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精神：多難興邦的強大精神支柱

　演講人：趙存生

　演講地點:北京大學

　演講時間：2008年6月12日

　趙存生　1942年9月生，祖籍河北冀縣，出生地：遼寧瀋陽。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65年提前留校任教。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05年重大項目「弘揚培育民族精神問題研究」首席專家等職。

　　「多難興邦」這個成語，出自《左傳?昭公四年》。原文是「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這句話是從樸素辯證法的角度對災難的影響作出的判斷，說明一個國家多災多難，或能拓展疆土，而無難無虞，或可喪失國邦。實際上，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多難並不必然興邦，多難既能興邦，也可衰邦，甚至可以毀邦。是興邦還是衰邦，關鍵不取決於災難本身，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人們在災難面前是不是發揮了主觀能動作用，這種能動作用是強大還是弱小，這個民族是不是具有敢於同災難抗爭、勇於戰勝災難、奪取勝利的偉大民族精神。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但是她能夠戰勝千難萬險傲然挺立一直到今天，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能夠歷經五千多年的風雨而不曾中斷。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有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正是靠著這種強大精神力量的有力支撐和強力推動，我們才能夠在數不清的災難面前不低頭、不氣餒、不沉淪，歷盡艱險不退縮，屢遭磨難不自棄，而且是愈挫愈奮、屢創彌堅。這次在汶川大地震中展現出的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再一次對中華民族精神在災難中的作用作出了生動的詮釋，再一次充分證明了中華民族精神始終是支撐和促進中華民族發展、繁榮、富強和振興的偉大力量。

　　一、中華民族精神是激勵和支撐中國社會發展與中華民族興旺發達的強大動力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共有的精神特徵，是這個民族民族意識中的精華，是這個民族在長期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為民族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和接受的，支撐和促進民族進步和發展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規範、品格氣質、心理情感、文化傳統等精神因素的總和。

　　那麼，民族精神是怎樣並通過何種作用發揮出來的呢？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物質決定精神、精神對物質起反作用，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對存在起反作用，物質生產決定精神生產、精神生產對物質生產起反作用。一個民族的發展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物質方面的發展在民族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因此，要實現民族的發展必須首先大力發展物質生產力。但是，光有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這樣的發展不但是畸形的而且是不可持續的，因此還必須有相應的精神生產力的發展，從而為民族發展創造必要的精神條件。既注重物質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又注重精神生產力的反作用，努力實現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協調發展，才能使民族發展走上全面、健康、可持續的道路。這是從發展的角度來分析的。從生活需要的角度來分析，任何有作為的民族都需要和追求不斷充裕的物質生活和不斷豐富的精神生活，並在這一過程中實現著民族的繁衍和壯大。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不同民族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過程。在合作與競爭中，不掌握先進物質生產力的民族不會佔據主動和優勢地位，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品格的民族也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充分肯定物質因素對於民族發展重要地位和決定作用的同時，必須充分肯定精神因素對於民族發展的重要地位和能動作用。民族精神屬於文化範疇，在民族文化中處於核心地位，是民族文化先進與否、強勁與否的重要標誌，也是民族文化前進發展的靈魂。與此相聯繫的是，衡量由一個民族或多個民族組成的國家的綜合國力，也必須既看它的物質力量又看它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就是通常所說的「文化軟實力」，其中就包括民族精神。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說：「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於沒有靈魂，就會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沒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強弱的一個重要尺度。綜合國力，主要是經濟實力、技術實力，這種物質力量是基礎，但也離不開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是唯物主義者，強調物質生產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充分肯定精神活動在人們改造客觀世界進程中的能動作用。民族精神在綜合國力的發展中，乃至在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中都具有重要的能動作用。首先是凝聚作用。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要由這個共同的民族精神來維繫；各民族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要由這個共同的民族精神來凝聚。其次是支撐作用。民族精神是民族生存和前進發展的精神支柱，特別是當民族生存的物質條件遇到困難、前進發展遭受挫折的時候，這種支撐作用更為重要和明顯。第三是激勵作用。民族精神是鼓舞民族前進的號角，是激發民族活力的動力，是校正民族志向的標尺，是滋養民族品格的食糧。總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力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推動民族前進的強大物質力量。強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不僅可以促進民族物質力量的發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質力量發揮出更好更大的作用。歷史表明，具有堅強精神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中華民族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民族主體自身在不斷的交流、融合中得以建構，而且民族共同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得以積累。其中，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也得以錘鍊形成。費孝通先生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多元一體」的民族實體，在這個民族實體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中華民族精神就是處於多元一體格局最高層的民族實體―――中華民族的精神。考察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不難看出，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不斷擴大的交流和融合中締造著共同的歷史，也培育著共同的精神。儘管各個民族都有屬於自己的精神品質，但長期共同的生活和生產實踐卻在不斷形成著民族精神品性和精神特徵的一體性和共同性，而中華民族精神正是由構成中華民族的56個民族的民族精神聚合、交融、凝練、升華的結果。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現和尊崇的精神，它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團結、凝聚、興旺和發達來說是普照之光。中華民族精神是一個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它和中華文明同步，已經具有五千多年的發展歷史（隨著考古發掘的新發現，這個歷史時間還可能向前提）。具體地說，五帝時代已經有了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精神的萌芽，夏代則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開端。從民族精神的角度來看，其形成和發展有三個關節點：起點是夏代由多個民族聚合而成的華夏民族的形成；中點是秦漢時期由華夏民族和其他多個民族聚合而成的漢族的形成；新的起點是清代由漢族和其他多個民族聚合而成的中華民族的形成。

