，連海豹海鳥都撈上來，這是對自然的屠殺，而我們這種方式雖然落後了一點，但是可以幫自然節約資源。」

跟他想法相同的還有一位叫作亞歷桑德羅的魚王，他更擅長在家門口用魚竿釣魚，曾釣到一條27公斤的大鮭魚，魚王的稱號也由此而來。魚王的家要坐船才能抵達，那是一片蔓延到山頂的綠色山坡，半山位置蓋著一座木房子，坐在他家窗前就能看到對面的雪山。整片山坡都成了他家的院子，養著雞鴨，還拴著兩匹駿馬。在他家午餐的一個多小時里，我至少看到五隻野生的梅花鹿到河邊飲水。中午我們吃鮭魚，都是魚王上午剛釣的，用油煎一下，也不用放什麼作料，吃的就是一個新鮮。魚王跟我們說道：「每次釣魚我都只釣必要的數量，比如我們十個人吃飯，四條就夠了，多了也是浪費。」

無論船主還是魚王，他們保護自然之意都源自熱愛自然之心。而當我們從內心產生這種熱愛時，就能從日常瑣事中擺脫出來，原來世界那麼大，那麼美，除了職場升遷，還有很多事情可以關心。

第二堂課叫作享受當下。

在巴拉斯港附近的延基韋湖，我和楊佳在專業教練指導下鑽進皮划艇，剛開始我們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兒，就奮力划槳，幾乎手腳並用，只把注意力放在「使勁劃」這一件事上，而忽略了兩邊的風景。教練喊住我們：「別著急！慢一點！對，放慢速度！你們劃得太快了！這不是比賽，你們應當享受當下，聽聽鳥叫，看看四周的風景，享受來到這裡的機會。」楊佳後來說：「我慢慢領會了教練的意思，不再跟誰比賽，那很愚蠢，我感受著從鏡面一樣的湖水中傳來的氣息，那麼安靜，慢慢我就覺得自己擁有這湖水，擁有這每分每秒，擁有這環境里的每一個細節。」

在瓦爾帕萊索的前幾天一直陰雨綿綿，攝影師總是搖頭嘆氣，因為有些場景需要藉助陽光才能傳達出那種積極向上的感覺，而眼下的天氣，看著讓人沮喪。我突然頓悟似的對楊佳說：「其實眼前的風景永遠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也永遠有比現在更壞的時刻，但那些都不是我們的，跟我們有關的，只是當下，是用我們的眼睛耳朵鼻子看到的、聽到的、呼吸到的，也只有這一刻才會留在我們的記憶里。」雖然我說得振振有詞，可前幾天自己還不是因為沒看到安第斯神鷹和奧索爾諾火山而覺得那250美金花得冤枉嗎？看來理論歸理論，要想在實踐中應用，還需要歲月的沉澱。

做自己喜歡的事是楊佳學到的第三堂課，這一課我不用學，因為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幫我們安排行程的旅行社老闆古斯先生說，他是家族裡的異類。他大學時讀工程，本來當個工程師就是最好的出路，但他還是決定去做一些跟自然有關的事情，於是成立了現在的戶外旅行社，每天帶客人划船、捕魚、觀鳥。他對楊佳說：「如果每天只為了賺錢，那生活也就失去了色彩和意義，我這輩子從來沒給任何人打過工。」他停頓了一下，然後眨眨眼睛，俏皮地說道，「除了我老婆。記住馬克·吐溫的一句話，20年後，你不會為你做過的事情後悔，讓你後悔的都是你沒來得及做的事情。」

康達是我們在聖地亞哥街頭採訪的一位街頭藝人，她在紅燈亮起時表演，在綠燈亮起時收工，如此循環往複。她對我們說：「司機給我硬幣的時候，其實是他們對我說的一句『感謝』，他們感謝我讓他們看到了眼前的美好。他們不給我硬幣的時候，也會抱歉地說：『不好意思，我沒有零錢。』我也依然感激，給他們一個微笑。現在大家都圍著錢轉，但我想過一種不一樣的生活，我喜歡在戶外工作，很自由，反正工作時間也不長，賺的錢夠用就好。」

放空之旅即將走到終點時，導演韓經國讓楊佳對著鏡頭總結這次旅行。楊佳說道：「這段路上我遇到了很多智利人，各行各業，干不同的事兒，我看到了他們對自然的關心，對放慢速度的關心，對擁有屬於自己人生的關心，而這些關心都是我沒有的。以前我一天到晚工作，疲憊不堪，其實那並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現在想要改變一些過去的規則，去做點以前不敢做的事兒。其實放空就是一個清零的過程。不是往前走，而是往回走。我記得小時候我喜歡到北京郊區樹林子裡面捉蜻蜓，那種紅色的蜻蜓，從頭到尾甚至連尾巴尖兒都是紅的，我要找回過去的自己，就是那個捉蜻蜓的小孩兒。回到沒有那麼多慾望的時候，就是零。」

我說：「沒錯，清零之後，才會有新的一二三四五。」

在拍攝的十來天里，經國不工作時就捧著手機，我問他在看什麼，那麼不可自拔，他說了兩個字：《三體》。他已經把這套書翻來覆去地看了不下十遍，也強烈推薦給我。我正好剛看完賈平凹老師的《秦腔》，就在手機里下了一套《三體》準備在路上無聊時看。我發現這本電子書在每個宇宙學名詞旁都加了一個超鏈接註解，這對宇宙盲的我來說很有幫助。

跟孟老師一行告別後，我繼續沿著《摩托日記》的道路北上。格瓦拉的大力神摩托在聖地亞哥就徹底報廢了，他們又沒趕上去復活節島的輪船，就偷偷溜進一艘開往智利北部港口的貨船，後來被船長發現後就用刷廁所來抵船票。

我既沒有偷渡的膽量，西班牙語水平也不足以在被捉住後跟船長大副稱兄道弟，只能規規矩矩地買了張直飛北部沙漠的機票，打算從那裡再跟格瓦拉重新「會合」。（摘自小鵬 著《只要不忘了回家的路》）

內容簡介：這是背包客小鵬12年的漫漫長途，也是一個旅行者的情懷擔當。人應該趁著年輕去流浪，只要不忘了回家的路。在成為背包十年青年公園的掌柜之前，他把背包客三個字，做到了極致。旅行的終極狀態，不再是沸騰，而是平靜。不再是遠行，而是回家。

作者簡介：小鵬，1978至2001年：出生，長大，求學；2001至2013年：旅行、旅行、旅行；2013年至今：造青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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