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在我們視野之外 有很多被抹殺的歷史事實

葉永烈：在我們視野之外 有很多被抹殺的歷史事實

2011年05月24日　來源：瞭望東方周刊 作者：林歆

　　中央文獻研究室有七個組，分別研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任弼時、江澤民，其他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就沒有納入這個框架。我覺得衡量一個歷史人物，只要他對歷史的影響大，就值得研究。

　　他最初以科普作家成名，是《十萬個為什麼》的主要作者，後來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遭到批判，被迫從事其他領域的創作。

　　出人意料的是，他選擇了比科普顯得更有風險的創作領域：報告文學，並將創作對象瞄準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主要領導人。

　　上海，鬧市區徐家匯有一片寧靜的舊宅，葉永烈在上海的家就坐落其中。

　　《望東方周刊》的採訪還未開始，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比記者還迅速地掏出錄音筆。「多年養成的老習慣了，一定要錄音，這些都是歷史。」

　　吳儂軟語，氣定神閑，讓人無法把他與那些「出沒風波里」、「直闖歷史禁區」的作品聯繫在一起。毛澤東、蔣介石、「四人幫」，驚心動魄的歷史就這樣在不動聲色中慢慢展開。

不以後來論當初

　　《望東方周刊》：從成功的科普作家，轉變為專註於報告文學和黨史人物的口述實錄，為什麼會這樣「華麗轉身」？

　　葉永烈：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我是科普界第一號挨批的人物，不得不「勝利大逃亡」。

　　我從小對文學和重大政治題材感興趣，我觀察下來，發現很多內容之前沒有人做過，心中就有了疑問：「為什麼沒人來寫寫張春橋、陳伯達他們的歷史？」另一方面，我覺得更是一種時代責任感的驅使，想要記錄歷史和當下。

　　現在想想，蠻感謝當初批判我的那些人，不然我可能一直在寫我的科幻小說呢。科幻小說在天上，紀實文學在地上。一個天馬行空，一個腳踏實地，需要一字一句核對清楚，保證準確。

　　政治紀實文學的價值在於記錄人們不了解的歷史，特別是親歷者的口述，作為第一手史料，能夠還歷史本來面目。

　　《望東方周刊》：你的創作對象，既有黨史上的正面人物，也有備受爭議的反派，如《陳伯達傳》，發表後就引發了巨大爭議。為何要寫他們？

　　葉永烈：中央文獻研究室有七個組，分別研究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任弼時、江澤民，其他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就沒有納入這個框架。我覺得衡量一個歷史人物，只要他對歷史的影響大，就值得研究。

　　比如李鑫，在幾乎所有粉碎「四人幫」材料中都沒有提及。其實在粉碎「四人幫」這件事上，他的功勞非常大。當時他騎著自行車去給華國鋒通風報信，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不提他的原因是因為他是康生的秘書，之後又犯了一些錯誤。

　　《望東方周刊》：但是這類人物肯定很難寫。

　　葉永烈：是的。我寫陳伯達之前，關於他的介紹只有1000多字。我看《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國人寫德國納粹的歷史，美國政府提供了大約兩噸的資料。而中國人寫自己的歷史，卻會遇到很多障礙。

　　我對中國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的創作堅持一個原則：「兩館一主」。「兩館」——圖書館與檔案館，「一主」——以採訪為主。

　　這是被逼出來的。當我開始查資料時，發現檔案館對作家設置了重重障礙。要找重要人物資料，中央檔案館是最理想的去處，可是到那裡去查資料，都需要領導簽字。即使順利查到資料，之後創作的內容還必須經過審查同意才能發表。

　　一些檔案只有中共黨史專家有查閱資格，還有諸多限制。不同級別的黨史專家的查閱範圍不同，並且只能查閱他們研究的部分。在這樣查閱資料困難的情況下，我只能另尋出路，被逼著去找親歷歷史的當事人了解情況。

