閉上眼睛就是中國的明天：《十月圍城》

2010-01-02 16:44:10 來自: [已註銷]

張學友飾楊衢雲，梁家輝飾陳少白。眉目間都頗為神似。 陳可辛用蕩氣迴腸的故事，提醒我們香港的另一個角色。自晚清革命以來，港九之地，「不但有金銀氣，且有革命氣」（見《辛亥文獻》之馬小進《香江之革命樓台》）。但兩岸三地，對1905年之前的革命史，都有意無意地裁剪了兩樣主導性力量。即孫中山和幾乎所有早期革命領袖兼而有之的兩個身份，基督徒和洪門弟子。 晚清革命，一言以蔽之，是基督徒與三合會的革命。不過投資過大的電影，不敢拂逆主流意識形態。不然就對過億票房構成妨礙。用錢投票的觀眾，和拿命投票的公民，都需要簡單而膾炙人口的理由。所以最不可饒恕的電影，都是關於歷史的。通常一部大片，就是對民族記憶的一次強制拆遷。 陳可辛坦言，也拍過洪門段落，但為稻米計，還是盡數刪了。三合會背景，只隱含在少林僧「王復明」的名字中。基督教因素，也只有孫母家裡一閃而過的十字架。 商人李玉堂與眾義士慷慨赴死，之前飲血酒，戴附身符。若是圍在一起禱告，票房可能就砸了。其實這個角色，大概有三位原型人物，都是基督徒。論地位相似，革命的第一贊助商，非香港的「太平紳士」、立法議員何啟爵士莫屬。他父親何福堂，是梁發之後、中國第二位被按立的傳道人，著有《馬太福音注釋》。何啟承繼萬貫家產，攻讀法律，作大律師。妻子雅麗去世後，他於1887年創辦香港第一間西式教會醫院，附設香港西醫書院，李鴻章亦是贊助人之一。孫中山、陳少白都是何的學生。 何啟多方支持孫的革命，一向只出錢、不出面。1895年香港興中會成立，他代理法律事務，並推薦自己的親戚、另一位大商人黃詠商，任興中會會長。黃也出身於基督徒世家，其父黃勝曾與容閎一道赴美留學，是香港道濟會的平信徒領袖。黃先生為革命傾囊而出，賣掉香港銀樓，充作第一次廣州起義的軍費。另一半軍費，則多由孫的未來岳父、「革命牧師」宋耀如代為籌集。宋牧師一家，對百年中國影響至深。他也同時是洪門弟子。 論姓名相似，第三位原型應該是是商人李紀堂。他也是基督徒，與陳少白交往甚密，對革命捐輸甚豐。庚子起義失敗後，他以贊助革命的剩資，在屯門開設農場，作為孫中山在港的接待站，內設軍火庫和射擊場。1901年，李紀堂和太平天國後裔洪全福結識。洪也有兩種身份，既是領洗之信徒，又是三合會頭目。李紀堂散盡家產，與他籌劃「大明順天國」的廣州起義。這個國號形象地說明了末代皇權體制下，洪門和基督教在華僑社會中的怪異組合。事實上，迄今為止的海外唐人街，仍隱約可見這兩種華人移民社會的底色。 電影刻畫一群販夫走卒在革命敘事下的群像，如幾十把刀，在日光下嘩嘩作響。某種氛圍上，也還原了晚清革命的某種真實場景，即埋伏在民主和信仰之下的、綠林、會黨與遊民的底色。「大明順天國」被學界稱為「第二次天平天國」。這是頭一回，具體提出了共和政制和總統直選方案的革命。何啟參與了策劃，他與李、洪等人共同推舉容閎為臨時大總統。可惜舉事前三天，泄密失敗。 香港學者粱壽華，在《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中，稱1905年前的晚清革命為「基督徒革命」。因為無論領袖還是資源、動力、贊助，均由基督徒群體主導。片首被刺殺的楊衢雲，是當時香港基督徒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他組建的「輔仁文社」，也是香港第一個革命團體。後來的香港興中會，有一文一武兩員大將，拿筆的陳少白是會長，創辦《中國日報》，和孫中山在同一間教會受洗，後也加入洪門，被封為「白扇」（軍師）。拿槍的鄧士良，本是三合會頭目，後在禮賢會受洗。他是第一個勸說孫中山與洪門結盟的人，對革命之暴力走向影響至大。 1894年，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基督徒佔到一半以上（蘇德用《國父革命運動在檀島》。會議在信徒何寬家舉行，隨後轉到一個牧師家裡舉行入會儀式。孫中山帶領眾人，各以左手按《聖經》，右手舉起宣誓。