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偉：可悲的人文學 | 社會科學報

社科報 觀察

原題：人文學處境可嘆

作者：深圳大學教授 阮 偉

◤大約從19世紀末開始，研究文史哲語的人文學與研究數理化的科學終於成了冤家對頭。

至20世紀60年代，英國知識界還打了一場以F.R.利維斯為一方、C.P.斯諾為另一方的「文學文化」和「科學文化」的著名筆仗。

分

這也難怪。人文學關注人類情感、心理和社會，所以具有更多玄想成份，儘管它也像自然科學那樣，全面系統、一以貫之地使用歸納、演繹方法。相比之下，科學只承認邏輯推理之類的思維方式為唯一正當的思維方式，或者說唯一能獲得真理的思維方式。

在它看來，訴諸人類情感、心理的人文學方法是不可靠的，它也不屑於關注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或者麻煩。在某些理工學者心目中，甚至人文學有無真正的價值也是一個問題。

在西方古代，學問就是學問，原本並沒有人文學與科學之分，只是到了中世紀末期或文藝復興時期，兩種學問才逐漸分道揚鑣。至20世紀初，在人文學之外又出現了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之類的學問。它們看上去有點像人文學（難怪在中國，它們統統被劃入人文學所在的「文科」），其實是所謂「社會科學」。

可

同樣，古代中國最初也只有籠統的「詩書」，只是後來才有了經、史、子、集之分，20世紀之前一概不細分；較實用的算學、醫學、農學等大體上登不上大雅之堂，能在《四庫全書》里佔一個小小角落，也很不容易。

所謂「大儒」、「鴻儒」對這些邊緣學問大抵都不屑一顧，而對經史子集之「正宗」學問，卻是不分彼此你我，融通匯貫或一鍋煮。20世紀2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曾上演過一場著名的「科玄大戰」，即以丁文江代表科學一方，錢玄同代表人文學一方所開展的一場關於科學和人文學孰優孰劣的大爭論。結果是不了了之，或不分勝負。

近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科學和人文學雙方對於決出誰是老大，似乎已不感興趣。雙方似已圈定了各自的地盤，或者說大體上已承認各有各的功用。

事實上，即便在當今這個社交媒體泛濫、宇宙探索如火如荼的時代，科學家們也並非絕對不承認人文學有其存在的價值，其思維方式也有其合理性，而且幾乎已找不到一個人文學者絲毫沒受到科學和科學精神的影響。科學與人文學似乎不再打仗了。

但這可能只是個表面現象。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是，在當今中國高校或研究單位，人文學和科學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越來越寬，而且幾無例外地是科學壓制人文學，邊緣化人文學。

如果說九十年前，人文學和科學還能打一場「科玄大戰」，甚至還能勢均力敵，那麼現如今，人文學似乎早已被打敗，甚至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

從人文學研究不能叫「研究」，而應叫「科研」，便可見一斑。既然一心一意趕超趕歐美，那麼大學校長十有八九為理工出身，決策行事偏向「有用」學科，冷落虐待「無用」的學科，乃天經地義。還能指望其他結果？

科學在西語里是science一類的詞，本意是「知識」。漢語把它譯為「科學」，可謂抓住了本質。「科學」者，分科之學也。問題是，現在的「科」越分越細，人也跟著僵化或異化成某方面的「專家」，成了科學的奴隸。

由此想到，文藝復興時代的「巨人」真幸運。那時的科學還真是「知識」，還沒有蛻變成分「科」之學。達·芬奇既是大畫家，又在科學乃至工程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樣的多面、全能，現在是絕對不可能的。不是現在已是世無英雄，已沒有天才，而是學科越分越細的分科之學使然。

中國文史哲語各個領域（當然包括英語文學、語言學和翻譯等研究方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說得好聽一點是「專業方向」劃分得越來越細；說得不好聽，是假分科、偽分科，就是把已被爆炒了N次的論題改頭換面，再重新翻炒一次，把它包裝成所謂「學術成果」，以兌換學位、職稱或其他形式的利益。

在這個過程中，人文學者像理工學者和社會科學學者一樣，已經不再是他們自己，而成了自己慾望和體制、流俗、偏見的奴隸。他們早已不是整全的立體的人，而成了單調乏味的平面人、線條人。

儘管如此，應當相信，即便在此微信、博客、生命科學和宇宙探索的時代，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這一教育理念仍遠遠沒有過時。讓人在德、智、體、美方面得到全面發展，不僅是當今人類的一個大課題，也是未來人類的一個大課題。這是一個信念，一種信仰。在這個資本跋扈、理工專橫、人慾橫流的時代，人文學者難道不唯有堅守信仰，方能安身立命？（本文原載於社科報15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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