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夏代歷史—— 夏玉收藏總結

夏玉收藏總結 作者：華夏主人

在對夏玉的收藏中通過比類和反覆地詢問、論證，我們得知在現在的內蒙境內有至少兩個夏代的玉器作坊，一個在內蒙和遼寧的交界處也就是原紅山文化發現地；一個在內蒙西部的巴彥淖爾臨河區。夏代的早、中期的那些精美的玉器均為內蒙東部玉作坊出產，而此時巴彥淖爾臨河區的玉器相對粗糙些，這在《二里頭墓葬》中可比較出它們的差別。而到了夏末，東部的玉作坊生產出的玉器較夏早、中期的要差一些，內蒙寧城出的玉版片的質量就比額濟納旗出土的玉版片差得很多（感覺這些玉版片好像是未拋光的）。夏末玉器的形式由圓雕變為平面或弧面的浮雕且更加註重在玉器上琢刻字，一點也沒顯示玉器製作有衰敗的現象，並且是有著創新。

我們現已知的在北方有夏玉的三個作坊，內蒙東部的不知確切的地址，內蒙西部的在巴彥淖爾的臨河區以及河北磁縣都存在突然停產而就地掩埋的現象，其原因不難解釋，那就是所謂的「湯武革命」。

作為我有系統地收藏夏玉，"寶豐大墓』的遺存玉器無疑是最重要的，這些器物有著同樣的風格卻又不似一處生產的，材質各異，既有類紅山文化的玉器；又有類良渚文化的玉器(包括類良渚獸面紋)。又出自被公認為夏地的河南寶豐，且其數量之多，非帝王誰能有之，且有玉鰩魚的出現使我認準是夏王杼的墓葬。用之作標準件確實是實至名歸的。這種判定被後來收到的玉器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那件玉鰩魚與後收到的嫦娥及鷹樽成為判斷夏中期玉器的標準。在"寶豐大墓』中的蟬與龍玦（通常人們稱之為玉豬龍）的結合使我認知了夏氏族的圖騰是蟬，這對破解夏玉的密碼有著重大的意義。這也使我明白了那些獸頭人身或跪或蹲的造像是氏族的圖騰。而非通常人們認為的各種動物的主神。

收藏《壹》應該是夏末內蒙巴彥淖爾臨河區製作的玉器，這時的玉器呈扁平狀即令是圓雕件亦是如此，可能由於四百年用玉的無度，使得玉材已竭，不得已放棄圓雕而採取扁平形式的表現方式，即使是圓雕玉器也較早、中期的顯得輕而薄。裡面的九件圖文並茂的玉版片給了這些玉器是夏代的最好證明,其中兩輪馬車的出現也印證了二里頭遺址的車轍印為馬車的。

收藏《貳》是夏末河北磁縣製作的玉器，由於磁縣為商氏族所轄之地，所以其玉製品帶有明顯的良渚文化（少昊氏）風格。器物多琮、冠狀飾、璜、錐形飾、璧等良渚典型器型，當然也有些類紅山玉風格的玉器，但比起來不如內蒙作坊生產的同類玉器大方、洒脫，比較注重細部。其中有刻畫蟬紋的方牌子和燕子型牌子表明此處是夏代商氏族的屬地。

《叄》是些零收的玉器，但其中有重要的能代表夏中期的嫦娥及鷹樽，還有代表商氏族的燕子（其上面刻著類良渚的夏獸面紋，說明商氏族確系良渚部落聯盟的成員）。

《肆》的大部分玉器是夏末內蒙東（遼寧西）玉作坊製作的圓雕玉器，它們比起夏早、中期的器物顯得單薄些，有些在口、鼻處模仿夏初的風格但神韻廻異，反映出夏末遼西內蒙東部作坊的圓雕玉製品的衰落。

《伍》的玉器比較粗糙，但背部都琢有字其年代應為夏中、晚期的。二里頭墓葬的器物只個別的有類字的符號，寶豐大墓的鰩魚也見有像字的符號，但大部分器物均未有字，說明器物上琢刻字是晚期的。

《陸》是出於內蒙東部的扎魯特旗的器物，應該是紅山（太昊氏）部落首領的器物，裡面的兩套玉磬顯示了太昊君的奢靡。同時也證明了玉器不僅是夏王所愛；也為諸侯所喜好。

《柒》之中的帶有「夏王某」的字樣，其中「夏王」二字應是最早被我識別出的夏字，因現已知的商代甲骨文的卜辭中至今未出現過「夏」字，那麼本人既是能確切地辨認夏字的第一人。如「夏王某」的某字能被辨認出，則此批器物即可成為標準器物，對進一步辨別夏玉器的時代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捌》出自內蒙寧城的玉版片因其文字文物價值自不必說，其上面的圖畫雖然略嫌原始和粗糙但對了解夏人的生活、社會等各方面有著重要的意義。而破解這些夏字是今後夏文化研究的大課題。而其中摘椰子的玉版片有力地證明了竺可楨先生得出的五千年到三千年時期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溫比現在年平均溫高出2攝氏度的科學論斷。

