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銅藝術

中國的青銅時代從公元前二千年前左右形成，經夏、商、西周和春秋時代，大約經歷了十五個世紀。在商的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的冶鑄業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標幟而達到高峰。在當時的亞洲大陸上，商周的青銅冶鑄業所產生的青銅藝術，是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春秋晚期是初期的鐵器時代，但是鐵器時代的到來並沒有立即導致青銅工業的衰退。相反，由於當時生產技術的普遍提高，使得青銅器的鑄造技術亦有新的發展。大約到了戰國晚期，高水平的青銅鑄造業由於冶鐵工業的突飛猛進而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使命，在產品的其它領域中，繼續發揮它的作用。漢代的青銅鑄造工藝，仍然呈現出美麗的餘輝。中國青銅藝術的歷史青銅是人類歷史上一項偉大發明，它是紅銅和錫、鉛的合金，也是金屬治鑄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銅發明後，立刻盛行起來，從此人類歷史也就進入新的階段－青銅時代。中國使用銅的歷史年代久遠。大約在六、七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發現並開始使用銅。1973年陝西臨潼姜寨遺址曾出土一件半圓型殘銅片，經鑒定為黃銅。1975年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約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銅刀，這是目前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青銅器，是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證明。相對西亞、南亞及北非於距今約6500年前先後進入青銅時代而言，中國青銅時代的到來較晚，但卻不能否認它是獨立起源的，因為中國存在一個銅器與石器並用時代，年代距今約為5500-4500年。中國在此基礎上發明青銅合金，與世界青銅器發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國青銅器是由境外傳播而來之說。

「國之大事，在祀及戎」。對於中國先秦中原各國而言，最大的事情莫過於祭祀和對外戰爭。作為代表當時最先進的金屬治煉、鑄造技術的青銅，也主要用在祭祀禮儀和戰爭上。夏、商、周三代所發現的青銅器，其功能(用)均為禮儀用具和武器以及圍繞二者的附屬用具，這一點與世界各國青銅器有區別，形成了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青銅器文化體系。一般把中國青銅器文化的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即形成期、鼎盛時期和轉變期。形成期是指龍山時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國青銅器時代，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也就是中國傳統體系的青銅器文化時代；轉變時期指戰國末期－秦漢時期，青銅器已逐步被鐵器取代，不僅數量上大減，而且也由原來禮樂兵器及使用在禮儀祭祀，戰爭活動等等重要場合變成日常用具，其相應的器別種類、構造特徵、裝飾藝術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一)形成期

距今4500-4000年龍山時代，相當於堯舜禹傳說時代。古文獻上紀載當時人們已開始冶鑄青銅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遺址里，經考古發掘，在幾十處遺址里發現了青銅器製品。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形成期的銅器有以下特點：1.紅銅與青銅器並存，並出現黃銅。甘肅省東鄉林家遺址，出土一件范鑄的青銅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遺址發現兩件帶孔紅銅牌飾；河南省登封王城崗龍山城內出土一件含錫7%的青銅容器殘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內出土一件完整銅鈴，系紅銅；山東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兩件黃銅錐；山東省棲霞楊家圈出土黃銅殘片。發現銅質製品數量最多的是甘肅、青海、寧夏一帶的齊家文化，有好幾處墓地出土刀、錐、鑽、環和銅境，有些是青銅，有些是紅銅。製作技術方面，有的是鍛打的，有的是用范鑄造的，比較先進。2.青銅器品種較少，多屬於日常工具和生活類，如刀、錐、鑽、環、銅鏡、裝飾品等。但是應當承認當時人們已能夠製造容器。此外，在龍山文化中常見紅色或黃色陶鬶，且流口，腹襠部常有模仿的金屬柳釘，如果認為這時的銅鬶容器與夏商銅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樣的話，當時的青銅器已經在或開始轉向禮器了。3.一般小遺址也出土銅製品，一般居民也擁青銅製品。此外，這個時期的青銅製品多樸實無飾，就是有紋飾的銅鏡也僅為星條紋、三角紋等等的幾何文飾，絕無三代青銅器紋飾的神秘感。(二)鼎盛期

鼎盛期即中國青銅器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一千六百餘年。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樂器也主要用在宗廟祭祀活動中。禮器是古代繁文縟節的禮儀中使用的，或陳於廟堂，或用於宴飲、盥洗，還有一些是專門做殉葬的明器。青銅禮器帶有一定的神聖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場合使用的。所有青銅器中，禮器數量最多，製作也最精美。禮樂器可以代表中國青銅器製作工藝的最高水平。禮器種類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類。這一時期的青銅器裝飾最為精美，文飾種類也較多。青銅器最常見花紋之一，是饕餮紋，也叫獸面紋。這種紋飾最早出現在距今五千年前長江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東龍山文化繼承了這種紋飾。饕餮紋，本身就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呂氏春秋·先識》篇內雲「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這種獸面紋稱之為饕餮紋。饕餮紋在二里頭夏文化中青銅器上已有了。商周兩代的饕餮紋類型很多，有的像龍、像虎、像牛、像羊、像鹿；還有像鳥、像鳳、像人的。西周時代，青銅器紋飾的神秘色彩逐漸減退。龍和鳳，仍然是許多青銅器花紋的母題。可以說許多圖案化的花紋，實際是從龍蛇、鳳鳥兩大類紋飾衍變而來的。蟬紋，是商代、西周常見的花紋，到了春秋，還有變形的蟬紋。春秋時代，螭龍紋盛行，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把其他花紋差不多都擠掉了。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另一個突出特徵是製作工藝的精巧絕倫，顯示出古代匠師們巧奪天工的創造才能。用陶質的複合范澆鑄製作青銅器的和范法，在中國古代得到充分的發展。陶范的選料塑模翻范，花紋刻制均極為考究，渾鑄、分鑄、鑄接、疊鑄技術非常成熟。隨後發展出來毋需分鑄的失蠟法工藝技術，無疑是青銅鑄造工藝的一大進步。在青銅器上加以鑲嵌以增加美觀，這種技術很早就出現了。鑲嵌的材料，第一種是綠松石，這種綠色的寶石，至今仍應用在首飾上。第二種是玉，有玉援戈，玉葉的矛，玉刃的斧鉞等。第三種隕鐵，如鐵刃銅鉞，鐵援銅刃，經鑒定，鐵刃均為碩鐵。第四種是嵌紅銅，用紅銅來組成獸形花紋。春秋戰國時也有用金、銀來鑲嵌裝飾的青銅器。

東周時代，冶鑄技術發展較高，出現了製造青銅器的技術總結性文獻《考工記》。書中對製作鐘鼎、斧斤、弋戟等各種器物所用青銅中銅錫的比例作了詳細的規定。由於戰爭頻繁，兵器鑄造得到了迅速發展。特別是吳、越的寶劍，異常鋒利，名聞天下，出現了一些著名的鑄劍的匠師，如幹將，歐治子等人。有的寶劍雖已在地下埋藏兩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開成疊的紙張。越王勾踐劍等一些劍，其表面經過一定的化學處理，形成防鏽的菱形、鱗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紋，異常華麗。中國青銅器還有一特點，就是迄今為止沒有發現過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銅器用人的面形作為裝飾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鉞等，但這些人面都不是什麼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體形象，如人形的燈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體作為器物的一部分，如鍾架有佩劍人形舉手托住橫樑，銅盤下有幾個人形器足之類，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從的裝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立體像、人頭像，大小均超過正常人，均長耳突目，高鼻闊口，富於神秘色彩，應是神話人物。商周青銅器中數以萬計的銅器留有銘文，這些文字，現在一般叫金文。對於歷史學者而言起著證史、補史的作用。中國青銅器的銘文，文字以鑄成者為多。凹入的字樣，稱為陰文，少數文字凸起，稱陽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說銘文都是鑄成的，只有極個別用鋒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西周晚期，開始出現完全是刻成的銘文。戰國中期，大多數銘文已經是刻制的，連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漢墓的三件極為典重的禮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異常圓熟，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古人認為青銅器極其牢固，銘文可以傳流不朽，因此要長期流傳的事項必須鑄在青銅物之上。因此，銘文已成為今天研究古代歷史的重要材料。(三)轉變時期轉變時期一般指戰國末年至秦漢末年這一時期。經過幾百年的兼并戰爭及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革，以郡縣製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權性質的封建社會最終建立，傳統的禮儀制度已徹底瓦解，鐵製品已廣泛使用。社會各領域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青銅器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逐漸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體到某些青銅器，精美的作品還是不少的。如在陝西臨潼秦始皇陵掘獲的兩乘銅車馬。第一乘駕四馬，車上有棚，御者為坐狀。這兩乘車馬均為青銅器鑄件構成，大小與實際合乎比例，極其精巧。車馬上還有不少金銀飾件，通體施以彩繪。第二乘馬，長3.17、高1.06米，可以說是迄今發掘到的形制巨大、結構又最複雜的青銅器。到了東漢末年，陶瓷器得到較大發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從而把日用青銅器皿進一步從生活中排擠出去。至於兵器，工具等方面，這時鐵器早已佔了主導地位。隋唐時期的銅器主要是各類精美的銅鏡，一般均有各種銘文。自此以後，青銅器除了銅鏡外，可以說不再有什麼發展了，因而一般對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的研究，至隋唐為止。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特點就世界範圍來說，青銅器是所有文物中比較重要的一類，而在中國這一點尤其突出。青銅器以其量大、精品多、藝術與科學價值高而飲譽海內外，因此青銅器的鑒定也成為文物鑒定中最重要的一門學問。

中國青銅器究竟有多少，沒有做過精確的統計，其原因也在於它的數量太大，到處都有，難以確知。就陝西而言，從1949年10月到1979年，三十年間先後出土商周青銅器三千餘件。1976年12月年扶風庄白出土微氏家族銅器群，一個窖藏就埋藏了103件精美的青銅製品，像這樣成百件青銅器一次出土的現象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亦屢有所見。從漢代出土青銅器至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在一萬件以上。當然有銘文的青銅器畢竟是少數，反過來推算，加上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中國青銅器不但數量多，而且造型豐富、品種繁多。有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等。單在酒器類中又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禁等二十多個器種，而每一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不同的風采，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式樣也多姿多彩，而不同地區的青銅器也有所差異，猶如百花齊放，五彩繽紛，因而使青銅器具有很高的觀賞價值。而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說，無疑增加了鑒定的難度，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有情趣，青銅器也更具有吸引力。中國古代青銅器享有盛譽並非以數量取勝，關鍵在於它的質量。中國青銅器精品極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國青銅器製造處於頂峰階段。此時的青銅器精品極多，以其製作精湛、形制瑰異、花紋繁縟、富麗堂皇而為收藏家們所鍾愛。當然春秋戰國也有很多式樣新穎別緻的青銅器。在現存的商周青銅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聞名遐邇。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體宏偉，外觀莊嚴。在奴隸社會的商代，要製作如此巨大的銅鼎，實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體現了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通體作虎踞坐形，以虎後爪與尾為器的三個支撐點，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著一斷髮跣足的人，作噬食狀，造型十分逼真生動。且從提梁至三個支點通體都是花紋，鑄造精緻，給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牆盤、利簋、大克鼎，春秋時期的蓮鶴方壺，戰國時期的宴樂攻戰紋壺等，都是國之瑰寶、藝林中之珍品。所以說青銅器不同於甲骨。它有複雜的形制，多彩的花紋，增加了藝術的欣賞性。中國青銅器的大宗在中原地區，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華夏族的居住地區，如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區。但它的分布範圍遠遠超出中原地區，從東北到廣東，從西藏到東海漁島上都發現有青銅器。而由於各地文化面貌的差異，它們表現出各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例如晉北、陝北及內蒙古河套地區的青銅器，即我們以前稱之為「鄂爾多斯文化」的青銅器，有不少青銅製品不同於中原地區，像羊首、馬首、鹿首之類的動物頭像作為裝飾，還有短劍、短刀和飾牌等，別具一格。它們體現了中國青銅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給青銅器鑒定帶來了新的課題。由於本書篇幅有限，所及只是中原地區銅器，其他地區的青銅器研究只好從略了。

中國青銅器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鑄刻有文字，即我們通常所說的金文。這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青銅器的一個明顯的不同之處。青銅器鑄刻銘文是從商代中期開始的，起初只是一兩個字，即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族徽」的文字。商代晚期開始銘文增多，但最長也不過48字。西周時期是銘文大發展時期，長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銘達497字，是銘文最長的青銅器。春秋以後銘文漸趨減少，戰國時往往是「物勒工名」，罕見長篇銘文。這些銘文書體或粗獷或瘦勁，或工細或秀美，本身具有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而文字對於歷史研究十分重要，一篇長篇銘文不亞於一篇尚書，可見其珍貴程度。而銘文本身又是我們鑒別斷代的重要依據。中國青銅器流行時間很長，就青銅容器來說，在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期已經出現，經過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漢代。因為戰國以後青銅禮器便衰落了，所以本書一般講到戰國末期為止。當然工具與小件青銅飾件的產生則更早些，應該在原始社會末期。青銅器發展歷史之長，這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流行時間之長既為我們鑒定它提供了很好的發展序列，也增加了鑒別的難度。中國青銅器的大宗是青銅禮器。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又一重要特徵，在世界青銅器家族中擔任絕無僅有的角色。從上述論說可以看出青銅器的發展是以夏商奴隸制社會的建立為起點，在商宋周初奴隸制發展到高峰時期，青銅禮器也達到了它光輝的頂點。春秋以後，奴隸制開始衰落了，青銅器也開始走下坡路。到戰國晚期，青銅器主要是青銅禮器基本退出歷史舞台。這是從整個奴隸制度發展與消亡來說。而在每一個奴隸制王朝，青銅禮器被統治階級用來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死後埋葬於地下。顯然它是為奴隸制統治服務的。對於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說，青銅禮器尤其像鼎之類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徵，它的存亡就是國家的存亡，所以古書有「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的說法。顯然青銅器不是一般的實用器。對於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說，青銅禮器又是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徵。據文獻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須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後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說青銅禮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權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實用器了。在形制、紋飾的鑄造方面我們就不能簡單地用對待實用器的眼光去看待，這是我們在鑒定時必須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紋飾都表明它不適於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這裡。在青銅禮器上，各級奴隸主貴族寄託著他們的信條與期望，反映著他們的思想觀念。當這種要求用形制與紋飾表達仍嫌不足時，便訴之於文字。這就是中國青銅器銘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銅器是物質的，但同時又是一種精神產品，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奇妙之處。

