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身份證無戶口 一個無政府狀態的原始村落[組圖]

幾年來青龍山村100多戶村民過著近似與世隔絕的「原始村落」的生活

-這裡沒有路、沒有電、沒有村組織，村民沒有身份證

-結婚不登記、離婚很隨意、孩子隨便生、死後隨便葬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100餘戶村民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

新聞提示

薄薄的身份證關閉了梁東梅實現理想的大門，同時向她關閉的還有外面世界的大門。

現在，20歲的她整天圍著一個對開玻璃門的舊立櫃轉，立櫃里裝著香煙、香腸、速食麵、口香糖等貨品，梁東梅就在柜子前剛能轉身的地方，等著村民來買柜子里寥寥可數的幾樣東西。

兩年前，梁東梅考取了黑龍江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牡丹江博大律師學校，但沒能入學，原因只有一個，她沒有身份證，心中十多年的美好願望瞬間崩塌。在她生活的地方，從三個月大的嬰兒到81歲的老人，400多人都是像她這樣沒有身份的公民。讓村民感到不便的不僅僅是沒有身份，村裡還沒有公路、沒有電。他們生活在黑龍江省阿城市一個叫青龍山村的地方，而「青龍山村」這幾個字理論上七年前已經消失了，那裡是西泉眼水庫淹沒區。近十年來，村民過著不為外人所知、「與世隔絕」的原始生活。

他們怎麼會陷入這種尷尬的生存境地呢？

第一印象……

400餘名沒有身份證的人，生活在不通公路、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村子裡，孩子隨便生，死後隨便埋，而距離此地十幾公里遠就是一大型高爾夫球場

一個從沒坐過汽車的男孩

青龍山村距黑龍江省哈爾濱市85公里，哈爾濱人對此地鮮有人知。他們知道那裡有哈爾濱市第一大水庫——西泉眼水庫，他們知道那裡有黑龍江省第一大高爾夫球場。他們不知道，那裡還有一個「原始村落」。

9月26日，記者驅車駛過高爾夫球場，在距離此處南6公里是平山鎮三餘村，村民說確實有個青龍山村，就在距三餘村5公里之外的山上。沒有大路，只能坐拖拉機上山。

在三餘村僱用一輛拖拉機並不是件難事，但一提起到青龍山村，村民們搖了搖頭。

「那地方可是名副其實的『水泥路』，除了水就是泥，別看只有5公里左右的路，但沒有兩個小時的時間絕對上不了山，來回就要4個小時，現在是收割時節，時間最寶貴呀！而且前一天剛剛下了雨，路就更難走了。」三餘村李姓村民提起青龍山村，搖了搖頭。

正一籌莫展時，三餘村小學放學了，兩名腿腳滿是泥巴的小男孩聽到記者與村民的對話後說：「你們上青龍山村幹什麼？我們村裡剛剛修完了路，但不知汽車能不能走，要不然你們捎我們回去，我們給你指路。」看著採訪車，男孩好奇地摸著。「我長這麼大還沒坐過汽車呢！」10歲男孩於宏文露出一種渴望。

採訪車冒險上山了，同時也是為了滿足小男孩的願望。

一段5公里的路汽車走兩小時

山路崎嶇不平，泥濘不堪，採訪車左右搖晃，隨時都有側翻的可能。在途中，不斷能遇見回村的農民駕駛著拖拉機走走停停，艱難地推車。一名村民告訴記者，在平山鎮里，青龍山村的拖拉機最好認了，村裡所有的車上必須有草墊子和鐵鍬，草墊子是用來鋪路的，鐵鍬是拖拉機陷進泥中用來「別」輪胎的。有的村民還要時常帶著狗，一旦沒有辦法了，狗就跑回村中，家人一看就知道了，叫人趕來幫著抬車。

