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祖父——辛亥革命元勛孫武

來源｜上海民革 / 辛亥革命網

孫葆仁<圖：百度百科>

祖父孫武原名葆仁，字堯欽，號夢飛，湖北夏口柏泉鄉人，一八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光緒五年）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逝世。祖父的祖父孫永忠（字立謀）是太平天國名將，因屢立戰功，被洪秀全封有爵位太平天國衢州王，太平天國失敗後被招安，清廷封為提督借補廣東協台。祖父的父親孫華亭，任清朝漢陽鎮標襄河水師管帶（相當現在的營長）。

祖父上有一姐下有一妹，他年少胸懷大志，十八歲（一八九七年）考入湖北武備學堂就讀，與吳祿貞、傅慈祥結為好友。他們經常一起談論國事，對清朝反動統治十分不滿，往往仰天長嘆意氣激昂。第二年吳、傅二人赴日本留學，祖父本有意同行，因他年幼被母親哭泣挽留。祖父畢業後派任湖南嶽州新軍教練官，因在新軍中威信高，不久調任岳州武威營管帶。

一九00年，吳祿貞、傅慈祥、唐才常等人回國，組織自立軍謀兵起義。吳祿貞在上海曾給祖父寫信，要他參加這次起義，並告知設總機關於漢口，吳祿貞任大通起義軍司令，推舉祖父任岳州起義軍司令。本預定八月九日在漢口、大通、新堤等五處同時舉事，但起義相繼失敗，唐才常、傅慈祥被捕遇難，祖父逃往廣東，一九0三年奔母喪潛歸鄉里養晦年余。

二十世紀初，在孫中山先生髮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影響和推動下，湖北的資產階級革命也很活躍，祖父則積極投身於這一革命運動中。

一九0四年七月革命志士胡瑛、劉靜庵、呂大森、張難先等在武昌組織科學補習所，這是湖北成立較早的反清組織，籌備革命事宜。祖父將家業交於太外公打理，積極加盟了該組織，並負責運動軍隊會黨。同年十月，科學補習所為響應湖南黃興領導的華興會起義，終因長沙泄密事情失敗。祖父逃往日本，後進入成城軍事學校學習軍事。

一九0五年三月，因中日簽定了不平等條約，在日留學生群起反對，日本政府接受滿清政府的請求，下令取締中國留學生，激起留學生極大憤怒，他們到處集會、演說，揭露日本政府和滿清政府的陰謀。為此，留學生成立了反對《取締規則》的組織，推舉胡瑛為會長，宋教仁為外交長，孫武為糾察長，秋瑾負責宣傳，向日本政府力爭無效，決定罷學歸國。祖父回國在上海、武漢等地創辦中國民信、江漢公學及師範傳習所，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一九0六年初，劉靜庵在武昌成立秘密組織日知會，祖父加入協助劉靜庵辦公學和黨務。同年冬季，因日知會應江西和湖南的革命黨人發動起義失敗，日知會的胡瑛、劉靜庵、張難先等多人被捕入獄，孫武和其它十三人在追捕名單中，清廷並派兵到祖父的老家柏泉鄉大力搜捕，不得遂查封了其家業。

由於清廷湖廣總督張之洞大肆鎮壓革命黨人，祖父秘密逃往東北尋找吳祿貞。祖父在山海關看到長城東瀕大海，西枕重山，誠天然之險，於是賦七言詩一首，用所攜劍鐫於堞上。詩云：

楚客俠游萬里來，

一關愁鎖一關開。

長城回首今猶在，

敢笑秦都無將才。

祖父遁至遼陽吳祿貞處，當時吳祿貞在奉天氣憤清廷間島（今吉林延邊）之外交失策，輿祖父聯絡關外馬俠，不久吳祿貞奉命赴間島查勘邊務，祖父則遊歷了間島、暉春、海參威、齊齊哈爾、瀋陽鳳凰城等地，考查了北滿，徒行艱苦，幾瀕於危，而志不挫，發現邊界情況也相當危急。一九0七年夏天，祖父獲悉黃興起兵雲南，於是赴香港轉道前往協助，但未到滇事已宣告失敗。後經友人資助一九0七年秋，即復往日本東京與喻培倫、焦達峰等進大森軍事講習所，研究野外戰術和炸彈製造。祖父是個實幹家是實際行動的革命者，他在東京參加了由同盟會會員四川張柏祥、湖南焦達峰、湖北劉公等人發起組織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因為他畢業於武備學堂，又熟悉新軍，所以被推舉為共進會軍務部長，祖父編製軍制和構思了共進會軍旗。