中國青銅器在鑄造工藝方面有自己的特殊傳統。外國鑄造青銅器用失蠟法，特別是印度用此法可作很細巧的東西。失蠟法的范可以用幾次，產生一批形狀花紋完全一樣的青銅製品來。而中國不大用失蠟法。最早用失蠟法在戰國早期，在此之前是用合范法。對此外國曾有錯誤的看法。國外最早研究中國的銅器是從銅鏡開始的。因為銅鏡用失蠟法，所以開始認為中國是用失蠟法，但後來發現早期銅器並不是用失蠟法，於是又180度大轉彎，說中國無失蠟法，是從外國傳入的。這都不對。中國既有合范法，也有失蠟法。只是合范法在商代與西周春秋時期大量使用罷了。合范法的特點是一般一范只做一件，青銅禮器中找不出兩個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銅禮器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無疑增加了中國青銅禮器藝術觀賞價值。如前所述，中國青銅禮器是奴隸主貴族制度在青銅器上的「物化」，它用以表明奴隸制等級制度，以器的多寡與不同的組合形式來顯示不同地位、身份的貴族的價值，具體如天子九鼎之類，即青銅禮器在使用與埋葬時相互之間有一定的組合關係。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對組合。一般奴隸主貴族墓葬常出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則多埋藏幾套。西周則盛行鼎、簋組合。尤其當時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規矩。這種組合體現了一定的功能。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又一特點。了解這一點對於分析青銅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義。而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的青銅器則不同。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青銅器的特點，有必要在此簡單介紹一下其他國家青銅器的情形。世界各國及地區使用青銅器的時間不一樣，其中以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達米亞一帶使用青銅器最早，距今約有五千多年歷史。這裡曾是世界文明最早的發祥地之一。其次是歐洲，再其次是印度，也有四千多年，與中國差不多。非洲稍晚，比中國晚一千多年。美洲的青銅歷史始於何時還不清楚，大約是公元以後的事情了。中國的青銅器製造年代在世界各國中是比較早的。

在印度河流域，使用最普遍的青銅器是工具與武器，有斧、鐮、鋸、刀、劍、鏃、矛頭等。還有手鐲、腳鐲之類的裝飾品。越南的青銅器製品與中國相仿。東南亞各國的青銅器受到中國南部青銅器的深刻影響。與中國北方鄰近的國家與地區的青銅器如曲柄刀、短劍、錛、弓形器等顯然與中國北方出土的某些器物相似。日本更不用說了，青銅劍、戈、矛等是由大陸傳去的。歐洲在公元前1600年後，邁錫尼文明興起，裝飾豪華的青銅武器是其代表。在此之前的米諾斯文明已進入青銅時代。巴爾於和東南歐也曾以青銅文化發達而著名。其中銅斧、三棱短劍、四稜錐子很有特點。而在西班牙與葡萄牙一帶，青銅也多鑄成武器，如刀、斧、劍、戟、弓箭。總而言之，中國以外的世界其他國家與地區的青銅製品顯然以武器與工具為主，生活器皿為輔。而在中國恰恰相反，以生活(包括祭祀用的)器皿為主，武器與工具雖然不少，但畢竟所佔比例較小。在印度河流域，青銅鑄造技術較高。匠人們熟練運用熱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術製造青銅器具。在公元前10世紀前後，歐洲人已知用失蠟法鑄造銅器，而埃及在公元前1567年至1085年之間已發明了腳踏風箱這樣的冶煉設備。世界各地的冶煉鑄造技術的發展不平衡。有的很先進，有些地區則落後。而中國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銅器絕大部分沒有鑄刻銘文。只有像印度河流域之類的地區發現有少量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而中國大批有銘文的青銅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從世界範圍來看待中國青銅器，則中國青銅器的特點一目了然。以上所講乃中國青銅器的數量、種類、質量、流行範圍、青銅器銘文、流行時間、與禮制的關係、鑄造工藝、組合情形等九個方面的特徵。只有抓住特徵，了解其本質，才能作好鑒定工作。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作用與價值中國古代青銅器不但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學研究價值。所謂藝術欣賞價值是指青銅器的造型藝術很高超，如同一條字、一幅畫，給人以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

青銅器的藝術魅力表現在王個方面：構思巧妙的形態、富麗精緻的紋飾、風格多樣的銘文書體。如前所述，中國古代青銅器造型豐富、品相繁多。加之用合范法鑄造，一般一范只鑄一器，很少有面目完全一致的青銅器，因此件件面貌各異，拓寬了藝術欣賞的視野。尤其是其中精品迭出，看了使人嘆為觀止。例如1976年在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殷墟婦好墓出土一件三聯甗，其形制前所未見。以前發現的這種類似現今蒸鍋式的甗都是單體的，而三聯甗則是由並列的三個甑和一個長方形案狀的鬲組成的，猶如長條桌上放著三隻帶耳的蒸鍋。案上有三個圈形灶孔，用來承置甑體。不但放置穩當，而且一次能加溫蒸好三鍋飯，可見其構思之奇巧。長方甗架四周飾一圈蟠龍紋，相間有圓渦紋，其下加垂葉紋。甑的雙耳為獸首耳，口沿下有兩道細棱，飾對稱的大夔紋和小圓渦紋。紋飾相當精美。從器上銘文得知它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商王武丁之妃婦好的器物，怪不得如此珍奇。商代晚期青銅器一向為世人所寶愛。如1975年出土於湖南省醴陵縣獅形山的象尊，精美絕倫。通體作象形，其腹部寬大結實，四足粗壯，踏地有聲；象鼻捲起，略呈反S形。既有凝重感，曲線仍然顯得流暢而不呆板，活脫脫是一頭現實生活中的象的形狀。更為難得的是象尊通體布滿紋飾，主體部位是饕餮紋、夔紋，鼻上飾鱗紋，額上有蛇紋，簡直是一幅優美的立體圖畫。西周時期也有很多藝術精品，其中以牛尊最具魅力。1967年陝西岐山縣賀家村出土一件牛尊。整體作牛形。牛體渾圓，四蹄粗壯，頭部前伸，雙目圓睜，似在嗚吼，造型十分傳神。尤其別緻的是背上開一方口，口上加蓋，蓋與牛背以系環相連。蓋上鑄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後身微縮，儼然在捕食。虎瘦勁而兇猛，牛龐大而憨實，兩相對照，令人忍俊不禁。有些器物由於自身用途的限制，不可能做得如此奇巧，但細細察看，仍然可以體會鑄造者的一片匠心。解放後出土的銘文最長的西周青銅器是牆盤，1976年12月陝西扶風縣庄白村出土。盤為方唇、淺腹、附耳、圈足。造型大方而沉穩。器身通體漆黑髮亮，如同新鑄的一般。腹部飾一圈帶狀垂冠分尾長鳥紋，圈足飾寬扁的竊曲紋，紋飾的設計恰恰與器形的寬侈適應，因而給人以流暢、舒展的美感。銘文共284字，鑄於盤內底，共18行。橫豎成行，章法齊整，結構均衡，字形依筆劃繁簡略有錯落，更顯得活潑。筆劃圓潤，起筆收筆皆藏鋒，給人道勁秀美的藝術享受。商周青銅器秀美多姿的形態、令人眼花繚亂的紋飾，不但為研究上古美術史和造型藝術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而且是現今裝飾藝術很好的借鑒物。青銅器的歷史價值主要由銘文來體現。我們知道，商周時代距今已很遙遠，由於歷史的變遷，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文獻極少，只有《尚書》、《詩經》和《春秋》三傳等書。就是這僅有的一些書籍，經過歷代傳抄，已不是原來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據這些資料對上古歷史有比較真切的認識是很困難的。而青銅器銘文，特別是篇幅比較長的銘文，是當時人們現實生活的反映，沒有經過後世的修改，保留了當時的真實的面貌，因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正如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序中所言：「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下面從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印證周武王伐紂是重大的歷史事件。關於伐紂的具體日期，《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成》：「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滅商在甲子日，由於記載十分具體，引發研究者的疑竇。而《逸周書·世俘解》也說：「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於商，則咸劉商王紂。」《逸周書》曾受到疑古學派的極大懷疑，所以學界對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意見分歧。1976年陝西臨澗零口鄉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銅器利簋，銘首曰：「珷征商，惟甲子朝。」從而解決了千百年來的一段懸案。西周成王時，據文獻記載，曾有遷宅洛邑一事。如《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室洛邑。」《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不過司馬遷在《周本紀贊》中則認為當時成王仍都豐、鎬，未遷洛邑。但《呂氏春秋》等書也說成王營居於成周。1964年陝西寶雞出土成王時銅器何尊一件，銘文開頭便說「唯王初遷宅於成周。」證實成王確實遷居到洛邑。儘管目前學界還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問世，畢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二)為失載或記載甚少的上古國家提供了寶貴資料1974年至1981年寶雞市博物館在當地發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銘銅器顯示它們是西周弓魚 國墓葬，但文獻上並沒有記載，可見這是文獻失載的一個諸侯國。出土文物表明這個方國具有很高的工藝鑄造技術，如果不是銅器上有銘文，我們無從知道它是哪一國族。1977年河北平山縣發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舋鼎等眾多精美的青銅器。其中中山王舋鼎銘達469字之多。這是戰國時期最長的銘文，對於研究中山王國歷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文獻關於中山王國的記載很少，連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鼎銘等顯示了前後銜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從而為深入研究中山國歷史奠定了基礎。(三)關於分封制商周時期，天子為了統治國家，將國土分封給諸侯，諸侯再往下分給各級奴隸主貴族，構成金字塔式的統治層次，有助於維護奴隸制度。文獻中缺少分封時禮儀制度的具體記錄，而銅器銘文中比較詳細。分封時王要賞給諸侯鬯瓚、弓矢、土地和民人。宜侯矢簋顯示康王時仍有分封諸侯之事。(四)關於商周軍制與戰爭

據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軍隊有殷八師、成周八師、西六師。將領出征，其族人隨同出戰。敵方以淮夷、玁狁為主。攻打淮夷的目的之一是收取那裡的賦稅。戰爭的規模很大。據小盂鼎記載，兩次戰役共生擒鬼方酋長四人，馘五千一百餘人，第一次俘人一萬三千八十一人。推算雙方投入兵力在兩萬人以上。勝利之後，要向祖廟獻俘。這些細節都只能靠銘文來獲知。關於青銅器的歷史作用還有許多。上述僅舉其幾例，以「管中窺豹」。至於青銅器的具體價格，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尤其是上好的青銅器，乃國之瑰寶，價值連城。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名為「價值」，摘錄了宋代以來有關青銅器的價格。嚴格他說這只是一時的價格，而不是價值。摘取幾段如下:大觀初，徽宗效李公麟之《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者為大小札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嘉慶七年三月廿九日，張廷濟由虎坊橋館寓車至順城門內崇福寺街褐陳伯恭太史。歸於護國寺之東寧遠齋，見仲鳧父彝，碧如翠羽、赤如丹砂、白如水銀，文字刻露精銳，洵商周彝器中之無上神品。問其價，曰二十四金。許以八兩，不果。四月九日，邀同趙秉淳孝廉再過其齋，益以二金，仍不諧。十七日，邀同宋葆淳學博又過其齋，以文銀十兩零四錢，又元銀六錢，作大錢十千文得之。翁樹培秋部是科分校禮闈。廿一日翁來見此，拊掌曰：「勝得進士第矣。」張曰：「誠如君言。」者媤方爵，嘉慶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張廷濟同梅里李遇孫明經過蘇州，泊舟太子馬頭，由卧龍街至元廟觀，遍觀骨董肆數一，銅器絕無佳者。至申衙前，於鐘錶鋪內見閣上庋此爵，塵灰委積。張索視之，心怦怦動。問其價，曰番銀三餅，許至二餅有半。肆中入詭言寄售，遣人走問，雲鬚十三，頃言誤也。張笑謝之。廿日，自常熟回舟至蘇，訪石友孫均於申衙前，遣仆往瞻，爵則猶是也。乃托孫遣人轉購。翌日，孫招飲百一山房，雲托王振初去買，彼須十餅，已許至六餅，急不可圖也。三月十六日，張治書於孫，促其速買，毋為捷足所得。廿八日，孫遣書櫝至，償以十餅，堅不肯受，唯留漢將兵都尉字中錯金絲者之印一，後知得此用銀九餅雲。虢叔三鍾，以阮無所藏為最大，張廷濟所藏次之，伊秉綬所藏最小。其大者宋葆淳曾見於天津衛，後歸杭州某姓。其人遠出，閨中匱乏，覓售於潘某。為何某攜入節署，售於阮元，得銀二百兩。其次者初為孫星衍所藏。嘉慶末年，歸於吳鼒。吳掌權揚州梅華書院，常陳設院中。斌良觀察思得之未果。後歸兩淮鹺使阿克登布，得白金一千二百兩。阿既受替，復送歸吳志別，吳歿後，償歸張廣德銀號，值如歸阿之數。張又歸潤州某，道光十一年春初，蘇州鄭竹坡以銀二百餅得之。二日，轉售於張廷濟，值銀二百七十餅。張別酬居間徐蓉林以八十四餅。是時每餅易大錢九百三十文。其小者陳均在馬履泰陝西學使幕所，以銀八兩買於西安肆中。伊秉綬官揚州太守時，貽以百金得之。民國以來，以外國購求，花紋佳者，輒價至鉅萬，於是國內菁華，悉輸海外。如端方所藏古酒器，於民國十三年，歸之美國紐約中央博物院，聞價至二十餘萬。以上所摘段落，除青銅器價格外，購求者愛器如寶的心情，敏銳的鑒別眼光，都寫得栩栩如生，真正體現出青銅器的價值來。中篇：例說中國青銅藝術中國人的驕傲