青龍山村的人也好認，一看身上臉上滿是泥點，褲腿子儘是泥巴的肯定是青龍山村的人。「就因為路不好，沒有人願意上我們村子來。」村民李軍擦著甩在臉上的泥水說。

5公里的路兩個小時，這和步行差不了太多。

「西泉眼水庫的水從村前緩緩流過，將青龍山村與外面的世界阻隔。採訪車的駛入徹底打破了小村的寧靜，這是近十年來第一輛駛入村中的汽車。」

村裡漂亮姑娘因沒身份證，不能外出找工作，也難嫁到外村

深入了解……

一個沒有村組織的村莊

站在村口的高處望去，村子一面臨水，三面環山，方圓兩公里內，散落著一幢幢簡易土坯房，東一座、西一座，絲毫沒有秩序。已近傍晚，炊煙繚繞，煙霧籠罩下的村莊愈發讓人感到神秘，傳說中的「原始村落」——青龍山村就在眼前。有畫好好說

採訪車的駛入徹底打破了小村的寧靜，也讓這個神秘的山村從此不再神秘。

「有外人來了！」消息很快傳遍青龍山村，眾多村民放下碗筷好奇地圍過來。「你們是幹什麼的？」「怎麼知道有我們這個地方？」「是政府派來給我們解決身份證的嗎？」……一連串的問題劈頭蓋臉砸過來。

「你們有村支書嗎？有管事的嗎？」

「我們這裡都是各家管各家的事，沒有村組織自然也就沒有管事的，村民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一切自然情況都是模糊的。村裡沒有路、沒有電，你們算是幸運的，前幾天，村裡每戶交了20元錢，雇了輛鏟車，將村裡通往平山鎮的山路墊平了一段距離，勉強能走車了，但也僅限於你們這樣的越野車和拖拉機。這之前，連坦克都進不來，要是下雨，那啥車也進不來，徹底將村裡和外界斷絕了。等明年開春，路面開化後路就又沒有了，一切又將恢復以前的狀態。」村民於立友回答記者說。有畫好好說

這個村子為什麼連最基層的村組織都沒有呢？事情還得從13年前說起。

一「鍋」吃飯的88戶村民

1992年，哈爾濱最大的水利項目——西泉眼水庫立項建設，青龍山村等周邊6個村屯的大部分自然屯被劃定為淹沒區，開始整體遷徙。當時青龍山村被划到阿城市平山鎮，戶口也被遷到平山鎮了，直到1998年左右全部動遷完畢，青龍山村的村民被分散遷到各個村子裡。

但過了不到一年，有村民看到青龍山村並沒有被淹沒，村裡小學的4間校舍還在，88戶村民在1999年4月1日集體返遷回來，開始了「原始人生活」。提起那段生活，村民於立發似乎有很多話要說。

「我們在4間校舍里用木板搭起通鋪，在院子里燒火做飯。400多人一起下地種田、一起吃飯，秋後一起算賬，可熱鬧了。但那段日子也真苦啊，沒有路，全村老老少少都出動了，翻山越嶺背種子、化肥，老爺們兒都受不了了，在山坡上號啕大哭。但不管怎麼說，我們都挺過來了。」

「大家就一直這樣生活了嗎？」記者問。

「沒有。第二年把地分成四塊，人也分成四組，每組22戶。又過了一年，地基本分到戶了。」有畫好好說

對於為什麼回來，村民解釋說，主要是因為新的移民點沒有宅基地，甚至租房子住，安置費不夠，還有得到新地方沒有土地可種。「總之，情況非常複雜。」村民於立友說。

72歲的肖永廷是2002年返遷回來的，他拿出當時全家遷徙到城高子鎮魏家村，村委會開具並蓋上公章的證明文件。上面寫著「移民到我村的農戶已經三年，但移民土地補償費還沒有到位，經村委會決定，如錢還不到位把這3戶土地抽回……」肖永廷說，到新地方三年了，可土地補償費還沒有到位，讓我們依靠土地生活的農民怎麼生活。「這裡沒有電、沒有路，與世隔絕，如果在外邊能過下去，誰願意回來呢？」提起昔日的青龍山村，肖永廷說，青龍山村原屬於尚志市的帽兒山鎮，原有村民1000多人，是個大村莊。這裡三面環山，一面靠水，是帽兒山鎮著名的產糧基地。

「現在我們的生活過得挺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沒人管了，大伙兒的自律性反而更強了。人均土地1垧多，連新出生的嬰兒都能分到地，但就是心裡憋屈啊！不知將來啥樣。過一天算一天吧！你看，房子都是簡易土坯房，不是我們沒錢蓋房，心裡沒底啊！蓋完不定什麼時候就得拆。」