《玖》出自內蒙西部巴彥淖爾臨河區為夏末玉作坊所生產的玉器，這些玉器既有創新的形式；又有復古的形式。創新表現在將夏早、中期的圓雕人或動物的造型變為平面或弧面的；復古是將更早的紅山文化的器物造型加以改造而推陳出新，這類玉器多為成軸對稱或中心對稱的幾何造型代表著一些氏族的圖騰動物。與紅山玉不同的是邊緣雖薄但沒有刃顯然不是實用器，中部由於邊薄而呈山脊狀並沒有似紅山玉的那種寬而淺的凹槽。因為這些玉器既有製成品也有半成品且有些器物上包裹有大量的鐵鏽，說明這是個制玉的作坊因突發事件而停產。但也顯示了在此作坊中已經有了鐵制工具。

《拾》出自遼寧黑山的兵器在其器面上琢刻有文字，表明在夏末太昊氏的尚武精神和其玉器製作的精良。雖然在夏末內蒙東部作坊所製作的圓雕玉器質量有所下降但在製作平面型的玉器一點也不輸於內蒙西部的。這裡的十二生肖玉磬上面的字十分精緻且極具美感，可以認為是漢字書法藝術之祖，還有磬上的龍紋，說明此套玉磬為夏王的。還有一雙靴子它反映了夏人的製革工藝及製鞋能力，靴已分左、右腳且靴頭琢刻有虎紋，說明現今河南地區穿虎頭鞋的習俗是保留夏代的傳統。

《二里頭墓葬》的玉器被我收到是十分高興的。在這裡我們不僅見到了夏王的玉冠，還通過器物知道了《尚書》所載的「···同律度量衡···」及夏初就已鑄銅鼎的史實。這樣中國的這本現存最古老的書的可靠性、真實性都得到了驗證。過去我們在總結歷史時由於對夏代的無知而過分地強調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其實據《尚書》所載及二里頭文物可知在虞舜時期就在諸夏部落中"同律度量衡』，而在夏初又推廣至全國。很難想像一個地方向中央賦稅和納貢的國家沒有統一的度量衡怎麼能行？《二里頭墓葬》為夏王啟的墓葬其所出土的器物對夏代器物的形製做出了規範，只有看到了這些器物才能明白那些簡單的圖騰轉為立體圖騰時的樣子，這裡面有蟬圖騰被神化的註解，此時已開始將龍這種圖騰動物賦予成帝王的圖騰，所以這些玉器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這裡面器物中與羊有關的非常之多，有盤角的綿羊、直而長角的羚羊、短直角的山羊等等。這一切都說明存在著以諸多種羊為圖騰的較大的部落聯盟，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諸羌氏族。

《拾壹》是我以嫦娥及寶豐大墓中的鰩魚為樣本而排比出來的具有夏中期特徵的玉器，許多器物上的漿頭表明它們應是寶豐大墓的。這裡面有被告知出自東北的鋼玉（因其在東北比較乾燥的土壤環境下只有質變色而無沁色），正是這種材質優秀製作精良的鋼玉製品也使我們認出其它一些材質的但製作同樣精良的玉器均出自內蒙東部或遼寧西部的某一夏玉作坊，事實上這就是原紅山文化區域其制玉歷史至夏初已有千年之久，可以說夏早、中期那些精美的圓雕玉器基本上產自此地。

《拾貳》是比較雜或單獨收到的一些玉器，其中一件豬頭上盤著一條蛇是最早的部落結合的證據，也是地道的紅山文化時期的玉器。最重要的是兩件來自寶豐大墓的大件玉器其重要不在於它們的尺寸而在於其中一件人物造像與廣漢三星堆出土的被認為是商代的青銅器人物造像相同，說明廣漢三星堆及成都金沙的古蜀文明來自於夏代，而古蜀人很可能就是躲避夏末之難的夏王族的部分遺族。一件燕冠也有著相當重要的意義，它足以證明商氏族的圖騰是玄鳥而非郭沫若先生所謂的鳳鳥。諸多印章的出現印證了夏末已開始封官授印了。

