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爾波洛·多納蒂：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學研究

07-23

　　（皮爾波洛·多納蒂：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李中澤）

　　一、社會學依然可以為未來立論？

　　全球化進程的出現與社會學的理論危機如影相隨。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全球社會」(global society)已經將「社會性」轉型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於19世紀的古典社會學理論顯得既不適宜「新社會」的概念化，亦不適宜(人類)社會的概念化。人類社會與非人類社會的根本區別已經不復存在。有鑒於此，是否可能建構一個「社會理論」？該理論的架構又將如何？本文認為，現有的「全球社會」理論重複了以往理論的錯誤，其原因在於，這些理論過於受當時特定社會所具有的歷史特點的影響。然而，認為全球社會代表了現代性最後階段的說法依然有待商榷，其誤導之嫌在於，它將(全球化的)特定現象與社會構成的所有方面合為一體。這當然也不會妨礙我們討論「全球社會學」(global sociology)，將其作為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社會學用語。

　　鮑曼(1998)、貝克(1998)和吉登斯(1999)等作者都曾用諸如不確定性、風險和流動性等詞論及全球化的特徵，但這些均未超出我們的知識範疇，因為任何一個時代性的危機都伴之以如此「癥候」。

　　目前可以確認的有關全球化的社會學闡釋主要有四種，它們的共同性遠大於差異性：(1)全球化即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如沃勒斯坦所言)；(2)全球化即世界的相互依賴(參照法語國家所用的世界化mondialisation一詞)；(3)全球化即心智(mind)的標準化，該詞源自馬克思在其《大綱》中闡述的「一般智力」概念，簡言之，全球化即文化的趨同性；(4)全球化即向著單一「世界社會體系」邁進了一步(如盧曼在1984年所言)。然而，概其所言，全球化被視為現代性實現的成果。即便具有這些認知，人們仍難以破除舊有的、限制質性認知飛躍的視界。而這種飛越恰恰是時下所需要的。

　　為了實現這一飛躍進而思考全球化及其轉型的成因特質，社會學必須致力於建構一種新的概括性理論(例如「關係性」理論)，從而使我們得以將不同的社會形態區別開來。具體而言，這一理論應該能夠明確地闡述「全球社會」在哪些方面有別於其他各種社會形態。

　　建立關係性社會學理論的呼喚源於這一框架，其目的在於避免簡化論，並且還要克服後現代理論固有的困境與難點，特別是其禁錮性。關係理論的目的在於說明社會是由社會關係所組成的，人類兼有內在性和超越性。社會仍然是由人類所製造，但是，它越來越不完全由人類所組成了，而是包含了越來越多人類所製造的社會關係。這樣的認知方法能夠激活社會學建構及社會的人性維度，儘管當代社會生活中存在明顯的人性缺失。

　　主流社會學理論之所以思考現代化「永恆卓越性」(eternal primacy)的原因在於，社會學依舊固守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因此難以超越其特定的文化表現。①時至今日，社會學理論主要涉及「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家系(例如資本主義的多種類型)，而非著眼於與現代性本身決裂。大多數社會學家僅僅論及那些擁護或者敵視現代性的社會現象——無論「現代」一詞意指如何。

　　當代社會學危機的根本原因來源於這一事實，即社會學的表現日漸缺乏「人性」。社會理論越發求助於符號的、生物的和交流的範式。這些範式具有一個共性，即都在試圖縮小或者消除人類社會與非人類社會之間的差異。

　　我堅持認為，古典的社會概念難以抵禦全球社會的衝擊。為證實這一命題，本文將論證當代主流的社會學理論不能認識和解釋當代的社會現象。為了理解這些現象，首先必須重新界定社會如何構成。唯此方可比較不同的社會，並且明確新型社會的特點。我的論點旨在說明，唯有關係性社會學理論才能理解和解釋崛起中社會的特定形態。為「全球社會」圓滿立論，需要完全擺脫依據現代性觀點所形成的對於社會構成的認知。這裡闡釋的元理論(the meta-theory)體現了對於社會如何構成認知的迥異觀點，並進而提出了切中主題的、新的社會理論。

