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上一代（二）

07-23

我在「童年趣事」一文中提到我們的舅父——母親的哥哥，他的一生是當年一個特殊的群體中的一個典型，下面是我所知道的有關他的故事：

「當年我們的舅父，在父親的軍隊當了兩三年軍需，和我們一起生活了幾年，舅父頗有舊學根底，對我也有一些影響。閑暇時和我們說一些古代的小故事，笑話。有一次告訴我嘲笑近視眼的詩：「為觀壁畫磨穿鼻，為鎖書箱壓斷眉。」又常常出字謎給我猜，有一次出一個字謎：

『遠樹兩行山倒影，扁舟一葉水橫流。』（打一字），我猜了好久，舅父說，你用畫中國山水畫的方法來猜，我就猜出來了。

舅父喜歡唱幾句京戲，有時教我怎樣用手指在自己大腿上敲著板眼，（京劇的節拍）。教我京劇的一些知識，如京劇的行當、臉譜、京劇的唱腔，什麼西皮流水、二簧倒板等等。教我唱了一段京劇《西宮怨》：「西宮夜靜百花香，鐘鼓樓前刻漏長……」不過我覺得像一支歌。他一人獨處時，幽幽地哼唱京劇「武家坡」：「一馬離了西凉界…….」,似乎黯然神傷，可能想起家鄉的妻兒吧。有時唱「：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幾年前見報載，當年去台灣的老軍人，最喜歡聽這一段「四郎探母」的京劇，甚至聽得潸然淚下。舅父也是為三個兒子讀書，才遠離家鄉到我們這裡任了幾年軍中的文職，不意卻釀下他一生悲慘命運的苦果。」（上面引自——「童年趣事——我們的家庭教育」。）

舅父像他們的母親，高高瘦瘦，一派舊式文人的風範。他喜歡京劇，記得當時有一位青衣名票 ——一個女中學生，名字叫「施永永」。遇到報紙登載：某月某日晚場：《施永永》客串《蘇三起解》，我們就全家去戲院看戲。

當年我還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不可能對京劇這個古老的「國粹」藝術有什麼深刻的見解。只是覺得很美，那蘇三身穿紅色罪衣罪裙，載歌載舞，和丑角的解差一唱一和的，十分動人。解差插科打諢，一上場有幾句開場白：「你說你公道，我說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往日，伶人用這一種方式訴說老百姓的心聲，常常引得會心一笑甚至滿堂喝彩。這時舅父一邊聽戲一邊說戲給我聽，聽到精彩時不出聲的隨著擊節哼唱。回家以後教我唱蘇三起解的著名唱段——「蘇三離了洪同縣，將身來到大街前……」

平靜的生活沒有過多久，內戰的硝煙逼近屯溪，父親決定解甲歸田，舉家和舅父一起繞道回家鄉，一路長途跋涉、舟車勞頓，母親正懷著小妹，後來在浙江龍游縣分娩，父母帶著我們姊妹一共四個孩子，多虧舅父的照顧，（途中經過將另外著文敘述）。值得一提的是，舅父在我們坐招商局的輪船上，不停地說：「國民黨這樣腐敗，當然要垮台！」另外一個有關舅父的生活場景，也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那是在龍游的鄉下，母親生了小妹，舅父到小河邊洗一個豬肚，舅父做事十分過細，在五月的陽光下，打一赤膊蹲在那裡洗，背上竟曬脫一層皮，令母親十分痛心。

回到家鄉以後，和舅父的聯繫少了一些。只知道大表哥夫婦教書，三表哥解放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後來複員到外地工作成家。而那個比較調皮的二表哥，48年到了屯溪，由父親介紹到國民黨的海軍司令部，去了台灣，從此幾十年與家人天各一方。

68年初，春寒料峭的季節，母親一定要我回「家」坐月子。所謂自己的家，其實早就沒有家了，我在前面已經說過，這次是借住在姨媽的一間四面漏風，沒有天花板，半截板壁的破舊木樓上。在這裡我再次接觸了已經年邁的舅父。

舅媽已去世多年，在姨媽破舊的房間板壁上，貼著他悼念舅媽的長詩。用鋼筆寫的小字，密密麻麻地寫在幾張白紙上，已經泛黃。內容為舅媽和他從結縭開始，怎樣相濡以沫的一生，一篇記錄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故事。舅父頗有舊學根底，詩寫得真摯感人，可惜沒有留下來。

聽母親說，年逾古稀的舅父幾乎沒有生活來源。大兒子大概每個月給五塊錢，一則自己的生活也是捉襟見肘，二則也難以通過兒媳這一關，多給一點錢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在外地工作的小兒子，文革中不堪政治上的壓力，宣布和他脫離父子關係，最後是法院判決小兒子每個月負擔他幾塊錢。如果那一個月沒有及時收到小兒子寄來的錢，他就十分焦急，這一個月的生活就難以為繼。倒是姨媽比他過得滋潤，是托她丈夫家那些敗家子的福！（姨媽的夫家本來是財主大戶人家，解放前家財被不肖子弟敗光，土改時就劃為貧農。）

這次我回家坐月子，舅父來的次數就多了一些，有時給他買一二兩酒，坐著慢慢喝，吃一點豬耳朵、豆腐乾，他就心滿意足了。還不時說在外面看了什麼什麼大字報，還發表見解呢。舅父與我們從小生活在一起，有深厚的感情。現在看到他老邁潦倒的模樣，還關心著國家大事，心中無限的酸楚，這也是我最後見到舅父。

往後不久，我自己的小家又一次遭受滅頂之災，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聽到有關舅父的情況。

在文革高潮的時候，一次抄家時，發現他的床鋪下面墊的報紙上面有毛主席頭像，他不堪批鬥折磨，躍入資江那一派清波中，結束了他那苦難的一生，當時大表哥也被揪出來在什麼地方，三表哥遠在他鄉，（既然脫離父子關係，不知道受牽連沒有？）還是母親等去處理的後事。八十年代，台海兩岸可以親人團聚了，舅父的二兒子，我的二表哥從台灣回來探親，他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的上校軍官，儼然是衣錦還鄉了，不過他辦理了退休手續才可以來大陸探親，歷史就是這樣令人啼笑皆非。可是舅舅的墳墓和我們父親的墓地，都在城市改建時夷為平地，只好給他們建立一個衣冠冢。

我們表兄妹重聚一堂時，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的光陰，話及往事，不免唏噓。當時我們的上一代只有母親一人了，二表哥提及舅父的去世，不免發出恨恨之聲，我們三姊妹都低頭一言不發，好像是自己犯了錯，更不敢言及舅父的凄涼晚景狀況。

個人的命運，家庭的命運，永遠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想到這一點，心情已經平靜了。暖暖的秋天的陽光，從我的房間的落地長窗射入，我輕輕敲著鍵盤寫下這一篇文字，十一歲的小孫子跑來跑去，搶我的滑鼠，到了他這一代，這一種「株連」——千年以來封建的流毒，將漸漸消亡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