按照法律規定，他們不是夫婦，按習俗，他們是拜過天地的夫妻

大吃一驚……

結婚不用登記

在青龍山村提到婚喪嫁娶，村民非常乾脆地回答兩個字「隨便」，結婚不用登記，死了往山上一埋。

「按照法律來說，我們不是夫婦，按習俗來說，我們是拜過天地的夫妻。」新婚不久的姜青山、於金梅夫婦說，「也不是我們不想辦結婚證，可我們連身份都沒有，上哪去登記呀？」在青龍山村，兩個人覺得好，雙方家長同意了，就舉行婚禮，雖然沒有結婚證，但男方家的聘禮還是不能少的，姜青山結婚時聘禮6萬元，一台摩托車，一台四輪車，外加4垧地，大擺宴席也是少不了的。所有的結婚程序都和外邊的一樣，就是沒有關鍵的那一張紙。

於金梅對記者說，村裡的青年人嫁娶基本在本村內解決。外邊的人一般是不願意娶青龍山村姑娘的，也沒有人樂意嫁到這裡來，因為你沒有戶口，登不了記，以後生了孩子上戶口也是個問題。青龍山村曾經有一個姑娘嫁到了帽兒山鎮，就因為沒有身份，結婚、生孩子都沒少挨罰。有畫好好說

青龍山村老人對此表示了擔憂，村裡于姓和張姓的人家居多，很多人家都是親戚關係，村內通婚在目前來看還算是解決年輕人婚姻的有效辦法，但再過二三十年呢，新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豈不就是近親結婚了。「生活得原始、閉塞一點沒有關係，但不能走上近親繁殖的這條路吧，那可真是造孽呀！」一名60多歲的老漢說。

離婚很隨意

結婚如此隨便，離婚也很隨意。村民馬某今年26歲，4年前從平山鎮一個村子裡把媳婦娶到了家。第二年小兩口生了一個女孩，平時夫妻二人關係挺好的，但今年秋收前，兩人鬧了矛盾，妻子收拾東西就回娘家了。

「我找她好幾次，可她就一直說不過了，我說孩子都這麼大了，不能說分就分呀，可人家說了，我又沒和你登記，可不說分就分嗎？」馬某說，他回來越想越憋氣，可也沒有辦法。已到秋收季節，馬某隻好把女兒交給父母看管。馬母說，她現在膽戰心驚的，因為兒子已經不止一次地說過：「她要再不回來，我就把她殺了。」

「我兒子平時特別老實，可人家不是說嗎，把老實人逼急了才容易出事呢，我們老兩口天天看著他，不讓他出去，我勸兒子認命吧，誰讓咱沒有身份呢！」

想生幾個就生幾個

在青龍山村，計劃生育也是個難題。

村民梁金德、郭金英夫婦8年時間生了3個孩子，最大的8歲，最小的5歲。梁金德告訴記者，妻子今年剛剛28歲，因為老大老二都是女兒，為了要兒子又生了一個，還好第三個真就是兒子。「我們這裡地多，要是沒有兒子可不行。」

於立傑，18歲，當她抱著兒子站在記者面前時，記者還以為孩子是她的弟弟，因為在她的臉上，無論如何都讓人想不到她已經是3個月大孩子的媽媽了。於立傑說，她17歲就結婚了，「其實我也不想這麼早就結婚，可因為沒有戶口上不了學，沒有身份證到外邊打工找不到活干，呆在家裡還給父母增加負擔，結婚不但可以分擔家裡負擔，還能給家裡帶來彩禮錢。」

村的後山上就是安葬的地方。「小病可以到鎮里去看，由於路不好，大病也折騰不起，只有在家等死。死了之後就往山上一埋。」一名村民滿不在乎地說。三名黨員幾年沒交黨費了

村組織沒有，黨組織呢？記者找到這裡僅有的三位黨員。黨員熊志斌說，他是1980年入黨的，以前還擔任過青龍山村委會主任。自從他1999年返遷回來後，就找不到黨組織了，因為他不知道應該屬於哪個地方的黨組織。三個黨員多年來沒有看過任何黨員學習資料，沒有系統學習過黨號召的新思想。