　　採訪的時候我是一定要錄音的，因為怕筆記記得不全面。我用的錄音設備從飯盒大小的「紅燈牌」錄音機到現在的錄音筆，僅磁帶就錄了1000多盤。這幾年逐漸電子化了，我用電腦把磁帶都轉換成數字文件，全部保存。

　　我認為，事實就是事實，不能這樣就被屏蔽掉。在我們的視野之外，有很多被抹殺的歷史事實。

　　《望東方周刊》：寫正面人物和事件也會遇到這樣的問題嗎？

　　葉永烈：會。同樣是領導人，奧巴馬觀看襲擊拉登的視頻時坐在角落裡，中間是美國的將軍。而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的蠟像，毛澤東站在最中間，其他代表坐在周圍。事實上當時主持會議的是張國燾，毛澤東是記錄員。

　　中共二大紀念館的畫像就更匪夷所思了：李大釗坐在共產國際代表旁邊，陳獨秀站在李大釗後面。怎麼會讓陳獨秀站在李大釗後面呢？陳獨秀當時的地位比李大釗高，歲數也是陳比李年長十歲。

　　我始終堅持「不能以後來論當初」，歷史記錄，就應還原親歷者當時的樣子。

核心觀點與中央保持一致

　　《望東方周刊》：但是這樣的話，難免觸碰到很多「敏感地帶」，你如何應對可能帶來的風險？

　　葉永烈：比如寫《江青傳》時，各種細節必須通過事件當事人的回顧來印證。對於抓捕江青有各種說法，甚至有人說江青當時一屁股坐在地上耍無賴。我採訪了張耀祠（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聽他談了這個過程，必須是第一手資料，我才敢寫。像心理活動，毛澤東和江青的對話等等，這些沒有出處的內容是絕對不寫的。

　　因為寫的是當代重大政治題材，所以發揮的空間就少了。我的書會加很多註解：史料是什麼時候採訪獲得的，是從哪部書里獲得的。

　　有一次有關部門審查關於毛澤東的書，審查部門也要求材料有出處。而引用材料，我也會選擇一些具有權威性的信息源，比如《中共黨史文獻選編》等。

　　我走這條路非常小心謹慎，因為對歷史負責，所以沒有出過大問題。現在關於「文革」的書管理得很嚴，我的182萬字的《「四人幫」興亡》還是可以出版，也沒有很大的修改，說明我寫的歷史是經得起考驗的。

　　一開始寫這些書的作家還是很多的，後來一些人漸漸倒下了。師東兵出事後，很多人來採訪，但我不做評論，因為這是捲入了與作家無關的事。

　　《望東方周刊》：史實的把握以外，還有史觀的問題。你說過，要「史實準確，觀點正確」。怎樣理解觀點正確？

　　葉永烈：在我的紀實文學中，核心觀點一定會和中央的決策保持高度一致。

　　有關中共中央黨史的重要文件我都非常認真地研究，最重要的是《建國後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還有《中國共產黨歷史》。在這些問題上與中央看法保持一致，這樣比較準確。

　　另外，我只敘不論的方法，也不太容易出問題。有港媒說「葉永烈的書是只述不論」，我就是這樣的，我認為讀者自己會評價。寫這種紀實文章，評論是很難的。香港關於這種作品，就喜歡用二三手材料，都沒有第一手事實，也可以說多半是評論。我不會那樣。

獨家來自「知名度高、透明度差」

　　《望東方周刊》：你如何選擇創作對象？比如，為何寫了陳伯達，未寫周恩來？

　　葉永烈：我寫的都是獨家性的，尤其注意那些知名度高、透明度差，又能折射一段中國當代重要歷史的人物，而這些人物多是過去沒人寫過或寫得淺、寫得少的。

　　陳伯達身上確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比如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我採訪陳伯達時，他偶然說了一句，「當時主席要我寫這篇文章，他說，我要的是張燮林式，不要庄則棟式。」陳伯達當時不懂，後來他請教別人後才知道，張、庄二人打乒乓球，張燮林是削球手，而庄則棟是短平快，所以主席的意思是，不要去駁蘇共，而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後來陳伯達寫了以後，毛澤東一字不改就同意了。這篇重要的文獻都查得到，但具體是怎麼來的，很少有人知道。

