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解｜呂約：楊絳的意義

07-23

編者按：

5月25日凌晨1時10分，楊絳先生以105歲高齡辭世。對於這位經歷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創作生涯跨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邊界的老人，我們寄託哀思，感念先生品格，同時將更多的目光投注到她的文字中，力圖闡發埋藏在「隱身衣」背後極易被遮蔽卻又極為重要的文學力度。《楊絳的意義》一文（節選自目前唯一全面論述楊絳先生一生文學創作的博士論文《楊絳論》，呂約著）將楊絳的創作視為一個「意義有機體」，對其進行總體性研究，清晰地勾勒出楊絳文學創作的歷程和獨特價值。

楊絳（張者供圖）

楊絳的意義

文｜呂約

一「對於我來說，研究楊絳這樣一位具有獨特詩意與文心的女性作家，是發乎性情的選擇。楊絳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是一個我希望潛心探究的語言之謎、精神之謎和文化之謎。解謎的過程，就是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與研究對象展開深入持久的對話。言有盡時，詩無達詁，而真正的對話不會終結。」

對優秀作家的創作和作品進行總體研究，是文學基礎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我的研究對象，是作家楊絳一生的文學創作。

對於我來說，研究楊絳這樣一位具有獨特詩意與文心的女性作家，是發乎性情的選擇。楊絳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蘊藉而氣韻生動，是一個我希望潛心探究的語言之謎、精神之謎和文化之謎。

學術研究雖以客觀性和科學性為理想，但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個人性情的驅動與影響，並以最終達致的心靈情感之滿足程度，作為自我檢驗的隱秘標準。清人章學誠的「學術性情」說，道出了學術研究中個人天性與情感的作用。所謂「學有至情」，治學的樂趣，不正是志在問道，而通於性情？

在喧囂的當代文壇，楊絳披上「隱身衣」，將自己隱藏在語言文字背後。在文學史上，這一類的作家作品，雖可超越時代而流布久遠，卻難以成為一時之熱點，競逐之顯學。在我看來，探究這樣一位作家的畢生創作，讀解其中隱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試圖揭開她所珍視的隱身衣，窺見其真身與靈魂，並探查其精神文化淵源。解謎的過程，就是從各種可能的角度，與研究對象展開深入持久的對話。言有盡時，詩無達詁，而真正的對話不會終結。

二「作為融貫中西文化的民國一代作家所剩無多的代表之一，楊絳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紀文學或文化標本意義的作家。楊絳的文學創作，時間跨度長，體裁種類多，審美價值高，是近年來文學研究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作家作品的總體研究明顯不足。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楊絳創作獨特性的研究有待加強。」

楊絳（1911—2016），原名楊季康，現當代作家，文學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她一生經歷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歷史時期，創作生涯跨越「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的邊界。楊絳於20世紀30年代前期開始散文和小說創作；40年代上海「淪陷」時期，以喜劇作家身份登上文壇；50—70年代中斷文學創作，轉向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80年代以來，重新進入創作高峰期，持續至今，影響日增。

從1933年發表散文《收腳印》開始，到2013年發表散文《憶孩時（五則）》為止，在整整80年的創作歷程中，楊絳創作了戲劇、小說、散文等多種文體的作品，還有翻譯作品和研究論著，其涉及文類之廣，在20世紀中國作家中並不多見。她的主要作品有《喜劇二種》，悲劇《風絮》，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幹校六記》、《將飲茶》、《雜憶與雜寫》，長篇記傳散文《我們仨》，長篇思想隨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等等。作為翻譯家，其翻譯的《堂吉訶德》、《小癩子》、《吉爾·布拉斯》、《斐多》等西方經典名著，產生了深遠影響。作為學者，其《菲爾丁關於小說的理論》、《論薩克雷〈名利場〉》、《李漁論戲劇結構》、《藝術與克服困難——讀〈紅樓夢〉偶記》等論文，也是學術精品。這些作品均收入8卷本《楊絳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之中。

