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興傑：中東亂了，美國走了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最後一次的國情咨文中強調，美國依然會繼續強大下去，但是不會去接管或者重建每個陷入危機的國家。對於當下的中東變局，奧巴馬自認為應對有方。與上一任總統相比，奧巴馬對中東地區保持了冷眼旁觀的姿態，用他的格言說，就是不再做蠢事。即便中東亂了，美國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了，對於中東而言，大國政治的退潮，既是區域秩序重建的機會，但是帶來了更多的挑戰。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介入，中東國家能否學會共存，構建具有自主性的區域秩序，將是巨大的挑戰。

奧巴馬走了

奧巴馬自稱，當下的美國國際地位要比他剛上任總統的時候要高，而且對美國的霸主地位也保持信心，因為世界出了問題會找美國，而不是中國或者俄羅斯。中東現在出了問題，奧巴馬卻沉得住氣，因為中東正在經歷二三十年來最大的變局，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換句話說，美國不願意捲入中東戰爭的泥潭裡面，浪費美國的財力和人力。的確，奧巴馬任內在中東的確保持了超然的做法，甚至說帶有一定的孤立主義色彩。小布希總統在中東的兩場戰爭大大損耗了美國的實力和信譽，加上金融危機，美國衰落論曾一度流行。在哪兒跌倒，就在哪兒爬起來，奧巴馬逆轉了小布希在中東地區的外交政策，不要說接管或者侵入中東國家，甚至連軍事干預也是半推半就。美國不再試圖改造中東，而是保持離岸平衡的地位，讓中東國家之間形成一種制衡。美國前駐沙特大使美國前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傅立民說，「我們必須再次找到一種依賴于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的方式，包括伊拉克和伊朗。」奧巴馬上任之後，在第一個任期就實現了從伊拉克撤軍，甩掉了在伊拉克的包袱，遺憾的是，撤軍留下的權力真空卻由基地組織填充，最終演變為挑戰全球安全的伊斯蘭國。在撤軍問題上，奧巴馬顯然沒有當年尼克松那樣的戰略考量，無論戰爭還是撤軍，都需要有個核心的目標，那就是戰後的和平與穩定。鑒於伊拉克撤軍帶來的嚴重後果，在阿富汗撤軍的議題上，奧巴馬也謹慎得多了。

美國為什麼會突然對中東失去了熱情呢？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奧巴馬對前任外交政策的「撥亂反正」，毫不客氣地說，中東成為冷戰後美國的「越南戰爭」，逆轉了美國一超獨霸的地位，傅立民則更悲觀：伊拉克戰爭之後，美國需要更長時間恢復到正常狀態，因為沒有蘇聯這樣的共同敵人，美國很難再召集盟友。而奧巴馬剛上任的時候，就試圖修復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但是，美國與中東關係錯綜複雜，按下葫蘆浮起瓢，退出也就變成了最優化的選擇。美國在中東的核心利益是什麼呢？以色列的安全、穩定的能源供應以及「進入中東」的自由。值得關注的是，2010年阿拉伯之春以來，巴以問題已經被邊緣化，以色列不但擺脫了阿拉伯人圍攻的「想像」，而且還可能與沙特等國家攜手。石油價格已經跌至十年來的新低，歐佩克至今也沒有做出限產的決定，而美國解禁了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的石油出口禁令，在未來有可能成為石油富餘國家。相比之下，奧巴馬更關注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在國情咨文中直言不諱地說：「在當今世界，與其說邪惡獨裁國對我們構成威脅，不如說經濟衰退國對我們的影響更大。」從全球政治經濟的格局來說，中東的地位是在下降的，尤其是在油價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大國對中東也是有些意興闌珊，多多少少有些被動捲入的意思。奧巴馬的興趣在於重新樹立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的規則權，引領新一輪的經濟變革，比如氣候變化問題。而減排的背後則是一場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雖然尚不可知全球去碳化需要經歷多久，但是這對中東來說並非福音。當全球能源消費結構發生劇變，中東將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現在很難說，美國對中東政策是周期性調整還是結構性的變化，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全球秩序正在經歷冷戰結束以來，甚至是近代以來最為深刻的調整。連奧巴馬都坦言，二戰以後我們建立的國際體系如今難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美國需要重建國際體系。在奧巴馬政府的藍圖中，中東並不是重建國際體系的首要任務，反恐雖然被「政治正確」地提上了議程，但是，美國不會派出地面不對去剿滅伊斯蘭國。

