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百年懷念

蕭乾百年懷念 來源：文藝報 2012年01月20日

崔榮：蕭乾的百年行旅 　倘若蕭乾健在，1910年出生的他已是百歲老人。按照中國人的習慣與期待，他們是希望一個長者，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長者長命百歲的。可是，1999年，這個總是那麼淘氣笑著的可愛老頭，坦蕩而去。他曾說，自己是未帶地圖行旅人生。然而這個行旅過程，歷經憂患的煎熬也備受苦難的折磨，其間漫漫，讓人心生萬千感慨。

　　失怙少年與數段友情

　　就像很多大家的寫作都與自己的童年經歷糾結相關，在蕭乾很多小說中出現的主人公形象，像《籬下》《矮檐》等等，都是一個幼年失怙的孩子，這也正是少年蕭乾的身世寫照。甫一出生，命運就和蕭乾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必須半工半讀，卻不曾怨天尤人：血液中的蒙古族基因讓這個孩子倔強地在世上行走，他的路，從來都是自己闖出，無畏、不羈。

　　總是想起蕭乾的回憶錄，寫他小小年紀在北新書局送稿費。1920年代中期，還是一個十多歲的瘦弱孩子，就要騎著龐大的自行車在偌大的城市奔走，將書局給作家們的稿費一份一份仔細送出去。為了防止丟失，他用手帕裹住錢，然後把它緊緊拴在小小的手腕上。設若今天的讀者在大街上碰到這樣一個氣喘吁吁、心無旁騖的孩子，知道了他的身世，也會辛酸繼而欽佩。

　　當然，在與作家們的交往中，少年蕭乾又是惴惴不安的。這不安並非來自於自卑，而是出於敬畏，對文字以及文字當中傳揚著的思想，文學所引起的思想變動、社會變革的敬畏。——還未與他的「主顧」們見面，他已經在書局的各種報刊書籍上見到過他們的華章，緊張難免。就在這樣的心境下見到了當時大名鼎鼎、開創了問題小說寫作先河、讓小詩寫作蔚為風潮的冰心。冰心的和藹、親切讓他大出意外，從此，蕭乾就一直都叫她大姐，即便兩人都鬚髮皆白。大姐冰心給予這個闖蕩世界的苦孩子的愛和溫暖是那麼有力量——既教他為人如斯，更讓愛和美成為他文學世界的基調與底色。

　　在那個年代，教會學校應該是蕭乾這樣的貧苦孩子受教育最好的選擇了。更何況金髮碧眼的四堂嫂安娜還給他啟蒙過英文。然而教會學校也絕非天堂。那裡邊同樣有歧視、欺詐和不公。另外還有蕭乾很快就意識到的對中國人，尤其是處於社會底層的貧苦人民精神領域的收買和清洗。就像他在《皈依》《鵬程》等小說中試圖告訴人們的：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上的擄掠是顯在的，但他們在精神層面的入侵可能很多人都不曾覺察。當蕭乾有了切身感受，反抗的信念和仇恨的火焰就一直潛藏心底。意外的收穫還有，在教會學校也會遇到的世態炎涼，不斷激發、點燃著他的不羈和大膽。

　　苦難的成長曆程是一份帶著苦澀的厚禮，在那樣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墜落下來。應對命運的過程中，老北平那些餓死凍死的「倒卧」讓他心生痛惜，進而關注人和人的命運以及制約人生存的社會環境。這就可以理解這個窮苦的孩子為什麼不認認真真做個「好」學生，而是會參加CY 青年團、會反抗學校的不公、會組織這樣那樣的社會運動：變革社會是時代的需求，更是基於自身的需要——即使是青年蕭乾，他的生活也從來都沒有奢侈到要封閉在象牙塔之外。在很大程度上，這都影響並決定著他日後對題材和文字的選擇，《印子車的命運》《花子與老黃》以及《栗子》等就如巴金所願，從他一己的悲歡中走出，開始駕馭大的時代題材。而巴金也成為蕭乾一生的益友，在生命轉彎處，為他指路。

　　與林徽因的往來，則讓蕭乾進入了後來被稱為是京派的文學沙龍的活動。那篇發表在《大公報》上的小說《蠶》是那麼清新可喜，又不乏青年蕭乾對生命和人生的哲思，於是林徽因托沈從文請他吃茶。很多年後蕭乾都說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此後，她一直指點他，也支持他，比如1936年向良友公司推薦《矮檐》，比如積极參加蕭乾革新《大公報》的種種嘗試等等，而林徽因的很多作品也是經蕭乾之手發表的。從蕭乾認識林徽因起，他就和其他人一樣，尊敬地叫她「小姐」，直到多年以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次文代會上遇到她，蕭乾還是叫她「小姐」。這讓林徽因不勝感慨。其間歷經天地玄黃與各自的滄海桑田，不變的卻是他們肝膽相照的友情，以及他們作為作家永遠存留在文學星空中的真誠文字。

　　三種身份與兩輩子

　　讓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發生深刻的聯繫，既是中國文人的選擇也是他們的宿命。

　　小說家而外，記者大概是蕭乾更被讀者熟知的一個身份。他在風塵僕僕奔走四方的過程中直面時代和社會，介入歷史重大事件，也關注動蕩世事中的人，寫出了《平綏瑣記》《流民圖》《血肉築成的滇緬路》等直到今天還能站立在新聞史中的特寫。而他自己更喜歡報人、記者的稱謂，記者的職業特徵或許也更符合他渴望自由、發現世界的生命目標。然而在那個飄搖的年代，1938年，當接到當時《大公報》老闆胡霖的邀請，讓他到二戰戰場作戰地記者時，幾乎沒有太多的思慮，他就遠赴英倫，燕京大學新聞專業背景給他以敏銳的嗅覺。他也因此成為當時在諾曼底戰場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中國記者。而很多人看到他「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的座右銘時，常會直接將其與「文革」聯繫起來，但實際上，新聞專業求真精神的影響也不可忽視。而讓蕭乾成為優秀記者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怕還在於，他關注人以及由眾多人所構成的民族精神，由此他指斥中華民族的種種弊端，也發現了英國人在轟炸之下依然保持著的幽默樂觀。就像蕭乾自己所言，他的記者生涯，始終都在「人生採訪」的層面上。

　　蕭乾「文革」前後的生命遭際，是命運和他開的又一個殘酷的玩笑。在蕭乾年屆中年之時，他度過了一段「強制的沉默期」。這個時期以1957年7月他開始受批判為開端，到1979年2月右派問題得到改正為止。而這漫長的22年中，1966年9月3日又是一個界碑。這一天，蕭乾吞下過量安眠藥，但幸而獲救，同是這一天，傅雷夫婦赴死。於是在1995年寫作的《我這兩輩子》中，蕭乾把這一天以前算做上輩子，遇救以後是下輩子。

　　不管是在下輩子還是上輩子，「蝌蚪文」都是蕭乾在困厄時期也不曾離開文學的憑藉。翻譯家蕭乾，是蕭乾在當代行走的主要身份。1979年，拿到「改正書」後，蕭乾的生命從70歲開始。他寫作更翻譯，馬不停蹄又是20年。並且正像他不斷變換的身份，蕭乾的翻譯也帶有「行旅」的特點，如他所言，是一種「游擊」式的翻譯，並不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譯。莎士比亞、易卜生、菲爾丁等等，他心甘情願地站在他們巨大的投影里，從他們的文字中汲取力量，又以一種優美的姿態，無聲地將這種力量傳遞給更多傾慕人類智慧和文學之美的人。

　　一對老人與兩個車間

　　與文潔若相遇，對蕭乾來說是一個幸運。

　　不羈的蕭乾在情感方面多有波折，其惟一的長篇小說《夢之谷》就映現了一段甜蜜卻早夭的初戀。而實際上，能陪伴這樣一個不帶地圖、行旅人生而又對世界始終充滿好奇和熱愛的人，對任何女性來說恐怕都非易事。但1954年與文潔若的婚姻卻成就了雙方。蕭乾從此開始他的翻譯生涯，更度過生命中最艱難的時光。文潔若說她和蕭乾的結合是「文學因緣」，是切中肯綮的肺腑之言。的確如此，蕭乾也影響了文潔若，忠實於原著之外，她的譯文開始變得洒脫靈動。