楊絳部分作品（呂約供圖）

按照創作時間和特點來劃分，楊絳的文學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階段」（20世紀40年代）為劇作家時期，主要以喜劇創作產生影響。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為其文學創作「中斷期」，主要以文學翻譯和研究產生影響。「中期階段」（80年代至90年代）為創作的再生期或者稱「高峰期」，以散文《幹校六記》、《將飲茶》，長篇小說《洗澡》等作品為代表，成為80年代的重要創作現象。「晚期階段」（21世紀以來）為「總結期」，以長篇記傳性散文《我們仨》，和長篇思想隨筆《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為代表，進入總結性和終極思考階段。

作為融貫中西文化的民國一代作家所剩無多的代表之一，楊絳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紀文學或文化標本意義的作家。楊絳的文學創作，時間跨度長，體裁種類多，審美價值高，是近年來文學研究界關注的熱點之一。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對作家作品的總體研究明顯不足。通過作家的評價史可以發現，在楊絳的創作成就與主流文學史的評價之間，存在一定的錯位，而對這種錯位的原因進行歷史的和美學的辨析，是我所冀望探討的一個方面。面對這樣一位存在「文學史安頓尷尬」（遊離於文學史主脈）的作家，將其創作特質與文學史主流話語邏輯進行對照，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的內在矛盾，並因此引出對現代漢語文學史主流話語傳統的反思。

誠如當代文學史家洪子誠在談到楊絳創作時所說的：「不少人有這樣的看法：無論是翻譯，還是小說、散文創作，楊絳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貢獻。比起有的多產作家來，可以說是以少許勝多多了。不過楊絳的魅力不是色調斑斕，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種。作品透露的人生體驗，看似無意其實用心的謀篇布局、遣詞造句，委實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楊絳創作的數量並不算多，但其作品及其形式中所濃縮的美學價值卻不可低估，而且的確需要「用心琢磨」，察幾知微，才能體味。在現當代文壇上，由於楊絳及其文學創作呈現為一種「隱逸」之姿，難以簡單地納入文學史敘述的各種集體潮流和宏大話語之中，這就對研究者的文本細讀與審美感悟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與此同時，面對形象大於觀念的文學作品，通過文本細讀和形式分析，往往能發現豐富多樣的文學性要素，卻難以套用既定成說的文學史概念來闡釋，這也對研究者「由多返一」、「由博返約」的歸納總結能力構成考驗。因此，為了突破楊絳研究現狀的「瓶頸」，首先要將楊絳的整個創作視為一個「意義有機體」，對其進行總體性研究。

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楊絳創作獨特性的研究有待加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中的許多著名作家（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都跨越了「現代文學」（1919—1949）和「當代文學」（1949—）兩個歷史時段，但他們在這兩個歷史時段的創作差異較大，並出現了風格上的斷裂。要保持個人創作風格的連續性，有三種可能，一種是隱身而擱筆（如沈從文等），一種是冒險而消失（如路翎等），還有一種是出走（如張愛玲等）。這三種方式楊絳都沒有選擇，她選擇「半擱筆」或「半隱身」姿態，文學創作中斷了，文學活動沒有中斷，而是轉入文學翻譯和文學研究。其翻譯和研究的選擇標準、審美趣味和潛在觀念，與「五四」文學一脈相承。待到80年代重新開始創作，其語體和文體的總體風格，與四十年代戲劇創作風格之間並無斷裂。這種一以貫之的語體和文體風格背後，究竟是什麼在作支撐？僅僅依賴「啟蒙」或「革命」等承載社會歷史主流觀念的宏大辭彙，是難以解釋的，因而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楊絳的文學創作打通『現代生活經驗』與『中國審美意境』之間的隔閡，實現了現代生活、民間立場與中國語言的有機結合；楊絳立足於對現代中國生活語言的藝術提煉，同時從語言的歷史傳統和民間傳統中汲取養分，鍛造出一種融貫古典與現代、雅言與俗語的新型語體，達到文質和諧、雅俗共賞的審美境界，實現了語言的歷史連續性與創新性的統一；楊絳的文學作品，既接續了中國文學文化的深遠文脈，又創造出具有現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審美境界，這正是楊絳文學創作的文化意義之所在；楊絳人格精神的特徵是，將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和獨立精神相結合，並且通過文學創作，將審美理想與人格理想合一。」