　　在中華民族精神形成和發展的歷程中，中華民族追求民族進步發展的實踐是孕育中華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中華民族積澱、傳承和不斷發展的優秀傳統文化是孕育中華民族精神的思想母體；世界其他民族的優秀民族精神是形成中華民族精神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到了近現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併產生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偉大創造，與中華民族精神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本身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無一不是在與中國本土的精神傳統相互溝通、融合中產生的，這種新思想的介入和生髮的過程，理所當然地不是文化拒斥、思想割裂的結果；另一方面，這些代表著時代精神和民族思維精華的理論成果，由於其思想的高端性和思維的超越性，對中華民族精神自然也能夠起到凝鍊、升華、推進和創新的作用。

　　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內涵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是《周易》中的兩句話，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另一句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前一句說的是人要象蒼天剛健運行那樣，勇往直前、奮力拚搏、自立自強。後一句說的是人要像大地承載萬物一樣，以寬厚為德，包容他人，不求回報。這兩句話是由梁啟超和張岱年先生先後提煉和倡導的，精闢地揭示和概括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層內核。可以聯想一下：改革開放難道不是自強不息精神的當代體現、和平發展難道不是厚德載物精神的現實表達嗎？黨的十六大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進行了現代話語體系的概括和詮釋，提出「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應該說，這個概括是對中華民族精神核心內容和基本思想的高度概括，為我們準確把握中華民族精神的深刻內涵提供了新的起點和正確的指南。以此為基礎擴展開來，我以為，中國優秀文化中整體思維、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克己奉公、捨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敬老尊賢、重友睦鄰的倫理精神，閎放豁達、敬業尚群的處事精神，虛懷若谷、博採眾長的學習精神，與時俱進、革故鼎新的創新精神，艱苦奮鬥、孜孜不輟的創業精神，以及和而不同、剛柔相濟的寬厚包容、有節有度精神等等，都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寶貴思想資源，也都是我們認識和把握中華民族精神內涵時不應忽略的。在中華民族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歷史發展長河中，中華民族精神猶如中華民族思想脈動的主旋律，這個主旋律在不同歷史條件下會形成或悲壯慷慨或昂揚激越的不同樂章。僅以現當代史為例，就有民主革命時期的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紅岩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大慶精神、雷鋒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擊非典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等等。這些由上述精神譜就的一部部華彩樂章既是中華民族精神主旋律的具體表現，又不斷豐富和發展著中華民族精神的主旋律。

