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主義與中國問題

1貨幣主義

貨幣是難以想像的奇蹟。但有了貨幣，起碼造成了兩種困惑：在理論上貨幣造成了從微觀經濟學到宏觀經濟學的鴻溝，而在現實中則觸發了通貨膨脹或緊縮，使經濟出現波動。這兩件事情都不好辦，所以只要能解釋其中的一個就足以名垂青史，要是能兼顧之，那隻能稱之為大師了。很幸運，我們可以找到一位這樣的大師，他就是弗里德曼。由於其在貨幣數量論上的傑出貢獻，榮膺197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且作為反通脹的旗手，與凱恩斯主義鏖戰不休，最終在二戰後全面確立其貨幣主義的地位，正由此，有人將弗里德曼奉為貨幣學派的祖師爺，儘管弗里德曼認為祖師爺應該是歐文.費雪。

大部分人知道弗里德曼，恐怕還是他的《自由選擇》一書或者是他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也許還有他與夫人羅斯的那本厚厚的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一般而言，不容易想到他的貨幣數量論。所以對他從費雪的理論中汲取的思想不甚了解。不過商務印書館的這本《貨幣的禍害——貨幣史片段》是弗里德曼貨幣數量論的一個簡本，成書於1994年，是弗里德曼對以往工作的一個簡明總結，更為深入淺出。弗老從研究貨幣開始，到老年對此問題作一個回顧，這對於了解其工作，是很好的材料。

這本《貨幣的禍害》的主要理論工作實際上在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完成，1963年，弗里德曼與蘇珊.施瓦茲合作完成了《美國貨幣史，1867-1960》，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奠定了弗里德曼與施瓦茲在貨幣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11年後，弗里德曼為《大英百科全書》撰寫「貨幣」條目，是對他的權威研究的進一步認可。而這本《貨幣的禍害》中的另一個主題「通貨膨脹」問題，也是緣於1963年弗里德曼寫就的《通貨膨脹：原因與結果》一書。但即便如此，對於專業領域的讀者而言，這本《貨幣的禍害》也不是可有可無的，作者藉此書回顧總結自己30多年的貨幣研究，自有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地方。當然，也如本書的譯者安佳所言，這也是「一本適合大眾閱讀的理論著作」。

2貨幣與通脹

貨幣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分野的標誌，有了貨幣，一切經濟行為就大為不同。實際上，你很難想像手中的一張100元的人民幣可以用拉兌換各種商品，只是這個交易行為你已經習以為常。而仔細深究起來，卻非常可怕，因為這畢竟只是一張紙，但居然整個社會對此毫不懷疑地接受。這其中的關鍵還在於人們相信政府信譽。不過這一點實際上很脆弱，至少弗里德曼對貨幣史的研究告訴我們，政府的可信度並不高。或者說，政府並不是必要的。

在威廉.福內斯的《石幣之島》中就沒有政府的影子，但搬動與磨製石頭，形成石輪就是受承認的貨幣。弗里德曼引述這一案例，並且表明甚至石頭不一定要拿在自己手裡或者放在家中，才是貨幣。只要在石頭上做一個記號即可。這聽起來很瘋狂，但實際上完全可以用來類比各國在其他國家的儲備。無非也是在其他國家的銀行的幾個抽屜上標上幾個記號，而且在現階段普遍的紙幣不兌換條件下，同在石頭上劃記號實在沒有什麼區別，都是在一個遙遠的地方有一個本身並沒有耗費人類勞動的東西（馬克思語），被標上了一個記號就屬於了某個主體。而在石幣上劃記號，同現代交易在賬簿上做標記，也是異曲同工。也就是說，也許並不需要特別貴重的東西，甚至也不需要政府，相互承認的信用就可以支撐起貨幣體系。

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貨幣？物物交換在小範圍的社會中可行，因為整個熟人體系有助於維繫買賣分離的功能，比如說今天張三買了鄰居李四的東西，可以在後天甚至更遠的時間付出另一件物品。而買賣分離正是貨幣的主要功能，可以將交往的範圍急劇擴大，在整個陌生人體系中形成新的信用體系，並且在更大的交易範圍內節省交易費用，但前提依然是一個人敢放心持有紙幣。因為一個人敢放心持有，是因為相信其他人也會接受。這種自發形成的相互承認的信用體系並不特別需要「國家權威」。

