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隊要做哪些戰略準備

原標題：【將校點兵】中國軍隊要做哪些戰略準備2015年9月3日舉行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已經成為國內外、軍內外高度關注的熱點話題，也將中國軍隊變革推向了一個新的起點。其實，我們稍作梳理便能發現，中國軍隊有許多戰略準備，的確已迫在眉睫。1 勢在必行，呼之欲出——建立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化戰爭形態加速演變，一體化聯合作戰成為當前世界強軍的主要作戰形式。一體化聯合作戰，具有作戰力量多元一體、戰場空間多維一體、信息系統多類一體、對抗行動多樣一體的獨有特徵。顯然，要打這樣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其關鍵是要有上下暢通、指揮統一、實現多方力量聚合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體制。在這方面，外軍有許多有益經驗可供我軍借鑒。比如，美軍在聯合作戰時，經由國家指揮當局授權後，其作戰指揮體制由聯合（戰區）司令部——下屬各聯合部隊司令部——作戰部隊組成，具有指揮層級簡單、指揮暢通等突出特點。尤其是其指揮重心由國家指揮當局下移至聯合（戰區）司令部，由其負責全權統一指揮戰區內的所有作戰力量。因而，美軍的聯合（戰區）司令部其指揮跨度由原來的5-6個單位增大到9個單位，從戰區到師的戰役、戰術指揮層次由過去的5個減至3個。又如，俄羅斯在經過幾輪軍隊改革後，在作戰指揮體制上同樣也取得了不小的進步。2010年7月，俄軍宣布調整戰略方向、合併軍區，成立四大聯合戰略司令部與四大軍區，實現了戰略區與軍區的統一，建成了聯合作戰指揮的基本架構。日本近年來在指揮體制改革上不懈努力，最終於2006年撤銷了參聯會，解除了軍種的作戰指揮職能， 成立了聯合參謀部，建立了聯合參謀長指揮三軍部隊和臨時聯合任務部隊的作戰指揮體制。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多輪裁軍與精簡整編，中國軍隊在領導指揮體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著一些突出的矛盾與問題，制約與影響了中國軍隊打贏未來信息化戰爭的戰鬥力。比如， 中國軍隊現行的指揮體制，不僅存在著指揮層級多、指揮鏈條長的問題，更存在著聯合指揮難、聯合訓練難、聯合保障難的突出問題。一個大戰區，平時要組織戰區內駐有的陸海空二炮等作戰部隊進行聯合訓練，其中的協調難度很大，更不用說在戰時進行聯合指揮諸軍兵種作戰。從根子上講，中國軍隊現行的指揮體制，是在機械化戰爭背景下所建立的模式，已不能適應信息化戰爭所要求的「扁平網狀」的聯合作戰指揮需求。事實上，習主席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對於我軍指揮體制上存在的問題，做出過諸多深刻論述，強調「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是重中之重」，督促全軍「要有緊迫感，不能久拖不決」。因此，中國軍隊現在就是要按照習主席的相關指示，以「聯合作戰」為樞紐，實現「三聯」（聯合作戰指揮、聯合訓練、聯合保障）：以「聯合作戰」為推手，帶動中國軍隊管理體制創新。其中，在建立一體化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中，醞釀已久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建立，勢在必行，也呼之欲出。戰區聯合指揮體制建立後，主要擔負兩大職能：一是平時專事訓練，根據各戰區面對的戰略方向以及承擔的作戰任務，由其負責對戰區內所有的諸軍兵種作戰力量進行聯合訓練。二是戰時專職指揮， 由其在戰時統一指揮戰區內所有作戰力量進行一體化聯合作戰。為此，圍繞著訓練與作戰這兩大職能，其內部機構設置上可能會常設以下幾個職能部門：一是人力與人事部門，負責從人力資源上保障；二是情報部門，負責提供全源情報；三是作戰部門，為核心部門，其職責最重要，直接負責作戰行動；四是訓練部門，負責戰區內諸軍兵種的聯合訓練工作；五是戰鬥保障部門，負責後勤、裝備、通信與信息等直接的戰鬥保障工作，從不同領域保障作戰行動。2 軍政軍令分開，高級領率機關結構調整——建立科學高效領導管理體制當今世界主要軍事大國，在領導指揮體制上，有的採取軍令、軍政分開的模式，有的採取混合模式。如美軍採取的是軍令與軍政分開的模式，即指揮打仗與平時養兵分開。