　　從總的規律看，中國社會發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呈現為一種互動狀態。這種歷史互動是有規律可循的。遵循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指引，我認為這種互動至少有兩條基本規律。一是中華民族精神適應和促進中國社會發展規律。二是中華民族精神與中國社會發展既保持一致性又具有相對獨立性規律。前一條規律好理解，就是說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決定作用，中華民族精神要適應和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後一條規律則需要作些解釋。我認為民族精神的「獨立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表現在民族精神與民族物質生產能力和民族物質生活富裕程度的關係問題上。從總體來看，從發展趨勢來看，一個民族的物質生產水平越高、生活越富裕，其民族精神應該越振奮、越高昂。但中外發展的歷史上都不乏這樣的例子：先進的物質生產和富裕的物質生活非但沒有產生昂揚的民族精神使民族走向更加先進，相反卻滋長了奢靡之風、自大之風、不思進取之風，結果造成民族的衰退甚至災難。因此，物質條件優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振奮，物質條件不那麼優越的民族其民族精神不一定不振奮。正是這種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的不平衡性，解釋了一部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國家興衰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另一個方面是表現在民族精神與民族發展進程的關係問題上。作為民族物質生活過程的升華物，民族精神是否高昂、強烈、振奮是同民族物質生活條件是否確有保證和得到改善有著密切關係的，但二者並不能簡單地成正比。在同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既有物質生產力發展較快、物質生活條件有較大改善的時候，或者說是「順境」；也有物質生產力發展較慢甚至受到破壞、物質生活條件比較匱乏的時候，或者說是「逆境」。在這樣兩種不同的情況下，民族精神是不是就前者振奮、後者萎靡呢？並不盡然。在民族的「順境」和「逆境」當中，民族成就、民族災難或者危機都可以從正面或反面激發起高昂的民族精神。例如，新中國的成立，極大地鼓舞了全國各族人民，中華民族精神空前高昂，並且轉化成為建設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力量。伴隨大慶油田開發成功而形成的大慶精神，也極大地振奮了中華民族精神，成為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嚴重自然災害和外部封鎖、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精神力量。面對洪水泛濫、非典肆虐的嚴重災難，中華民族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偉大精神迸發出來、顯現出來，成為同舟共濟、團結奮鬥、戰勝困難和艱險的強大精神支柱。從上述兩個方面的表現中，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發：在世界各民族前進發展的過程中，物質條件佔有優勢的民族不能自持其強而忘乎所以，物質條件處於劣勢的民族也不能自甘落後而無所作為。對於那些不甘落後而要有所作為的民族，都應當在努力改善物質條件的同時，振奮和弘揚其民族精神，使精神對物質的能動作用在實現民族進步乃至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充分地發揮出來。民族精神在發展過程中，既有比較平穩的狀態亦即「漸進」的狀態，也有出現起伏的狀態亦即「突變」的狀態。從總體上看，民族精神的發展是一個長期傳承、積澱和更新的過程，是漸進的；但在一定條件下，也會因為民族遇到的「大喜」或「大悲」而使民族精神的變化打破常態。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根據民族精神的漸進性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同時也要根據民族精神在一定條件下表現的突變性，注意在民族取得偉大成就和遇到巨大災難的時候加強對民族精神的弘揚和培育。在民族取得偉大成就時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固然重要，在民族遇到危機、災難、挫折的時候大力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則更為要緊。因為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總是在物質生產和生活遇到障礙的時候才更加需要和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中國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曾寫到：「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裡說的是人在遭遇厄運、物質條件匱乏時由於發憤而精神生產大放異彩的情況。一個民族也是如此。這裡的關鍵在於「發憤」，在於不向困難和厄運低頭。我們這樣說，並不是不喜歡順境和平和而喜歡逆境和災難。順境、成就同逆境、災難都是客觀存在並且總是相倚相伏、相隨相生的，並不以我們主觀上的好惡為轉移，問題在於我們必須不僅要增強憂患意識，而且要增強備戰困難、征服厄運的決心、自信和能力。當前，在我們民族前進的征途中，機遇和風險同在，我們不但要強化機遇意識，提高把握良機、運用好良機的能力和水平，而且要強化憂患意識，提高戰勝災難、攻克厄運的信心和決心。只有充分估計到風險，並且提高戰勝風險的預見性，才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變逆為順。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社會發展和中國歷史發展過程的本土性產物，自然會對中國社會的進步產生激勵和推動作用。但她對於世界的發展就沒有意義嗎，或者說是起到反作用或負作用嗎？這是我們認識中華民族精神及其作用中必須要認清的一個問題。我們知道，世界是由多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是世界民族大家庭的一員，中華民族精神也是世界民族精神園林中的一朵奇葩。在和平與發展成為主題的當今時代，實現持久和平和共同發展是各民族的一致願望。陽光包含七種顏色，世界也應當是異彩紛呈的。多極化、多樣性既是世界各民族的現實存在又是世界各民族合乎邏輯的發展。毛澤東曾經說過：「中國古代聖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64頁）在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中，中華民族是一個積極的、負責任的、有作為的一員。歷史的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中華民族是一個崇尚和諧、嚮往和睦、締造和美的民族，她對於和平的珍惜、對於友善的重視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獨樹一幟且旗幟鮮明的。無論是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中華民族在努力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同時，都在努力促進世界各民族之間的和平和共同發展。可以說，以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為核心和靈魂的中華文明和中華文化是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在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鼓舞下努力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並且爭取對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