青銅，是指紅銅與錫、鉛等其他化學元素的合金，因顏色呈青灰色而得名。青銅器在中國原始社會末期已經被製造出來，之後中國經歷了長達十六個世紀的青銅時代，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銅製品是在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中出土的一件單范鑄造的青銅刀，裝飾較少，反映出遠古先民純樸的審美意識。夏代(21世紀B.C-16世紀B.C)的青銅器中已經有了象徵身份等級的禮器，與禮制的政治制度相呼應。商代(16世紀B.C-11世紀B.C)青銅器發展到鼎盛，大型器物迭見，花紋繁縟精緻，並有一些神秘主義的色彩。西周時期(11世紀B.C-776B.C)青銅器與禮制的結合更加緊密，冶鑄技術日趨成熟，出現了長篇銘文，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春秋戰國(776B.C-221B.C)時青銅器一改過去的設計，風格纖巧、清新，普遍採用更高水平的製作工藝，極富地方性和生活色彩。秦代以後(221B.C-1840A.D)，禮器比重大減，錢幣、度量衡和銅鏡經過更新、創製，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青銅器的主流，在漫長的時間裡，中國的青銅器鑄造技藝一直保持著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的水平。青銅器，集造型、雕塑、繪畫等多種藝術之成，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是中國文物藝術中的瑰寶，也是世界美術史上的精華。展翅欲飛的爵精巧的酒杯

「爵」，聽來十分雅緻的名字，令人頓生精巧而高貴的感覺，它是奴隸主貴族宴飲時使用的酒具，如同現代的酒杯一樣。爵的名稱是宋代人定的，取雀的形狀和雀的鳴叫之義。欲飛的麻雀爵的常見形製為深腹、圜底、三尖足、前有流、後有尾，側面有把手，口沿上有的分立兩柱。至於長流和尾的造型，主要在使其平衡，又對稱美觀。爵的整體造型舒展空靈，如同凌空飛翔的麻雀，反映了匠師的巧思。武王禁酒爵盛行於商代，並與觚等其他酒器配合使用，西周早期以後走向絕跡，這大概與周武王吸取商人酗酒亡國的教訓有關。久遠的回憶本品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最早期的青銅酒器之一，從它身上，我們彷彿能感覺到先人飲酒時的酣暢，確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國之像征禮樂重器提起鼎，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政權和社稷，鼎可以說是中華文化的一種象徵，具有極其崇高的意義。鼎盛行於商周時期，延續到漢代。在奴隸制鼎盛時代，被用作「別上下，明貴賤」，是一種標明身份等級的重要禮器。(文獻記載：「天子九鼎，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載「鑄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語「一言九鼎、問鼎中原、三足鼎立」)相當於鍋鼎的常見器形為圓腹、兩耳、三足、呈盆、盂狀，也有少量呈斗狀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較厚重。人們在尊崇鼎的價值的時候，常常忘記了它本來的用途，其實它是一件炊器，多用於祭祀或典禮時盛煮魚豬牛羊肉等食物，相當於現在的鍋。祭祀母親司母戊鼎因其腹內壁上有銘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紀念器物。傳奇經歷司母戊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還有一段傳奇的經歷。1939年3月，這隻鼎出土於河南安陽侯家莊武官村吳玉瑤家的農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動困難，人們便想鋸斷大鼎，然後運出，但僅鋸一足，便鋸不斷，於是悄悄地把鼎埋起來。後來消息走漏，日本人來搜索未成，便出價70萬圓偽幣收購，當地人們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將此鼎留下。抗戰勝利後，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後來補上)，先存放於安陽縣政府。同年十月底，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60壽辰，當地駐軍將大鼎作為壽禮，用專車運抵南京，蔣介石指示撥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值1948年夏，該鼎首次公開展出，蔣介石親臨參觀並在鼎前留影，可見受重視程度之高。後來，國民黨政府曾想將此鼎運往台灣，終因過於困難，才打消了這一念頭，建國後，此鼎存於南京博物院，1959年撥交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已成為鎮館之寶。精妙絕倫的四羊方尊動靜結合

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中，有不少器物以其獨特的造型而引人注目，四羊方尊便是其中一例。它的造型動靜結合，寓雄奇於秀美之間，可謂巧奪天工。渾然一體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設計成四個大卷角羊，增加了變化，在寧靜中突出威嚴的感覺。方尊的邊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線的合范處都是長棱脊，其作用是以此來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同時也用以改善器物邊角的單調感，增強了造型的氣勢。羊角是事先鑄成後配置在羊頭的陶范內，再合范澆鑄的，因為技藝高明，才使全器有渾然一體的感覺。商代方尊的代表銅尊盛行於商代和西周時期，是一種飲酒用具。這件四羊方尊是我國現存商代青銅方尊中最大的一件，重達34公斤，加上它獨一無二的造型，理當進入文物精品之寶庫。

豪飲善戰的女將聲名顯赫的王妃婦好，是商朝第二十三代王武丁的王妃，她生前曾是一名能征善戰，參與國家大事，主持祭禮，為商王朝開疆闢土，立下汗馬功勞的人物，地位顯赫一時。唯一未被盜掘的大墓婦好墓是目前唯一未被盜掘的商王室成員墓葬，墓中出土了銅器、玉石器、象牙器等近兩千件隨葬品。其中銅器468件，更有105件銅禮器上銘刻「婦好」或「好」字，是目前唯一能與甲骨文相印證而確定其年代與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所出銅器大多可作為斷代標準器物，具有極高的研究和收藏價值。禮器組合觚，是一種飲酒器，盛行於商代，其基本形製為長筒狀身，大喇叭形口，斜坡狀高圈足。據專家考證，飲酒時如需溫酒而飲則用爵，不需溫酒而飲則用觚，所以觚、爵常配對而出，成為當時禮器組合形式的核心。婦好墓出土如此眾多的酒器，足見商代飲酒之風的盛行。三千年陳釀香酒祭天

卣，是一種酒器，專用以盛放祭祀時使用的一種香酒，盛行於商代和西周時期。群龍盤繞卣的形狀通常是橢圓口，深腹，圈足，有蓋和提梁，腹部或圓或橢圓或方形，也有做成怪獸食人狀的。這件卣系子母口，豎頸，圓腹，下部微鼓，圈足。器側面附有提梁，有蓋，蓋頂有一菌狀紐。蓋、腹和圈足均飾一首雙身的龍。提梁飾龍紋，兩側穿系處各飾卷角羊首，形制複雜，可見鑄造技術的高超。透明液體此器出土時內盛透明液體，有可能是當時所貯的酒。鼎中精華圓腹、立耳、夔龍形足龍眼突出　活靈活現　獨具匠心

夔足銅鼎(商代) 通高32厘米，口徑25厘米 1976年河南省安陽婦好墓出土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輪廓分明　氣勢雄渾　虎虎有生

乳釘紋虎耳銅方鼎(商代) 通高97厘米 1989年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出土現藏江西省博物館神靈的召喚蜀國面具這是一件古代蜀國的青銅面具，它表現神話的、半人半獸的形像。

供奉的神像它的額際低而扁寬，眉闊目凸，鼻形圓碩，大口緊閉，兩隻尖狀獸耳高翹外張，額中又飾以巨大的捲雲紋扉棱(現僅有一長方形孔)。整個面具表情威嚴肅穆，表現手法誇張，樸拙，奇詭，尤其是兩眼作圓柱狀外凸，高達16.5厘米，最為神異。結合有關「蠶叢縱目」的記載推斷，此當是第一代蜀王蠶叢的神像，又據其兩頰上下各有一長方形穿孔推測，此像可能是蜀民嵌於宗廟內木柱之上作供奉用的。栩栩如生的人神世界在商代青銅器中，以往我們見到的只有容器，這件面具的出世，為我們展現了古蜀先民栩栩如生的人神世界，而商代銅器與古蜀國銅器在紋飾題材和裝飾風格上的許多相通之處，無疑表明中國古老的民族文化自其誕生之日便相融在一起。蟠龍出水古人洗手

盤，是一種水器。形制較小的盤也用於盛水洗手，大型的盤則可用來洗浴。一般是淺腹，圓形，有足，流行於商代至戰國時期。盤之王者這隻蟠龍盤為侈口，方唇，高圈足。腹部外以六道棱脊間隔成六組紋飾，每組以同向雙鳥紋為主紋，襯以雷紋為地，鳥身上飾雲紋。盤內鑄出一條蟠龍，龍首昂起，挺出盤心10厘米，龍身兩邊鱗紋，中間夾以重斜方格紋，圈足紋飾由六道棱脊間隔分組。每組飾一虎耳龍紋，雷紋為地。盤口徑61.5厘米，在現存圓盤中有「盤王」之譽。此盤造型生動，工藝獨特，實屬罕見，真乃「盤不在深，有龍則靈」。

動人心魄的虎食人卣流失的國寶虎食人卣是中國商代晚期的青銅器珍品，共有兩件。後來都流入國外，一件藏於日本泉屋博物館，一件藏於法國巴黎市立東方美術館，此件為日本所藏。老虎吃人這件虎食人卣的造型取踞虎與人相抱的姿態，立意奇特。虎以後足及尾支撐身體，同時構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雙赤足踏於虎爪之上，雙手伸向虎肩，虎欲張口啖食人首。虎肩端附提梁，梁兩端有獸首，樑上飾長形宿紋，以雷紋襯地。虎背上部為橢圓形器口，有蓋，蓋上立一鹿，蓋面飾卷尾夔紋，也以雷紋襯地，與器體一致。虎兩耳豎起，牙齒甚為鋒利。人對自然的恐懼該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綠銹，它和許多出土於湖南的商代後期的青銅器一樣，紋飾繁縟，以人獸為主題，表現怪異的理想。關於虎食人卣的裝飾功能，目前主要有以下五種看法：一、表現統治者的專橫殘暴，以此造型威嚇奴隸。虎是奴隸主階級的象徵，人是奴隸的代表。二、將人獸關係看作人藉助動物的力量溝通天地。三、象徵人的自我與具有神性的動物的統一，以便獲得動物的保護。四、虎食人實際反映了「虎食鬼」的神話，即以威猛的虎驅逐惡鬼，取避邪之用。五、虎代表自然界，象徵人對自然的恐懼，但又必須附著自然，表現人性的軟弱。古人造器究竟是什麼意圖呢？武王伐紂的見證物歷史的紀念

在中國古代，國之大事有二：一為戰爭，二為祭祀。商周時期，凡有大事之前都要進行占卜以預知吉凶。這件利簋的內底就鐫刻著周武王在討伐商紂之前占卦問神的銘文，共32字。銘文的大意是：武王伐紂，在甲子日黎明，對伐商能否取得勝利進行了卜問，兆象很好。就在當天，周師一舉打敗了商軍。到辛未這天(七天以後)，武王在駐軍處，賜給有事(官名)利(人名)以金(青銅)，利覺得很榮耀，遂鑄此簋作為紀念。《封神演義》的原版周武王滅商之戰，即歷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戰。周武王以數萬甲卒擊敗了數倍於己的商軍，這次戰役成為中國戰爭史上不朽的戰例，這段歷史也成為膾炙人口的神話小說《封神演義》的原版。利簋的發現，澄清了以往諸多疑惑，無可爭辯地肯定了牧野之戰的具體日期，並且根據日期推算，證實了古籍中所載的「戰，一日而破紂之國」是有根據的。斷代標準利簋是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也是反映武王時期時代風格的標準器，為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依據。古代人的飯碗——簋

銅簋(西周) 通高26厘米 1986年山西省曲沃縣晉侯墓地出土 現藏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博物館弓魚伯簋(西周) 通高31厘米 1981年陝西省寶雞市紙坊頭村出土 現藏寶雞市博物館簋，是古代用來盛放稻、黍、稷等食物的食器，相當於現代的飯碗。古代的人們在宴飲時是席地而坐的，簋放在席上，所以簋的圈足下面多附有三(四)足或方座。在商周時期，簋是很重要的禮器，在祭禮時與鼎配合使用，一般是四簋五鼎，六簋七鼎，八簋九鼎相配，標誌身份地位的高低。簋的基本形狀為圓腹，圈足、侈口，兩耳或四耳，耳部或作小獸狀、或作鳥狀，或有垂環，變化較多。

乍伯簋(西周) 通高16. 8厘米 1993年河南省平頂山市應國墓地出土 現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妊簋(西周) 通高18.5厘米現藏上海市博物館

古代的酷刑刖刑的佐證從西周開始，中國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關於犯罪和刑罰的文書。這輛挽車是中國刑史上一件重要的物證。刖刑，即斷足，是僅次於死刑的一種刑罰，把受刖刑的奴隸隨葬在奴隸主的墓中，表明了當時的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構思奇特的刑車這件挽車為廂式六輪車，無轅，頂部有廂蓋，前有車門，可開啟，門旁立一個斷左足的裸人(受刖刑者)，拄杖扶門拴。車廂蓋鈕為一蹲猴，四角各立一隻足可以轉動的鳥。車廂四周及每面正中立一隻伏獸，下緣兩隻伏虎各抓住兩個小車輪。全車可以轉動的部位共十五處。挽車構思奇特，製作工藝精巧，迄今為止僅發現一件，當屬無價之寶。為何如此？受刖刑奴隸的形像成了連城寶物的造型，世事總是如此。禁酒令器名來歷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與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銘文珍貴大盂鼎造型雄偉凝重，紋飾簡樸大方，雙耳立在口沿上，腹下略鼓，口沿下及足上部均飾饕餮紋，足上部有扉棱，腹內壁有銘文19行，共291字，是珍貴的歷史資料。諄諄教誨銘文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段：第一部份用較多文字說明商人縱酒是周興起和商滅亡的原因，讚揚了周代文武二王的盛德。表示康王(武王的孫子)自己要以文王為典範，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樣。第二部分主要是康王命盂幫助他掌管軍事和統治人民，並且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奴隸1726個，並叮囑盂要恭敬辦政，莫違王命。第三部分說明盂作此寶鼎以祭祀其祖父南公。潮流變革此器也為商代流行的觚爵酒器組合過渡到西周流行的鼎簋鬲組合作了應證，表明當時社會風俗正經歷著重大變革。

最長的一篇青銅史料思想變革毛公鼎是西周宣王時(828-782B.C.)的一件重器，因器為毛公所作而得名。器形作大口，半球狀深腹，獸蹄形足，口沿上樹立形制高大的雙耳，渾厚而凝重，整個器表裝飾十分整潔，顯得素樸典雅，洋溢著一股清新莊重的氣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變革。周王冊命毛公鼎腹內，鑄有銘文32行，計499字，為現存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鼎銘記述了周宣王的誥誡，是一篇完整的冊命。全文可分五段：1.追述周代文武二王開國時政治清平的盛況，對比作鼎時時局不靖；2.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內外；3.給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專權；4.告誡鼓勵毛公以善從政；5.賞賜毛公車、兵、命服。毛公為表示感謝和稱頌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為紀念。鼎銘表達了周宣王孜孜圖治的決心，對研究西周晚期政治歷史很有參考價值，也是一篇金文(鐘鼎文)書法的典範。西周三大器之首體量最大的盤