　　靠著彼此都非常認同和喜歡的一個詞「team work」(合作)，他們相攜走過了許多歲月，並成為一對將工作視為人生最大快樂的老人。他們在自己那個狹小的家中辟出兩個車間來：蕭乾的書房還兼會客室，這個車間其亂無比，但東西總能自己找到，是亂而有序的，蕭乾的很多照片都以它為背景，過新年時，則會掛滿從世界各地寄來的名信片，為「車間」增添了許多熱鬧；文潔若的書桌則放在卧室的大床旁，英、日文的工具書將書桌都包圍起來，也就成了另一個車間。各自分頭在文學的園地里耕耘爬梳，同時也互通有無、相攜共進，就是他們拿什麼都不換的「車間生活」。

　　《尤利西斯》的譯出，正是這對老人在兩個車間合作的結晶。彼時蕭乾年過八旬而文潔若接近古稀，並且蕭乾當時的腎功能已經只是常人的四分之一。但便是如此，三四年來的起早貪黑，還是讓這部「天書」首次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說它是浩大的工程毫不誇張。翻譯的動力，還來自於一種世界性的眼光：文學和文化的發展，必然不能墨守成規和自我封閉，借鑒和創新才是出路。而具有這種眼光，又與這對老人對人類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擔當息息相關：作為世界現代小說的重鎮和意識流小說的開山之作，中國人不能在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面前閉目塞聽。所譯之《尤利西斯》，是1922年成書以來在中國首次出版的全譯本。

　　1999年蕭乾故去後，為蕭乾而書寫和奔走，似乎成了文潔若的主業，他一直活在她心裡，不曾離開。時光流轉，她對他依然還懷著愛和崇拜，當她甚至帶些孩子氣地不斷向別人強調自己要保護蕭乾時，你似乎不覺得保護這樣的語詞有什麼不妥，而是為之深深動容。

　　遊子與故鄉

　　對蕭乾這個曾經革命、逃亡、留洋、退學、勞改、自殺、戀愛、離異過的「行旅者」，故鄉的意義一直在變，而他遊子的身份卻從未更改。在北京居留的時間長了，北京也就成了故鄉，正像他在《尤利西斯》的譯者序中不自覺地說著的，他和文潔若「二人都是北京人」。但若由靈魂皈依之所的意義而言，或許，行世之10卷本320萬字的《蕭乾文集》也是他的故鄉，他就住在他的文字里，安然而洒脫。

　　當然，也必須在最本然的意義上談論他的故鄉，那個牽繫著血脈和祖先的所在：內蒙古。蕭乾與故鄉的故事其實很早就已經開始。1930年，他曾和四堂嫂安娜到過內蒙的卓資山，匆匆一瞥，印象並不深刻。然而，故鄉一直在召喚他：1934-1935年間，蕭乾沿著平綏鐵路考察故土，甚至還經吳文藻的引薦在呼和浩特見到了當時主管內蒙的傅作義將軍，在由之寫成的《平綏鎖記》里，這個沒在故鄉長大的孩子憤激於塞外的閉塞與墮落。其實，怨怒里飽含柔腸，攻伐背後都是牽掛。1956年，蕭乾以蒙古族作家的身份訪問呼和浩特、錫林浩特等地，很多年以後他還對蒙古族少女唱到雲層里的歌聲印象深刻，《草原即景》等散文讓我們發現，故鄉的人事讓他驚艷，人到中年，他在重新發現故鄉。

　　而作為蒙古族後裔，如蕭乾自道，他既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俏皮、豁達、幽默同時也憂鬱、警惕和悲憫，看來是矛盾的性格凝成了屬於蕭乾的個性：倔強而又洒脫。這種性格，與北方蒙古高原粗礪風沙和無盡草原鍛造出的蒙古漢子的性格有著驚人的精神血緣關係。終其一生，他依此性格行走四方、浪跡天涯，並在多個文化場域中鑄就自身的高度。

　　沈從文曾經說過，「一個士兵不是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2008年，與不義的世界與自身的弱點始終作戰的蕭乾回到故鄉——在內蒙古大學的蕭乾文學館裡，他的書、剪報包括生活用品都屏氣凝神，像是等待這個可愛的、踏上另一段行旅的老頭推門，回家。

馬會娟：蕭乾與翻譯的「情緣」　　我對於蕭乾的了解，最早是從讀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蕭乾小說選》英文版開始的。記得當時買的中國文學作品英譯小說多數是由他人翻譯的，惟獨蕭乾的小說，是作者自己翻譯的，感覺這位作家很了不起，既能寫又能譯，而且是譯成地道的英語。後來才逐漸了解了一些蕭乾與翻譯之間的故事。

　　蕭乾很看重翻譯，認為翻譯不亞於創作。他曾說過，「我絕不認為翻譯低於創作，或對社會的貢獻少於創作。孟十還、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龍，都幾乎只搞翻譯。他們的貢獻絕不亞於創作。正相反，我認為搞翻譯付出的勞動要遠遠大於創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譯也算上去，則翻譯對國家的貢獻更是遠遠大於創作。但是社會上給予他們的承認(精神上)及報酬(物質上)往往少於創作。這不公平。」(文潔若編《蕭乾家書》，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儘管如此，蕭乾一生最渴望的事情卻是寫作。在他的前半生里，他一直是在寫而不是在譯，他視翻譯為副業，對翻譯一向是敬而遠之。但是就是這位對翻譯一向敬而遠之的作家卻與翻譯結下了不解的情緣。

　　初涉翻譯：與翻譯的一次美麗邂逅

　　儘管蕭乾早年對翻譯的態度是敬而遠之，但若說他與翻譯形同陌路也不確切。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當蕭乾還在輔仁大學英文系讀書時，就曾將田漢的《湖上的悲劇》、郭沫若的《王昭君》以及熊佛西的《藝術家》三個中國現代文學劇本翻譯成英文，發表在《輔仁學報》上。1933年，在蕭乾轉入燕京大學讀書時，他的寫作和翻譯才華受到了當時在燕大新聞系教書的美國作家和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賞識。斯諾在編譯他的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活的中國》時，選取了包括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沈從文等在內的著名現代作家的作品，其中蕭乾的短篇小說《皈依》也包括在內。在將這些作品翻譯成英文時，除了魯迅的6篇小說和一篇雜文由姚莘農翻譯外，其他17篇短篇小說大都先由蕭乾和他的朋友楊剛譯成初稿，最後由斯諾修改、潤飾和定稿。在初涉翻譯的過程中，蕭乾了解了基本的翻譯原則，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譯理念。《水底的火焰——知識分子蕭乾》(2010年)的作者丁亞平指出：

　　從他(斯諾)的加工，蕭乾學到了翻譯上的基本道理，還懂得了一點「文字經濟學」。據蕭乾在《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回憶，斯諾對文字的要求十分嚴格：他憎恨冗長散漫，頗為注意緊湊。他往往感到中國作品寫得鬆散。為了補救，就只好往下砍。有時候他又嫌文字隱晦，遇到這種情況——尤其關於內地風土人情，他總是非問個水落石出不可。斯諾告訴蕭乾，一個譯者一定得把原作所描寫的事物完全弄懂才可著筆；譯的時候要用最準確無誤的語言把自己所理解的傳達給讀者。

　　與翻譯的這次美麗邂逅影響了蕭乾以後的翻譯觀：文學翻譯的忠實並不意味著字面對等；為了傳達原文的情感和神韻，譯者可以採取更為靈活的「變通」譯法。在他自譯的《蕭乾小說選》英譯文中，這一翻譯觀有著明顯的體現。天津外國語學院的林克難教授曾經認真對比研究了蕭乾的原創作品和自譯，發現蕭乾的翻譯有時「無中生有」地增添，有時又「大刀闊斧」地刪減，但這樣的增刪卻絲毫沒有影響原文意義的傳達和韻味的再現，因為無論是增添還是刪減都是譯者考慮到譯文讀者的文化背景和認知能力以及中英文行文習慣的差異而有意採取的翻譯手法(見林克難《増亦翻譯，減亦翻譯——蕭乾自譯文學作品啟示錄》，《中國翻譯》，2005年)。