　　二、中華民族精神在與災難抗爭中得到彰顯和弘揚

　　中國幅員遼闊，氣候地質條件複雜，自古以來就是水旱地震災害頻仍的國家。也正是由於災難之頻，才使得中國人的生活和生存屢受磨難而異常艱難，也使得中華民族對於生命的珍視、對於生存的渴望異常強烈，倍加珍視。實際上，也正是在對抗災難、征服災難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獲得了一種平素難以得到的勇氣、意志和精神，這種精神既有災苦帶來的悲愴，更有對抗艱難、戰勝災苦的歡欣。這種精神，在長期的歷史和歲月幻化中書寫到中華民族的抗災精神史中，並且在災難再度來臨時赫然彰顯、大放光芒。我們可以從上古時期中華先民的神話思維中讀到與災難抗爭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原型。我們知道，在中國古老的神話和歷史傳說中，人們尊崇和頌揚的許多都是抗災救災的英雄。大禹是領導人民與水患災害抗爭並戰勝洪水的英雄。據《史記》記載，在堯帝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之人。堯先用鯀治水，九年不成。後又用舜，仍治水無狀。舜舉薦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禹勞身焦思帶頭治水，居外十三年，過家門而不入，終於制服了洪水。如果說大禹治水是中華民族戰勝水患災害英雄壯舉的生動寫照，那麼后羿射日就是中華民族戰勝旱災英勇鬥爭的浪漫記錄了。據《淮南子》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羿上射十日，萬民皆喜，置堯以為天子。」另一說是，神箭手后羿在世的時候，天上有十個太陽，燒得草木、莊稼枯焦，民不聊生。為救百姓，后羿一連射下九個太陽，從此大地氣候適宜，萬物得以生長。大禹、后羿是抗禦水旱災害的英雄，有沒有抗禦地震災害的英雄呢？有，就是女媧。女媧不但摶土造人，而且鍊石補天。中國古人認為天是由地支撐著的，當共工怒觸不周山使得山崩地裂、天塌地陷之時，女媧煉五色石奮力補天，並立下擎天柱，保住了大地的平穩，也支撐住了天。這難道不可以理解為與地震抗爭嗎？數千年來，女媧、大禹、后羿這些敢於同自然災害抗爭的英雄人物在中華民族中代代相傳、連續不輟，說明我們民族認同他們的精神、尊崇他們的精神、傳揚他們的精神，把他們的精神內化到我們民族的精神血脈之中，滲透到我們民族的思想體系之中了。

　　以上說的是天災，在人禍面前中華民族又是怎樣表現的呢？遠的且不說，只說近現代。自1840年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中國算起，直到20世紀中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華民族遭受的外辱接二連三、中國遭遇的人禍疊而不斷。從鴉片戰爭到中法戰爭、從甲午中日戰爭到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面對瓜分豆剖、亡國滅種的民族災難，中華民族沒有屈服，也沒有任人宰割，而是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圖存的英勇鬥爭，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弘揚和發展。從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從秋瑾的「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到譚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從孫中山的「振興中華」、「天下為公」到毛澤東建國感懷先烈所寫的「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說明的是那些為救國救民和振興中華而不懈努力的志士仁人們的愛國精神。這種精神，探索和指引著方向，教育並感化著人們，並且在人民群眾中、在中華民族最廣大成員中尋找到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的沃土，尋找到得以普遍培育和發揚的根基，從而使愛國主義成為中華民族的選擇，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核。「孱體多疾患，弱國無外交」，儘管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但國力羸弱的中國仍舊擺脫不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的命運，由此激起的「五四運動」成為近代中華民族反帝愛國的新高潮，也使得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具有了新內涵，得到了新發揚。此後，從大革命開始，到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華民族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中經歷了數度災難，然而，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不亡、民族不滅的精神保障。在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激勵和推動下，中華民族覺醒了，動員了，振奮了，中國也由此萬劫不毀，浴火重生。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並非只有愛國主義精神得到了培育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作為一個整體，其中很多內容都得到了淋漓的展現、適時的發揚和不斷地創新。比如，實事求是的精神、團結統一的精神、勇敢頑強的精神、艱苦奮鬥的精神等等。其中，愛國主義精神是貫通中華民族精神的主線，是最耀眼、最持續、最強大的精神主脈。