一九0八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和西太后相繼去世，宣統即位，朝野上下一片混亂，共進會即抓住時機派黨人陸續回國，分途進行革命事宜。

一九0九年九月，祖父被推為共進會湖北主盟者，攜帶共進會章程和軍旗（九角十八星旗）回到武漢。此時焦達峰也返回漢口，孫、焦協商二湖入手辦法，他們積極聯絡會黨，發展組織。先後有黃申薌、劉玉堂及鄧玉麟、吳肖韓等加入共進會，並在漢口法租界「長清里九十五號」設置總機關（祖父的妹夫劉燮卿住宅）。幾經努力共進會的勢力逐漸壯大，在此基楚上祖父就積極準備湖北發動反清起義。但當年秋天，因黨人失誤為清吏馮道偵知所敗，只得退居隱蔽。祖父應東京總部擬定急走廣州，粵人聶荊是共進會秘密推舉的廣東都督，企圖取岺南為根據地起義，祖父前去協助，但未到之前得知事情敗露，便前往香港，並在友人洪承點主盟，馮自由、胡漢民為介紹人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一0年五月，祖父回到武漢，重整旗鼓聯絡組織黨人，並與各省都督約定，只要有一省發動起義其它各省響應，當年秋冬居正、楊時傑和劉仲文相機回漢加入。辛亥年一月，譚人鳳奉同盟會統籌部令到湖北，，告知廣州將大舉起義，兩湖需響應，祖父於是積極進行到另一場革命事宜中。

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四月五日祖父於是和焦達峰、居正、楊時傑等眾人開緊急會議商議，祖父首先說：廣州起義已經失敗，既然無望，自應由我們二湖首先起義，決定由武漢發動另一場革命。五月譚人鳳回到漢口，談到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但影響很大，認為武昌是四面受敵難以作為！對譚人鳳這種悲觀論點，祖父卻有不同看法。他說：武漢有兵工廠和火藥武器等資源，四川鐵路風朝已成全國公憤，起義是要掌握最好時機，另一方面經過多次教訓湖北革命黨人和軍隊運動比較成熟，而且共進會黨人牢牢深入各兵營，加上起義後各省響應即會成功。祖父之言得到眾人支持，譚人鳳只好作罷而離去。

辛亥年，湖北的革命團體有《共進會》和《文學社》兩大組織。五月間共進會會員和文學社成員在軍中時有衝突，為解決爭端協力對滿，祖父於八月初三，約請兩革命團體代表六十餘人，在共進會胭脂巷十一號開聯席會議。祖父在會上被公推為臨時主席，決定八月十五首義動員計劃，並組織最高機關統一指揮，為示合作成意，祖父提議臨時總司令由蔣翊武（文學社負責人）擔任，祖父自居參謀長之職，整合了革命黨人的力量，為首義成功打下了堅實基礎。

祖父在首義後曾總結道：武漢革命火速成功之原因，實系內部組織之敏捷，運動之方法和主義之公正所致。

祖父本想乘北洋大演習之後，官兵將士疲憊不堪時舉行起義，黨人中有不少同志主張急進，因此決定十月中下旬發難起事。祖父在寶善里共進會機關，一面積極組織領導，一面日以繼夜趕製炸彈，以備起義時使用。沒有想到十月九日祖父在製造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自己頭手受傷被同志送往醫院，而總機關暴露目標被俄租界警方搜去大量資料。同志急問應何處理？祖父感到大多黨人處在危險之中，不提前起義暴露的同志都會被捕，於是決定十日起義。因戒嚴和隔江命令難以傳達到彼岸，十日早晨得知三位黨人就義，同志們感到非常激憤，祖父認為不能再拖，否則犧牲更大，後果不堪想像。於是祖父孫武下達命令：一.夜間城外舉火為號，二.工程營首先發難佔領楚望台軍械庫，三.混成協工輜各營自通湘門入，各隊在楚望台前集合會攻都督署，四.炮協自中和門入，架炮蛇山炮擊都督署及其它要地。由各同志分速傳達命令。