從此，晚清各革命團體的宣誓儀式，均「由基督教的受洗之禮脫胎而來」（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孫中山的孫女也說，「祖父建立革命組織，是受到基督教會組織方式的啟發」（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興中會由此成為中國第一個近代意義的社團。 隨後第一次廣州起義，設計出青天白日旗的陸皓東，也是基督徒。他被稱為「為共和國殉難之第一健將」。受刑後寫下「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的絕筆。第二次廣州之役中被處死的刺客史堅如，被譽為「為共和國殉難之第二健將」。他亦為信徒，曾撰文表述其革命信念，「我是耶穌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之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兒女，所以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極表厭惡，想要闡明自由平等的大義」（宮琦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直至惠州起義，基督徒仍佔三成。1906後，革命浪潮蔓延，華僑信徒不再是唯一的領袖群體。但直至1924年的廣州軍政府，儘管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不足千分之一，他們卻佔到了公務員的40%。在內地，他們也是舉足輕重的革命士卒。兩湖的第一個革命團體「日知會」，就由美國聖公會的華人牧師黃吉亭創辦。隨後，陳天華、宋教仁、劉睽一等人相繼加入。黃牧師每逢主日講道，人滿為患，深受學生和軍人歡迎。黃興回國後，上海聖公會的吳國光牧師特意致函黃牧師，介紹轉會，請求將尚未領洗的黃興列在會友之中。 1904年，長沙起義敗露的那一日，黃吉亭牧師挺身而出，護送宋教仁出城，野外相贈旅費。隨後，他連夜趕往黃興家，以「美國聖公會」的轎子掩護，將他藏匿於聖公會教堂閣樓十餘日。黃牧師又將黃家妻兒接來教會，向外界宣示黃興一家乃本會教友。最後，武昌聖公會的胡蘭亭牧師趕來長沙，帶著黃興喬裝出城。 這一幕逸事，倒和電影中那一個小時的護送，頗為相似。 對我而言，知道電影中倡言革命之名士，其實多為信徒；是一件很難過的事。基督徒與晚清革命之關係，是尚未被清理的歷史題目。準確的說，晚清以降，現代革命的淵藪，的確來自「具有三合會背景的基督徒」。換成新約聖經的背景說，這是一群相信上帝的「奮銳黨人」。當時的信徒，多為受西學浸染的文化精英，他們將基督信仰與西方民主觀念一併領受，尚未分清地上之自由與基督之救恩的殊別。 宋慶齡曾接受斯諾訪問，說，先夫革命的實質，是「將基督教付諸實踐」。孫中山本人，也確有過真切的信仰體驗。在《倫敦蒙難記》中，他陳述自己在獄中「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然，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出獄後，他致函自己的屬靈導師、廣州的傳道人區鳳犀，請他「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則弟幸甚，蒼生幸甚」。民國建立後，他公開作見證說，「我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乃完全仰賴上帝的恩助」。 然而，地上的民族主義立場，始終制衡著這群「屬中國的基督徒」對普世信仰的領受。如孫中山要求興中會成員悉數加入洪門，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三合會的基督徒」。之後，他的暴力革命之途，越發偏離聖經教導。