　　由是觀之，無論是天災之患，還是人禍之虞，它們所賦予中華民族的，難免都有痛苦和悲愴，然而中華民族回敬給災難的卻不是沉淪、不是災難壓迫下的消亡，而是在與災難鬥爭時的奮起，是在災難中獲得的進步和補償。中華民族精神，正是在這樣的境遇中得到彰顯、升華和創新的。

　　一個多月前發生的令中國震驚、令世界關注的「汶川大地震」是一場千年不遇的特大自然災害。它考驗了我們國家的力量，也錘鍊著我們民族的意志。截至6月22日12時，地震已造成69181人遇難，374174人受傷，18522人失蹤。由於地震破壞的程度嚴重、範圍廣泛、傷亡人數多和地理條件差等原因，災後救援與重建工作都空前艱巨。但是，中華民族卻以最快速度最大限度地行動了起來，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全民聚力，共赴國難，把中華民族精神發揚到了極致。在我看來，抗震救災中所體現的民族精神，不僅是中華民族素有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和自強不息精神的大發揚，同時也是中華民族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的大發揚。概括起來，這種在災難時期彰顯出來的民族精神，其具體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仁愛精神。中華民族素有「泛愛眾」的仁義情懷，有「濟世兼愛」的憫愛品德。在這次的抗震救災中，我們進一步深刻地體會到、全面而無遮攔地領略到了社會主義中國充溢著的以人為本、關愛生命的仁愛精神。從胡錦濤總書記那斬釘截鐵的「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都要千方百計地搶救」的話語，到無數各行各業的救援人員視災民如親人、待罹患者如至愛的情愫，從失去生命時的無比悲痛到救出被掩埋在廢墟中的災民時的無比喜悅，以人為本、生命至上，關愛生命、生存萬歲成了一條牽引和溝通災患內外人們的重要神經線。

　　二是臨危不懼、頑強奮鬥的抗爭精神。面對災難，如果不是站起來，就必然會被壓下去。災難來臨後，中華民族強忍著悲痛，以鎮靜的心理、堅強的毅力、果敢的行動迎戰災難，抗擊不測，不僅沒有被災難嚇倒，不僅沒有屈服於災難，反而大膽地站起來，走上去，勇敢頑強地與災難對抗，與死神賽跑，既不放棄一絲一毫獲得生命的希望，也盡最大努力擺脫災難帶來的危險和威脅，力爭早日消除災難的破壞性後果，這種抗爭精神無論是在災民身上，還是在救援者身上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體現。

　　三是團結一心、共克時艱的互助精神。中華民族向來葆有團結統一的優良傳統，信奉天下一家，相信互依共存。災難雖然發生在一時一域，但全民族人民卻感同身受，視若己身。災難降臨後，整個中國動員了起來，全體人民行動了起來，地不分南北，人無論老幼，上下歸心、全民一願，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萬眾一心、同舟共濟，在哀悼中彰顯情之相連，在捐款中體現愛之綿延。在一定意義上說，這次抗震救災無疑創造了一次全中國人團結動員的最佳範例，也為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共克時艱的互助精神提供了最好的證明。

　　四是捨己為人、不怕犧牲的奉獻精神。災難危及到生命時，舍己者方顯道德之高；人我利益不可共存時，為人者才稱奉獻之士。在抗震救災過程中，有的人為了那份沉甸甸的責任，放棄了救援自己親眷的機會；有的人為了讓別人獲得生的機會，放棄了自己對生命的眷戀。從教師到醫生，從軍人到幹部，從志願者到普通人，無數人為了他人的生命、財產而甘願拋開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救助別人奮不顧身、為了別人捨生忘死，這樣的例子多不勝舉，這樣的精神萬古流芳。