虢季子白盤，鑄於公元前816年，因作器者為虢季子(名白)而得名。它與散氏盤、毛公鼎並稱為西周三大青銅器。以銘文字數而言，虢季子白盤字數稍遜(111字)，但就製作之精良與體量之大，則以此盤為最。《詩經》應證虢季子白盤造型奇偉，酷似一個大浴缸。盤口呈圓角長方形，四面各有兩個獸首，口中銜環，腹部飾環帶紋，口沿下飾竊曲紋，盤內底部有8行銘文，說的是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虢國的子白奉命討敵，大勝而歸，宣王給予嘉獎並賞賜，子白因而作盤以為紀念。銘文中的許多字句可以與《詩經》中的篇章相互印證，是研究當時北方民族關係和西北地區地理的重要史料。曾為飲馬缸相傳，此盤出土後，曾被當地農人用以盛水飲馬，後幾經輾轉，終歸國有，為更多人識其價值。

書法之寶現藏台北散氏盤，因銘文中有「散氏」而得名，以其長篇銘文和精美的書法著稱於世，為中華文物之寶。1949年後被帶到台灣省。土地契約盤深9.8厘米，口徑54.6厘米，銅質精粹，呈深褐色。附耳，高圈足，腹部飾簡化的夔龍紋，足部飾變形饕餮紋及竊曲紋，花紋精緻，平面浮雕。盤腹內刻有銘文19行，計357字，是一篇完整的契約，記載了核定、賠償土地和舉行盟誓的過程，共列記了雙方參加定界、盟誓的人名25個，對研究當時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價值。書法範本此盤出土後，為江南收藏家所得，長期保存在江蘇揚州，當時其拓本的售價即已十分昂貴。它的書法風格峻峭挺撥，蒼勁古拙，歷來為書法家所重，引為範本，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列　鼎七鼎之哥

王子午鼎是春秋時期楚國的青銅器，墓中出土了一組共七件銅鼎，鼎上銘刻有「王子午」字樣，七鼎由大到小排列，稱為列鼎，此器是其中最大的一件。六龍攀附王子午鼎寬體、束腰、平底、斜立式耳，口部有一周厚邊，器身周圍有六個浮雕夔龍作攀附狀，獸口咬著鼎的口沿，足抓著鼎的腰箍，使鼎在香煙繚繞中有升騰的感覺。鼎蓋作平頂微弧，有圜形鈕。蓋、頸、腹內壁均鑄銘文，腹銘84字，記述王子午作器的用途和歌頌自己的功德。一流水平王子午鼎系分鑄後焊接而成，採用了榫卯、中介物等新型構思，技藝之高超，在當時的世界範圍內，是第一流的水平。

人性的解放新鮮氣象東周是人性張揚的時代，楚地有崇尚浪漫的情懷，使各種器物都有了一種流動、飛揚的韻致，與以往的凝重、肅穆、莊嚴不同，它們更洋溢著一種運動的生命力，升騰著舒揚的美感，而蓮鶴方壺正是這種驅陳納新氣象的代表作品。展翅飛翔此件蓮鶴方壺壺體作錘方形，置於兩條咋舌回首的卷尾小獸之上，回首的卷尾小獸彷彿與攀附在方壺兩側的回首怪獸相顧盼。方壺通體滿飾蟠螭紋，這些蟠螭紋相互纏繞，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種昂揚的生命意志。方壺裝飾最為精彩的乃是蓋頂仰起盛開的雙層蓮瓣，以及佇立蓮芯之上作展翅欲飛狀的一隻輕盈立鶴。此鶴表現出清新自由、輕鬆活潑的感覺，不知多少人為之傾倒。郭老褒獎郭沫若先生曾說：「此鶴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正躊躇滿志睥睨一切，踐踏傳統於腳下，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的確，此壺就如騰飛其上的仙鶴一樣，正標誌著中國藝術風格的一個新的開端。禁酒的酒座酒器精品

周人所謂的「禁」，可能有禁戒飲酒的意思。它主要用作尊、卣、觚類酒器的器座。銅禁在傳世器和考古中都很少發現，此件是禁類青銅器中的精品。群龍拱衛這件禁的裝飾繁密而複雜，實屬罕見。長方形禁體的四邊和四個側面裝飾著多層立體透雕雲紋，禁面當中留一長方形平整光亮的素麵。禁足是由十隻蹲伏的虎形動物構成，它們等距排列，用上翹的尾部支撐著禁體。在禁足之間的禁側面，排列著十二條龍頭怪獸，這些怪獸頭朝禁面攀附在四側，也是等距排列。怪獸的頭部和尾部也都有鏤雕的雲紋。禁器整體如同群龍拱衛。吉祥的雲從周代中晚期開始，逐漸在楚地形成了以雲紋特別是動物和雲紋結合的變體雲紋為主的裝飾風格。這股風氣到秦漢時已是弭漫全國，達到了極盛。雲氣神奇美妙，發人遐想，其自然形態的變幻有超凡的魅力，雲天相隔，令人寄思無限。所以，在古人看來，雲是吉祥和高升的象徵，是聖天的造物。科技史上光輝一頁雲紋禁精美的鏤雕藝術離不開當時先進的失蠟法工藝。失蠟法是一種熔模鑄造技術，先制出蠟模，再翻合內外范，待澆鑄銅液時，銅液會隨著蠟模的熔化而深入紋飾的細微之處。正是採用這種技術，匠師們才完成了雲紋禁由表層紋飾與內部多層銅梗構成的複雜空間立體裝飾，獲得層次豐富、花紋精細清晰有如髮絲的藝術效果。通過這件雲紋禁，我們看到了中國科技史上光輝的一頁。

卧薪嘗膽佩劍霸主提到「卧薪嘗膽」的故事，我們便想起春秋戰國紛爭的歷史與越王勾踐超常的氣慨和膽識，而圖中的寶劍就是這一著名典故的見證物。越王古劍古代的劍一般由劍身和劍把兩部分組成。劍身部分包括前端的尖「鋒」，中央一條凸起的棱「背」，「背」兩旁的「從」，從兩面的刃「鍔」。劍把部分包括把手「莖」，莖和劍身之間護手的「格」，「莖」末端的「首」。此劍劍首向外翻卷作圓箍形，內鑄十一道極細小的同心圓圈。劍柄為圓柱體，柄上纏著絲繩並刻有三道戒箍。劍格向外突出，正面用藍色玻璃，背面用綠松石嵌出美麗的花紋。整個劍身滿飾有菱形暗紋，在靠近劍格的地方刻有鳥篆體錯金銘文「越王鳩潛(勾踐)，自乍(作)用劍」八字，字跡非常清楚。削鐵如泥劍鍔鋒芒犀利，寒光閃閃，出土時插於漆木鞘里，保存如新，至今猶能斷髮，經分析測定，劍脊含錫低(10%)，韌性好而不易折斷；刃部含錫高(20%)，剛而鋒利。這種複合金屬製造技術其他國家直到近代才掌握。公主嫁妝此劍後來作為勾踐女兒的陪嫁流入楚國，楚王又把它賞賜給親近大臣，死後隨葬墓中，由此也可看出當時的「國際關係」。古老的樂隊曾宮樂舞

編鐘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打擊樂器，它將樂鍾依大小和音高次序編組，懸掛在鍾架上，用木槌敲擊演奏，故而得名。這套編鐘包括鈕鍾19件，甬鍾45個，外加楚惠王贈送的一件這撥鍾，共65件，總重量達2500多公斤，是迄今中國發現的數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編鐘，因下排甬鐘上銘刻「曾侯乙」得名。音律絕響全部編鐘以大小和音高為序編成8組，懸掛在銅木結構的三層鍾架上，鐘上均有篆書銘文，絕大多數是錯金文字，共2800餘字，全面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紀中國在樂律學上所達到的領先水平。精巧編排曾侯乙編鐘的鐘體為銅木結構，由兩列三層漆繪木質橫樑聯結成曲尺形，橫樑兩端裝飾有浮雕及透雕龍紋或花瓣形紋飾的青銅套。中下層橫樑各有3個佩劍銅人分別用頭、手頂托，並通過橫樑的方孔以及子母榫牢固銜接，在中部，還各有一銅托承托橫樑以加固。佩劍銅人身著長袍，腰部束帶，面容肅穆，立於銅質雕花圓形跗座上，是青銅人像中難得的佳作，也加強了整套編鐘的隆重地位。矗立千年全套鍾架由245個構件組成，可以拆卸，設計精巧，結構穩定，歷經兩千多年，出土時依然矗立如故，讓人讚歎。楚音韶樂形制精確，方能保證音律精準，這在今天也不易辦到。合理的金屬成份配比和規範的外形尺寸，以及工藝上的特殊處理，使編鐘達到了令人讚歎的音響效果，創造了「楚聲韶樂」的曾侯乙編鐘實在是一件稀世之寶。

精美的圖畫「金銀錯」中國的鑲嵌工藝有著悠久的傳統，在殷墟中，就曾發現過嵌著綠松石的骨器和銅器，到了戰國時期，由於鐵器的出現，使在青銅器上刻劃精細的花紋成為可能，宴樂、狩獵紋壺的裝飾就是在銅器上嵌金銀後磨光錯平來完成的，這種工藝稱為「金銀錯」。把裝飾展開來，就成了一幅完整的畫面。水陸攻戰這件壺的主體紋飾分三道：第一道表現射禮和侯妃採桑；第二道表現饗食禮、鶯射和捕魚；第三道表現水陸攻戰場面，戰卒架雲梯登城，漿手搖船奮進，各區既有不同主題，又以花紋聯繫相互呼應，整個畫面渾然一體。此時無聲……觀賞此壺，彷彿品味有不同主題的交響樂，於無聲之處體驗無盡之聲。價值連城的茶几難得的几案

現代人家庭中少不了茶几之類的擺設，古人也是如此，不過古人稱茶几為「案」，這件方案就是一件罕見的古代傢具和難得的青銅藝術瑰寶。原案的案面已經朽毀，但作為案器最精美部分的承托案面的支架有幸完好保存下來。生命的呼喊方案的設計奇特，結構平衡牢固，但穩中寓變，給人一種神奇的感受，居於案底的四隻小鹿，昂首挺胸，成犄角之勢背負案座的圓形底盤，透出方圓相支，天地合一的潛意識。卧鹿、盤龍、斗拱，使整個案座結構層次分明，緊湊協調，自下而上由實體的圓，而成立體半球，再至平面的方形框架，這種方圓的轉換嬗變，將匠師胸中天地相融的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溫順馴良的鹿承托著相繞一起的剛強雄健的龍和柔美仁善的鳳，情態生動，更是一種生命力的呼喊和泄放。斗拱承重方案的設計還巧妙地運用了中國古建築中的斗承重技術，並採用分鑄和焊鉚相結合的冶金工藝，在工藝處理上也頗有獨到之處，實屬蓋世的佳品。

調兵憑證最早的兵符符是中國古代朝廷傳達命令、徵調兵將以及用於各項事務的一種憑證。用金、銀、玉、角、竹、木、鉛等不同原料製成，用時雙方各執一半，合之以驗真假。這件杜虎符便是現存最早的一件調兵憑證，一符剖為左右兩半，右邊留存於朝廷，左半交地方官吏或統兵將帥保管，使用時兩半相合，即為「符合」，表示命令驗證可信。虎威勵志符作虎走形，虎昂首，尾端捲曲，背面有凹槽，頸有一穿孔。身上有錯金銘文九行四十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符，乃敢行之。」這也是杜虎符的來歷和用途。用威猛的虎來鼓舞戰士的鬥志，古人的兵法遠不僅僅只在書上。大國的氣派秦皇坐駕舉世聞名的秦始皇陵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其中兩乘銅車馬更是其中的精品，根據車銘，一乘名為「立車」(御者站立車上)，另一乘名為「安車」(御者坐在車上)，兩乘形制基本相仿，圖中所示為安車。駟馬難追

此件車、馬(以及御者)的大小約為實際大小的二分之一，車為雙輪單轅，轅的前端連接有衡，衡上有二軛，套駕四馬，(即為兩服兩驂)。車輿分為前後兩部分，平面呈凸字形，通長126厘米。後室上有橢圓形蓬蓋，車蓋華麗，室的四周有彩繪廂板，後部有可啟閉的單扇門扉，前部和左右兩側各有窗戶可推拉，窗戶鏤孔並雕飾菱形花紋，使車內可以通風和由內向外觀覽風景，此為車主人乘卧處。前室呈方形，內跽坐一個戴冠束帶、腰間佩劍、雙手攬轡的御者，十分形象。帝王儀仗全車的結構經過精心設計，1500多個部件用嵌鑄、鉚接、焊接、銷釘等方法組裝而成，至今各鏈條仍很靈活，窗門開啟自如，牽引轅衡，還能拖動車輪轉動，工藝甚為精湛。再加上通體塗白、腰肥體圓、鞍轡華麗的神采飛揚的駿馬，確實不乏王者氣度。這件銅車馬是秦代儀仗的一個縮樣，顯示了秦皇一統天下的氣概，閃耀著威武和勝利的光芒。

燈光燦爛太后御用長信宮燈與金縷玉衣等一同出土於漢中山靖王劉勝之墓，據考證，長信宮是漢景帝時皇太后竇氏(景帝之母，劉勝之祖母)居住的宮殿，此燈原是宮中之物，由竇氏送給她心愛的孫兒的。清潔環保燈的整體形像是一個跪坐著的宮女雙手執燈。宮女身體中空，頭部和右臂可以拆卸。她左手托燈座，右手提燈罩，右臂與燈的煙道相通，即以手袖作為排煙燼的虹吸管，兩者結合得渾然一體，處理得十分自然。燈的結構也很精巧，燈座、燈盤和燈罩都是可以拆卸的，圓形燈盤可以轉動，兩塊瓦狀的罩板能夠開合，因而能任意調節燈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的強弱大小。點燈後，虹吸裝置使蠟燭燃燒時的煙燼通過宮女的手臂納入體中，從而保持室內空氣的清潔。燈座可以盛水，這便能使吸入宮女體內的煙燼溶於水中。過目難忘這件銅燈不僅體現出卓越的設計意匠，把實用功能、凈化空氣的科學原理和優美的造型，有機結合成一體，也反映了高度的合金冶煉技術。在裝飾上採用通體鎏金，燦然發光，顯得富麗華美，讓人過目難忘。