當天晚上眾黨人進行了震撼歷史的起義，都督府遭到嚴重炮彈轟擊，瑞瀓被殺，張彪逃逸，武昌終於光復，湖北成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民國軍政府。

起義後眾黨人曾推舉祖父孫武為首，但因其負傷過重難以勝任，，祖父建議由黎元洪出任都督，於是眾人採納公推了黎元洪，同時仍舉祖父孫武為軍務部長，但因傷待養祖父只好暫推辭。經過多日養傷祖父到部內視事時，發現這段期間滿軍反攻佔據了劉家廟，祖父本來計劃武漢得手後，即分兵把守武勝關和田家鎮，沒有想到養傷期間群龍無首，導至滿軍反攻陽夏相繼淪陷，滿軍收回了漢陽之後置大炮於大別山炮轟武昌，都督府被毀職員和軍民驚慌四散，武昌再度陷入混亂。此時祖父則勇敢的出來負責，躬巡各地四處安撫民心，費盡半身心力。

期間清廷已啟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袁玩弄兩面手法，用武力佔領武漢三鎮，後又向革命軍提出和談。袁通過英國大使朱而典授意英駐漢領事，向革命軍建議停戰三日。因黎元洪逃逸不知去向，祖父孫武就代表軍政府與英領事談判，同意停戰三日的建議，並通令革命軍停戰。通過三天的停戰，革命軍獲得休整和保存實力的機會以東山再起之勢。三日停戰期滿又繼續停戰，十二月十八日便開始南北議和。

綜上所述，祖父從二十世紀初開始，便立志推翻清朝廷帝制。他棄家蕩產，東奔西走，漂洋過海，以社會為家，以革命為業，衝鋒陷陣，不屈不撓，堅持革命鬥爭。湖北的革命黨人說：「孫武做事有毅力，有決心，有勇氣，險阻艱難，在所不計」。他在湖北宣傳革命、組織革命力量、領導武昌起義和保衛武昌等方面，顯示了英雄本色，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孫中山先生曾說：「武昌軍務部長孫武，奔走光復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義，厥功甚著」。這是對祖父最中肯最公正的評價。

武昌首義後，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通過了《中華民國軍政府暫行條例》。規定都督府之下只設軍務、軍令、參謀和政事四個部，其中只有軍務部長孫武是革命黨人。政事部下設七個局，沒有一位局長是革命黨人。這些安排引起了革命黨人的極大不滿，而中部同盟會「海歸」居正詭稱條例是孫中山在海外預定的（事後得知是湯化龍約黃中愷起草的），於是獲得了通過。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孫中山在海外）黃興受命組閣，但湖北革命黨人連政府副職都沒有，祖父對南京臨時政府極度不滿，特別是黃興擔任的軍務部長，祖父認為「黃興不會帶兵打仗」！漢陽失守就是黃興指揮不當所致。因為黃興進而要放棄武昌，遭到許多革名黨人的反對和指責。張振武當眾拿槍要以漢奸之名殺黃興，雖遭祖父阻止，黃興還是感到受辱，南京臨時政府組建，湖北革命黨人未受重用，我們認為與此不無關係。早在共進會和文學社成立起義臨時總指揮部之前，二湖黨人之間就幫派林立，由於祖父的謙讓才使黨人的力量得以整合。武昌首義後同志間擁護孫武和反對孫武者相互對立，更有者早就想取而代之，反對者在軍中刻意引起暴動並要捉拿孫武，這也就是所謂「群英會的二次革命」。為此，祖父於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三日在民立報上發表了《孫武宣言書》，表達自己對「二次革命」的看法。孫中山先生對暴動的組織者給以嚴厲的批評，他在給黎元洪的電報中說：「聞軍界同志與軍務部長起衝突，經副總統令孫武辭職，而論者依然不靖，且有購拿之說。按前武昌軍務部長孫武，奔走光復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義，厥功甚著。縱使行事用人或有偏頗，而解職以去，用避賢路，副總統可謂持之平允矣。至謂孫武有何罪狀，則當由副總統正式宣布，豈容蜚語四齣，極其所之，致使望門投止，跡類逋逃，竊以為甚非所以待有功者之道。敬請副總統為各界告誡，無傷同類，勿害功能，天下幸甚」。（《臨時政府公報1912年3月9日》）