「六七年沒有交黨費了，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資格被稱作黨員了。」其他兩名黨員說。有畫好好說

熊志斌認為，自己畢竟是黨員，不能什麼作用都不起。於是他當起了青龍山村的赤腳醫生，到平山鎮衛生所聽防治疫情的知識，回來後傳授給村民。組織新生嬰兒接種疫苗。

一口大眼井是惟一水源

在村東頭，一口大眼井是幾百名村民惟一的水源。清晨，村民爭先恐後地來此打水。村民於立友說，在他們被遷徙後，村裡的井都被封死了，村民回來後，挨個扒開，只有這一口井能用了，但是水質不太好。記者看到，打上來的水面上漂浮著蠕動的白色小蟲，水裡面充斥著可以看得到的雜質。村民說，把水打回家後放在缸里「困」上一天就可以了。記者嘗了一口，水有些發澀，讓人非常不舒服。村民說，這口井大約10米深左右是地表水。而記者事後採訪有關專家得知，地表水中有害物質很多，經常飲用能引發各種疾病，只有40米以下的深水井的水才是安全的。

晚上的青龍山村夜不閉戶

晚上記者住在村民於立友家，於家人特意為記者倒出了一間房屋，門上只有一個小插劃，從外邊一下就可以拽開。「你們放心，我們這裡治安非常好，村民相互之間非常熟悉，沒有打架鬥毆、殺人放火的，村裡也沒有盜竊搶劫的，甚至村民間都很少紅臉。近十年了，村裡沒有出現過什麼案件。」於立友說，「我們雖然閉塞，生活得比較原始，但正是這種原始的生活讓我們沒有受到外界污染。在青龍山村，誰要是在村裡掉了什麼東西，只要是村民找到了，會為你保管，回來找肯定能找到。一句話，我們青龍山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於立友邊為記者燒炕邊說。

村民返遷是個人行為，自然得不到政府的承認。所以在1992年以後出生的人和不夠年齡辦身份證的人都成了黑戶。造成了30歲左右的人沒有身份證，20歲以下的人既沒有戶口也沒有身份證，40歲以上的人身份證過期了也辦不了。就這樣，返遷回來的人和下一代人大多成了「黑戶」。

村民們坦言，前幾年，沒人來收農業稅費。而現在，「一免兩補」也與他們無緣。有畫好好說

沒有賦稅曾讓青龍山村的村民們高興過一陣子，但社會的發展卻讓他們不再安寧，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沒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證明。梁東梅就是這個問題最直接的受害者。

西泉眼水庫

沒有身份……

18歲的梁東梅考上大學卻被拒之門外，她想走出村子，可是不行；村民外出打工一個地方不能呆時間太長了，看見警察就要繞道走，感覺像逃犯

惟一考上學的孩子沒讀上書

梁東梅一邊忙著刷碗，一邊照料著來買東西的村民。她俊秀的臉上始終是陰鬱的，看到記者連頭都不抬一下。村裡小夥子說，如果梁東梅經常笑笑會更好看的。在這些昔日的夥伴印象中，「她聰明、活潑，還是班幹部，大家都願意和她在一起玩。」

「咋能笑出來呀！我姑娘本來是應該當律師的，是近年全村惟一考上大學的，現在卻窩在村裡當起賣貨的，精神上沒出什麼問題我們就很滿足了。」說到這兒，父親梁秀髮狠狠地掐滅了手中的煙頭。「爸，你能不能別再說我的事了，有什麼用呢！」梁東梅重重地摔掉抹布賭氣坐在炕沿上，低著頭擺弄著手指，強忍著不讓淚水流下來。無奈之下，梁秀髮把記者領到了屋外。「別見怪，孩子以前可不這樣，待人挺客氣的。」

「我姑娘自小就聰明，學習特別好，雖然家裡還有一個男孩，但我和她媽都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了，上學時孩子就沒有戶口，老師說只能上到初中畢業，但那時只能走一步看一步，9年呢，說不定戶口問題就解決了呢！孩子特別爭氣，每天5點就起來，無論颳風下雨，從來沒有遲到過，從小學到中學一直都擔任班幹部。2002年中學快畢業時，家裡人商量不讓孩子考高中了，考個中專什麼的也許對戶口的要求會鬆些。後來，孩子報考了黑龍江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牡丹江博大律師學校，是5年制的大專班。」梁秀髮一說起姑娘，喜憂參半。