海上仙山山景朦朧博山爐，是中國古代燒香用的爐。漢代的爐造型大體相仿，爐體一般呈豆形，上有尖錐狀的山形蓋，蓋上山巒之間有雲氣紋、人物及鳥獸。於爐內焚香時，輕煙飄出，在爐體四周繚繞，自然造成山景蒙、群獸浮動的效果，彷彿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因此，又通稱博山爐。祈禱神明漢代人使用博山爐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因為迷信鬼神，燒香祈禱以達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居，燃香草可以潔室除濕，怡人心脾；三是達官貴人有熏衣染被的習慣，用從國外輸入的蕙草熏香衣被，以顯示華貴。溝通天人此件博山爐爐身的盤和座是分鑄後用鐵釘鉚合，通體錯金，爐盤飾錯金流雲紋。盤上部及蓋鑄出高低起伏，抵挺峻峭的群山，山間點綴以獵人和野獸，刻划出一幅生意盎然的狩獵畫面。圈足飾錯金捲雲紋，座把透雕成三龍躍出水面，龍首頂托龍盤，勾畫出溝通天人的神山圖景。此器工藝精湛，外觀華美，不愧為博山爐中的代表作品。錢　罐貝就是錢

貯貝器是古代為貯存作為流通貨幣的貝而設計的一種器皿。流行於秦漢時雲南滇族地區，此器是其中的佼佼者。貴胄為尊騎士貯貝器由器身、器蓋、器足三部分組成，束腰平蓋，蓋上中立一柱，柱上有一人跨馬佇立，周圍有四牛。四牛的牛角長而彎曲，頸有高峰，牛的動態各異，或昂首前行，或佇立凝視，或側低著頭作覓食狀，頭向一致，繞中心的立柱逆時針而行，秩序井然。騎士立馬遠眺，結髮於頂，身著窄袖長袍，系腰帶，坐姿端莊，表面通體鎏金，一幅貴族氣派，是該器最突出的部分。坐騎彷彿也因主貴而榮，張嘴翹尾，活靈活現。只是形體矮小，鬃毛甚長，不如蒙古馬那樣魁偉悍勇。虎耳生風貯貝器的器身顯「亞」字形，兩個器耳做成虎形，顯得威武，又端正、對稱，也表明虎在當地文化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少數民族之上品整個器具層次多而分明，核心部分處於最高處又以鎏金而成為視覺中心，避免了繁雜感，加上採用了失蠟法、分鑄焊接等先進工藝，堪稱少數民族文物中的上品。

中國旅遊的標誌中國標誌這件銅奔馬(也稱馬超龍雀)，是東漢青銅藝術的傑出代表，現已作為中國旅遊的標誌，成為中華民族向外展示自己文化傳統的代表。天馬行空奔馬體態健美，昂首揚尾，張口嘶鳴，以少見的「對側快步」的步法向前賓士，三足騰空，右後蹄下踏著一隻飛鳥。飛鳥展翅回首，支撐著奔馬，並成為器座。馬頭小而俊朗，脖頸長而彎曲，前胸寬厚，軀體粗實，臀部渾圓，四肢修長，完全是通常所說千里馬的標準，又是當時人們相馬的式(示)范。奔馬蹄下踏的飛鳥，展翅欲飛正驚愕地回首反顧，恰恰與微微左傾的馬頭相呼應，一切都發生在瞬間，卻給人以無比寬闊的想像空間。民族精神中國古代匠師運用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藝術手法，以豐富的想像力，精巧的構思，嫻熟的匠藝，把奔馬和飛鳥絕妙地結合在一起，以迅疾的飛鳥襯托奔馬的神速，不僅造型生動活潑，而且巧妙地使奔馬的重心集中在蹄下的飛鳥上，將奔馬的奔騰不羈之勢與平實穩定的力學結構凝為一體，它所具有的蓬勃的生命力和一往無前的氣勢，更是中華民族的象徵。下篇：青銅器分類簡說(含黃銅及銅鎏)食　器我們現在所用的各種青銅器名稱，多數是沿用宋代金石學家的定名。青銅器的分類，科學的方法是以用途分類，可分為食器、酒器、兵器、樂器等。食器又可分為飪食器與盛食器兩大類。飪食器有鼎、鬲、甗；盛食器有簋、簠、盨、敦、豆、鋪、盂、盆等。

鬲

飪食器和禮器。流行於商代至戰國時期。商代鬲的造型仿新石器時代陶鬲製成，器身較高，兩直耳立於口沿上，侈口，圓腹，腹下部做成中空的袋狀，以便烹煮時擴大受火面積，腹底有3個錐形短足，花紋簡單。商中期後，鬲身開始裝飾精美的花紋。商晚期至西周時，袋足逐漸蛻化，器身也由豎高向橫寬發展；還有方鬲，下部有門可以開合。西周中期後出現附耳，有的口沿外侈無耳，晚期部分鬲為蹄形足。春秋基本沿襲西周造型。戰國晚期後銅鬲消失。西周中期後，鬲除炊粥外，也作為祭器陪鼎使用，一般以鬲二、四器與列鼎三、五組合。

鼎

飪食器和禮器。流行於商至漢代。造型以圓腹、雙耳、三足為主，腹用以盛魚肉等食物，耳用鉤鉤起或用棍棒抬起鼎體。商早中期，鼎為小直耳、深腹、短錐形足，其中一耳與一足在一條直線上，一耳在另外兩足之間。鼎體較薄，花紋簡單。商後期至西周早期鼎腹稍淺，兩耳稍大，三足變為圓柱形，兩耳位於三足之間，胎體厚重，花紋精美，這一時期也有分襠鼎、四足方鼎和扁足圓鼎。西周中後期，鼎開始出現附耳、獸蹄形足。春秋時則均變為附耳，蹄足，鼎身漸薄，出現鼎蓋。戰國後期，鼎胎更薄，蓋上加環，可翻轉過來用作盤，鼎身紋飾細碎。秦漢時，鼎為素麵，器型沿襲戰國式樣，有的鼎足做成熊足狀。商周時期，鼎不僅是實用品，也是奴隸主貴族身份和權勢的象徵。鼎的使用有著嚴格的制度，不允許隨意僭越。等級越高，使用鼎的數目越多，反之則少。禮書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分別盛放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一般平民和奴隸則不能用鼎。簠盛食器和禮器。流行於西周至戰國時期。作用與簋、盨相同，用於祭祀時盛放煮熟：的飯食。造型為長方體，口部外侈，上大下小，四壁斜直，平底。腹壁外有兩耳，下有四面做出缺口的方角圈足或四短足。

簋

簋，又寫作匭、朹，盛食器和禮器。流行於商至春秋戰國時期。主要用於放置煮熟的飯食。簋的形制很多，變化較大。商代簋形體厚重，多為圓形，侈口，深腹，圈足，兩耳或無耳。器身多飾繁縟的獸面紋，有的器耳做成獸首狀。西周除原有式樣外，又出現了四耳簋、四足簋、圓身方座簋、三足簋、弇口簋等各種形式，部分簋上加蓋。商周時多數簋體形厚重，飾饕餮、雲雷、乳釘等紋飾，少數為素麵或僅飾一二道弦紋。春秋時期，簋的銅胎變薄，花紋細碎，有的簋蓋鑄成蓮瓣形。戰國以後，簋極少見到。簋是商周時重要的禮器。宴享和祭祀時，以偶數與列鼎配合使用。史書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盨盛食器和禮器。流行於西周中後期。作用與簋相同，都是放置黍、稷、稻、粱等飯食的器具。造型為橢圓形或圓角長方形，斂口，鼓腹，兩側有獸形耳或附耳，下有圈足，有的在圈足下附四個矮足。帶蓋，蓋上有四短足或凸起的圈足，可翻轉過來仰置食物。

甗

飪食器和禮器。流行於商至漢代，造型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稱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於蒸汽通過；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鬲足間可燒火加熱。商代覷多為圓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狀腹，腹下設錐是足或柱形足，器體厚重。商早期花紋簡單，晚期多用獸面紋裝飾。西周除沿襲商代形式外，還出現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開，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時還出現了長方形甗。春秋戰國時，器身變薄，袋足消失，許多器物不再用花紋裝飾。甑在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基本上都是甑鬲合體的，春秋早期以後則多為甑鬲式。商代的甗一般甑部較深，比例上略大幹鬲部，多為立耳。西周的甗則甑部與鬲部的高度相差不大，附耳較多。西周中期開始出現方甗。春秋以後，甗的甑部多為大口斜腹的式樣，即甑的底徑要大大地小於口徑。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三聯甗，卻是在一個長方形鬲部上置3個甑，這僅是極個別的特例。除實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甗還是禮器，與鼎、簋、豆、壺、盤、匜等組成成套隨葬品。

豆

盛食器和禮器。源於新石器時代的同名陶器，出現於商代晚期，盛行於春秋戰國時期。最早用於盛放黍稷，後演變為專門盛放腌菜、肉醬等調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類似高足盤，上部呈圓盤狀，盤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時豆多淺腹，粗柄，無耳，無蓋。春秋戰國時豆的形制較多，有淺盤、深盤、長柄、短柄、附耳、環耳等各種形狀，上有蓋可仰置盛放食物，亦有方形的豆。豆身常見紋飾有蟠螭紋、蟠虺紋等。使用時，豆也常以偶數出現，按尊卑長幼，亦有數量多少之分。敦盛食器和禮器。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期。由鼎、簋的形制結合發展而成。基本造型為圓腹、雙環耳、三足或圈足，有蓋。器身常飾有環帶紋、蟠虺紋等紋樣。酒器和水器酒器和水器均是古代青銅器中的主要種類。酒器主要可分為飲酒器和盛酒器兩大類。水器多用於盥洗，所以亦稱為盥器，又可分為注水器、承水器、盛水器三種，器型不多，主要有盤、匜、鑒。

斝和卣

斝，盛酒器和禮器，由新石器時代陶斝發展而成。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用於盛酒或溫酒。基本造型為侈口，口沿有柱，寬身，體側有鋬，下有長足。斝的形制較多，器身有圓形、方形兩種，有的有蓋，有的無蓋；口沿上有一柱或二柱，柱有蘑菇形、鳥形等不同形式；腹有直筒狀、鼓腹狀及下腹作分襠袋狀幾種；鋬有的是扁平素麵，有的用獸頭裝飾；底有平底、圓底；足有三足、四足、錐狀空足、錐狀實足、柱形足等。一般來說，商早期斝多為平底、空錐形足或較瘦的袋狀足，胎體輕薄，紋飾簡單，一般只有一層花紋。商中期至西周早期，斝多為圓底或肥圓的袋狀腹，柱形足，器體厚重，花紋繁縟，常用蕉葉紋、饕餮紋、雲雷紋等紋樣裝飾，有的以雲雷紋做地，其上飾有多層花紋。斝作為禮器，常與觚、爵等組合成套使用。卣，盛酒器和禮器。盛行於商和西周時期，作用是祭祀時盛放(牛+巨)鬯(一種香草泡過的酒)。造型多為橢圓形，頸微束，垂腹，圈足，帶提梁，俗稱提梁卣，也有部分方形和直筒形卣。此外，鳥獸形有提梁的盛酒器，習慣上稱為鳥獸形卣。已發現的鳥獸形卣有雙鳥、單鳥、鴞、豕、虎等造型，鴞卣一般是器的兩側各為一個貓頭鷹形象，蓋為鴞首，器為鴞身，足為鴞足；豕卣也如此，由對稱的兩豕形象合成，足為豕蹄形。提梁卣的器身與尊一樣，飾有繁縟的雲雷紋和各種獸面紋、動物紋，並將裝提梁的系做成各種動物頭像，與厚重的器物造型相呼應，顯得雄渾而莊重。

爵、角和觚

爵，飲酒器和禮器。流行於夏商周時期，作用相當於酒杯。圓腹，也有個別方腹，一側的口部前端有流(即倒酒的流槽)，後部有尖狀尾，流與口之間有立柱，腹部一旁有鋬(即把手)，下有3個錐狀長足。夏代爵胎體輕薄，製作粗糙；橢圓形器身，流長而狹，短尾，流口間多不設柱，平底，一般沒有銘文和花紋，偶見有連珠紋者。商早期流與口之間開始出現短柱，下腹部中空；有的透鏤有圓孔，以便溫酒加火時透風。商中期後，爵演變為圓身，圓底，流口增高，多設一柱或二柱，柱身加長並向後移，三是粗實且稜角分明，器身加厚。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爵體厚重，製作精美；爵身飾有饕餮、雲雷、蕉葉等精美的紋飾，鋬上端和柱上也飾有動物形象；有少數無柱而帶蓋的爵，蓋鑄成獸首形。西周前期還有一種器表鑄有扉棱的爵，往往以雲雷紋作地，飾有兩層或三層花紋，紋飾繁縟而精美。西周后期，爵逐漸消失。

角，飲酒器。流行於夏商周時期。是下級官吏及平民使用之物，出土數量很少。器物造型與爵相似，不同之處是口沿無柱，流變形成與爵尾相同的尖形角狀。多有蓋，有的蓋做成禽鳥展翅飛翔狀，非常美觀。傳世有一件角的杯體中有一管狀流，形制和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角相似，可以認為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角。商代和西周早期的角有蓋。西周中期以後，角便不復存在。觚，飲酒器和禮器。盛行於商周時期，作用相當於酒杯。造型為圓形細長身，喇叭形大口，侈口，細腰，圈足外撇。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於近圈足處用兩段扉棱作為裝飾。商早中期，觚的器身較為粗矮，圈足上部有一「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觚身細長，中腰更細，口沿和圈足外撇更甚，圈是上無「十」字孔。這一時期的觚胎體厚重，器身常飾有蠶紋、饕餮、蕉葉等紋飾。西周后期。觚逐漸消失。

方　彝

盛酒器。盛行於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銅禮器的通稱，宋人始稱這類器物為方彝。方彝的造型特徵是長方形器身，帶蓋，直口，直腹，圈足。器蓋上小底大，做成斜坡式屋頂形，圈足上往往每邊都有一個缺口。也有少數方彝下腹外鼓成曲腹狀。方彝的蓋與器身往往鑄有4條或8條凸起的扉棱，全器滿飾雲雷紋地，上凸雕出獸面、動物等紋樣，給人以莊重華麗的感覺。商代晚期的方彝一般多是直壁，上口大於底部。在河南安陽婦好墓曾出土一件長體有肩附耳式的方彝，器身橫長兩倍丁縱長，有斜肩，猶如兩個方彝之組合，故人稱偶方彝，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作。西周早期的方彝四壁多作弧線狀，因此器腹鼓出，圈足上的缺口也多不見了。西周中期的方彝有作直角方形的，即器的上口與底部一樣大小，此為方彝的最後形式，流傳較少。