　　與翻譯再次結緣：無奈的選擇

　　如果說與斯諾的合作翻譯是蕭乾與翻譯的一次美麗邂逅，那麼蕭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從事的翻譯工作就是一次包辦的婚姻，他與翻譯的再次結緣含有更多的無奈。蕭乾1949年從英國回國後，先後在《人民中國》(英文版)擔任副總編和在《譯文》雜誌社編輯部擔任副主任。在《譯文》雜誌社的工作本來是他與翻譯的再次結緣，但是由於他對寫作的熱愛遠遠超過了翻譯，在20世紀50年代被調入中國作協工作時，他是滿心歡喜的。但是當時的政治環境使他選擇了沉默，他經常一個人坐在桌前望著窗外發獃。當時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做編輯工作的妻子文潔若非常了解丈夫的心情，建議說：「你要還想寫，你就翻吧。翻譯保險，翻出來不會像你的這些以前的作品，要用麻繩捆起來，吊到屋角上就由老鼠去啃去咬。翻出來就能出。我們社裡就能出。」

　　在文潔若的鼓勵下，蕭乾抱著「翻譯幾本書，總比虛度光陰強」的觀點，開始翻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哈謝克的諷刺小說《好兵帥克》。這本小說描寫了二戰時期一個普通士兵對腐敗的奧地利政府的諷刺和嘲弄，語言幽默滑稽，對當時心情頗為苦悶的蕭乾來說很是適宜。後來他在一篇談翻譯的論文中談到翻譯的靈活性時，還從這次翻譯經歷中舉例說他曾將《好兵帥克》原文中的「sir」翻譯成「報告長官」而不是字面直譯為「先生」，以再現全書的軍營氣氛，傳遞原作的諷刺語調(蕭乾《翻譯的藝術》，《英語世界》，1992年)。

　　在這一時期，由於蕭乾對英國作家菲爾丁的作品有過研究，出版社邀請他翻譯了菲爾丁的長篇小說《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也是在這一時期，他還翻譯了英國蘭姆姐弟改編的莎士比亞劇本的文學普及本《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

　　1961年，蕭乾在被打成右派，接受了三年的農場「監督勞動」後(1958年-1961年)，被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譯所工作。期間，他翻譯了加拿大作家裡柯克的諷刺小說《里柯克小品選》。由於當時還戴著右派帽子，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出版該書時蕭乾用的署名是筆名「佟荔」。在這一階段，他負責校對菲爾丁的長篇小說《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的中文譯稿。由於原譯文中存在著很多問題，在校稿過程中，蕭乾幾乎對整個譯文進行了重譯。這部譯著最後以合譯的形式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70年代末，蕭乾翻譯了挪威作家易卜生的詩劇《培爾·金特》。譯本儘管並不是以詩歌的形式譯出，但卻成功地保留了原劇的詩韻以及口語化的特點。根據他的譯本排演的話劇《培爾·金特》先後在北京和香港兩地演出。

　　在編譯所期間，蕭乾還與他人合作翻譯了美國作家辛克萊的長篇小說《屠場》、美國作家赫爾曼·沃克的多卷小說《戰爭風雲》以及一些不曾署名的集體翻譯作品。儘管與他人合作翻譯的這些譯作都沒有能夠及時出版或沒有署名，但蕭乾卻從這一時期的翻譯中汲取了滋潤生命的精神食糧。在生活陷入困境的時候，翻譯對他來說並不僅僅是聊勝於無的打發時光和工作任務，「它是一間屋子的窗口，可以放進新鮮空氣，讓我們看到外面的一切」(蕭乾《翻譯的藝術》，《英語世界》，1992年)。

　　對於自己這一階段的翻譯，他曾調侃地說，翻譯家有兩類，一類是即興的(游擊戰式)的翻譯家，一類是陣地翻譯家。前者窮畢生精力系統地翻譯一兩個外國作家；而自己「不幸」卻屬於後者，只選擇了一些適合自己性情的作品。言語中流露出的更多的是難以掩飾的無奈。

　　不管蕭乾是多麼地不情願與翻譯的再次結合，在他被迫停筆寫作的22年里，是翻譯代替寫作給了他第二次生命；在他生活最為困難的時候，也是翻譯使他有勇氣堅持活了下來。

　　與翻譯的美麗結局：最後的愛情詩

　　如果說蕭乾30年代與翻譯的邂逅，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被迫與翻譯的結緣都是他人或歷史「強加給他」的話，那麼他與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的結緣卻是一個馬拉松式的浪漫愛情故事。

　　早在30年代末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時，蕭乾就開始接觸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寫給胡適的明信片中，他這樣寫到：

　　此間(指東方學院)工作已談不到，心境尤不易寫作。近與一愛爾蘭青年合讀 James Joyce(詹姆斯·喬伊斯)的 Ulysses(《尤利西斯》)。這本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作技巧勢必有大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蕭乾《叛逆·開拓·創新——序〈尤利西斯〉中譯本》，譯林出版社，1994年)

　　信中談了他對《尤利西斯》的看法，認為該書的創作技巧值得中國作家借鑒，希望有人能將其譯成中文；同時也指出該書的翻譯難度大，「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寫這封信時，他沒有想到的是50年後破解這本 「天書」的工作卻最終由他和妻子來攜手完成。

　　後來，蕭乾辭去在東方學院的教職，到劍橋大學讀研究生。在導師瑞蘭的指導下選擇了現代派心理小說作為自己的研究課題，其中包括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然而，他與《尤利西斯》的這次姻緣卻因二戰的爆發失之交臂。蕭乾最終放棄了在劍橋攻讀碩士學位的機會，選擇了赴歐洲戰場做隨軍記者。

　　但是誰又能料到50年後蕭乾會與《尤利西斯》能夠再續前緣？

　　1990年8月的一天，譯林出版社的社長李景端敲開了蕭乾和文潔若的家門。當李社長提出請他們翻譯《尤利西斯》時，蕭乾的態度很堅決，拒絕 「無罪找枷扛」。當時剛剛退休的文潔若卻滿口答應下來，因為她希望蕭乾「幾十年前在劍橋的研究有個歸結，畫個聊以自慰的句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蕭乾答應李社長翻譯由文潔若做，他只做審校。

　　然而在以後的翻譯中，蕭乾日益深刻地認識到這部晦澀難懂的「天書」，確實是一部具有探索精神、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作品，值得介紹到中國來。儘管他說過自己寧願寫十本書，也不願從事這項翻譯工作；儘管他自己已明確表示過不想 「無罪找枷扛」，但這一現代文學巨著在中國翻譯文學史上的空白卻使他在以後翻譯中「越陷越深」，強烈的使命感使他從最初只願做個校者變成了合譯者。在此後的4年時間裡，蕭乾同妻子文潔若夜以繼日，專心致志地投入到《尤利西斯》的翻譯工作中，直到這部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英語世界的曠世巨著的中文全譯本在70多年後終於與中國普通讀者見面，成為一時的暢銷書。

　　蕭乾在回憶錄中談到自己的翻譯時，說他的翻譯多是「憑一時興趣偶一為之的」。因而「每當人賜我以『翻譯家』這一頭銜時，我就感到慚愧」。《尤利西斯》這一巨著的翻譯將使蕭乾在中國文學翻譯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使他無愧於「翻譯家」這一稱號。