「來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晚上家裡人這個樂呀，第二天，我就買了去牡丹江的火車票，帶著姑娘去學校報到。一到學校傻眼了，老師要戶口簿和身份證，這時我們才發現錄取通知書後面報到須知第一條就寫著『持本人身份證和戶口簿、學歷證明報到』，當時只顧高興了，都忘看了。其實報到前，家裡人也想了這個問題，但村裡人說，考上了肯定會讓念的。我一想也是，學校就是培養人的地方，只要交上了學費還能有不讓念的道理？但老師說，沒有身份證和戶口簿就是不能入學。我追在老師後邊給他講我們村的情況，可老師根本就不信有這個地方。我又求學校的領導，就差給領導跪下了，可人家說這是學校的規定，而且全國各大院校哪有沒有身份證的學生呀！否則畢業了找工作也是個麻煩呀！無奈，我只好領著姑娘回來了。」說到這兒，他停住了，過了好一會兒，情緒稍稍穩定下來。

「剛開始回來的日子就別提了，孩子天天看著錄取通知書哭呀，孩子嘴裡總念叨『我咋這麼命苦呀！就缺個身份證，上不了學，我這一輩子就這麼完了嗎』？我和她媽輪番陪著她，勸她，怕她做傻事呀！為了讓她在家有點事干分散些精力，第二年家裡就開了小賣店。有一段時間孩子到城裡打工，但還是因為沒有身份證，沒人敢用，沒多長時間就回來了。孩子說認命了，再也不出去了，在家陪著我們。等以後找個人嫁了，這輩子就算這麼過去了。」說到這裡，梁秀髮再也說不下去了。

「我不認命，但我還有機會嗎？」

梁東梅真的像其父親所說的認命了，在她的臉上還看到其他東西。經過一段時間的溝通，梁東梅終於說話了。

記者：當初為什麼要報考律師專業呢？

梁東梅：我覺得這個職業特崇高，中學老師說我口才好，當律師肯定有發展。

記者：能看看以前學習的筆記和書本嗎？

梁東梅：全都扔了，一本也沒有剩，兩年前從牡丹江回來後就扔了。

記者：為什麼要扔了呢？留個紀念也好呀！

梁東梅：留著有什麼用，看著傷心，斷了這個念想心裡還好受些。

記者：為什麼錄取通知書還留著呢？

梁東梅(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也不知道是怎麼想的，有好幾次都拿在手裡要撕了，就是沒有下去手呀，留著吧，就算對這輩子有個交待。

記者：你父親說你認命了，是你的真心話嗎？

梁東梅：我也曾經不服輸，到城裡打工，但沒有身份證，誰敢用你，連住個旅店都不行，有幾次還差點被人騙了。不回家種田還能怎麼樣，我們村子有的女孩17歲就結婚了，現在孩子都三個月了。我20歲了沒有相過親，我真的不甘心這一輩子就這麼過去了。我想走出這個村子，可是不行。

記者：以後有什麼打算？

梁東梅：過一天算一天吧，心中的希望到底是什麼自己也說不清，實在堅持不下去了，也就只能這樣了，我總在心裡問自己，我不認命，可我還有機會嗎？

梁東梅苦笑了一下，繼續拿起抹布擦起滿是油垢的灶台。

「梁東梅」不止一個

村民於立友最近總願意到鄰居家裡串門，到了鄰居家裡卻不太說話，只是一個勁兒地抽著煙。於立友告訴記者，他一早起來就溜出家門是為了躲女兒。怕女兒見到他又催他辦戶口和身份證。有畫好好說