　　二、古典和現代社會學詮釋的終結

　　伴隨著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崛起，如何科學地界定社會及其演變特點的問題出現於歐洲。這一點值得回顧。現代社會學的誕生即是對於這些劃時代轉型的回應。社會學展示出社會開始自行反思其行動結果的方式，其目的在於建構一個廣泛的理論，說明人類社會正是自為的固有產物。

　　當前的情形在某些方面與現代伊始時十分相似——相似性最明顯地體現在贊同功能決定論這一普遍趨勢中，而非側重一種共通的倫理和意識形態的要旨。現代社會學曾被認為是一種認識和解釋的方法，並且可以引導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劇變。然而，今天它已經失去其理論基礎，因為現代社會和前現代社會都在逐漸消失。

　　今天，社會學本應能夠理解和解釋這些變遷，正是這些變遷使現代社會轉入跨現代(trans-modern)社會。然而，看來社會學不情願或是不能這樣做。原因在於，當代社會學與現代性形影相隨，無法擺脫。留給那些拋棄現代觀念之人的唯一選擇是，要麼回到前現代，要麼投身於無事實根據、無基礎、理論上無望的未來學。一直以來，對於回答這一問題曾有過多種嘗試：「全球社會」是否存在？且如何為其立論？儘管有多種努力，全球化時代還是被普遍地視為這樣的階段，其中，社會變遷不再能夠被傳統的分類法(符號的和認知的方法)所描述。簡言之，全球化社會被普遍視為「社會的終結」——與所謂歷史的終結何其相似。

　　從系統理論角度而言，這一問題可以轉變為：我們是否在目睹社會以其形成和構建的方式發生著基因突變？這個新出現的社會是一個新的類別嗎？它是否被賦予了有別於所有已知社會特別是足以抹殺人類歷史的基因遺傳？

　　直至前不久，社會學比較分析方法提供了區分不同社會形態的若干方法。大約始於1750年至1900年間的比較方法曾主要受惠於前現代和傳統文化。相反，當代的方法則源於對微觀—宏觀聯繫(micro-macro link)、結構與能動性(structure and agency)的論辯，但其尚不足以從根本上改變整體的認識論框架，亦未能考慮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深刻變遷。盧曼的社會學理論(1984)則是個例外，其方法代表了新的認識論。然而，其革命性本質仍在論辯之中，因為它僅僅將一種方法(功能主義分析法)轉變為一種社會理論。此外，在盧曼之後，功能主義的方法已經愈加顯得不適合在第三個千年里對於社會場景進行概念化。現在需要一種新的方法論的出現，而它正處於成型之中。需加強調的是，方法並非理論。理論不同於方法，它旨在理解一個社會為什麼以及如何以一種特有方式再造自身。理論賦予現象以意義，對於「為何」(既有原因—動機，又有目的—動機)之間提供答案；而方法則涵蓋了解釋變遷如何發生的工具。當「如何」之問題可以被若干量性和質性方法綜合掌控時，理論的正確性就取決於它剖析新生現象本源和根本特質的能力。就其根本而言，古典社會學致力於闡述「製造現代社會」的特定途徑，而非形成前現代社會的途徑。其對比分析的範疇眾所周知，它們包括：資產階級社會與階級社會；社會與社團；機械一致與有機一致；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等。

　　 20世紀的社會學試圖復興和整合所有理論方法的最佳方面——最為典型的例子當屬帕森斯的社會學，他將這些方面整合為社會進化理論。然而，在20世紀的進程中，社會學理論變得越來越有別於古典的社會學理論：古典的社會學理論是「有機的」、進化式的、合乎規範的，而當代社會學理論則變成悖論的、「系統的」、酌情而變的。問題在於，當代社會不再能夠被古典的範疇所描述和理解。當帕森斯構築其整體社會系統理論時——該理論致力於說明現代社會是所有現存社會之最——他論述的主體恰恰開始消失。現代性導致了現代的消失，而當代社會則認識到自身「不再現代」。