　　五是百折不撓、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面對痛苦，不折不彎，面對災難，堅強不屈，勇敢地站起來，勇敢地走出去，這是樂觀主義的態度，也是積極的人生精神。在這次災難中，笑對苦難，樂觀人生，不屈不撓、開創未來是中華民族精神得到體現的又一方面。為了生命，要一直醒著看到曙光再現；為了生活，要一直笑著把痛苦輕輕抹去；為了未來，要迅速戰勝對過去的記憶，甩掉災難的陰影。我們看到，在災難中，災民固然有痛哭，有悲傷，但也不乏鎮靜和幽默，不乏樂觀和堅強。不少遭災者，面對災難，仍舊從容地笑，堅強地活。不少災區的群眾，在震後一周內就開始為恢復生產、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而努力，著手重建美好的新家園。這種百折不撓、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是對付災難、醫治災難創傷和痛苦的最好藥劑，也是中華民族精神得以散發和發揮的強力。

　　中華民族是不畏難、不怕壓的民族，一次災難固然會帶來損傷，但同樣會獲得精神的成長；一場浩劫固然會生出瘡痍，但同樣會提供強大的精神力量。英國著名思想史學家伯林說過：「受傷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彎下的樹枝，因為是用強力硬壓下的，一旦放開就會猛然反彈。」這句話用在災難境遇中的中華民族精神真是恰如其分。在災難降臨時，中華民族精神得以迸發的大門也就開啟了。在對抗災難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精神的偉岸力量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這其中，有著中華民族歷經歲月滄桑和風雨考驗後的成熟，有著倍經錘鍊的不畏艱險、果敢勇毅的精神傳統，也有著在變革中漸進、在創新中成長的新時代的民族精神的萌芽。

　　三、中華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災中展現了新的時代特點

　　古語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突如其來的地震大災造成了生命和物質財產的巨大損失，但卻為中華精神的成長提供了機遇。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在抗震救災中得到彰顯的中華民族精神，有的是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歷史上就已經孕育並培育成熟的精神，有的是限於地域和時間而在過去未能得到充分發展和提升的精神的基因或胚胎、但卻在這次災難中得到了充分發揚。民族精神是歷史性和時代性、穩定性和流動性的統一，其發展既具有歷史的連貫性，也具有時代的創造性。在這次抗震救災的偉大戰役中，中華民族精神得以彰顯的主要原因，固然在於民族精神長期的傳承。但是，還有一些原因值得我們思考。這些原因，從另外一個側面看，恰恰是塑造中華民族精神時代特質和時代元素的條件。如果加以概括和提煉的話，我覺得，中華民族精神在抗震救災中展現的新的特點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先進社會制度的保障。有史以來，民族精神的內涵和形態、其培育和發揚都與社會形態、社會制度緊密相關。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族精神顯然會有別於封建制度下的民族精神，社會主義制度中的民族精神也當然會不同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族精神。這一點，是近現代以來中外著名思想家們都有所關注並一直致力探討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具有其他社會形態和社會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她對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彰顯具有巨大的感召、激發和促進作用。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快辦事、辦好事的優勢，她集中統一的組織機制和指揮體系，能夠迅速地作出應對災難的決策，統一指揮協調部署，使得上下一盤棋，既能夠集中力量，又能夠靈活高效。在緊要關頭，能夠迅速地統一決策指揮並舉全國之力抗擊特大災害，這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看到全國上下齊動員，各級組織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行動起來，從組織決策到保障實施，從物質供應到信息管理，從社會協調到機制布局，都充分體現了統一、靈活、快捷、高效，這不能不說是我們應對自然災害的制度優勢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

　　第二，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增強綜合國力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30年的巨大成就之一，就是使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改變了過去的貧困面貌，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社會物質財富得到積累。這也使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有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和物質保障。綜合國力的提高也使得我們擁有了更好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和實力。這一點，不僅是過去所不具備的，也是我們以前所不能想像的。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從中央到地方，從企業到個人，傾力支援、慷慨解囊的背後，是30年來積蓄的物質力量所提供的堅實基礎。人們在讚歎中國社會責任感的同時，也欣慰地看到中國國家的實力。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抗震救災是對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成就的一次意外的、特殊的檢驗。這次檢驗，自然也會激發出全體中國人空前的凝聚力和更為高漲的民族精神。