我對楊絳畢生的創作進行了梳理和解讀，試圖闡明楊絳文學創作的藝術特徵、美學風格、文化內涵和精神意蘊。儘管我的觀點已經出現在不同的章節之中，但我還是想利用最後的篇幅，進一步歸納總結楊絳的意義。沿著正文的思路，我希望進一步思考和回答的是：如何理解楊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地位與意義？

（一）楊絳的文學史意義

作為跨越「現代」和「當代」兩個文學時期的作家，楊絳以其形態多樣而又具有精神統一性的創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在戲劇、小說、散文領域，楊絳都有獨樹一幟的成就和貢獻。

作為「194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戲劇作家，她以其喜劇創作成就進入現代文學史。她的戲劇作品，已被視為中國現代喜劇的珍品、世態喜劇成熟的標誌，尤其是她的戲劇創作中對現代中國經驗的表達，以及對中國民間語言的生動運用，為現代話劇的民族化做出了獨特貢獻。

楊絳的小說創作，秉承現實主義文學傳統表達「人的真實」的現代文學精神，又接續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在以簡雋詼諧之筆刻畫世態人心方面，她是中國作家中少有的「簡·奧斯丁型」的寫作者。其為數不多的短篇精品和長篇小說《洗澡》，既是洞察人與現實世界局限性的諷刺作品，又以「莊重之輕」的藝術風格，體現了文學的審美超越精神。

青年時期的錢鍾書、楊絳

在當代文學中，楊絳尤以散文家身份名世。作為文章家和文體家，她在散文領域的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在「新時期」以來的寫作中，她將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與作家的藝術思維有機地結合，以獨具一格的文學形式書寫歷史記憶，為歷史提供了「詩的見證」，又為文學注入了歷史情懷。她的散文融個體生命歷程、集體歷史記憶與終極思考於一體，拓展了散文文體的表達範圍，並創造了一種新的散文美學，成為當代散文中藝術性與思想性高度統一的典範。

楊絳文學創作在現當代文學中的獨特貢獻在於，打通了現代生活和中國意境，將現代生活、民間立場與中國語言熔鑄為一個有機整體，而這正是「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在發展成熟的路途上無法迴避的一大難題。楊絳散文的審美價值與歷史意義，決定了她在中國現代散文史中的經典作家地位。即便以「中國文章」的長時段眼光來看，她的一些珠玉篇章，也足以藏之名山，傳諸後世。在現當代文學中，楊絳文學創作的獨特價值在於，她打通了「現代生活經驗」與「中國審美意境」之間的隔閡，實現了現代生活、民間立場與中國語言的有機結合。

（二）楊絳的語言藝術成就

與那些多產型的作家相比，楊絳是一位惜墨如金的作家，或者說是一位注重「詞語鍊金術」的「濃縮型作家」。她的創作數量並不算多，但作品中濃縮的美學價值卻不可低估。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她對語言藝術的精益求精的追求。她的語言藝術成就，在現代白話漢語文學的語言演變史中，構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