觥

盛酒器。流行於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橢圓形或方形器身，有流和鋬，圈足或四足。帶蓋，蓋做成有角的獸頭或長鼻上卷的象頭狀。有的觥全器做成動物狀，頭、背為蓋，身為腹，尾為鋬，四腿做足。且觥的裝飾紋樣同犧尊、鳥獸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將其誤以為獸形尊。然觥與獸形尊不同，觥蓋做成獸首連接獸背脊的形狀，觥的流部為獸形的頸部，可用作傾酒。盆大型食器與水器。流行於春秋時期，戰國秦漢也可見到，用途與盂相同，盛放熟食兼用盛水。器形為圓形，折肩，深腹，平底，雙環耳或獸耳。多數帶蓋，有底設三足的。器身多飾有春秋戰國時流行的銅器紋樣，亦有少數為素麵。

尊

大中型盛酒器和禮器。流行於商周時期，春秋後期偶有所見。尊與彝一樣，原是成組禮器的共稱，宋朝之後開始專指一類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長頸，圓腹或方腹，高圈足。商早中期，尊均有肩，圈足上多帶「十」字孔，主要是圓體尊。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方形尊仍帶肩，肩上多飾有數個圓雕獸頭；觚形尊又稱大口筒形尊，形似觚而體較粗，商晚期圈足上有「十」字孔或象徵性的「寸』」字，西周早期「十」字消失。這兩種尊器表多飾有凸起的扉棱，雕鑄著繁縟厚重的蕉葉、雲雷和獸面紋，顯得雄渾而神秘。西周時，又出現了垂腹的圓尊，形狀為大口，長頸，鼓腹下垂，圈足低矮。整件器物線條柔和，花紋也比較簡單，已失去了有肩的圓、方形尊和觚形尊的氣勢。除上述各式尊外，商周至戰國期間還有犧尊。將尊鑄成牛、羊、虎、象、豕、馬、鳥、雁、鳳等動物形象，統稱為犧尊。犧尊上裝飾有各種華麗的紋飾，獸背或頭做成尊蓋，既是實用器皿，又是藝術價值極高的工藝品。

壺和鈁

壺，盛酒器和水器。流行於商至漢代，用於裝酒和裝水。壺使用的年代較長，式樣也很多，大致有圓形、方形、扁圓形、八角形、瓠形等。斷面為扁圓形，深腹下垂，帶扁方形貫耳和圈足的壺大多為商代器物，但商代也有長頸鼓腹的圓壺。西周壺除承襲商代式樣外，多設有圈頂壺蓋，蓋可倒置用作杯。耳多為半環耳或獸首銜環狀耳。春秋壺造型較商周壺輕巧，多為扁圓壺或方壺。許多壺蓋上端做成蓮瓣形，也有一些在壺蓋或壺身外表裝飾鶴、龍、螭虎等立體動物形象。戰國和漢代的壺由垂腹改為鼓腹，下腹部內收，圈足微外撇或平底，底部小巧而穩重，顯得秀麗靈巧。這一時期也有提梁壺，提梁用數十節銅鏈串接而成，便於外出攜帶。

瓠形壺主要是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造型為長頸，圓腹，腹旁有鋬，平底或圈足。壺頸向一側傾斜，形狀類似瓠瓜。鈁，酒器，即方壺。戰國末年改稱鈁，多為素麵，流行於戰國末期至漢代。造型為方身，長頸，大腹，圈足，帶蓋。少數器身有花紋，花紋不用銅器傳統圖案，多用菱形或三角形等幾何紋飾。

罍和瓿罍，大型盛酒器和禮器。流行於商晚期至春秋中期。造型有圓形、方形兩種。圓形罍造型為斂口，廣肩，豐腹，圈足或平底；肩部兩側有兩耳或四耳，耳作環形或獸首形；下腹部一側有穿鼻。方形罍多為小口，斜肩，深腹，圈足式，亦有少數為平底；有蓋，蓋作斜坡式屋頂狀；下腹近圈足處亦有穿鼻。罍的器身一般都滿飾花紋，常見紋飾有饕餮紋、蟠龍紋和蕉葉紋等。繁縟的花紋配以厚重的胎體，顯得深邃神秘，凝重大方。瓿，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於盛醬。流行於商代至戰國。器型似尊，但較尊矮小。圓體，斂口，廣肩，大腹，圈足，帶蓋，有帶耳與不帶耳兩種，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裝飾饕餮、乳釘、雲雷等紋飾，兩耳多做成獸頭狀。

盉

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於商代至戰國，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調酒。基本造型為圓腹，帶蓋，前有流，後有鋬，下設三是或四足。商周時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襠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是則多做成空心。春秋戰國時，盉口變小，腹部扁圓，流往往做成彎曲的鳥頭或獸頭狀，蹄形足較為常見，有的蹄形是做成動物形象。許多盉還加上彎曲的提梁，並用環索連結盉蓋與提梁，造型輕盈秀巧。

缶酒器和盛水器。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期，實用缶多為陶器，青銅缶數量很少。基本造型為圓體，大口，深腹，圈足或平底，上腹部有四環耳可套繩索，有蓋。有極個別方形缶。盤

承水器。流行於商代至戰國，作用是承接盥洗時用匜或盉澆下的洗手後的污水。商早期即出現，至戰國以後演變為洗，仍在使用。商早期和晚期的盤均為圓形，敞口，平緣，腹較深，圈足上有「十」字孔或方孔。西周盤多為圈足，附耳，有的盤前有寬流，後有獸首形鋬，也有的為環耳。春秋時期，圈足盤數量漸少，至中期，盤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淺腹，直壁，平底無圈足，三蹄足式；另一種為平折口沿，深腹，斜壁，平底式。戰國的盤多數無足，折腹，圓底，式樣接近於漢代的洗。鑒和匜

鑒，盛水器。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期。鑒即是大盆，作用有三：一是盛水照面，用作鏡子；二是盛冰；三是沐浴洗澡。造型為圓形或方形，大腹，獸首形雙耳或四耳，平底或圈足。器身裝飾有春秋戰國時的流行紋飾。匜，注水器。流行於西周至漢代，用於盥洗時往手上倒水。匜身為橢圓形，前有注水的流，後有端持的鋬，下有足。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多為四足，獸首形鋬。春秋中期後，出現圈足，並有一些將流做成獸首形。春秋晚期以後，是逐漸消失，變為平底。

兵　器兵器是考古發掘中出土的青銅器中較多的一類，它包括戈、矛、戟、鉞、刀、劍、匕首等。

戈、矛和戟戈，流行於商至漢代，用於鉤殺。由戈頭、戈柲(用於手執的木、竹、銅柄)、柲冒(柲頂端的銅冒)和銅鐏(柲末端的銅頭)4個部分組成。戈頭每部分又有專用名稱。戈下部為刃，戈刃上面的長條形部分叫「援」，刃與援之間的尖端叫「鋒」。戈嵌入木柲中的部分叫「內」，由刃部向柲部轉折而下的部分叫「胡」，胡上用於穿繩縛柲的長方形小孔稱「穿」。商代早期和中期的戈，器身短而粗，無胡，有的內有銎用以穿柲，有直內和曲內等不同形式。商代晚期至西周，部分戈開始出現胡，胡上有一穿或二穿。春秋戰國的戈，援部細長，胡上有三穿，有的內上刻有銘文或花紋。此外，春秋戰國時還有許多特殊形式的戈。

矛，流行於商至漢代，用於刺殺。由矛身和矛骹兩部分組成。矛身有一鋒二刃，中部為隆起的脊。矛骰即矛的銎，為直筒狀，用於安裝木、竹或藤條製作的長柲，柲的末端有銅製的鐓。商周時，矛骹的兩旁常鑄有兩個環耳。商早期矛身短而狹。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矛身寬大。春秋中期後的矛，多細而長，有血槽，有的在骹部鑄有精美的花紋，各地出土的矛數量較多。戟，流行於商代至戰國。戟是戈和矛的合體，即在戈柲的頂端鑄有或裝上矛形尖刺，西周時期也有戈和刀的合體。戟集戈與矛的性能於一體，既可刺殺又可鉤殺，殺傷力較強。商周時的戟，戈、矛多鑄成一體，戈體和矛身均短而寬。戰國時的戟，一般為戈、矛分鑄，矛頭可隨意裝卸，戈體與矛身都較細長。這一時期，也有在戟柲上裝有兩件或三件無內戈的多戈戟，殺傷力更強。

劍、鉞、鏃和匕首

劍，流行於西周至漢代。是隨身攜帶的短兵器，可斬可刺，由劍身、劍把兩部分組成。各部位均有特定的名稱，劍身前端突出的尖稱「鋒」，中間凸起的棱稱「脊」，脊兩旁從棱至刃的斜坡部分稱「從」，從兩邊的刃部稱「鍔」，脊與兩從合稱為「臘」。圓形或扁形的劍把稱「莖」，劍把與劍身之間的相隔處稱「格」，又稱「衛」、「鐔」，莖末端的圓形部分稱「首」。劍鞘頂端的玉飾稱「珌」，中部穿帶的玉飾稱「珥」。西周的劍短而寬，春秋戰國的劍細而長。鉞，兵器和禮器。流行於商至戰國時期。鉞即是大斧，既用於實戰，也作為儀仗用具。鉞的基本形狀是長方形或方形，也有的呈月牙狀。一端有刃，另一端有穿或銎，用於捆縛或插上木製的柲。由於是儀仗用具，多裝飾精美，有的飾有人頭，有的雕鏤獸首，也有的飾有各種動物紋飾和幾何紋飾。

鏃，指用弓弩射發的箭頭。流行於商至漢代。前端有尖頭，兩側有張開的兩翼，中有凸起的棱，後有安裝木製箭桿部分的鋌。鏃各部分也有特定的名稱，尖頭稱「前鋒」，中部凸起的棱稱「脊」，兩側的三角形葉片稱「翼」，翼的兩個銳利的邊稱「刃」，兩翼尾部的尖頭稱「後鋒」，後鋒與脊的連接部稱「本」，脊與後部鋌的相連處稱「關」，關後端的圓棍稱「鋌」。春秋中期後出現了刃部為三角形的鏃，這種鏃無雙翼，脊上等距離分布著3條窄而鋒利的刃。漢代還有一種平頭鏃，前端無鋒，呈圓棍狀，不是實用品。匕首，即短劍，是隨身攜帶的小型近身殺傷武器。器身短而扁平，有的一面有脊，一面平，柄亦較短。許多匕首上裝飾著有時代特色的花紋，可作為斷代的依據。樂　器中國是禮樂之邦，青銅禮器和青銅樂器是古代禮樂的重要物質載體。青銅樂器主要有鈴、鐃、鉦、鍾、鎛、錞於、鐸、鼓等。

鐃和鼓鐃，流行於商周時期。主要用途有兩種：一是戰爭中退軍時敲擊，指示停止攻擊；二是祭祀和宴樂時配合其他樂器擊奏打節拍

。形似鈴而稍大，橫闊豎短或橫豎相當，上部為直口或稍凹的弧形口，體內中空，底部正中有管狀短柄，柄中空可插木把。器表多飾獸面紋，也有的在鐃體邊緣或內部刻畫虎、象、魚等動物形象。使用時口部朝上，一手執柄，另一手執棒敲擊。以大小不同的3個或5個為一組。

鼓，流行於商至漢代。常用於指揮戰爭，也用於樂舞宴享。中原地區出土的銅鼓很少，形狀為橫置的長圓筒形。頂部有兩頭高、中部低的枕形座，用以插桿飾。鼓身兩側蒙罩革制鼓面，周緣有釘鼓面的釘紋，下部有四足。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大量出土銅鼓。這些銅鼓整體用銅製作，鼓面雕鑄有精美的花紋。鼓身中空，兩側有環耳，腰部略細，無底。演奏時，一般直接放在地上，也有懸掛在鼓架上的。鉦又名丁寧、金鼓。主要流行於春秋戰國時南方的徐、楚等國。形似鐃，但較鐃高大，呈微下凹的弧形，兩角尖銳，底部中央為管狀短柄，柄中空與鉦體相通。使用時口部向上，銅柄插入帶有底座的木把之上，以棒敲擊。鍾

鍾，由鐃發展而成，流行於商代至戰國，有甬鍾、紐鍾和鎛鍾之分。最早出現的是甬鍾，它的基本形狀是圓形或橢圓形，鐘頂有懸柄，鐘壁有獸面紋和乳釘裝飾，鐘口為凹弧式口。使用方法是口朝下懸掛在鍾架上，以槌敲擊。鐘的各部位均有特定名稱，懸掛鐘的柄部稱「甬」，甬頂稱「衡」，甬中段突出部分稱「旋」，旋的上孔稱「干」，鐘頂稱「舞」。鐘壁中上部突出的乳釘稱「枚」，枚頂部稱「景」，枚與枚之間的豎條間隔部分稱「鉦」，枚的上下橫向間隔部分稱「篆」。鐘壁下部稱「鼓」，弧式口稱「於」，弧口的兩個角稱「銑」。甬鐘的甬側有旋，是斜掛在鍾架上的。西周中期，開始出現紐鍾，形狀與甬鍾大體相同，只是將懸掛的「甬」改為半圓形紐，直掛在鍾架上。鎛鍾鐘頂作扁圓紐或伏獸形紐，下口平直。商代以後，器樂演奏時鐘往往成組出現，每組由3枚至數十枚不等，稱為編鐘。

銅　鏡銅鏡是古人用來照面飾容的日常用具，在我國流行了數千年，直到清代玻璃鏡普及後才退出了歷史舞台。銅鏡既是實用器具又是精美的工藝品，被視為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珍品，歷來受到古玩收藏者的垂青。

齊家文化至南北朝銅鏡從齊家文化到西周時期的銅鏡，合金均為青銅，質地粗糙。鏡全為圓形，一般直徑為6至7厘米；厚為0.2至0.4厘米。鏡紐較小，且多為弓形紐，無紐座。鏡背面光素無紋飾者居多，而有紋飾者以幾何紋為土。