《拾叄》為來自河南省西峽縣的玉器，也是由於二件黑皮黃銅立人因其與三星堆青銅人物造型完全相同而引起我的興趣帶來的收藏。其中的一些玉器在製作手法和表達方式上與內蒙所出的玉器有所不同，可以說它們代表了一種「南派」的風格，兩件好似「翁仲」其實為祭祀時的夏王（也就是說夏王在重大祭祀活動中充當祭司）和琢刻有夏獸面紋的玉牌也印證了出自河北磁縣的《貳》為夏末的器物。兩件琢刻有表達陰陽的太極圖案的手鐲證明了這種簡潔明了的表達（陰陽）方式來自夏代，這種表達陰陽的方式過去被認為是宋代人所創的，現在看來應是宋人曾接觸到夏人的文物而重現的。這裡也有被研究古蜀文明的專家稱為蠶叢的男人頭像。

從上述收藏可以看出，我主要收藏了夏早期的二里頭墓葬的部分圓雕玉器及夏中期寶豐大墓的一些大、中、小的圓雕件（以上是出自河南省但大部分玉器為遼西內蒙東作坊生產的），還有夏末內蒙兩作坊及磁縣作坊的埋存件，夏代的玉作坊當然不止這三處，如被稱為「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就是夏末江淮地區生產的，而且我也沒辦法收全夏玉(據知情人講，挖一大墓至少要五人以上，並且見者有份)。夏玉不僅夏王喜歡，夏代的大小諸侯也都喜歡，這樣算起來夏玉的數量相當可觀了！

夏末的玉器已從夏早、中期大量的圓雕造型轉變為平面的淺浮雕造型，這就使得在玉器上琢刻字帶來了方便。在我的收藏中有188件帶字的夏玉中185件應該是夏末的，這188件玉器上的字數總計為1090個。

我的收藏充分地證明了夏玉的存在，其實意義遠不止於此，因為我們大家所知的夏代的事情甚少，這些夏代遺存的器物給我們知曉、印證華夏文明之源予不可磨滅的證物。順便說一下，我的這幾百件收藏其實並不算多，但確是最精緻和最有代表意義的（因為二里頭墓葬的原因）。時常聽別人說起某人有幾千件紅山玉，一開始還以為是吹牛而已，但在不久前鳳凰台採訪一收藏了20000餘件紅山玉（據我感覺大部分應該是夏玉）的藏家，使我覺得這些傳聞不是空穴來風。這位收藏家擁有這麼多的玉器後只是得到了個華夏文明之源起源於內蒙的結論。這個結論有兩個錯誤，其一是他把大部分具有紅山玉的某些特徵的夏玉當成了紅山玉；其二是他把內蒙這個太昊氏生活、活動的區域當作整個夏人的區域。當然不能苛求他，任何一個不懂夏玉的人面對這麼多玉器能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其實夏玉和紅山玉的不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夏玉不僅與紅山玉有著傳承的關係而且也傳承了良渚玉的人獸面紋，雖然它們的區別也是顯而易見的，但對不知夏玉者還是難以判斷的，尤其對於那種帶有簡化獸面紋的玉琮，在良渚時代和夏代都有製作，這需要有其它玉器的旁證才能得到結論。

通過對夏玉的收藏和研究，我感覺到夏玉無論在品種上還是在數量上都遠遠多於商玉。在夏玉不被世人所知時，任何一部關於中國玉器的書都把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時期的玉稱為高峰，如楊伯達先生在《古玉史論》中有「···故將玉器的源頭定於距今一萬年，遠古玉器的盛期及高點應在距今6000年～5000年的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時代。」顯然楊伯達先生也將夏代類紅山、良渚文化的玉當作了紅山玉、良渚玉了。由李學勤先生主編的《中國文物鑒賞叢書·玉器鑒賞》（高大倫執筆）之111頁「二、成熟階段的玉器—中國玉器發展的第一高峰」、124頁「第三節、中國玉器發展的第二高峰——煥然一新的商代玉器」竟將之列為標題。這些國內頂尖級的專家都如此看待中國玉器史，還有些專家竭力把紅山玉和商玉扯在一起找它們的共通點，這就無怪乎外國人否定夏代的存在了。如我給中國玉器史的上古部分（先秦時代）作一總結的話，應該是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時期的玉器製作猶如晨曦初露的曙光，夏玉則達到一個包羅萬象、難以企及的高峰或者說是像正中午的艷陽一樣燦爛奪目（這不是妄言和誇大，夏玉中以代表氏族圖騰的動物及其組合是後人不敢想像的且其玉加工工藝的全面也是後無來者的），商代的玉器製作則是夏、周兩個高峰間的低谷（因商湯立國後不久即陷入與其北面的眾方國之間的戰爭，至商末而未止，這些已被現存的眾多甲骨文卜辭所證實）。從器物的大小和數量來看，商代的玉器幾乎沒有什麼大器且商前期的玉可以說是乏善可陳，僅後期的婦好墓出土的玉器能為其塗抹些脂粉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