　　而且，這部偉大的譯作也是他留給世界，留給與其相濡以沫近半個世紀的妻子的一份最珍貴的禮物。

　　對於《尤利西斯》的翻譯，蕭乾在中文譯本的前言由衷地表達了對妻子文潔若的感激之情。他這樣寫道：「(做這項翻譯工作時)很吃力，但是也感到一種愜意，因為一個奔七十歲和一個已過八旬的老夫老妻，三四年來起早貪黑，終於把這座堡壘攻下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潔若是火車頭。她為此書稿放棄一切休息和娛樂，還熬過多少個通宵。從1954年5月我們搭上伙，她就一直在改造著我，從懶散到學著勤奮。譯《尤利西斯》是這個改造過程的高峰。」同樣，文潔若也把翻譯《尤利西斯》的4年看做是他們兩人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歲月」；是這部譯作使她在蕭乾走後覺得「永遠有奔頭」。

　　丁亞平在《水底的火焰——知識分子蕭乾》的最後這樣評說蕭乾與《尤利西斯》的翻譯：《尤利西斯》是蕭乾獻給妻子的「最後的一首愛情詩」，也是蕭乾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首愛情詩」。對於蕭乾與《尤利西斯》的翻譯故事，再沒有比這形容更確切了。

北喬：良知風骨與性情書寫

——評蕭乾的晚年散文創作 　蕭乾前半生是在大地上行走，在其生命最後的20年里，他又開始了令人動容的心靈之旅：以樂觀向上的精神和激昂的文學熱情，創作並翻譯了數百萬字的作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質量上都達到了過去未曾有過的高度。步入高齡，創作力依然如此旺盛強勁，成果如此豐碩，這在中國現當代作家中並不多見。

　　晚年的蕭乾，在從容淡定中回望歲月，潛進心靈深處，以真誠、濃情和智性鑄就了其散文個性鮮明的骨格與品相。他的散文，或飽含日常生活的質感，或閃現智慧哲性的光芒，或觸摸真實靈魂的律動，遍及其里的是真善的情感和純美的精神。他真摯的書寫，盡顯知識分子質樸的人性良知和人文關懷，鍛造出散文特有的氣質力量。

　　蕭乾晚年的散文，敘寫風格多變，年代跨度大，內涵豐厚瓷實，揉進了豐富的人生體驗、深厚的人文知識和濃郁的情感意趣。而這其中，隨性的表達、真誠的話語與平和的表情，成就了審美的親近與自然。這是蕭乾晚年散文的一大特質。進入其散文世界，傾心訴說、平等交流的感覺比比皆是，全然沒有一些作品中那種高高在上的訓教、自命不凡的張揚、故作深沉的表達和有意為之的炫技。這之於生命個體蕭乾和知識分子蕭乾都是相當難得的，尤其值得我們敬重。作為個人的蕭乾，一生中屢遭磨難、多次生死一線牽，真可謂歷經滄桑，飽經憂患。而那段被打倒的人生歲月，更是將其陷於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之中。作為知識分子和寫作者的蕭乾，博學多才，是中國現代文壇少有的多面手，在眾多領域都很有建樹。他是富有傳奇的二戰記者、享有盛譽的翻譯家，還是小說家、書評家、編輯家、雜文家和社評家。在進入散文創作時，他安然淡化這一切，用平常心說實話講實事道實情，實踐著他的座右銘：「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

　　他用心真誠地從寫作者回到生活者，從人文大家回到我們身邊一個可愛可親的老者。他的語言不事雕琢，清新優美，靈動而隨和，對自己的種種遭遇和想法，他不掩飾不遮蔽，和盤如實道出。這與其說是勇氣，還不如說是良知使然。

　　《八十自省》是篇信息量極大的作品，既是他生命足跡的濃縮，又是顯影他的思想紋理。一位80歲的老人，一位在中國文壇享有盛譽的作家、學者，沒有居功自傲，沒有在稿紙上塗抹自己的光輝足跡，而是儘可能真實地還原自己的人生，審視自身的情感與精神，進行著不留情面、不做粉飾的反思與懺悔。對於自己的內心世界，蕭乾一直葆有開放性的姿態，《改正之後》正是這樣的心境素描。他以簡潔而樸素的筆法敘述了他在「反右」、「文革」中的經歷和所見所聞，講述了他平反之後心態的斑駁圖景。如實記述、抵達生活與靈魂的真實境地。所以他會說：「一個用筆桿的人，倘若不能寫出心坎上的話，確實還不如當只寒蟬好。」在《往事三瞥》和《我這兩輩子》以及其他一些篇什中，蕭乾多次提及新中國成立前回國之事。他不隱瞞自己的左右為難，誠實地訴說當時心中的不安與矛盾。他最終選擇回到北京，沒有慷慨激昂的主義，沒有旗幟鮮明的政治，有的是對故土的那份依戀，還有怕當白華，怕成為喪家之犬的顧慮。如此的坦誠，是許多人無法企及的。他是在袒露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也是在讓散文充分地接地氣。他剝離知識分子的外衣，只留下內在的精魂，從日常生活出發，展現生活的細枝末節，表面上是生活狀寫，內在是精神敘事。他時而憂傷凝重，時而情趣盎然，時而幽默頑皮，時而深刻通達，其里涌動著的仍然是真誠的血液。把交流當做了一種不戴面具幾近自言自語的傾訴，這是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書寫。

　　在《一個樂觀主義者的獨白》中，蕭乾以貓和鼠為象徵談及了知識分子的一個敏感話題，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一時佔上風的少數知識分子，怎麼利用工農幹部來迫害其他知識分子。其後在《改正之後》發出感嘆：「少數知識分子整起旁的知識分子，才心狠手辣呢！」同樣作為知識分子，敢於如此直言，並不多見。當然，蕭乾並非只是將他人作為靶子，而是先將自己曾經的行為昭示於眾。許多時候，蕭乾批評他人是留有餘地的，但對自己卻相當的堅決。在《老唐，我對不起你》中，蕭乾詳盡敘述了他在三反五反時作為一打虎小組副組長參與迫害印廠廠長老唐的全過程。此文筆法細膩，生活氣息濃，蕭乾以自己的新聞特寫功底，最大限度地引領我們回到那逝去的生活現場。他似乎是在以新聞記者的身份採訪親歷者的他，讓真實的歷史片段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他在如實地解剖自己，不迴避，不辯解。「當時，我上意識說是為了運動，但下意識是為了保全自己。」沒有客觀的理由，只有心靈的直白，還給世界的是歷史的真相和自己靈魂的真實讀解。

　　蕭乾有著遼闊的寬容胸懷，因為寬容，他可以立於人性，理解他人的處境與行為。他的立場很堅定，但常常將心比心，不做一味的指責、嘲弄與不切實際的批判。在《八十自省》中，談及他所痛恨的文革語言，他一方面厭惡而詛咒，另一方面又有所理解。「我一直想從文字及邏輯上分析一下所謂的『文革語言』。然而革命家要的就是旗幟鮮明。我能理解革命小將那時的激情。一九二五年北平學生抗議英國巡捕在上海南京路槍殺中國工人和學生時，我何嘗不也那麼激烈過。」就是在今天讀來，這樣的話語依然令我們有些心驚肉跳。但這也讓我們看到蕭乾與眾不同的思索角度和力度，感受到一名知識分子真正的人文情懷。蕭乾沒有將苦難作為一種資本，也沒有對他那些在特定年代犯錯誤、走錯路的人們橫加責難，反而真誠地表達同情與理解。「倘若我沒從一九四九年就被打入冷宮，而也就成了紅人，想必也會寫下不少捧這個批那個、歌頌三面紅旗等使自己今天看了都會臉紅的貨色。在這方面，我是幸運的。」對他而言，幸運不是僥倖，而是在體察到他人的掙扎與無奈，反省自己可能的行走。