即管指揮打仗的，不管軍兵種建設等事項；管養兵的，不參與戰時作戰指揮。如美軍高層領導管理體制即軍政系統，主要職能是「養兵」，由總統和國防部長通過軍種部統管軍隊建設，包括制定國防政策、國防預算、兵力規劃，負責部隊的行政管理、戰備訓練、武器裝備採購等。而俄軍目前採取的是適度分權的軍政軍令混合模式。一方面是各軍種和其他機構所掌握的作戰指揮權向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戰略司令部轉移，另一方面是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如總參謀部）所掌管的軍事行政職能向軍種和其他機構轉移。當前，我軍領導指揮體制採取的是軍政軍令合一的模式。因國情、軍情等方面的不同，究竟哪種模式更合理，並無一定之規。只要是能實現指揮迅捷靈便、領導管理科學高效多能、作戰保障有力的模式，都是好模式、好體制。當前，我軍領導指揮體制也存在著一些弊端，有些甚至問題很突出。比如，指揮機構臃腫，指揮機構內部設置不合理、部門間職能交叉嚴重，且多數部門都是負責平時的訓練、管理和保障的機構。因此，長期以來，我軍領導指揮體制上存在著兩大短板：一是領兵打仗的指揮職能弱化，二是對全軍建設與發展的戰略管理能力弱化。這與構建信息化戰爭所要求的「扁平網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要求，還有不少差距，也直接制約與影響了對國防和軍隊建設實施科學的領導管理。習主席就曾明確指出「國防和軍隊改革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要解決的大都是長期積累的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性問題，推進起來確實不容易」。從我軍深化改革的目標任務看，不僅改體制，而且要動結構，還要定製度。因此，建立科學高效的領導管理體制，軍政軍令分開，高級領率機關進行結構調整與優化，實行作戰指揮與領導管理兩條線十分緊迫。為此，陸、海、空與二炮等諸軍兵種可探索脫離作戰指揮鏈，建立各自軍種部，主要擔負軍兵種平時建設與管理職能；在戰時，則向各戰區聯合指揮機構提供合格的部隊及其各種戰鬥支援；同時，國防部可探索採取實體化的方式，擔負起國防與軍隊建設戰略規劃、國防科研、國防動員、國防預算和裝備採辦等主要工作，從國家戰略層面上實現全方位的軍民深度融合。3 騰籠換鳥，體量瘦身——裁減老舊裝備與非戰鬥人員，編強作戰部隊當前，中國軍隊建設正沿著信息化與機械化複合式發展道路加速發展。但我們也要看到，中國軍隊武器裝備總體水平與世界主要軍事強國相比，仍然存在著不少差距：即保持著以二代裝備為主、三代先進裝備為骨幹的武器裝備體系，這就意味著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中仍然存在著不少老舊裝備，急需淘換。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軍隊歷經多輪裁軍與精簡整編，雖然數量規模已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但仍然保持著不小的規模，這使得當前中國軍隊在數量規模上，仍存在精減的空間。再次，當前中國軍隊在數量規模上存在的一個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陸、海、空與二炮諸軍兵種比例不合理，作戰部隊與非作戰部隊比例不合理、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比例不合理，最終帶來了官兵比例不合理。習主席明確要求限期壓縮老舊裝備數量，為新型作戰力量騰籠換鳥。這就要求以編強作戰部隊為重點，通過裁、減、並等方法，將老舊裝備儘快淘換下去，將相當數量的非戰鬥人員移出軍隊編製序列，從而把空餘出來的編製員額與省下來的國防經費，用於編強作戰部隊，購置新型武裝裝備，推動部隊編成向充實、合成、多能、靈活方向發展，尤其是大力加強海空軍建設，改善軍種比例，並建立起科學合理的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比例，增強中國軍隊戰鬥力。（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 王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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