　　在20世紀末，為了界定當代社會，一些新詞被創造出來，例如後工業社會、IT社會、風險社會、不確定社會、網路社會、信息社會、在線學習社會等。這些界定的大多數均可被包羅在「後現代社會」的名下。然而，該詞很快就變得含糊且模稜兩可。一方面，「後現代」表示「殘餘」的概念，意指所有「不再現代」之物。另一方面，這是一個「矛盾的」概念，因為「現代」——意指「最近的」和「最為先進的」——不應被加以前綴「後」。

　　在過去30餘年中，大量帶有「後」字樣的詞(如後工業、後福特主義、後民族、後凱恩斯主義、後分層、後福利等)表明，社會學無力為其找到積極的界定。在這一語境中，不少人或者設想社會學研究極為可能出現的終結，或者設想需要將社會學變成另一種科學。大多數社會學家已經試圖為現代性及其理論辯護(參見哈貝馬斯在1970年、亞歷山大在1996年的論述)，另一些人則試圖解構現代主義理論(參見鮑德里亞在1990年、利奧塔和盧曼在1992年以及德里達在1995年的論述)。

　　社會學理論處於頹勢是因為其不能自我改造，還是因為它所認定的那個社會客體已經消失了呢？

　　代社會學對於全球(或全球化的)社會的認知是以實證主義和唯心主義為特徵的，往往不盡如人意。為了獲得正確的社會認知，需要一種新的社會表徵理論。這就要擺脫現代社會學深陷的解釋學窠臼，即源自於社會結構主義、確信社會學是在以其現代的形式對社會的展示和建構。

　　對於社會表徵持關係性立場有可能促成必要的認識論轉向。這就涉及區分和整合社會學認知的四個維度：方法(或者元理論)、範式、局部或特殊性的理論以及方法論。在此框架中，一方面，社會行動與超越之間的界線變得既重要又新穎；另一方面，社會行動與其工具環境(資源、工具、信息技術等)之間的界線也是如此。這樣，社會表徵便獲得了既非個體又非集體的一種關係性意義。社會表徵變成了符號形式，它在主體和客體之間構成一種「關係性聯動」(a relational covariation)，這種聯動既不是機械的，又不必是自反的，而是一種經常且必須展示的自然發生的現象。

　　三、全球化與社會關係：一些未預期的社會現象

　　社會學理論不像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總能對於社會現象提供站得住腳的解釋(或稱認識)。在一些情況下，其「解釋」是循環式的，或者僅僅是同義反覆。此外，當代社會學理論不僅難以解釋某些現象，而且還稱這些現象具有非理性、難預測，或者是「有悖常情的」。其原因在於，這些現象明顯地未能與現代社會學理論確立的解釋(所謂的定律)相吻合。下面列舉一些對於當代社會學來說顯得「難以理解的」現象。

　　例證A 社會創造社團(社團形成共同體)。現代社會學理論不能解釋社會的關係如何能夠促成社團的關係。然而，我們今天可以看到契約關係形成共同體關係的不少例證，這些契約關係最初都基於工具理性。

　　例證B 宗教重新進入公共領域。現代社會學理論把宗教視為註定會被逐漸局限於民眾私人生活的現象。然而，大量的經驗研究已經表明，在西方——而且在整個「發達的」現代社會——宗教逐漸被視為不僅與個人有關，而且也與公眾有關的範疇。

　　例證C 勞動的去理性化。現代社會學理論把勞動視為一種服務，這種服務以漸進的理性化和商品化過程為特徵——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經濟無情發展有關的現象。然而，在當今的勞動力市場我們看到，勞動實踐大有對勞動去理性化的苗頭。後福特主義的基於項目網路的勞動分工與合作即為最佳例證。

　　例證D 贈與的多樣化和倡導非功利行為組織的出現。現代社會學理論認為，提供免費服務是一種古老且原始的經濟交換形式。然而，這樣的做法在今天則代表一種有活力、多樣化的關係類型，體現於多個「現代的」社會範疇中。