　　蕭乾竭力讓自己活在本真的世界裡，對一切都力求真實地表達。在《八十自省》中他寫道：「有人以為一九五七年我被迫放下筆桿，發配到農場，赤著足在田裡插秧拔草的期間，一定苦不堪言。其實，我大部分時間還是笑嘻嘻地活過來的。」直至今日，我們讀到過太多的有關那段昏暗無序年代裡的種種書寫，苦難、委屈、悲傷、憂憤已經成為常見的關鍵詞。不可否認，在那樣的年代，生命和情感都遭受著非人的折磨，但這絕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有關蕭乾那段時間的苦楚，儘管他本人講述的並不多，更不詳盡，但從相關資料中我們還是可以知道，真實的情況遠比蕭乾本人文字里描述的要嚴重得多。然而，蕭乾在回憶這段歷史時，顯得相當的理性，沒有帶著個人情緒去誇大苦難，沒有懷著某些功利去純粹憶苦，他深刻洞察苦難背後的原因，但對個人的遭遇卻總是輕描淡寫，並常輕鬆地自嘲與詼諧。苦難，是人生存不可逃脫和逾越的境況，就像一塊胎記印在人的心靈之上。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說：「其實所有的人都是在痛苦中長大的，他的整個生命就是一系列痛苦，有的是加在他身上的，有的是加給別人的。」人們在苦難中前行，有抗爭，有無奈，更有無盡的思索。同樣，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意識到苦難在人生之中的分量，之於人類的魔法。稍有意識的作家，也都在描繪和揭示苦難。的確，苦難是文學永遠無法迴避而且需要進一步重視的一個主題。之於作家，這是一種勇氣，也是一種責任。蕭乾真正進入苦難內部體驗，在努力尋求被苦難重壓淹沒時的出路。他不消解也不遺忘更不塗抹苦難，而是懷揣樂觀和積極之心之情在苦難中尋覓詩意，讓我們在苦難的肆虐之下，感受到一絲因希望帶來的暖意。他晚年的多數散文，比如《我的搬家史》《我的書房史》等等，都涉及到苦難，苦難成為他作品一直存在的底色。「現實生活如生米生菜，回憶彷彿通過時間加了工，配了佐料，就更有滋味了。一個人在泥濘中走的時候，只覺其苦。走上乾地之後，再回首一望：那麼一攤爛泥，我居然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過來了。即使有時陷到腰部，可居然沒倒下。這時，就連對那爛泥也滋生了感情。苦之外，還有點使人依戀的什麼。」他承認也重視苦難的客觀存在，感知苦難對於人類恆久的摧殘。但不在屈從下苦悶，消極中無助，而是以纖細、溫暖去發現和抒寫被苦難擠壓下的人性之美、人心之善和生命、情感的力量，以此顯現人生之美，給予我們與苦難鬥爭的力量和希冀。這是一種積極的生活態度，也是作家精神力量的所在。

　　蕭乾的真誠還在於讓自己的生活平實地顯現，讓自己始終是普通人中間的一員。他深知，作為與文字打交道的人，作為命運多舛的知識分子，他確實有與平常人不同的地方，但就生命本身而言，他也是普通人，也有平凡而不失趣味的日常生活。《一對老人，兩個車間》《我們這家夫妻店》《透過活物看人生》《在十字架的陰影下》《關於死的反思》《從心理學的角度》《終身大事》和《三姐常韋》等，都從日常生活的視角切入，雖然還談及他的專業性工作，但更多是類似家長里短的日常瑣事、親情友情和個人愛好。他看似在講故事、拉家常，卻在不經意間吐露對人生的深刻咀嚼，對情感的真切觸摸。

　　《透過活物看人生》，以生活化的筆觸翻檢記憶，將其與動物之間的相處、對動物的了解寫得生動有趣。他寫動物的可愛，寫自己與動物間的玩耍，寫動物帶給他的快樂，寫動物之於他的創作靈感和鮮活素材。他將現實中人和動物的相處與如何將生活中的動物轉移到創作之中巧妙地對接在一起，自然而富有意味。正如他所言：「我也鬧不清何以從小喜歡小動物。興許是因為早年生活太孤寂單調了。那些小動物確實豐富了我的童年，也給我不少慰藉。這樣，活物就自自然然地進入我的創作。我從它們身上得到過啟迪，時或還聯繫到自己的生活與處境。」同時，他也寫到自己對於動物的殘害，比如剁田雞、釘蝴蝶。他有悔恨，也有推及人類間相處的思考。在描繪動物靈性的同時，又以動物觀照人性。「很晚很晚，我才懂得一個道理：對於活物，不可任意去擺弄。最仁慈莫如讓它們自由地生活著。鼓勵它們去斗自己的同類，剝下它們的皮去裝飾牆壁，其殘酷並不亞於把它們的後腿剁下來飽餐一頓。」這是對大自然、對生命的敬畏與尊重，也是對於人類生活和人性的反思與警示。

　　蕭乾的情感經歷比較波折，一生有過四次婚姻，這讓他對愛情與婚姻有著更多更真切的體驗與感悟。《終身大事》以宿命、浪漫、實際、變遷、標準、靈與肉、異與同和基礎等為關鍵詞，在說自己的事與講他人的故事中，既抒情又說理。這是他的情感體悟，又是人人可以借鑒的愛情婚姻指南。他不以過來人所謂的經驗說教，不以經歷豐富來推廣自己的說辭，而是擺出許多的事例，讓讀者對比判斷，以形象生動的比喻讓讀者品味。眾所周知，他與文潔若志趣相投，生活幸福，事業互助。但他並沒有就認定夫妻間一定是「同則合」。「男女兩位化學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各自坐在餐桌的一端，一個背元素，一個背公式，我看那種生活夠枯燥乏味的了。反之，倘若化學家的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化學家之餘，欣賞一下青海民歌或威爾第的詠嘆調，而歌唱家出於對四化的熱情，也積極鼓勵丈夫搞試驗發明，他們可能過得十分美滿和諧。」語言風趣，意旨深遠。最重要的是，他深知人類情感的複雜性，從不做非此即彼的定論。比如他對中國古代講究夫妻「相敬如賓」就認為「當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虛禮，但總比拽了頭髮沒頭沒腦地亂揍要勝一籌」。在說理論道中，蕭乾總是那樣的隨和而幽默，時而還會很童真，從不板著臉教育他人，從不對別人的想法和行為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他只是提供生活中的眾多生動的事例，讓讀者在愉悅的閱讀中得到啟發。他的散文因而也更富親和力。

　　因為真性情，蕭乾以《三姐常韋》立起了常韋這一平民形象。常韋處於社會底層，因為誤治而留下腳疾，一生未能為人妻為人母。她的一生磨難不斷，但樂觀向上，精神不倒。她為人善良，勤勞肯干。蕭乾以親情為脈，用點滴生活勾勒出一個女性的生命和精神歷程。他、文潔若與常韋既是親人，又是知識分子與底層女性的關係。在這裡，蕭乾細緻入微的刻畫，讓我們感受到他內心的柔軟，感受到他對於底層人物的親近與溫暖。可以說，蕭乾捨棄了學者的架勢，回到平民的情感心理，觀察生活、觀察社會，以平民的生存體驗和文化心理體驗去面對和處理生活與人生，考究、探問平民的人性。如此一來，心靈噴涌而出的人文關懷，使得蕭乾沒有高高在上俯瞰，沒有以偽平等的方式寄予同情，他就在民間，就在那些普通人的身邊。他以真誠的書寫表達著這樣一種認知：回到人本身，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其自身的存在價值是無從比較的，是平等的相同的。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生存權和尊重權，我們對此都應最大限度的尊重。

　　蕭乾筆挾情熱，鐵骨柔腸，內心充盈著普世的悲憫情懷，具有深厚的民主思想和鮮明的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和正義表現。這一切源於他的真誠和堅守真誠的獨立精神。這也是他留給我最為寶貴的財富。

劉緒才：1950年代的蕭乾——「龍」抑或「泥鰍」　作家曹禺1957年在《文藝報》上撰文這樣評價蕭乾，「蕭乾是文化界熟識的人，他很聰明，能寫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個毛病，就是圓滑、深沉，叫人摸不著他的底。過去，他曾在混水裡鑽來鑽去，自以為是龍一樣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裡，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條泥鰍了」。這裡面有兩對關鍵詞耐人尋味，一對是「龍」與「泥鰍」，一對是「渾水」和「清水」。在「渾水」與「清水」的不同生態環境中，按照曹禺的理解，蕭乾的身份實現了由「龍」到「泥鰍」的變化。於此，我們不禁要深思，1950年代的蕭乾到底是「龍」還是「泥鰍」？蕭乾的「叫人摸不著」的「底」到底是什麼？