越到晚期，個人獨裁，一黨專制，對暴力手段的沉迷等，均使一個「從神道而入治道」的斷裂，貽害至今。電影中楊衢雲被清廷暗殺一案，被稱為「香港第一起政治謀殺」。但另一個事實，是興中會一旦成立，就率先圖謀暗殺清廷督撫。中國近代史上，以政治暗殺的手段顛覆政權，恰恰是由相信上帝的孫文一黨開創的。 遺憾的是，直到今日，一方面，公共學界對基督信仰之於中國當代史的影響長存偏見，形成無知之空白；但另一方面，教會界的學者如梁壽華先生等，亦對革命情懷之謬種流傳，缺乏基本認知。對晚清這一批民族主義基督徒的革命作為，亦缺乏起碼反思。 晚清的基督徒革命，及上述孫的公開見證，在我看來，不過是另一版本的口含天憲、「替天行道」罷了。從普世性說，他們這一代「奮銳黨人」，多半是啟蒙運動及「天賦人權」觀的後代，而非「惟獨聖經」的宗教改革的後代。從地方性說，他們真正的信仰對象，除了今天的中國，就是未來的中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陳少白的叔叔陳夢南。他是教會史上一位著名傳道人，對侄兒影響至深。陳夢南說，「堂堂中國紳士，怎好在外國人手裡受浸」？所以直等到遇見被按立的中國傳道人後，才肯受洗。 對皇權專制下的第一批現代革命者來說，上帝是必須的。不過革命需要的，並不是新舊約聖經中的那位耶和華神，而是經過了人文主義的浪漫化想像的、另一尊「自由女神」。革命者心中的上帝，只是某種普遍真理的化身。在晚清革命的早期，只有這一化身才能為革命提供合法性和靈魂的範式轉移。所以，革命的先行者們，需要一個能夠為革命背書的上帝。這個上帝，一定要大過皇帝，不然他們就算是叛逆。 但在另一群基督徒，也是當時中國教會之主流的眼中，孫大炮們仍舊還是叛逆。基督教在晚清，不但為中國催生出了激進的革命派，同時也為中國養成了保守的維新派。傳教士主辦的《萬國公報》，成為康梁一黨的精神溫床。維新派的信徒也認同並竭力追求自由、民主價值；但和革命黨相反，他們是「屬基督的中國人」，而非「屬中國的基督徒」。因此他們的刊物用了比清廷更嚴厲、更有說服力的筆杆子，猛烈抨擊孫文的街頭暴動。 主持《萬國公報》的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維新時作過梁啟超的秘書。他和孫有過兩次會晤。一次在倫敦，孫被英政府釋放後不久。第二次在1900年的橫濱。兩次都不歡而散，分道揚鑣。主張維新立憲的李提摩太，仍然持守兩條最基本的聖經教導，「不可殺人」和對基本政治秩序的順服。他的報紙繼續宣稱孫文一黨不但是清廷的叛逆，更是背叛上帝、自立為王的撒旦。 陳可辛的聰明，是在意識形態的邊疆打擦邊球。陳德森的精彩，是描寫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綠林、會黨與遊民，在陳少白對孫中山「救世主」般的烘托下，如何割捨了自家的性命和夢想。最後，孫在船上那一滴眼淚，令我在開著空調的影院中，竟一連打了兩個寒戰。 這一幕的諷刺意味，使我羞愧莫名。不久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台灣傳道人，在一個研討會上，抨擊這個擁有「基督徒總統」之傳統的偏安政權。大意說，「有人問我，蔣介石也是基督徒，我無言以對。如果他是基督徒，為什麼幾十年來，這個國家處處掛著他的畫像，人人要向他鞠躬；為什麼大搞一黨專制，言禁黨禁，白色恐怖，他身邊卻沒有一個牧師、一個基督徒去告訴他，這是不對的，是上帝恨惡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詛的」？ 回到1906年的香港中環，電影中，車夫阿四拉著少年重光，走在赴死的路上。這一票人，只有重光是真的崇拜孫中山。他無限憧憬地說，阿四啊，你一閉上眼睛就是阿純；我一閉上眼睛，就是中國的明天。 為這句話，我買票、寫字，認罪、悔改，憂傷、流淚。我除了祈禱，已別無力量。 2009-12-25寫於聖誕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