　　例證E 「倫理市場」的出現，作為替代性經濟，與工具理性的現代範式相左。我們看到趨向於「倫理交換」的新形式的經濟崛起。關係性範式已經進入了現代經濟。

　　例證F 繼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公民身份發生危機之後，出現了新型多重公民身份和非國家成員身份。依據現代社會理論，單一、雙重和多重公民身份都植根於國家，發放護照即是一種說明。今天，我們目睹了社會公民身份的出現，它們不以國家為基礎，可以是「多重的」、基於非國家性政治共同體的。歐盟公民身份和互聯網世界公民身份均為其例。

　　例證G 所謂的虛擬(virtual)共同體。依照現代社會理論，共同體基於文化身份，而社團基於利益。如今，我們看到這類社會的出現，它們既不基於身份，又不基於利益，而是基於溝通的虛擬形式(它們是「虛擬部落」)。

　　例證H 以階級為基礎的衝突的消失和生態問題引發的衝突的凸顯。過去的衝突主要集中於階級、地位以及權力之爭。當代的衝突則集中於生態問題，涉及自然生態(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和人文生態(人際關係和代際關係等)。

　　需要重申的是，現代性的社會理論既不能預知這些現象，也不能恰當地解釋它們。其他可以稱之為「新」現象的方面，包括新型戰爭和恐怖主義、新型家庭模式的出現、應對危機的新方法和新型的學習實踐。就某種意義而言，2003年2月15日，全世界有1.3億人上街遊行抗議美英對伊拉克動武，這也應被包括在新的社會現象之中。勿庸置疑，全球性社會運動具有巨大的創新意義，因為它們代表了新型世界公民社會的誕生。

　　四、當代社會學理論怎麼了？

　　如前所述，當代社會學依賴於源自現代性的範式，故而難以理解新生現象。其結果是，這些理論不能辨析人際關係形態的發生，例如全球化效應。這樣的轉型意味著，所有的新生現象都共享著一種由差異符號代碼所引導的差異邏輯。它不再是一種支配性的邏輯，不同於19世紀和20世紀意識形態與宗教的基於零合關係的一元論，相反，它在性質上是多元的，並且持之以恆(irreducible adunum)。這些現象還涉及控制論觀點，而這些觀點不再是機制性(mechanicistic)的(如帕森斯的AGIL模式所言)，也不再涉及反身性(reflexivity)的第二秩序(如盧曼的模式所言)，而是一種超出帕森斯和盧曼理論的關係性(relational)控制論。

　　功能主義邊際效用的削減(與之相伴的還有全球化資本主義成分中邊際效用的頹勢)，折射出對於「超功能潛在性」(suprafunctional latency)②形成的新需求。明顯的例證包括，用人的概念替代現代性概念中的「個人」，用認同與差異之間的區別取代把平等與不平等對立起來的現代主義語義學，由此指向一種新的社會融入邏輯，未能認識新生的現象意味著它們的解釋傾向於在陳舊的防衛式立場(實證主義)和偏執立場之間搖擺不定，解構理論就是其典型代表。實證主義和反實證主義理論——無論其方法如何不同——都拒絕承認現實情況，那麼如何避免這種否定？

　　五、重新界定「什麼製造了社會」

　　任何一種文明(而且在這一文明的每個歷史階段)均有其賦予意義(合法性)的特有方式，從而形成調節社會關係的各種規範性形式。這種狀況在特定歷史時期的每個社會中都具有同質性，同時也造就了獨特性。簡言之，每一種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製造社會」，③並以此方式與其他文明相區別。古埃及在法老的控制下，所有的社會關係都從屬於神一法老主宰一切的神權政治。在古希臘，城邦展現的是源自雅典古集市(agora)確立的論辯式規範原則的情景。在古羅馬，權力在從屬於司法性和政治性國家機器的基礎上被分為不同等級。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社會與超驗的關係說明了社會構成，這使得所有社會關係均處於不確定性之中。對伊斯蘭的信眾而言，社會存在於每個人與《古蘭經》的關係之中，它被解釋為對於日常生活中所有問題的「部落式」反應。在新教世界裡，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特徵，個人現世的成功被視為得到了上帝神聖之選，這一解釋構成了社會認知。這些皆為「製造社會」方式的「典型」例證，它們都與一種「理想的—典型的」(ideal-typical)、以文明為特徵的關係模式相聯繫。