　　1950年代，回到大陸「落戶」的蕭乾始終處於社會角色定位的「大十字路口」。這位吃麵包的未帶地圖的旅人在踏上新政權土地的那一瞬，並不是信心滿懷。他說，「自從在青島上岸那天起，我就懷著一種激動和好奇不時地用現實和我心門中的共產主義對照著，比較著」，而對照、比較的核心就是紅色政權下非黨知識分子的遭際。內心懷著疑慮，蕭乾就這樣走進了新中國的政治體制。

　　1949年初到北平，單調的生活並沒讓蕭乾感到不適應。與沈從文、朱光潛不同，蕭乾對新中國政權的接納、融入非常迅速，人與人之間融洽的關係消除了他的落寞感，甚至他還體會到了「革命不分先後」這句話帶之的溫暖和慰藉。他住在亞洲飯店，吃著小灶，受著尊敬，他感嘆「中國知識分子畢竟是幸運的」，「感到自己是受到重視的」。目睹妓女改造、參觀農村土改產生的思想轉變，幫助他很快就成為了新中國「人民的吹鼓手」。

　　1951年，蕭乾發表了近似「連環圖畫」的大型特寫《土地回老家》，其大手筆獲得了滿堂彩。在1982年為這篇文章寫的「附記」中，蕭乾說這是自己「解放後第一次的習作，帶著自我改造的迫切要求去採訪來的」。他還援引了《土地回老家》日文譯者官崎世民「肯定這篇東西對於闡明中國革命的作用和價值」的評語。在《風雨平生》的口述自傳中他說：「我寫文章並不是快手，然而《土地回老家》這套用文字反映土改的『連環圖畫』，卻不出一個月就完成了。《人民中國》分五期連載剛登完，英、俄、印尼文的單行本就印了出來。很快又被譯成印、緬、日、德、法等11種文字。」多年後，讀者讀到這一段還會在字裡行間清晰地發現蕭乾流露出的自豪之意。

　　此外，一個更重要的事件是，他應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范長江的邀請在該報「顯著刊出」的《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引起了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注意。1951年3月2日，毛澤東在寫給胡喬木的信中說：「3月1日《人民日報》載蕭乾《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寫得很好，請為廣播，發各地登載，並可出單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寫文章一起出一本，請叫新華社組織這文章，各土改區每省有一篇或幾篇」。實際上，在此之前，蕭乾就已經發表過一篇談自己思想轉變的《我認清了階級》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蕭乾說經過參加北京郊外的一個農民鬥爭會，「明白了沒有人能跳出歷史，超出階級的，也鮮明的暴露出過去我那種『跳出』、『超出』的想法是如何不可能，如何可恥！」他深刻地自剖，「我雖未直接吃人，卻曾間接吃過人」。是以，他虔誠的總結出「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才是燈塔，才是舵手，才是安全幸福的保障」。正是以這樣的認識轉變為基礎，再加上文運當頭，使得當時蕭乾「精力真充沛」，接連寫了《李嬡毑的一生》《黃友毅回家》《土地回老家》和《生活在怎樣偉大的時代》等特寫與自述性的文章。其中《李嬡毑的一生———一個湖南農民的翻身》《土地回老家》《黃友毅回家》等5篇文章還收錄進了1951年11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土地回老家》一書。

　　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清水」及泛起的陣陣波瀾中，正是他的「吹鼓手」身份及歌唱的虔誠態度讓他延續著大陸政權成立前就表現出來的被後來批判他的人稱為「龍」的社會形象。而蕭乾作為「龍」的形象，在當時的批評家看來其顯著特徵就是「鑽來鑽去」。對於這種當頭的鴻運，蕭乾認為得益於解放初創作上的兩次豐收，即1951年寫土改和1956年寫內蒙。對於土改，他認為 「是為了消除這古老中國身上的膿瘡，使它茁壯成長」，1956年寫內蒙則是因為「原先只有一座喇嘛廟的草原上，建起了新興城市」。他作為一位「吹鼓手」，「為了能向世界宣傳這些壯舉而感到光榮」。當然，「吹鼓手」的這兩次豐收帶來的不僅僅是當紅的文運，還有政治命運的轉變，也就是他工作職位的變遷。當然，這也是「鑽來鑽去」罪狀的重要表徵。

　　我們可以梳理一下蕭乾自回國至1957年被劃為「右派」幾年間工作職位的變動及對他生活帶之的影響。1949年，他於開國大典前夕到達北京，當即就參加了國際新聞局的籌備工作。當年10月，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國》副主編兼社會組組長。需要注意的是，《人民中國》隸屬後來出現的國際新聞局，是對外宣傳的重要窗口。然而，蕭乾「不完全滿足於當個靠點外文吃飯的技術幹部，內心有著一種想用自己的筆寫點什麼的願望」。1952年，他被調至中國作家協會，任《譯文》雜誌編委會編輯部副主任。1953年，被時任作協副主席的馮雪峰調至人民文學出版社，做了《世界文學》的編輯。當馮雪峰向他徵求被調至出版社的個人意見時，他「興奮得一夜也沒合眼」，感到「歸隊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1955年初，被解除編輯職務，正式做了專業創作人員，他「欣喜若狂」，「決心不辜負這個機會」，並準備去煤礦體驗生活3年，「計劃寫個以20年代工人運動為題材的長篇」。蕭乾「升值的高潮」是1956年被「三顧茅廬」做了《文藝報》的副主編，並給了「專業」待遇。同年，蕭乾還受聘任了《人民日報》文藝版的顧問。對於所謂的 「專業」身份的賜予，他認為這是個「特大喜訊」。當然，出於對文藝創作的熱愛和對上級賞識的感恩戴德，他筆力雄健，創作出了系列以「頌歌」為主的散文和特寫，新聞家、文學家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統一。對於「升值」的感受，除了住房的變化，蕭乾感到「頭上的天空總是晴朗的。人升了值，對鏡一照，臉上的灰塵倏忽不見了，腰板也挺直起來。早已生了銹的腦子，忽然像塗了層潤滑油」。他甚至還在1956年的冬天，以「蕭作家」的身份享受到了3噸「火苗旺」「又不臭」的陽泉煤的特殊待遇。而真正被認為有「龍」的氣象的還是在1957年五六月間，按照當年批判材料的說法，當時正是「『中國的天空上黑雲亂翻』的時候，他忽然露出頭來，興風作浪，拉攏這個，打擊那個」。

　　在這期間，蕭乾到底做了什麼呢？

　　當時的批判資料揭露，蕭乾是「四處點火」。他拉攏了「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篡奪黨的領導的個人野心家們」，打擊了「忠心耿耿、保衛黨的事業的人」。同時，「還寫了一些誹謗黨、黨員作家和新社會的文章」，「集中火力對人民文學出版社，對『譯文』，對《文藝報》進行攻擊」。正是在這樣的行為描述中，蕭乾實現了當時批評話語中由「龍」到「泥鰍」的身份轉變。

　　1956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整個文藝界開始解凍。胡喬木在《人民日報》開闢了專登文藝作品的第八版，每天在左上角刊登一篇批評性甚至是諷刺性的雜文。蕭乾創作上的「出軌」即開始於這樣的形勢。在後來的回憶中，他說，「一九五六年那氣溫暖得令人人都想掏心窩子。於是，我就寫了篇寓言式的《大象與大綱》」。按照他自己的理解，這篇文章「無非是說，文藝的靈感只能出自作家內心受到外在事物的激發，才能有神來之筆」。可是，他在文章的開頭卻說「我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麼他的「醉翁之意」是什麼呢？顯然，借這篇文章蕭乾批評了赴京參觀的勞模作報告時空話滿篇、千篇一律的應景作風。趁著這樣的政治氣候，蕭乾又發表了《小品文哪裡去了？》《一篇拒絕「點題」的文章》《餐車裡的美學》《「上」人回家》《禮讚短短篇》等文章。這些文章涉及了當時的文學創作問題、作家與出版社的關係問題，甚至還涉及了敏感的社會與政治問題。他形象地把自己創作上的這種「出軌」稱做「死灰復燃」，但這終於讓他鴻運到頭。