但正如國家的產生的一種解釋是節省交易費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國家開始控制了貨幣的供應，並把這種相互承認的信用改成了國家信用，整個貨幣信用體系彷彿是國家在背後做支撐。但弗里德曼的研究令人信服的表明，實際上國家要考慮一個問題，也就是當「錢」不值錢的時候怎麼辦？

錢不值錢的專業說法，叫做通貨膨脹，也就是說你只能用更多的錢購買和原來等值的商品。這樣對於消費者而言或者對於現金持有者而言，哪怕你把錢存在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裡面，也不能保證其價值。這樣的話，老百姓就會想出其他的方法來規避這部分政府多發的錢。在弗里德曼看來，通貨膨脹問題歸根結底只能是貨幣數量過多的問題。這就是貨幣數量論的簡單概括了。因為在生產力水平受一定限制的情況下，產品的生產也是受到限制的，當政府開動印鈔機不斷印出新鈔票的時候，更多的錢對應於不變或者變動很小的商品總量，就會讓價格上漲，如發的錢超過流通所需要的錢數倍，甚至更多，那麼嚴重的通貨膨脹就會產生，最終導致交易各方對貨幣的不信任轉而採用其他的東西作為貨幣。

3中國問題

弗里德曼考察了不少例子，主要是集中在戰爭時期，耐人尋味的是，弗里德曼對中國問題的關注。弗里德曼訪問過中國，並且向當時的領導人進言，這恐怕是促成弗老思考中國問題的原因。戰時由於政府出於軍需考慮大量發行貨幣，往往導致通貨膨脹。弗里德曼對中國國民黨最終潰敗的解釋也落腳於國民黨引發通脹，但是卻沒有適當的終止手段，以至於貨幣貶值幾萬倍，在極端的時期，農民不得不使用耕牛和大米作為貨幣，因為政府發出來的貨幣價值還低於手紙。這樣從對貨幣的不信任，引發了全面的對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的不滿，最終導致了國民黨的垮台。

不過中國問題很複雜。貨幣數量論的直接嫁接肯定不合時宜，因此在處理對中國的看法上，弗里德曼的筆下出現了張嘉璈和湯良禮。這兩位是從現實中獲得一手經驗的。前者從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在中國銀行任職23年，反對袁世凱的「禁兌令」，平息擠兌風潮，後投身學術，根據多年實際經驗寫出了《通貨膨脹的曲線》。這也是研究當時的中國問題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文獻。後者曾任國民黨的外交專門委員會委員，並於1935年出版的《中國新貨幣系統》，創新之見迭出。對弗里德曼的研究起到了支持作用。而弗里德曼在理論上主要援引的是楊聯升和葉孔嘉，作為史學大家陳寅恪的學生，楊從歷史角度切入中國貨幣與信用問題；而葉的博士論文則是從長期統計分析中來考察中國金融的波折。

梁捷在《上海證券報》發表的書評中稱弗里德曼通過張嘉璈、湯良禮、楊聯升、葉孔嘉等的著作漸漸拼成一幅中國近代金融體制完整的圖景。並指出「一個外國老人如此認真學習和分析中國貨幣改革失敗的教訓，他的忠告自然是值得我們認真傾聽的。」這是顯而易見並且毋庸置疑的。

從弗里德曼對於貨幣史片段的研究中，或許可以理出這樣一條思路，即貨幣的產生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是好事，但貨幣被政府掌控之後政府有多發貨幣的傾向，多發的貨幣會引發通脹，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因此必須要嚴格控制貨幣的數量，交給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這是弗里德曼的建議，但是這是基於政治權力有相互制衡的結構中才成立的。只是針對這一點——弗里德曼認為是共識的東西，在現實中不被認可的比比皆是，這也是貨幣問題將會持久爭論下去的原因。只不過，爭論恐怕更多是政治問題，而非學術了。

弗里德曼著：《貨幣的禍害——貨幣史片段》，安佳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7月1版，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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