　　對於社會系統(例如家庭)進行概念化有著各種各樣的方法，與之相類似的是，人們對於何為社會的認識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1)在古典社會學的框架中，社會中人的維度被視為類似於有機性。(2)在後現代社會學中，社會中人的維度具有隱喻性，是通過對於何為「自然」之否定來加以界定的。(3)在跨現代社會學(transmodern sociology)中，社會中人的維度具有關係性，它植根於關係之中，又自關係中生成：人之為人意味著存在於某種社會關係之中，存在於選擇獨處還是與他人共處的糾結之中。

　　伴隨著社會複雜(全球化的)程度的提高，社會關係作為社會內部的人性要素，其重要性也愈發增強了。主要原因在於，社會關係對於個人的人性發展愈發重要——從他或者她最初的(前社會的)本我，走上成為能動者(an agent)的道路，然後變成團體的「我們」，最終成為個體的行為者(actor)。

　　六、社會關係的全球化與社會學理論

　　 20世紀中期前後，帕森斯(1961)提出了非常有影響的社會變遷理論，它被稱為有關社會進化的功能理論。然而，當今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帕森斯的方法益發難以應對全球化時代的一系列新現象。大量的研究文獻對此進行了論述，在此不能一一論及。下述評論也只能勾勒出社會變遷的功能主義理論失敗的主要原因。這既不是像有些人錯誤地認為該理論保守，也不像有人所說的它過於僵化，難以解釋搖擺不定、反常的或者反社會的行為。該理論的失敗要歸因於這樣的事實，即：帕森斯的社會變遷理論不具有足夠的關係性，更具體而言，它未能預想一種關係性的形態發生，例如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形態。

　　正在出現的社會在根本上是跨現代的，因為它不再沿襲現代性的主要特徵。當代社會的關鍵詞已經改變，並且讓位於新型的「象徵性秩序」(symbolic order)。現代性的口號是「線性的和無限制的進步」、「環境開發」(浮士德式的精神)、社會即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辯證法」，政治被局限為「民族—國家內部的立憲主義」。與之相反，跨現代的座右銘是「可持續和有限的發展」、「人類生態學」，社會被視為「多個網路中的一個網路」、「多元文化社會」、「私人範疇的政治化」。不僅如此，每一個符號代碼(金錢、權力、影響、價值承諾)都經歷了增強作用的三重進程——內部的、外部的以及超越的，進而產生了諸多後果。其結果是，時間和空間範疇都轉化成社會關係。相應的，之前由普遍的、象徵性交換方式所規範的社會關係本身已經被關係性動力所轉型。它由下述三點組成：(1)意義的多樣性，但不僅僅是象徵性普遍主義(symbolic univetsalism)中的結構性分化；(2)關係控制論；(3)意義的超功能性(而不是功能專用化)。

　　這些均為「全球化的」社會關係的指標。它們出現在社會關係變為永久性、非空間性、抽象性、系統性的情況之下，而不是在人與人之間或者面對面的情況之下；它們發生在虛擬的現實中(它們是「虛擬的真實」)，而非具體和特定的現實經驗。其結果是，較之以往所有的社會形式，全球社會更加不穩定，更加充滿動蕩。「真正的」社會基於社會自身的特定需求並與其自身目標相關，來對偶發現象作出反應。要實現這一點需要激活全球化的種種屬性。然而，在宏觀社會層面，全球化和隨之產生的適應性功能的擴大尚未被整個社會系統所體驗。例如，當人們感悟到的需求是地域性的，全球維度會影響地域性回應，但是，全球維度也從地域性情境中衍生出自身的形式與意義，促成了所謂全球地域化(glocal)的發展。