　　《望東方周刊》：但你也寫了蔣介石、毛澤東這些焦點人物，寫他們時，如何做到與眾不同呢？

　　葉永烈：《毛澤東與蔣介石》1993年出版時，我就提出蔣介石的三大功勞：一是領導北伐，二是抗日領袖，三是退守台灣後，對台灣經濟起飛做貢獻，還堅持一個中國。這樣的評價超越了當時的社會認識。當時大陸對蔣介石的評價多為負面，對我的書有很多人批評，說美化蔣介石，特別是2005年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時《解放軍報》上的一篇文章，批評相當尖銳。

　　書里提到，論持久戰的觀點，蔣介石在毛澤東之前就提出了。另外還提到，西安事變發生的時候，毛澤東高興地說「審判蔣介石」。我們一直迴避這個問題，說毛澤東主張和平解決，其實是周恩來到達西安之後，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才提出來和平解決。

　　我覺得毛澤東當時有殺蔣的反應很正常，打了十年內戰，對蔣介石肯定恨之入骨。這才是真實的歷史。當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文件里有記錄毛澤東的講話，可以證明毛澤東當時確實是這麼想的。這些細節都沒有披露過。

出版的「藝術」

　　《望東方周刊》：《紅色三部曲》前兩本都很順利出版了，到了第三本《毛澤東與蔣介石》審查的時候卡住了，後來是如何通過審查的？

　　葉永烈：剛開始審查沒有通過，原因之一是開頭引用了尼克松在《領袖們》中對毛蔣二人的比較：「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中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毛澤東、周恩來和蔣介石這三個人的歷史。」審查人員認為：「怎麼能用一個美國總統的話來作為中國政治紀實文學的開篇語呢？」

　　原因之二是，書中寫了一個場景：毛澤東與蔣介石在下棋，毛澤東不斷地抽煙，像土豆倒在沙發里，蔣介石正襟危坐。兩個人的形象對比，也是審核機構無法接受的。

　　但最關鍵的還是因為，當時認為蔣介石是什麼人，毛澤東是什麼人，怎麼可以將二者進行比較？

　　到上世紀90年代初，我的一位編輯朋友建議將書名改為《國共風雲》。這樣改一改，就可以出了，而且後來果然出了。後來有機會再版的時候，我改回原來的《毛澤東與蔣介石》，現在有「比較文學」，也應該有「比較領袖學」。

　　《望東方周刊》：你後來還以毛澤東、蔣介石、斯大林分別為主角，寫了《重返人間系列》，把科幻和政治結合起來了，但是大陸沒有看到這套書。

　　葉永烈：寫《毛澤東重返人間》源於1993年。當時是毛澤東百年誕辰，我去了毛澤東紀念堂。從紀念堂走出來的時候看到陽光一下子灑在身上，突然有了這種想法：如果毛澤東這時候像我這樣走出來會怎麼樣？然後就寫了。

　　這本書中，毛澤東在一個冬夜復活，在目睹了改革開放後新中國的同時，他會晤了垂暮的華國鋒、見到了關在獄中的江青。他讀了《鄧小平文遜，與鄧小平和江澤民作了長談，並肯定了改革開放的成果。

　　這本書後來在台灣、香港銷量都很好。美國有導演覺得非常適合拍成政治幽默片，他認為可以由美國來拍，演員也是美國人。美國人演毛澤東，講英語。他還專門去北京等地考察過，劇本已經完成了，遇到最大困難就是找投資方。