　　而帶來「殺身之禍」的則是一篇「失控」之作，是「解放以來我剋制了八年之後」，「終於寫的一篇批評文章」，也就是1957年6月1日他在《人民日報》《作家藝術家論壇》欄目發表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在這篇響應號召「鳴放」的文章中蕭乾一直深埋於心的對於政治的思考終於噴薄而出。這篇文章洋洋洒洒，從洗衣店店員與顧客吵架「搶先檢討」這一「高明的戰術」寫起，批評了「對人不即不離，發言不痛不癢，下筆先看行情，什麼號召都人云亦云地表示一下態度，可對什麼也沒有個自己的看法」的「革命世故」以及居於其中的「大半數都局於領導地位」的教條主義者，認為「沒有獨立思考，就等於生魚生肉沒經過烹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變成營養，一定反而還會鬧消化不良」。由此，蕭乾深入思考了「雙百」方針，指出「『百花齊放』里要有兩個『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來，一是領導——特別是黨的領導要『放』得下心」。最為嚴重的是，他由此展開了對「民主精神」和對黨的「人事部門」的批評。他重申了「資本主義國家沒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前」時的「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的民主精神。而對當時的國內狀況，他認為從「『共同綱領』到憲法，我們國家對於人民享有言論、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規定」，「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他還認為「『爭鳴』要持久下去，就還需要一種保證，樹立一種社會風氣，甚至像黨中央對批評與自我批評那樣制定出一條原則：不以橫暴態度對待別人的看法、想法和說法是每個公民對憲法應盡的一份神聖義務」。在最後的「人事工作」一節中，他批評了人事部門的神秘性及工作方法上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甚至「現身說法」批評了人事部門拖沓的工作作風。蕭乾說這篇「當時的出發點只是希望縮短領導與群眾之間的距離」，沒成想這篇作品竟成了「一九五七年我被劃為右派的主要罪證」。他後來反思當時這樣的行為「真是膽大妄為」，「難怪要受二十二年的懲罰」。事實上，聯想到1949年之前蕭乾的《紅毛長談》和「思想工作者」的自我身份命名，這長達「二十二年的懲罰」恰恰纔能讓後來者考量出蕭乾「叫人摸不著」的「底」到底是什麼！

　　可以說，基於上述的變化給予他「鑽來鑽去」 的「龍」的評價，似乎也並不為過。但是，「泥鰍」的比喻或許更準確、更形象。然而，他「泥鰍」的罪狀又是如何來的呢？按照當時對蕭乾的批判，「泥鰍」的罪狀主要來自當時的批評者對他兩個方面的概括，一是他的「笑著罵人」的行文方式，一是他的 「兩面三刀」、「腳踏兩隻船，從不落空」的行事準則。是以，才有當時的一個重要認識，「過去每次政治運動來了，蕭乾總是『裝死』矇混，運動過去，他又捲土重來，繼續向党進攻」。當然，也才有了蕭乾「像那種偷偷在井水裡放毒的人」的比喻。而在後來者看來，蕭乾1950年代的那種「疑懼」與「張惶」的心態與他「泥鰍」的形象倒是更為神似。

　　是以，關於1950年代的蕭乾到底是「龍」還是「泥鰍」的疑問，或許，「『龍』抑或是『泥鰍』」的答案才更能貼近問題的意義核心。

沐定勝：從「太太的客廳」走進《夢之谷》 　回憶起多年前和蕭老的第一次接觸，還是在1992年的初夏，為了籌備《蕭乾文學生涯六十年展覽》，我和幾個同事在北京東城後圓恩寺茅盾故居的南屋中忙碌著。一天下午，蕭老在夫人文潔若的陪同下，親自來看望我們這些布展人員。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風度翩翩的他還拎來了一瓶洋酒送給我們大家品嘗，顯現出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和對普通工作人員勞動的尊敬。我想，這和他曾多年從事新聞工作，善於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是分不開的吧。

　　正如人們所熟知，人生經歷頗為傳奇的蕭乾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出身寒門的他是從寫小說向報刊投稿而開始的文學創作生涯。自1933年開始，便在《水星》《國聞周報》《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小說作品，並獲得了不錯的反響。1935年後，由於楊振聲、沈從文二位文壇前輩向《大公報》總經理胡霖推薦了他，蕭乾大學剛剛畢業就有機會到天津去擔任了《大公報·文藝》副刊編輯。1939年後，蕭乾應邀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併兼任《大公報》駐英記者。正是憑藉著這一機緣，他在二戰期間，成為我國惟一一位親臨歐洲戰場的戰地記者，他那《銀風箏下的倫敦》《矛盾交響樂》等一篇篇翔實的戰地報道，為戰火燃燒中的祖國帶來了盟軍的不斷勝利和軸心國的節節敗退的消息，給飽經戰亂的同胞帶來了勝利的希望。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蕭乾返回祖國，長期從事新聞報道和報刊編輯工作，任英文版《人民中國》和《文藝報》副主編。作為一位精通英語的翻譯家，他翻譯了許多外國經典文學作品。像《莎士比亞故事集》、捷克著名作家哈謝克的《好兵帥克》、英國著名作家菲爾丁的《湯姆·瓊斯》等世界名著，還因翻譯挪威著名劇作家易卜生的《培爾·金特》而被授予挪威國家勳章。最讓人感慨的是，在他80多歲高齡時，他還與夫人文潔若合作翻譯了世界文壇公認「最難懂的巨著」——愛爾蘭著名意識流小說大師喬尹斯的《尤里西斯》，令世人驚嘆不已。

　　說起蕭乾早年步入文壇的經歷，熟悉現代文壇掌故的人大多聽說過蕭乾和沈從文的密切關係。1988年5月10日，沈老在北京駕鶴西去，兩日後，蕭乾寫了一篇《沒齒難忘——悼沈從文老師》，刊載在5月15日的台灣《中國時報》上。文中寫道：

　　「他是我的恩師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幾篇習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筆跡，我進《大公報》，是他和楊振聲老師介紹的。在我失業那八個月時間(1937年至1938年)，他同楊老師收容了我。這些都是我沒齒難忘的。」

　　說起來，那還是在1929年秋，蕭乾考進了燕大國文專修班，並旁聽從清華大學來的客座教授楊振聲的「現代文學」課。經楊老師介紹，於1930年結識了沈從文，見面之後，投緣相得，在文學創作方面得到了沈從文很多的指點與幫助，蕭乾甚至尊稱沈從文為「師父」，可見其受益非淺。1933年11月1日，時任《大公報·文藝》副刊主編的沈從文，將蕭乾的處女作短篇小說《蠶》經過認真的修改後編髮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沒想到當時北平文化圈中著名的才女林徽音讀了之後很是欣賞，譽為「用情感凝鑄的作品」，「是沈從文主編《大公報》副刊兩個多月來她讀到的最好的小說」。她對這位青年作者青眼有加，托「沈二哥」邀請蕭乾到她家去喝茶。很快，蕭乾便收到沈從文的信，說「有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要見他。

　　上世紀30年代，建築學家梁思成、我國第一位女建築學家林徽音夫婦搬到了北平北總布衚衕3號的一所四合院。由於二人出身名門，家學淵源，其所具有的人格與學識魅力，很快圍聚起了一批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文化精英，如詩人徐志摩、卞之琳、哲學家金岳霖、政治學家張奚若、經濟學家陳岱孫、國際問題專家錢端升、物理學家周培源、社會學家陶孟和、考古學家李濟、文化領袖胡適、美學家朱光潛、作家沈從文等等。這些文化精英們常常在星期六下午來到梁家品茗，坐論天下之事，探討學術研究。時間一久，漸成氣候，便形成了上世紀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龍，時人稱之為「太太的客廳」。正是這間客廳，對於20世紀30年代「京派」文學的形成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女主人林徽音才貌雙全，在20世紀30年代便發表了許多具有專業水準的文學作品，範圍涉及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各個領域，在京派作家群中聲譽鵲起。汪曾祺曾如是稱讚：「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又因與梁思成多次在一起外出不避艱險地考察各地的古代建築，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參與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人民英雄紀念碑圖案等，使她在我國建築史上也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們的老朋友，美國著名的漢學家、歷史學家費正清曾這樣來形容林徽音：「她是有創造才華的作家、詩人，是一個具有豐富的審美能力和廣博的智力活動興趣的婦女，而且她交際起來又洋溢著迷人的魅力。在這個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場合，所有在場的人總是全都在圍繞著她轉。」