戰國銅鏡的製作特點是形制輕巧，多圓形，少數為方形。鏡的厚度在0.1至0.8厘米之間，直徑一般在10至20厘米之間。鏡紐多為細小的弓形紐，紐上也常有幾道弦紋。紐的周緣常有圓形或方形紐座。圓形鏡多為素卷緣，方形鏡有較寬的邊沿。戰國銅鏡不鑄銘文，但花紋樣式極其豐富多彩，除素麵的外，也有單層或雙層花紋。漢代銅鏡較之戰國銅鏡要厚重。除氧化「黑漆古」外，銅鏡的表面多呈銀灰色、紅色銹。鏡紐主要為半圓形，十分規整。東漢時期鏡紐又加高加大。均有紐座。鏡緣多為寬厚緣，邊厚向內微坡。漢鏡紋飾有別於其他時代的紋飾，乳釘紋經常用作裝飾，有尖乳、圓凸乳和中心下凹的乳釘。另外，銅鏡邊緣卜的鋸齒紋、雙線紋、雙線三角紋、流雲紋也是區別戰國和唐以後銅鏡的重要標誌。漢鏡銘文減字、減句、省筆略畫現象普遍，這種現象在唐以後的銅鏡銘文中是很少見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銅鏡均為圓形，鏡正面明顯外凸，呈弧形，背面內凹。胎質較漢鏡要輕薄，鏡體也大為減小。南朝還出現了小型鏡，一般直徑為5厘米左右，鏡紐最大特點是矮扁，頂部盡平，銅鏡紋飾主要沿用漢鏡的風格。

隋唐銅鏡隋鏡鏡面大，壁厚，最大直徑達33厘米，造型均為圓形。半圓形紐，較唐鏡要豐滿，皆有紐座，多為連珠紋和柿蒂紋。鏡緣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緣內側多飾鋸齒紋一周。隋鏡紋飾繁縟工整，圖案多四方配置，講求對稱，並設置有界格，大致可分為3類，即四獸紋、十二生肖紋及四神十二生肖紋。

唐鏡外觀厚實，表面多呈銀白色、黑褐色(俗稱「黑漆古」)和深綠色(俗稱「綠漆古」)。造型除傳統的方、圓形外，又創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亞字形、八棱形。鏡紐以半圓形紐為主，並有獸形紐、方形紐、樹枝形紐。鏡緣多呈斜面內傾，並飾花紋。唐初，鏡緣裝飾有忍冬、卷草紋；唐中晚期，多飾水波紋、重瓣花紋、花枝紋和流雲紋等。唐鏡背面的裝飾圖案，偏重於自由寫實或故事，表現手法也由繁亂紛雜而轉為清鮮優雅。唐初期，銅鏡的主題紋飾以瑞獸為主，造型豐腴、活潑，最引入注目的是海獸葡萄紋鏡，它以高浮雕葡萄為主題，間飾海獸、雀鳥、蜂蝶和花草，紋飾華麗而繁縟。此外還有寶相花紋，它是一種將某些自然形態的花朵(主要是荷花)進行藝術處理，變成的一種裝飾化的花朵紋樣。唐中期，銅鏡的紋飾，格調新穎，題材廣泛，主要流行對鳥紋、蟠龍紋以及人物故事圖案。唐後期，銅鏡的紋飾趨於簡單、粗拙，失去了盛唐時期富麗堂皇的風格。這時期，含有宗教色彩的紋飾特別盛行，有道教意味的紋樣，以八卦為主紋，配以附錄、星象和干支；具有佛教色彩，佛意為吉祥萬德之所集的萬字標誌也被用作紋飾。唐鏡銘文十分規整，字體多為正楷，字形擴大，字文清晰，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駢體銘文。銘文依據意義可分為兩種：一是歌頌讚美銘文，均為韻語，多四言、五言及少數長短句，其長者達數百字；二是宗教銘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圖文。

五代至元代銅鏡五代十國銅鏡造型主要有圓形、葵花形，亦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的。紋飾除四靈八卦紋外，尚有花鳥紋和花朵紋圖案。一般銅鏡為素麵，有的鏡上鑄有吉祥語或作坊鑄工名。宋鏡造型仍繼承唐代多樣化的風格，並創出了一些新式樣。紐制變小，紐弓窄而孔顯大，紐頂趨平。無紐座、圓紐座和花瓣紐座居多。鏡緣主要有兩種：一種較寬，里厚向外緩坡；另一種為窄邊，比較方正。帶柄鏡的鏡緣與鏡柄的凸邊連成一氣。宋鏡大致自北宋政和年間開始出現銘文，銘文絕大多數為商標銘記，多置於鏡紐一側的方格內。

遼代銅鏡在形制上，主要有圓形、「亞」字形和葵花形，此外還有八角形。在紋飾上，主要有雙魚紋、八卦紋、童子戲花紋、荷花紋、連錢紋和牡丹龜背紋等。遼鏡上也見有吉祥語句，不僅有漢字，還有契丹字。金鏡造型常見的主要有圓形、菱花形和帶柄鏡等。鏡紐以圓紐為多，紐上部較尖，尖頂為平面。鏡緣多外薄里厚，與宋鏡特徵相仿。區別於其他時代銅鏡的特徵是：在圓形鏡邊緣內側常鑄有一個二層台，二層台有寬有窄，寬者上面多飾有花紋或鑄有銘文。金代銅鏡銘文意義漸乏趣味，偏重實用，惟有特殊情況，則為陰刻、邊刻、地名、官名。

元代銅鏡一般可以說是「粗者甚粗，精者頗精」。式樣較少，除流行的圓形和圓形帶柄鏡外，早期常見的還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鏡，與金鏡不同，它仍保留著宋鏡六分法的形制。元鏡鏡緣多為素寬緣，里厚外薄，里直外坡。鏡紐多為半圓形紐，較之宋金時期的鏡紐要大。紐座主要有方形和圓形紐座兩種。另外，無紐座銅鏡此時仍佔有很大比例。元鏡紋飾有淺浮雕和浮雕兩種。元代前期銅鏡均無銘文，後期銘文內容也較簡單，紀年銘文多繞紐配置。明清仿古銅鏡

明代仿古銅鏡的鉛質比宋，金好，質細，表面多呈灰白色，但無漢唐銅鏡的那種光澤。仿製的唐鏡多有銘文，內區大於外區；而宋代仿製銅鏡則正好相反。明代仿製的唐鏡鏡紐，比宋仿要大；紐頂多磨平，這是因為鑄造時銅汁從此孔道流入，冷卻後需打磨才能平整。唐以前銅鏡紐絕無平頂，當時銅汁從范邊流入范內。鑄造方法的變更，為我們提供了斷代的依據。明代仿漢唐銅鏡，有的在裝飾上明顯具有本時代的特徵。如明仿昭明鏡的形制，卻去掉紋飾變為素鏡，再於紐至邊緣的區間鑄以銘文；仿唐重輪鏡往往將中間的弦紋移到鏡子的邊緣，以便於內區鑄以醒目的銘文；仿唐素圓鏡上也多添鑄銘文。清代仿製銅鏡比明代還要精細，而且數量增多，並首次出現了宮廷仿製的銅鏡。乾隆年間，宮廷內務府造辦處照本仿製了一批漢唐銅鏡，主要有仿漢「鳥獸規矩紋鏡」、「八乳禽獸紋鏡」；仿隋「十二辰鏡」；仿唐「瑞獸鸞鳥鏡」、「四神規矩紋鏡」、「雙鸞紋鏡」、「盤龍紋鏡」。清官仿製的銅鏡，銅質為鉛灰色，鏡正面多仍可光亮鑒人。民間仿製的銅鏡，銅質則為白中閃黃。清仿銅鏡，特別是宮廷仿製的銅鏡，多照本模仿古鏡，大體與原器整體造型一致，但稜角分明，厚重壓手。清仿銅鏡只重形似，而在裝飾上，常常添枝加葉或隨意變化。如仿漢銅鏡，不僅鏡體加厚許多，而且鏡紐鑄成很小的鼻紐，圖案紋飾變形、走樣，實際已流於不倫不類。古錢幣古錢幣是中國幾千年來經濟活動的實物見證，它從一開始就與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活動緊緊相連。在漫長的使用和演變過程中，其猶如一個萬花筒，折射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藝術的各個方面。

夏商至晉代錢幣

我國最初的貨幣是「海貝」，流通於夏、商之際。商代中晚期，產生了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銅仿貝。春秋戰國時期，青銅鑄幣成為主要通貨。早期布幣空首，形體較大，戰國以後，布幣形制逐漸變小，首部變平，鏟形無銎。用刀幣的主要國家是齊、燕、趙和中山等，有尖首刀、明刀、圓首刀、齊刀之分。早期的圓錢為圓孔，方孔圓錢是戰國晚期流通貨幣的一種，目前發現僅齊、燕、秦等國鑄行。

秦統一中國後，廢除列國幣制，以秦的方孔圓錢為統—的貨幣形式，這種形式一直延續到清末民初。西漢時期，最初仍沿用秦半兩錢，後來將半兩錢分為八銖、四銖和「榆莢」等兒種。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開始鑄造五銖錢，半兩錢始更名。王莽代漢建立新朝後，曾經進行了4次幣制方面的改革。東漢初年仍使用西漢的五銖錢和王莽舊錢，並於建武十六年(40)恢復了五銖錢的鑄行。漢代末年，小錢名曰「五銖」，實不足一銖；剪輪、環五銖此時也充斥市場。三國時期，劉備佔據四川，鑄造了「直百五銖」及其他錢幣；孫吳鑄造了「大泉當千」、「大泉五百」等錢幣；曹魏初年，廢止五銖錢，而明帝初年，又恢復廠五銖錢。晉成帝咸康四年(338)，李壽改國號漢，於漢興年間鑄「漢興」錢，這是我國最早的年號錢。公元407年，赫連勃勃建大夏國，419年鑄「大夏真興」錢，開創了國號、年號合為一體，同鑄於幣文的先例。

南北朝至遼金錢幣南朝宋、齊、梁、陳均鑄錢，北魏建國以後直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開始鑄造「太和五銖」錢，此後各朝均鑄有錢幣。北齊初期，仍用北魏的「永安五銖」，到天保四年(553)才改鑄「常平五銖」。後周之初，也沿用北魏舊錢，武帝時鑄造了「布泉」、「五行大布」錢，宣帝時鑄行了「永通萬國」錢。

隋建國後，於開皇元年(581)鑄行五銖錢，隋五銖是中國古錢中五銖錢的最後一種。唐代剛建立時，用隋五銖錢。高祖武德四年(621)，鑄造了開元錢「開元通寶」，高宗時改鑄「乾封泉寶」，肅宗時又鑄「乾元重寶」，後兩種錢均與「開元通寶」並行使用。

宋初的「宋元通寶」仿自開元錢，以後凡如此大小者皆為小平錢，另有折二、折三、折五等錢，但鑄量最多的仍為小平錢。宋錢書體多變，有真、草、隸、篆、行等體，是我國貨幣書法藝術的巔峰。而且，北宋錢幣的一大特色就是「對錢」的盛行。除使用金屬貨幣外，北宋中期還創行了紙幣——交子，這是世界的首創。南宋繼承了北宋貨幣制度，銅、鐵錢仍是主要通貨。流通中的銅錢，以折二、折三錢為多。北宋的「對錢」沿用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才絕跡，代之以一種紀年和紀地錢文的形式。南宋末年出現了當百大錢，錢文書體漸趨單一化。「交子」是南宋最主要的紙幣，面額有一貫、200文、300文、500文。

遼建國後，多用唐、宋以來的舊錢。現今，遼前期錢幣發現極少，是為泉界珍品，主要是漢文錢，契丹文錢罕見。金初，使用遼、宋舊錢，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設交鈔庫，發行紙幣，稱為「交鈔」。金正式鑄錢是在海陵王正隆年間，金錢皆用漢文，可與宋錢相媲美。西夏福聖承道元年(1053)以後開始鑄錢，仁宗時正式設立鑄錢機構——通濟監，以漢、西夏兩種文字為錢文，有銅、鐵兩種銅錢區。元明清錢幣

元代主要流通紙幣，中統元年(1260)，政府印行「中統元寶交鈔」，從此，紙幣的發行權完全屬於政府。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才大量鑄造銅錢。錢文分漢文和八思巴文兩種，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等。元末，各地建立了多個農民起義政權。這些政權有國號、紀年，也鑄造貨幣，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流通。徐壽輝鑄有「天啟通寶」和「天定通寶」，張土誠鑄有「天佑通寶」，韓林兒鑄有「龍鳳通寶」，陳友諒鑄有「大義通寶」，朱元璋鑄有「大中通寶」等。

明初期沿襲元代紙幣制度，從洪武年間就發行「大明通行寶鈔」，成為定製。明後期紙幣貶值，銅錢鑄造開始增多。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鑄「永昌通寶」錢，分小平、折五兩種，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鑄「大順通寶」等錢。明亡以後，明代藩王紛紛自立抗清，設官署，建年號，又各自鑄有錢幣，以永曆錢鑄量最大，傳世較多。

清代的幣制以銀為本，錢為末，但民間使用的主要還是銅錢。清軍入關以前就已經開始鑄造錢幣了，如努爾哈赤鑄「天命汗錢」、皇太極鑄「天聰汗錢」。入關後，從順治開始歷代相沿，各朝都鑄造以年號為名的制錢，面文是年號加「通寶」或「元寶」，背文為滿文或滿漢合璧，分紀局、紀地、紀值，或星、月、圓點等。清政府除在中央工、戶兩部設局鑄錢外，各省亦允許設局鑄錢，制錢成為主要通貨，白銀作為大額支付而行使貨幣職能。咸豐年間發行了當五、當十，直至當五百、當千的多種錢幣。清末，幣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機器壓制的銅幣取代了方孔錢，銀元和新式鈔票開始進入流通領域。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發動起義，國號「太平天國」，初期曾鑄行「通寶」錢。咸豐三年(1853)定都南京(後改天京)後，鑄造太平天國錢幣，版式繁多，背文為「聖寶」等字。金銅佛像中國佛教的金銅佛造像依照語言和流行地區劃分為漢傳、藏傳和南傳三大系統，其中流傳地域廣泛、影響最大的是漢、藏兩系佛教造像。