女兒於金花16歲，今年考上了高中，因為沒有身份證和戶口被學校拒之門外。「我到平山鎮鎮政府和鎮派出所找了很多次，一直沒有辦法解決。」於立友說。

「不是我們不供孩子讀書呀，就是砸鍋賣鐵也認了，但現在只能這樣拖下去，讓女兒適應在家呆著的日子，慢慢習慣就好了，如果戶口解決不了，村裡的孩子都是這個結局。」

於立友的小兒子也快初中畢業了，「我現在挺矛盾的，既想讓孩子考上高中，也希望他考不上。如果考不上，對孩子心理造成的陰影也不會太大。」

外出打工感覺像逃犯

上不了學，外出打工也是個問題。23歲的村民馬亮在山東打工時就因為沒有身份證被抓了好幾次，他只有在山東各地打工。「一個地方不能呆時間太長了，看見警察就要繞道走，感覺像逃犯。」馬亮的母親說，兒子在外邊可遭罪了，但他覺得即使這樣也比在村裡呆著強。

村民於金利在哈爾濱市一家美容院打工，無奈之下，她只有借用別人戶口辦了一張假的身份證。就是這樣的假身份證她拿在手裡也愛不釋手，她認為自己可以放心地在哈爾濱呆下去了，只要自己不違法誰會去追查她的身份證是真是假呢！

黑龍江省第一大高爾夫球場

沒有電……

生活在文明世界中，沒有電的生活不可想像。近十年來，青龍山人一直生活在黑暗裡。村民戲稱「家裡惟一的家用電器是手電筒，看電視要靠拖拉機發電，最愛看的節目是《新聞聯播》，給手機充電要走上大半天……」生活在這樣遠離文明世界的原始生活中，村民還不忘在澳門回歸的時候插上紅旗祝賀。

手電筒是主要的家用電器

18時許，青龍山村已經是漆黑一片，走在村中根本就看不到腳下的路，幾名村民見到記者行走十分困難，拿來了手電筒給記者指路。「我們村裡每家都有兩個以上的手電筒，是我們惟一的家用電器。」一名村民戲稱說，可這手電筒也不敢用時間長了，由於交通不方便，如果電池用完了，要等好長時間才能到鎮里去買。

青龍山村的人從老到小，都有一個絕活，走夜路都不用看道，哪塊有坑有大石頭都了如指掌。記者見到，一名10多歲的小男孩騎著自行車帶著一個同齡的男孩，飛速地駛過，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擠在蠟燭下寫作業

村民劉喜發家晃動著微弱的燭光，兩名小男孩正在燭光下做著作業，他們是劉金海、張程文，今年都是13歲，在平山鎮三餘村小學讀書。

「又寫錯行了！」劉金海擦著橡皮說，雖然已經讀六年級了，但回家寫作業從來不用鋼筆，因為燭光太暗了，總是寫錯行，用鉛筆能擦下去。

張程文告訴記者，他家的蠟燭用完了，只好到同學家來寫作業。

由於屋內的光線實在是太暗了，多一個人都不太夠用，記者只好退到了屋外。

「為什麼不給孩子多點幾根蠟燭呢？」記者問蹲坐在院子里等待兒子寫完作業的劉喜發夫婦。

「我們這裡凡是和光亮有關的東西都要省點用，如果用沒了，要好長時間才能買到。孩子晚上讀書蠟燭得省著用，寫完作業，就趕緊吹滅了，全家人上床睡覺。」劉喜發無奈地回答記者。

看電視要用拖拉機

19時許，村裡熱鬧起來，大人抱著孩子，老人拿著板凳朝一些農戶家跑去。在村民於利平家的院落內，大家有說有笑。幾個小男孩迫不及待地喊道：「快點！快點！要開始了！」於利平從屋裡搬出一台小黑白電視機放在了窗台上。

「你們村還有電視機，沒有電怎麼看？」記者驚訝地問道。

「只有五六家有。」一名村民伸長了脖子盯著電視機回答道。電視機屏幕上出現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與此同時，院落里響起了拖拉機的聲音。

「這是我們自己發明創造的，村民管它叫作『拖拉電視機』。」於利平指著停在一邊的拖拉機說，把電視機的另外兩端電線接到拖拉機蓄電池上，發動拖拉機後就可以看電視了。有電視機的人家都自製電視天線豎在房頂上，能接收到3個左右的電視節目。但時間也不能太長了，也就能看半個多小時左右。

「村裡沒有報紙，看不到任何國家文件和政策，這幾台電視機是村民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渠道，如果沒有這幾台電視機，我們真的就成『野人』了。」一名村民說。