作為與古典文言文學傳統「斷裂」的產物，現代白話文語言一直處於發展階段和未成熟狀態，可資佐證的是，關於現代文學作品語言問題的反思，從五四時期一直延續至今。這是語言文字與其自身歷史的「斷裂」所帶來的後果。「斷裂」的文學觀與語言觀，雖然造就了新的文學和新的語言，其代價卻是，使得漢語語言文字喪失了自身的歷史連續性。帶有政治色彩的「一體化文學」時代，其工具論的語言觀和暴力話語模式，又進一步削弱了語言文字的審美屬性。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之中，楊絳的文學語言，以溝通文學語言之「源」（民間生活）與「流」（文學語言自身歷史）的高度自覺的語言意識，以融通古典語言與現代語言的寫作實踐，創造了一種精純而富有表現力的文學語言，從表現力和審美性的角度，體現了現代白話漢語的潛能，從而彌補了現代白話文學語言「斷裂」所帶來的不足。

「我們仨」

楊絳立足於對現代中國生活語言的藝術提煉，同時從語言的歷史傳統和民間傳統中汲取養分，以其獨特的詞語鍊金術，鍛造出一種融貫古典與現代、雅言與俗語的新型語體，達到文質和諧、雅俗共賞的審美境界，實現了語言的歷史連續性與創新性的統一。在此意義上，她的語言藝術成就，及其所體現的高度自覺的語言審美意識，在當代文學的語言實踐中具有啟示意義。

（三）楊絳文學創作的文化內涵

楊絳美學風格的獨特性，源於其深湛的人文修養和廣博的文化視野。作為一位具有中西文化素養的作家和知識分子，楊絳將融貫中西、會通傳統與現代的文化意識，熔鑄於其文學實踐之中，在汲取不同文化傳統精華的基礎上，形成其獨特的精神個性與審美思維。一個世紀以來，在傳統和現代、東方和西方衝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顯得尤為重要。陳寅恪所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錢鍾書所謂「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兩位20世紀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學者，都主張一種溝通中西古今，進而創辟新境的文化精神。楊絳則將這種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作為其文學創作的審美理想，貫穿在其文學實踐之中。因此，她的文學作品，既接續了中國文學文化的深遠文脈，又創造出具有現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審美境界。這也正是楊絳文學創作的文化意義之所在。

（四）楊絳創作與知識分子人格精神

在跨越「現代」與「當代」兩個文學階段的20世紀中國作家中，前後階段的創作出現反差乃至「斷裂」（另一種是選擇就此擱筆），幾乎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在這一作家群體中，楊絳的獨特性在於，她選擇了「半隱身」（轉入文學翻譯和研究）和「再復出」的姿態。其前後期創作沒有出現精神上的「斷裂」，而是保持了審美風格的連續性和統一性。這種一以貫之的風格，是以歷史智慧和獨立人格精神作為支撐的。不為時勢所改變的風格的統一性與獨立性，源於人格的統一性和獨立性。

《幹校六記》《洗澡》

楊絳人格精神的特徵是，將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與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和獨立精神相結合，並且通過文學創作，將審美理想與人格理想合一。其以《幹校六記》和《洗澡》為代表的作品，體現了文學捍衛真實的良知與責任。在對待語言表達的態度上，她秉承「修辭立其誠」的中國文字傳統，將「修身」與「修辭」合二為一，並通過她的文學實踐，將作家和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與美學風格合而為一。因此，楊絳的人格中所體現的價值選擇，其意義不僅局限於文學創作，還為當代文學提供了一種精神層面的啟示。

如果說楊絳的文學創作還留下什麼遺憾的話，那就是她中途擱筆所導致的無法挽回的損失。她在生命與創作的黃金時期，置身險惡的環境，不得不中斷創作三十年之久，直到古稀之年重新恢復創作。雖然她晚年力作不斷，「暮年詩賦動江關」，創造了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中一個獨特的寫作現象，但她已「走到人生邊上」了。她的創作生涯中所留下的最大遺憾，是在她情有獨鐘的小說領域，未能留下更多作品，可謂未盡其志。八十高齡時銷毀長篇小說《軟紅塵里》的前20章手稿，當與「人生邊上」的徹悟有關，但於世而言，終是多了一重遺憾。而在社會歷史所造成的普遍缺憾中，未盡其才的中國作家，豈獨楊絳一人？

本文節選自呂約博士論文《楊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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