　　正是有了沈從文的引薦，23歲的大三學生蕭乾才得以在1933年11月4日(周六)下午進入 「太太的客廳」，怯生生地拜會了這位長他6歲的「神仙姐姐」。這次會面，對當年剛剛出道的這位文學青年「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麼一鞭」。從此，蕭乾從一個剛剛出道的文藝青年，正式「奮蹄」躍入文壇。以一個風格鮮明的京味青年作家的獨有風貌，在30年代的文化圈裡來了一個華麗的登台亮相。此後，他就因陸續發表長篇自傳體小說《夢之谷》、短篇小說集《籬下集》《栗子》、散文集《小樹葉》等名噪一時，成了京派作家中的後起之秀。

　　現代文學館珍藏著一份珍貴的書信，正好是印證這一史實的，那就是1933年11月初林徽音寫給沈從文的信，信文如下：

　　沈二哥：

　　初二回來便忙亂成一堆，莫明其所以然。文章寫不好，發脾氣時還要嘔出韻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聽聽風知道楓葉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幾行，勉強叫它做詩，日後呈正。

　　蕭先生文章甚有味兒，我喜歡。能見到當感到暢快。你說的是否禮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時在家裡候教，如嫌晚，星(期)六早上也一樣可以的。

　　關於雲岡現狀是我正在寫的一短篇，那一天再趕個落花流水時當送上。

　　思成尚在平漢線邊沿吃塵沙，星(期)六晚上可以到家。此問

　　儷安

　　二嫂統此

　　 徽音拜上

　　手拿著這封信，撫摸著那發黃的信紙，辨識著那一行行雋秀的行楷字跡，那痛快爽利，略帶幽默的語句，不但將這次的林、蕭會面的緣由告知了我們，其關注古代洞窟雕塑藝術的熱情也略見一斑。不經意間，如同我們觸摸到了史實的脈搏一樣，不由得我們不怦然心動。歷史，就以被我們捏在手中那薄薄的一紙信箋，引導著你我感同身受那78年前在「太太的客廳」里發生過的這一幕故事。是否可以說，百年現代文學史的巨人與我們匆匆擦身而過後，這次有幸被我們捕捉到了它的一個清晰的足印呢！

　　這封信里記錄的足跡，除了林、蕭的會面之外，還記錄另外一件文學史上重要作品的問世過程，那就是原載1933年11月18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的《秋天，這秋天》，這是林徽音悼念詩人徐志摩逝世2周年的錐心泣血之作。初看這封信，不明白為什麼信中會流露出這樣一絲哀傷的情緒。隨著對細節了解的深入，才發現近兩年來，這「碧雲天，黃葉地」的清秋時節，便已是「秋風起兮葉飛揚，懷知己兮意堪傷」地和徐志摩的不幸墜機密不可分地聯繫在了一起，方才真正地明了信中所說的「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聽聽風知道楓葉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幾行，勉強叫它做詩……」字面後所蘊含的深義，令我們不由得不為之感慨，唏噓不已。

許建輝：蕭乾的處女作手稿　　早上「我」去花市，偶然發現有人賣蠶這種古怪的小生命，便選了八條。回到住處，「我」翻出一個精緻的盒子，梅送給我的，還是她爹爹由法國帶來的呢，這為小生命們做個搖籃是再好不過了。我像慈母安置嬰兒似地將蠶兒一條一條放進錦盒裡。我再也不關心堆在窗前的課卷了，只忘情地伏在被子上廝守著它們，小盒子綠得靜得簡直像伊甸園。第二天下床一看，死去了兩條，活著的，因桑葉已經吃盡，也不大有生氣了。我忙下山買回一大抱桑葉。每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寫，它們哥兒六個沙沙地在我床上的小樂園裡吃。到後來，那長長的身子愈變愈透明。一個早晨，我看見件奇事：一個淺黃色繭子躲在盒的犄角。我趕緊給梅帶話。梅來了，高興地拍起手來：「盒子是我的呀！」兩天里，六條成熟的生命都走盡了在綠園裡爭逐的途程，施展起一輩子的抱負了。梅找來一團新棉花，舒舒服服鋪在盒子里，周圍撒上剪碎的葉末，然後把六條懶懶的老蠶安置在棉花上。老蠶酣酣地睡去了。

　　——以上，是短篇小說《蠶》的基本內容。

　　《蠶》，蕭乾的處女作，1933年9月29日寫成，經沈從文親筆修改後發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如今，這篇小說的手稿就酣酣地睡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手稿庫中，逝水無聲的日子裡沒有誰會輕易去驚擾它的好夢。然而一旦翻開，卻又沒有誰能無動於衷而不生髮文星天落近在咫尺的驚喜與驚嘆：啊，那中縫印有「燕京大學」的8開對摺豎行紅格稿紙，那一筆出自燕京大學新聞系高才生之手渾圓流暢而又規規矩矩一字一格的漂亮行書，那時時穿插於字裡行間卻又同樣規規矩矩流暢渾圓的修改手跡……撫摸著這見證了80年歲月滄桑的物質遺存，萬般感慨不禁油然而生：歷史，原來是這般的短暫又是這般的漫長，是這樣的悠遠又是這樣的切近啊！

　　遙想當年，當這幾頁稿紙上的鋼筆手寫字變成鉛字印在《大公報》上時，那個蒙古族青年人該是何等的欣幸！在此之前，「碼字」這當子事情也許只是他的一時之興而偶然為之，抑或雖有志於此道卻因不知如何起步而四顧茫然。但於今往後不同了，他有了老師，有了嚮導，有了拉著他扶著他前行的人。小小的成就如同一道亮光，照徹了他未來的道路，讓他一生一世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於是他創作，他翻譯，他編輯……他著作等身，他名滿天下。然而，即使在文學征程上走得再遠，他留在文壇的第一個腳印也是《蠶》——第一個，永遠不能改變，也永遠不會忘記。所以，他珍惜、他寶愛、他傾心傾力帶著《蠶》的手稿穿過風穿過雨，直到把它送進中國現代文學館。

　　由這一份手稿想到文學館收藏的另一份手稿——確切地說是三份手稿，那是當代女作家宗璞1946年初讀於南開大學外文系時的三篇作文稿：《雪後》《明日》《荒原上》。作文題目是時任南開大學外文系國文講授的著名作家李廣田所出，那是先生給學生布置的作業。學生完成作業認真，先生批改作業仔細——三篇作文，每一篇都留下李廣田的硃筆圈點。尤其是《雪後》一篇，署名為「外文系三五五九五馮鍾璞」，文前特意註明是「第一次作文」。李廣田在馮鍾璞的這個「第一次」後寫道：「我很喜歡你的文章的節奏，像聽一個會說話的(人)在說話，像聽一個會唱歌的人在唱歌。我想，你也許可以寫詩了。」後來，宗璞果真就寫起了詩，而且不僅寫詩，還寫散文，寫小說，直到寫出了自己在當代文壇上的一席之地。

　　由《蠶》而《雪後》，兩份手稿的殊途同歸，讓人倍感人間情誼的美好：作家們所珍愛的，決不只是自己的文學生命之始，更是把自己領上文學之路的那一份導師之恩。也許「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要求對於常人來說未免超高，但常心存感激永誌不忘還是誰都可以而且應該做到的——就像蕭乾與宗璞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