漢傳佛教造像——魏晉南北朝時期

金銅佛在中國佛教初傳期稱作金人或金泥銅像。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施造可容納3000人的佛寺，於中「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一般認為即是金銅佛像，這是中國立寺造像首次見於史載。隨著古代中國與南亞次大陸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印度顯教期出現的犍陀羅、馬土臘和笈多藝術，以及密教期形成的東印度帕拉、尼泊爾、斯瓦特和克什米爾等造像模式先後傳人中國。北魏初期佛像就有較多的犍陀羅佛像痕迹，同時又受到馬土臘造像的影響。佛的造型多為坐姿施禪定印，髮髻呈水波紋狀，通肩大衣薄柔貼體，衣紋走向呈u形或變形s狀，與中國人物畫「曹衣出水」的技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隨著雲岡石窟的開鑿，金銅佛也呈現出新的風格，其中以釋迦牟尼佛坐像最具有特色，其額寬頰豐、鼻挺嘴小、大耳垂肩。身穿袒右肩式大衣，內著紋線細密的僧祗支，結跏端坐於四方台座上。光背為大舟形，由頭光背和身光背兩層紋飾組成，內飾化佛。這類造像流行於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成為北魏遷都洛陽前的主導樣式。北魏晚期佛像以龍門風格為主導，出現了形象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飾上的「褒衣博帶」，可謂是清談玄學的南朝士大夫的寫照。西魏造像面龐豐同，體軀壯實，褶襞稠密。東魏和北齊的金銅佛，繼承了北魏造像的某些樣式。東魏承北魏清瘦的遺風，像身衲衣貼體，褶襞較為簡潔。北齊造像身體修長，衣著輕柔而線條簡潔，同時顯示了向隋唐造像過渡的新作風。

漢傳佛教造像——隋至宋遼時期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齊、北周的遺韻。佛造像廣額豐頤，軀體敦實，姿勢顯得凝重呆板。菩薩像多是頭戴花冠和髮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傾，身體比例略顯失調。瓔珞顆粒粗碩，深垂過膝。繒帶和帔帛在體側低垂，缺乏動感。流行的銅鎏金菩薩像，身材修長，蓮瓣狀背光呈前拱狀，上端尖銳，火焰紋淺顯細膩，佛床為雙重式四足方型，有的鏨刻銘文。唐代金銅佛在形體上以豐腴為美，佛頭飾螺發，面龐及像身圓潤渾厚，胸部可見肌肉凸起，天王力士像的肌肉感尤為突出。菩薩像以女性成熟豐盈的體態作為表現形式，多束高髻，上軀袒露，或斜披絡腋，下著羊腸大裙。從胸部至腰際形成突出的弧線，並配以像身的外輪廓和帔帛的曲線，構成造型上的三折枝式，這是唐代菩薩像最流行的樣式。唐代佛造像的衣紋起伏流走自然，特別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千座前的衣縐布排有序，繁而不亂，富於時代感。宋代造像以寫實著稱，基本是依據世俗的審美情趣和要求來塑造佛像，當時最流行的題材是觀音及羅漢等。此時的菩薩像如同現實中的貴婦，頭戴花冠或髮髻冠，中嵌寶珠，並飾有繁複的蔓草紋；身披網狀瓔珞珠飾，衣褶寬大流暢，呈現出一派富貴氣象。佛像的衣著也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出現了一種內著V領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樣式，這實際是將宋代僧人的衣著借鑒到佛像上。遼代佛像在沿襲中原文化藝術傳統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而進行創造性的發揮。佛像面龐豐圓，肉髻呈緩丘狀，身著袒胸衲衣，下著長裙；菩薩像多頭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較特別，束髮披肩，裝飾較宋地簡潔。坐像上身挺拔，雙膝緊收，而立像則兩腿顯得板直。台座均為束腰式，多見上部仰蓮寬肥舒展，下承圓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現出一種權衡之美，有別於宋像。

漢傳佛教造像——元明清時期元、明、清三代隨著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漢式傳統造像雖然在承襲前代風格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但已呈衰落趨勢。明代嘉靖以後，特別是萬曆年間，漢地造像又獨盛一時，造型多頭大身長，體態豐臃，傳世品較多。明代的漢傳佛教造像特別是中早期造像，比例比較適中，身軀飽滿結實，線條簡潔流暢，豐腴而不虛，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和平簡的外衣形成對照，富有整體感。清代的漢傳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徵是頰豐頤滿，彎眉細長，鼻高且直，寬肩細腰。佛像大都是著袒右式衲衣，質地顯得比較厚實。菩薩像多為漢式裝束，服飾貼體而輕柔，衣紋和衣飾的刻畫運用寫實手法，真實感覺較強；只是在表現手法上顯得纖巧無力，缺乏藝術感染力。

藏傳佛教造像——西藏地區

西藏地接中亞和印巴次人陸，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藏佛教藝術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雖然吐蕃時期的法王重視以本土審美標準塑造佛像，但從七八世紀至十二三世紀，西藏的金銅佛還是以模仿斯瓦特、克什米爾、東北印度和尼泊爾等外國作品為主，其中以克什米爾、尼泊爾風格的造像居多，人致在13世紀左右才逐漸形成了本土的藝術風格。具體表現為高肉髻、顴骨略顯高突、齶部呈尖狀、闊胸高乳、細腰大臀等體貌特徵，而對於猛相神則突出其凶忿的形貌和律動感。此外，造像的衣冠形式、蓮座背光式樣也趨於統一。在選材與造型風格上，13至15世紀的藏西(阿里地區)佛像深受克什米爾和東印度造像的影響，多採用黃銅製作。面頰略瘦，額部較寬，五官深刻，細眉突起，眉弓處加刻陰線。髮髻高聳，寶繒曲卷外揚，與身後飄逸的帛帶糾結而成鏤空的光背狀，有的還輔以梁架起到加固的作用；還有的在瓔珞釧鐲、衣緣、台座覆布及眼白、眉毛等處嵌紅銅、白銀或鑲松石等，一般不鎏金。17世紀後，隨著古格王朝的滅亡，藏西造像所見稀少。以拉薩為核心的藏中地區，12至13世紀的佛造像主要汲取藏西、尼泊爾、克什米爾及印度的工藝技巧，明清以來義融入了漢地造像的藝術風格。傳世的明代藏傳金銅佛多產於藏中地區，特別是14至17世紀的寫實技法空前提高，高僧的肖像作品比較流行。這一時期的造像普遍比例協調，五官端正優美，細部刻畫生動，有的像身開設槽眼，鑲嵌松石、珊瑚等，又喜在裙上飾以凸起的雙籀紋，如繩鏈般纏於腿部，膝間露出的裙角，宛若倒置的摺扇，給人以突出的印象。有些作品追摹明代宮廷造像。拉薩多覺邊肯、扎什倫布寺及康區德格等地的金銅佛，都與永樂青銅塑像和東印度佛像的風格相近。

藏傳佛教造像——藏東、內蒙及喀爾喀蒙古

除西藏外，四川、甘肅、青海、內蒙古、北京、承德以及蒙古的藏傳佛像製作也頗為興盛。以昌都為中心的川、青、甘等地製作的佛像最具特點，造型質樸，在風格和表現技法上頗受內蒙古和內地造像的影響，通稱為藏東佛像。

內蒙古與蒙古的金銅佛多為清順治至乾隆時期的作品，二者的風格既有區別亦有聯繫。內蒙古的造像面龐寬闊，雙目平直，鼻若懸錘，顴骨突顯，表情憨厚。冠飾及肩花大而繁複，又喜嵌松石、瑪瑙和青金石。菩薩佛造像多戴五佛冠，梳葫蘆形髮髻，項掛長珠鏈多從兩乳外側繞過，繒帶和帔帛呈祥雲狀飄於體側。有些作品採用銅皮錘揲、分段接合而成，質地輕盈，鎏金略顯稀薄，也有以金或銀板錘揲而成。台座多為仰覆蓮瓣，但蓮瓣寬肥，輪廓迂緩，缺乏雋秀之氣。內蒙古系統造像的產地包括呼和浩特、烏蘭巴托以及北京、承德等地，國外學者又稱其為內蒙古察哈爾式，即流佈於呼和浩特、包頭、集寧、張家口以至甘、青一帶的造像式樣。蒙古是指清代漠北蒙古喀爾喀各部所在地區，其造像風格始創於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貝聖贊，世稱「丹巴體系」。其祖型源自藏中風格，特徵是面容端麗，上軀挺直，肩胸寬闊，腰部收斂，花飾精巧。佛像多穿袒右式大衣，菩薩下著裙，仍是不重刻畫衣褶而使肢體突顯的薩爾那特樣式。有的裙部陰刻U形紋，並敲刻梅花點，結跏的雙腿間露出扇形的裙角。菩薩像的裝飾略多，胸前的長珠鏈大多從兩乳外側環繞，融入了東印度帕拉和尼泊爾造像的某些因素，端正中不失纖巧與柔軟感。台座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束腰不深的高台座，仰覆蓮瓣交互排列，緊貼座壁，底邊呈卷唇狀．另一種是鼓形蓮座，上敞下斂，蓮瓣層層包裹，但多扁薄，這種台座是喀爾喀蒙古造像的特色。藏傳佛教造像——元明清宮廷

元代宮廷專門設立梵像提舉司負責塑造藏式怫像，與製作銅佛有關的部門還有出蠟局提舉司。尼泊爾、西藏的造型技藝傳播到內地，流風所及影響了元代整個藝壇。元代藏系怫像雖然承襲了尼泊爾風格，但其面目已趨藏化，同時融入了漢地的審美因素和表現技法。菩薩像均袒上身，下著裙，瓔珞顆粒較大。佛像面龐網滿，肩胸寬厚，肢體突顯，衣紋簡潔。

明代宮廷造像，尤其是永樂、宣德時期的宮廷造像，直接以兩減作品為模範，多用紅銅以失蠟法澆鑄而成。風格傳承脈絡清晰，同時又融人了漢地的審美觀念和傳統表現手法，只是更加鋪張細節，浮雕珠寶密實鑲邊。原來在西藏所特彆強調的凶忿形象，在內地也已經淡化了。在形象塑造方面，注重神情刻畫，面部男方女圓，略帶漢族人物造型特徵。菩薩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態，身上裝具製作精巧。蓮座通常是圓形或方形兩種造型，仰覆蓮瓣上短下長，束腰內收成銳角狀，主瓣問露出底層蓮瓣一角，微微卜翹。蓮座上下層各鑲一圈精緻的連珠，富而堂皇。這些造像多為中央政府賜贈減傳佛教各派高僧的禮品，一般都鐫有「大明永樂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楷書陰識，對西藏金銅造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清代宮廷造像始於康熙時期，至乾隆時期達到了高峰，不僅摹造克什米爾、東印度帕拉、尼泊爾等多種風格的佛像，而且還雕鑄了大量宮廷匠師設計的作品。這些造像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觀呼圖克圖的直接參与下完成，台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鑄款以及佛名、部屬等楷書陰識。造型端莊，面相寬平，銅質精鍊，衣褶線條若行雲流水，富於漢族審美品味，但已趨於程式化。據清宮檔案記載，有的佛像並非宮廷所造，只是將進貢的佛像重新修整或颳去款識再加刻官款。法　器

法器又稱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廣義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內，所有莊嚴佛壇，以及用於祈請、修法、供養、法會等各類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攜帶的念珠，乃至錫杖等修行用的器具，都可稱之為法器。

法器以用途來區分，一般可分為莊嚴具、供佛器、報時器、容置器、攜行器及密教法器等6種。具體來說，莊嚴道場的佛具包括佛壇、須彌壇、幡、蓋、經幢等物；供養用的佛具包括燈。華、香、瑜伽器等；梵唄讚誦用的法器包括木魚、鍾、鼓、磬、雲板等；古代比丘生活日用器具包括缽、三衣、澡豆、頭巾、手巾、齒木、濾水囊、念珠等，其中缽為

比丘游化乞食時所用，依個人食量差異而有不同大小，材質則以鐵缽、瓦缽為主；置物用的法器包括佛龕、舍利塔、經箱、戒體箱等；密教的法器包括曼荼羅、金剛鈴、金剛杵、法螺、護摩器具等。其中金剛杵有獨鈷杵、三鈷杵、五鈷杵、九鈷杵等幾種，其各鈷形狀呈鬼面，或為人形，鈷之上方則呈握狀，可供行者手持之用。另外還有藏密特別的法器，如八吉祥、七寶等。法器具有非常豐富的宗教內涵及很高的藝術觀賞價值。從法器的宗教內涵來看，法器一般都有一套與宗教活動密切相關的儀軌，如它使用的場合、方法、目的及意義等。法器的宗教內涵除了體現在功用上外，還體現在其藝術造型和裝飾上。均有佛教思想和文化的明顯標誌，所以這些也歸於宗教內涵的具體表現方面。從法器的藝術觀賞價值上說，其價值主要體現在造型和工藝上。不同的法器造型各異，神秘而完美，都體現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手法和審美隋趣，令人嘆為觀止。

銅　爐

銅爐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角色。根據用途、形制的不同，可分為薰爐，宣德爐和手爐等。薰爐是薰香用具，流行於兩漢魏晉時期。由爐身、爐蓋和底座3部分組成。爐身為中空的半球形，內置香料。爐蓋與爐身蓋合，上小下大，鏤空雕刻以利於香煙冒出。底座為圓形，或做成各種雕塑，上有圓柱與爐身相接。除普通薰爐外，較常見的還有爐蓋做成山巒狀的博山爐。這種爐爐蓋雕鏤成高低錯落、群山疊嶂的形狀，山上雕刻有花草樹木或龍、虎、猿等各種動物以及騎獵人物等，有的還配以鎏金、錯銀的花紋。許多博山爐下設盛水的圓盤，燃香時造成雲霧繚繞、水天相接的效果，象徵著海上仙山——博山，因之稱為博山爐。

宣德爐是指明宣德年間鑄造的一批宮廷專用的香爐。器型為圓身，斂口，三足。胎料為南洋進口，加入多種金屬反覆燒煉4至12次之後製成。爐身以褐色為基調，發出青、綠、紅、藍、黃、褐、白、金等數十種顏色，異常美觀。底有「宣德年制」或「大明宣德年制」款識。宣德爐外形美觀，價值很高，自製成後即有仿製者，清代至民國年間的仿造品更是不可勝數。手爐又稱「袖爐」、「捧爐」、「火籠」，顧名思義就是暖手用的工具。手爐由爐身、爐底、爐蓋(爐罩)、提梁(提柄或提把)等組成，但也有無柄的。蓋為爐的散熱區，有許多小孔。手爐表面有千變萬化的紋飾，有的還在爐身、爐柄等處刻有人物、山水、花鳥、花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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