中東安全秩序的重構

2016年，很可能是中東地區非常關鍵，甚至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一年，沙特與伊朗之間的博弈已經從暗戰到了檯面，中東兩強凸顯。傅立民在批判小布希政府的中東政策時斷言：「我們在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問題上鑄下了大錯，伊朗已經獲得權力。沙烏地阿拉伯也已從傳統的規避風險的消極性中覺醒，以填補我們造成的權力真空。」十年之後，傅立民的預言已經成為現實，在形式上，兩國之間的博弈焦點在沙特處死了什葉派的領袖，從而形成了以教派為界線的對壘陣營，進一步說，這是中東既有安全秩序坍塌的結果。沙特和伊朗之間的博弈已經從敘利亞延伸到葉門，進而形成了什葉派與遜尼派對立的態勢，如果說，這僅僅是一千多年來教派紛爭的延續的話，那麼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才出現呢？拉長視線，也許我們會發現，中東可能正在經歷類似「三十年戰爭」一樣的長期震蕩，歐洲的三十年戰爭打出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構建了世俗化的國際體系。中東經此震蕩是不是會進入一個新時代呢？1979年對於中東來說，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年，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之後，中東地區形成了新的陣營，也形成了新的安全結構。一方面，中東形成了反伊朗的共識，而兩伊戰爭則是反伊朗陣營對伊朗的戰爭；另一方面，伊斯蘭主義具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力，一度壓倒民族主義、泛阿拉伯主義。遏制伊朗的地區霸權野心是中東沙特、伊拉克等國團結起來的動力，也是沙特獲得安全感的保障。在美國的保護之下，沙特並不是地區霸權的爭奪者，開羅、大馬士革和巴格達才是中東地區「內部均勢」的主要參與者。2001年和2003年的兩場戰爭改變了中東地緣政治的格局，伊朗東西兩側的鄰居，薩達姆和塔利班都被美國趕下台去，自1979年以來伊朗身上的束縛被解除大半。而2015年7月，伊核協議達成之後，美國與伊朗的敵對關係也在逐漸結束，對伊朗的制裁也逐漸解除。美伊接近，也瓦解了存在三十多年的反伊朗陣營。事實上，這一陣營是雙重遏制：一是中東國家的反伊朗陣營，尤其是伊拉克，現在的伊拉克最多是在沙特和伊朗之間中立；二是美伊之間的對立。這意味著中東安全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輸入的，尤其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存在，1980年吉米·卡特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卡特主義」，任何威脅到波斯灣安全的行為都會被視為對美國核心利益的進攻。當然，卡特主義主要是針對已入侵阿富汗的蘇聯，由此可見，冷戰時期，中東安全秩序從屬於美蘇冷戰，而伊朗革命則代表了一種本土勢力的覺醒和崛起。1979年以來形成的安全支柱在2001年以來逐漸瓦解，尤其在2016年，中東有可能進入「自主」構建的時期，但是這種構建必然伴隨著動蕩，甚至戰爭。因為二戰以來的中東國家以及地區秩序是外來的，與中東的傳統並不合拍。從2003年至今，中東的「三十年戰爭」最多只是進入半程，以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為標誌，外部勢力的干預退隱，利比亞戰爭的主力是英國和法國，敘利亞內戰久拖不決，沙特等中東國家已成主要力量，而沙特不滿奧巴馬的軟弱，沙特已經多次「發飆」，拒絕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沙特需要尋找新的安全保障，既然美國要退出，那沙特就要自謀安全了。海合會、遜尼派變成了沙特重建聯盟的支點，沙特也是動作頻頻，先是建立了一個包括30多個國家的反恐聯盟，後是處死了什葉派的宗教領袖。不能不說，中東地區內部的秩序存在「返祖」的傾向，照此下去，中東即便經歷了「三十年戰爭」，也未必會出現一個類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地區安全秩序。

虛假國家與強加的秩序瓦解

不可否認，當代國際體系基本是近代歐洲秩序的放大版，世俗國家與霸權體系是這一秩序的支柱，每個國家實現了邊界的閉合，至少在形式上實現了國家的平等。國家的「平權」運行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潮流，各個帝國開始瓦解與充足，世俗主權國家獲得了勝利，而霸權則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包括中東在內的各個地區在二戰之後都經歷了這樣雙重的革命，國家的構建與區域秩序的整合同步進行。看看中東地區吧，二戰之後，殖民體系（包括託管體系）瓦解，各個國家開始了獨立運動，也就是在這個地區開始逐漸釐清邊界，以沙特為例，直到2000年才和葉門、科威特劃定了邊界。雖然政體有別，但是各國至少形式上維持了主權國家的外表，尤其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經過一系列的軍事政變，普遍建立了軍人威權國家。民族主義壓倒了伊斯蘭主義，世俗政權壓制了政治伊斯蘭主義的訴求。1979年伊朗革命及其對外輸出造成了跨越國界（否定國界）的什葉派陣營，尤其是黎巴嫩真主黨的崛起。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與其說是一場民主化浪潮，莫不如說是國家的轉型，世俗政權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博弈，在埃及尤為明顯，穆斯林兄弟會通過選舉上台，但是卻在軍事政變中被推翻，總統被判刑。哈馬斯在2006年通過選舉上台，卻沒有得到西方國家的承認。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世俗國家的廢墟上強勢崛起，並聲稱要建立一個哈里發帝國。這不僅是一種復古（返祖），也是中東地緣政治變革的動力和趨勢，本土的傳統，尤其是政治思想開始復甦，挑戰世俗主權國家的範式。二戰結束以來覆蓋在中東的國家與國際秩序正在退潮，中東到底應該如何重建自己的秩序，回到歷史未必是上佳選擇。世界正在走向多元權力中心的時代，也可以說是一個零國集團時代，可能這並不是霸權的周期性調整，而是對近代國際關係的一種超越，重新回歸到19世紀之前，世界多元力量的時代。在這種歷史大變局之下，如果中東沒有形成新的秩序支柱，那麼很可能會長期震蕩，甚至戰亂。沙特與伊朗的博弈，夾雜著地區霸權與教派的因素，但雙方還沒有能力和意志改變中東的防務秩序，都承諾不會兵戎相見。悲哀的是，葉門已經成為兩國代理人戰爭的戰場，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沒有能力結束戰爭。中東秩序的重建依賴於中東國家的重建，顯然，沙特和伊朗還沒有能力建立一套具有強度與韌性的國家制度，尤其是在全球油價低迷的時刻。

作者：孫興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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