　　台灣「中央廣播電台」將此書作為廣播劇在電台播出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總編輯看了這部書，十分欣賞，覺得是一部十分有趣的主旋律作品，無傷毛澤東形象，他也推薦在大陸出版這本書。

　　《望東方周刊》：你的很多書在大陸出版同時，也出了港台版，但名字大多不同。比如《毛澤東與蔣介石》，香港版的書名叫《毛蔣爭霸錄》。《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台版叫《毛澤東的掌權術》。不同版本的書，內文是否不同？

　　葉永烈：我在港台出版社出版的時候，簽訂了協議，所有修改都必須得到我的同意，書名可以根據當地的市場情況，進行設計，內容都沒有改動。

　　當時在大陸，「紅色三部曲」的前兩本都成了上海開黨代會時的獻禮書，是作為出版界的成果放在代表袋子里的。這些書居然在港台也能出版，我非常高興。而之所以兩岸三地都能出版，是因為我比較客觀。

　　《望東方周刊》：但是有些書只能在港台出版？

　　葉永烈：在建國60周年的時候，我應約在香港發表過一篇文章。我談到現在中國作家的處境，比上世紀50年代要好多了。

　　當年追究問題要追究到作者，現在多是追究出版社，這樣作者創作就相對放得開了。審查制度，從國家利益來說是應該的，但是這種審查制度，在執行上有時會出現種種問題。

　　比如，《毛澤東與蔣介石》一書中有一個小標題——蔣介石略輸周恩來一籌，審查的時候就將「略」字刪掉了。

　　還有當時毛澤東在廣州寫了一首給楊開慧的小詩，《賀新郎》，其中有毛澤東揮淚告別的描寫，我起了小標題就是——毛澤東揮淚別妻，「揮淚」就被刪掉了。

　　審查只要有一些大的政治條線就好，而不是要對這些細節不斷糾結。

真實是記錄者的使命

　　《望東方周刊》：你的創作對象範圍十分廣闊，除了毛澤東等老一代領導人，實際上，在美國人庫恩《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的撰寫過程中，你也做了非常關鍵的工作。如何看待不同年代的領導人傳記的寫作？

　　葉永烈：不同年代的領導人的傳記寫作，就像一幅油畫：在近處看不清楚，站在遠處反而能夠很好地欣賞。

　　但是，當時留下記錄是十分重要的。在記錄歷史方面，應該學習美國總統。很多美國總統一卸任就開始寫回憶錄，有些甚至在位的時候就開始做準備了。

　　反觀國內，宋美齡作為生活跨越三個世紀的人物，在晚年拒絕寫回憶錄。如果周恩來或者鄧小平能夠留下一部回憶錄，都是非常珍貴的財富。我認為，他們記憶裡面的歷史事件不僅僅是屬於他們的，也是人類共同的寶藏。

　　陳公博和周佛海在世時就寫了很多日記和回憶錄，不管後來如何，這種做法是非常可取的，留下的資料也十分有價值。

　　陳公博曾在中共一大會議結束後十來天寫了一篇文章《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發表在《新青年》上，因為寫得比較隱晦，當時人們看不出來他究竟在寫什麼會議。直到1961年，才有人看出來其實就是在寫中共一大，一下子從中考證出關於中共一大的許多重要史料。

　　蔣介石也有寫日記的習慣。我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看到《蔣介石日記》，很有感觸。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白天和毛澤東談判，晚上就在日記里罵毛澤東。若不是當年的日記被保留下來，這些躍然紙上的生動歷史場景就無從得知了，多可惜。

　　《望東方周刊》：如果稱你為一個記錄者，你認可嗎？

　　葉永烈：我非常認可記錄者這個稱呼。對於今天我們看到的記錄，如果是如實的記錄，肯定會被認可的。但是如果把一部分歷史屏蔽掉甚至扭曲，將來的記錄者終會還原、重現這些真實的歷史。

　　歷史是一門科學，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我們作為記錄者，真實是我們的使命。（特約撰稿趙宇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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