　　第三，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應對巨大的自然災害，對於各國政府來說，都是對其政黨執政能力的巨大考驗。這次地震災難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也不例外。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得力領導，使得萬眾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有了堅強的核心，從而使偉大的民族精神得以彰顯。地震發生後，胡錦濤總書記親自組織部署、親臨抗災一線。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和第一線主持抗震救災工作。全國各級黨委政府積極動員、抓緊部署，在不同地點的同一時間共同領導和指揮了一場空前的抗戰救災大戰役。可以說，黨和政府毫不猶豫地承擔起了領導和組織抗災的任務，發揮了「主心骨」的核心作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樹立起了旗幟和方向。黨和政府在抗震救災中的表現，充分顯示出我們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體現出了「以人為本」、「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執政理念，進一步樹立起「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良好形象，同時也贏得人民的高度尊敬和世界的充分肯定。

　　第四，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相結合，使中華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更好的政治環境。經過改革開放30年來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取得了重要進步。這次抗震救災中所顯現出的種種進步，更是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程的肯定和體現。這種政治文明的巨大進步，無疑為彰顯民族精神提供了更寬廣、更順暢的通道。我們看到，在抗震救災中，更加開放的政策，更加活躍的空間，更加靈活的體制，更加充分的權利，都證明了我們已經獲得但平時不能得到顯現的政治文明的進步。新聞開放和信息公開擴大了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使海內外所有關注災情的人們可以在第一時間獲得地震的全方位信息，也使得海內外所有關注政治文明發展的人們可以充分地觀察社情民意；空前龐大的志願者隊伍和民眾自發組織積極加入到抗震救災的行列中來，成為政府救援工作的必要補充。在災難之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進步、公民責任的履行與民族精神的彰顯相互輝映，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力量。這些進步，贏得了人民的歡迎和世界的關注，不僅充分表現出黨和政府在應對和處理危機中的自信與成熟，更表明了中國社會日益進步、日益成熟的民族精神發展與培育的良好社會政治環境。

　　第五，弘揚中華民族精神與發展現代科技相結合，使民族精神的弘揚有了科學力量的支撐。科學技術是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支撐，也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強大動力。人類近代文明的發展歷程表明，科學技術對於社會生產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推動作用。馬克思曾經表示：「把科學首先看成是歷史的有力槓桿，看成是最重要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然而，科學精神在近代中國得到萌芽和發展以來，曾經歷經滄桑和艱辛。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現代科學技術手段得以應用，現代科學精神得以弘揚，這是令人欣慰的進步，也是災難帶給我們的機遇。我們看到，不僅諸如航空遙感飛機、搜救犬、三類生命探測儀、液壓鉗、「北斗一號」衛星導航定位系統終端設備、跟蹤式太陽能衛星電視及LED照明系統、木結構抗震房屋等現代科技成果得到運用；活動醫院、微粒子醫療技術以及直升機、空降機等現代化的軍事運輸技術和現代高技術產品在抗震救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科學施救、科學援助成為在整個救災活動中得到貫徹的精神原則。這樣的進步，其意義遠遠超越了科技本身，而是深入到更為深邃的精神境界中，成為現代中華民族精神發展和培育的又一重要方向，它不僅為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開闢了思想的空間，同時也為中華民族精神中科學精神的增長和成熟提供了希望。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也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但是，正如恩格斯1893年10月10日給俄國友人尼?丹尼爾遜複信中所說：「像你們的民族那樣偉大的民族，是經得起任何危機的。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頁）歷史表明，中華民族同樣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她在災難中失去的一切，必將在戰勝災難的奮鬥中和在民族的進步中得到更大、更多的補償。一次災難帶給我們一次振奮，同樣也帶給我們一種警醒，使得平日里處於隱秘狀態和不顯著的民族精神重新以耀眼的光彩煥發出偉大的力量。

　　縱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災難終究是客觀而不可避免的。一個民族的歷史越久長，其對抗災難的經驗越豐富，由災難碰撞而迸發的民族精神也越強大。這一點，在中華民族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在中華民族歷經的無數次災難中得到了明確的驗證。歷史畢竟久遠，戰鬥未有窮期，積歷史經驗和現實經驗之和，我們再來關照多難興邦語境中的中華民族及其精神，毋庸置疑的是，在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撐和推動下，我們堅信，中華民族一定能夠自強，一定能夠堅韌，一定能夠戰勝那些可預期的以及不可預期的災難，從艱難中奮起，在困境中振奮。卓越的中華民族精神，也一定會使多災的中國興邦，使多難的中華民族始終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是趙存生教授根據自己的演講整理補充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