於立友說,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外界的消息都是從這台小小的黑白電視機了解到的，比如「澳門回歸」、「非典防治」、國家領導人的更替等等。「澳門回歸的時候，我們每家都自製了一面紅旗，插在門前，當作慶祝，雖然我們沒有身份，13億中國人挨個點名都點不到我們頭上，但我們還是愛國的，和全國老百姓一起慶祝國家大事，對我們自己也是個安慰。」

給手機充電要走半天

在青龍山村還有一個和電有關的現代化工具，那就是手機，由於緊靠西泉眼水庫，手機信號可以覆蓋到村裡，於是，年輕一些的村民也買起了手機，但充電成了一大難事。記者了解到，如果村民要為手機充電，要走上兩個小時的路趕到平山鎮之後再找個熟人，找個地方充上電。等回到村裡，大半天就過去了。「每天5時許，青龍山村的孩子就要出發上學了，由於路不好，孩子們腳上經常被雨水泡爛了，冬天的時候，一脫襪子一層皮就能順著扯下來，最危險的是路上能聽到狼叫。但他們說，只要能讓他們上學，什麼苦都能吃。」

沒有路……

道路異常泥濘，遇到下雨天，孩子們上學時腳經常被雨水泡爛了

5時許，記者被一陣陣吵鬧聲弄醒了，天空中還是朦朧的黑色，但村子的路上已經聚集了11名小學生，大家一前一後踏上泥濘的道路向平山鎮三餘村小學進發。

走在前面的孩子王是13歲的張程文，他已經在這條山路上走六年了，每天往返路程要10公里左右。每天5時，村裡的11名小學生在青龍山村原小學內集合，他帶著低年級的孩子上路，他說，路好走時，一個半小時能到學校，下雨天就得兩個多小時。冬天的時候4點多就要起來頭上頂著夜色出發，晚上放學天也黑了。

一名村民說，孩子們腳上經常被雨水泡爛了，冬天的時候，一脫襪子一層皮就能順著扯下來，讓當爹媽的怎能不心疼！就是這樣，孩子們每天上學放學都是嬉鬧快樂的。「只要能讓我們上學，我們什麼苦都能吃。」張程文拍拍自己的胸脯說。

但讓孩子感到害怕的是，有段時間路上經常能聽到狼叫聲，「我們就拿著棍子趕路，還好一直沒碰到狼。」

這些孩子讓我們心疼

平山鎮三餘村小學校長陳軍事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說，由於青龍山村特殊的原因，全村的適齡兒童都分布在全鎮各個小學，但主要集中在三餘村小學。目前，全校共有該村17個學生。其中五年級3人，四年級1人，三年級3人，其餘在一年級。在陳軍心中，雖然青龍山村路不好走，需要走近兩個小時的路程，但孩子的求知慾望都很強，很少因為路遠和天氣原因而遲到和曠課的，學習特別的努力，成績也都很突出。但是如果他們的戶口遲遲得不到解決，只能上到初中，因為高中目前還不屬於義務教育階段，而且高中階段要求得也比較嚴格，必須有戶口，建立學籍檔案。

所以，這將給孩子的成長和義務教育的普及帶來極大的不利影響。「不管什麼原因，也不能讓孩子求學如此困難呀！否則不但傷害了家長和孩子們，也讓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心痛。」陳軍凝視著放學的孩子們說。

爛西瓜在這要賣上一元一斤

提起沒有路的痛苦，青龍山村的村民都能談上幾條。據村民講，一到夏天，就有外邊來的商販到村裡來賣西瓜。有的西瓜都爛了還要賣給我們一元一斤的高價。賣西瓜的說了，誰讓你們這裡路不好走呢，我們上山的車輛磨損費也要記到西瓜的價錢裡面。就是這樣的西瓜，村民還是搶購一空。一名村民講，村裡沒有技術，根本就不懂得種像西瓜這樣的水果，只能認了。

村民惟一期盼的季節就是冬季，因為湖面上凍之後就可以開著拖拉機到外邊賣糧，還能經常帶回日用品。

阿城市平山鎮鎮長宋廣生

誰來管……

村民們不斷到平山鎮政府和平山派出所反映情況，但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村子不存在了 無法落戶