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先生於辭臨時大總統，四月九日到漢口慰勉辛亥武昌首義同志，由祖父恭迎接待在廣東會館主持歡宴，旋護送過江見黎元洪副總統歡宴，並代表胡北各界致詞歡迎。十一日為恭迎孫中山先生蒞漢，再次主持36團體聯合歡迎大會，十二日恭送離去。由此均可見祖父對孫中山先生的尊崇，湖北人對祖父孫武之推崇。

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大總統，八月十一日祖父被國民政府委以總統府高等顧問，授於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一九一三年又封為義威大將軍，委以參政院參政。一九一四年七月前往歐州英、德、法等國考察工業和軍政，因暴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同年冬季回國。

一九一六年元旦，袁世凱登基作了洪憲皇帝，這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祖父也起來反袁，他致書段褀瑞，要袁世凱下台以救中國危亡。書中說：「近察輿情，遠度國事，覺水深火熱，實臻極點，不速解決，危亡立見。解決之法何在？……曰項城引退而」。書中還指出，如袁世凱只取消帝制，保留總統職位，「託名和議，陰圖準備，欲舉全國之生命財產為彼孤注之一擲」，必然會禍國殃民。以上可以看出祖父不僅反對袁世凱稱帝，也反對袁世凱保留總統的職位。

袁世凱死了段褀瑞當了國務總理，軍閥連年混戰有增無減，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祖父見事非當日，好漢已無當年勇，逐漸退出了政治舞台。北伐時期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派人到武漢籌款，祖父變賣了地產，將錢交於來人，支持了北伐軍。

祖父從一九一三年任參政院參政，一直住在北平東華門大街的將軍府，但倘佯在京津滬漢間，一九二二年曾任漢口地畝清查督辦，一九二六年夏又任湖北地畝清查督辦，北伐軍到武漢該機構被自行解散。祖父意興蕭索，作方外游，受比丘戒，先移居上海，後轉居北京。

三十年代，祖父在家書寫了兩卷共五十五篇政治建議文章，表露出對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關切和不滿。一九三六年遷到史家衚衕22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殷汝耕在通州拚湊「防共自治政府」，企圖拉祖父下水，但遭到嚴正拒絕和堅決反對。祖父與吳佩孚關係至深，抗戰時期日寇侵入北京，他們彼此互相勉勵，均以不附日寇為志，故日寇當時在北京對祖父和吳佩孚的威逼利誘，均不為動，祖父雖然多次東渡，但從未對扶桑有所好感，他對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極度憤慨。日本侵略者目的沒有達到，他們惱羞成怒將祖父軟禁家中，使祖父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在北京拈花寺（原名千佛寺，在舊鼓樓大街大石橋。）去世，終年60歲。

一九四一年元月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孫武與劉公：

曰先烈劉公、孫武，早歲著籍同盟，效忠革命，奔走聯絡，備歷艱險。辛亥武昌首義，共謀發難，得力尤多。嗣或贊翊護法，積勞成疾，或息影滬漢，憂國彌殷，先後賚志以歿，追懷往績，良深軫悼，應予明令褒揚，以闡幽潛，而昭矜式。

此令

眾人認為祖父具有雄才大略，凡是革命事業無不積極參輿，辛亥革命更是功績卓著備極勛勞，但自從同志間發生抵牾事件後，能夠壓抑自己的一番事業心，銷聲匿跡二十多年，其意氣之平為國為民者之心可以明見，身後受到褒揚肯定不朽功績實至名歸。

解放後，受董必武和李先念同志的關心，祖父的靈柩移葬於北京革命公墓。一九八一年十月十日全國政協在京召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念大會」，我們的三姑孫筥芹應邀參加。在中央統戰部的關懷和同意下，經三姑的努力將祖父的遺骨遷回武漢（祖母李雲卿的遺骨同時遷回），一九八三年八月，經湖北省和武漢市有關部門的批准，安葬於武昌伏虎山辛亥革命烈士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