　　七、全球社會需要一種新型社會分化理論

　　作為自身檢驗的基礎，適用於全球化進程的社會學理論要具有捕捉各種關係的形態靜止/形態改變(morphostasis/morphogenesis)的能力，而且不僅僅是結構、文化和能動性(agency)的。多種關係的形態改變並非其個體要素髮生改變的結果，而是依賴於社會關係自行分化的可能性，即是有其獨特衍生機制的新生現象。

　　這就涉及社會分化理論。社會分化的三種著名形式(局部的、分層的和功能的)必定要與第四種形式整合，即關係性分化。後者包含了一種新型「社會邏輯」，這與追隨盧曼社會分化體系的觀點完全相左。

　　斯賓諾莎(1662)曾寫道：「一切規定都是否定。」在全球社會學處於跨現代時期的當口，我們可以這樣重寫，即「一切規定都是關係」。

　　全球化並不是所有社會歸屬的「銷蝕」，儘管現代性一貫強調的是成就。全球化不是一個循環往複的個體化過程。現代性功能的分化已經到達其極限，許多社會現象似乎都表明，功能分化不再能繼續擔當解釋社會分化的主要方式的角色。

　　全球化與「超越原則」(principle of transcendency)如影相隨，也就是說，我們在某種關係的多種表達方式之間找到越多的相似性，這些辭彙就愈發顯得不同且各具特點。這恰恰是多元化世界所暗示的，即一般性的關係性分化。假定每一種特質都由一種關係(不是否定)所構成，駕馭複雜性的新方法便成為可能。全球社會不必重複現代性的老路，去分解和掌控社會分化和社會整合。全球社會通過關係性內涵，而不是通過自由與控制的(功能的)辯證內涵進行運作。興起中的網路社會源自多個「地域」社會形成的網路，這些社會不再依據領土原則所分界，而是基於那些規範它們的符號和交際代碼。這種新型的社會可以被界定為「關係性的」，因為它使地域性社會與全球社會相互交織。在此情況下，關係性社會以某種形式的社會分化為特點，這種社會分化愈發不會被純粹的(抽象的)現代性典型方式，或者說，被功能性分化觀點所左右。社會中人的成分不再被舊時歐洲曾用的有機的這類詞語所解釋，也不會採用後現代隱喻來解釋。而人類行動的關係性意義充分認可了那種將其轉化為一種未知社會形態的力量。

　　由此，社會理論應該被規範為一種可以解釋何為人的社會形態理論，儘管事實是：社會並非僅僅由人組成。

　　注釋：

　　 ①J. C.亞歷山大(J. C.Alexander)在1996年就此觀點提供了典型例證。(亞歷山大是美國社會學家、新功能主義和當代文化社會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譯者注)

　　 ②超功能潛在性觀點涉及社會的潛在範疇(「L」處於修正的關係性AGIL模式中)，其運作目的不是要維護現存的社會文化模式，而是要給社會行動與關係賦予新的文化意義。

　　 ③從技術角度而言，每個社會都體現了高斯「製造社會關係」特定方法的再劃分特點，其社會關係在量和質的方面均有別於其他關係。(高斯，德國數學家，對數學、數論、天文學、電磁理論、大地測量學等均有重要貢獻。——譯者注)

　　作者介紹：

　　皮爾波洛·多納蒂(Pierpaolo Donati)，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曾任義大利社會學協會會長，其主要學術建樹在於提出「關係社會理論」，由此形成批判現實主義的獨立形態，被譽為「關係社會學」奠基人。

　　李中澤，女，1956年生，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100024。

　　註：

　　 1、原文載於：國外社會科學，全文轉載於人大複印報刊資料《社會學》2014年第5期。

　　 2、譯自英刊《世界的未來：全球教育學刊》(World Futures:The Journal of Global Education)(第68卷4～5期，第225～247頁，2012年5月)，原文標題為「Doing Sociolog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原文詳見http://dx.doi.org/10.1080/02604027.2012.679452。

　　注釋：

　　 3、本譯文為「科研基地建設——科技創新平台——新形勢下英語學科發展及理論創新促進平台」項目(項目代碼：PXM2013_014221_000033)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