在平山派出所，塵封著102戶青龍山村村民的戶籍檔案。「我們也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孩子上學都不容易，尤其是能考上大學，如果因為戶口問題耽誤了，那太遺憾了，但青龍山村的名字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的身份證無法填寫。而且那裡太閉塞了，道路也沒有，發生案件都很難處理，想找個人簡直難上加難。」

鎮政府正逐級上報解決

阿城市平山鎮鎮長宋廣生對青龍山村的現狀感到十分頭疼，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他正準備將青龍山村現狀報告給上級，這個問題他已經向上級有關部門反映過多次。「那裡畢竟是水庫淹沒區，萬一發生火災、水患、疫情，沒有路，我們很難及時援救村民。」

宋廣生介紹說，青龍山村原屬於尚志市帽兒山鎮，1990年，哈爾濱市立項建設西泉眼水庫，青龍山村被劃為淹沒區。當年，青龍山村劃歸平山鎮。該村原有三個自然屯，共計300戶，1500多口人。1998年，該村開始整村遷徙。村子的河南屯和梁家店兩個自然屯的居民順利遷出。青龍山村有109戶的部分村民到國家、省、哈爾濱市等地上訪，反映動遷賬目不清等問題。

1998年12月109戶被安置在香坊、阿城、五常、尚志等地。當時，土地補償費以及在新安置地的土地、房屋等有關事宜都已經落實到位。但在居住了一年後，這109戶於1999年4月開始陸續返遷。

針對此種問題，當年10月17日，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領導小組對返遷居民作出強制執行遷移的決定，由哈爾濱市政府一名秘書長帶隊，哈爾濱市移民辦、哈爾濱市所屬的一區三市(香坊區、阿城市、五常市、尚志市)主要領導、阿城市公檢法三機關部分執法人員、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部分法警總計300多人前去青龍山村做移民遷徙工作，被當地村民打傷4人。

目前，青龍山村返遷居民112戶，429人，其中學生66人。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當地沒電，吃大眼井水，路沒人修達七年之久，當地處於無政府狀態，沒有任何組織，結婚不登記，生孩子沒人管，房子隨便蓋，地隨便種。情況十分複雜。目前平山鎮政府也希望上級政府能儘快解決青龍山村的問題。不能讓這種無政府狀態長期發展下去。

對於強制遷移時執法人員被打傷一事，村民說起來仍「津津樂道」，說他們如何如何勇敢，並沒有覺得他們已經觸犯法律了。

「這裡的人只能說是活著，合法不合法，大家也都這麼過著！」村民熊志斌的話代表了很多人的心聲。

記者手記

出路在哪裡

青龍山村附近是黑龍江第一高爾夫球場，80公里之外就是哈爾濱市區，青龍山村被繁華和奢侈「包圍」著。

孩子們因為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而無法求學，婚喪嫁娶這樣的人生大事，在這裡變得如此的「隨便」。但是，「原始村落」的青龍山村人生活並不貧窮。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村民們養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想。非法開墾土地，侵佔林地，在這裡被當作天經地義的事情。記者採訪了解到，這裡最多人家有近10公頃的土地，家裡堆的是成山的木材。每家人均收入都在三四萬元左右。一家結婚財禮錢要在6萬元，這在附近的農村也算是天文數字。而村民認為這是對他們所遭的罪的補償。

「這裡的人只能說是活著，合法不合法，大家也都這麼過著！」村民們也知道，這樣的生活絕不是長久之計。

「那裡是水庫淹沒區，萬一發生火災、水患、疫情，沒有路，我們很難及時援救村民。」平山鎮政府領導也憂心忡忡。

看看因沒有戶口而上不了學的孩子們，看看擠在蠟燭下看書的孩子們，看看每天隨時都可能和狼遭遇的孩子們，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也是這場糾紛中最大的受害者。

村民說：「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但總不是外國人吧！至少得承認我們是中國人吧！人口普查都不來，13億中國人挨個點名也點不到我們頭上，就是犯了法，黑名單都上不去，不管存在什麼歷史問題，不管誰對誰錯，政府不能不管我們吧？不能不要我們吧？」

「可是青龍山村的出路到底在哪裡呢？」村民和當地政府的領導心裡也沒有底。有畫好好說

來源：新文化報 記者 蘇航 劉瑞秋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