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五四：沒有學者的時代

林賢治　　

　　何謂學者？

　　學者是人，而能機器似的運作。他們最大的資本是擁有知識，或稱學問；是大量書籍，尤其是經典和教條的嚼食者。所謂著述，基本上是來自書本的枯燥的排泄物。他們常常以精英自居，遠離俗眾的日常生活，甚至社會的重大事件而自以為超越。在學界，據說「學術規範」是必須恪守的，「價值中立」是最高準則。因此，他們動輒標榜「客觀」，「公正」，不偏不倚，周詳完備，總之特殊得很，普通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學術在中國，不像西方有政教分離的傳統，由來不曾獲得獨立的超然地位。作為知識的累積，闡發與承傳，學術與道德修養的聯繫十分密切；按照「修齊治平」的正統要求，它應當是由智達德，由凡入聖，大有助於「教化」。考一部學術史，「我注六經」雖代不乏人，然而那種埋頭考究的細瑣功夫，其源頭恐怕正在於「避秦」；像桃花源中人那樣，表面閑適、洒脫、自外於世事，實乃出於不得已，未必受了求知慾的驅遣的。這「學統」蔓延開去，到得末代子孫，便已全然不諳其先祖治學的苦衷，惟知一味「為學術而學術」而已。

　　及到本世紀初，五四運動一起來，傾天下學者，不是啟蒙就是反啟蒙，幾乎沒有專註於學術的，堪稱今古奇觀。此時，政治—空前的歷史變革—並非以政府機構的強制性壓力，而是以社會的自然的推動力，不但使戰鬥的學者現身，而且撕開了蒙覆已久的超功利的學術面冪，使純種學者現形了。

　　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這些啟蒙的先驅者，原本都可以穩當地做他們的第一流學者的，然而竟不，居然做起了從學術的眼光看來簡直一文不值的時評、小說和雜感去了。陳獨秀和魯迅的有名的偏激自不待言，胡適一樣「拚命走極端」，連錢玄同這個傳統主義者也一反常態，發起「激切的議論」來。這個文字學家，廢除漢字是他的主張，在其代表作《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里宣稱：「經不待說，所謂『史』者，不是大民賊的家譜，就是小民賊殺人放火的賬簿。」又說，「兩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哪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如此誇張，哪裡像學者說的話？在全面背叛傳統文化的革命的空氣中，什麼「純學術」之類簡直成了一種褻瀆。即以這批人物的學術論著而論，如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顧頡剛等人的「疑古派」史學研究，也都不是「國學」的嫡傳，它們以自身的開拓性，科學性和戰鬥性，顯示了新文化運動的實績，創立了現代學術的新的范型。對於他們，學術的自覺蘊含於啟蒙的自覺。新文化運動退潮以後，胡適已然意識到其間由他提倡的「整理國故」是危險的。他辯護說，整理國故的目的是為了「打鬼」，而不是對之崇拜，其中不無憬悟之意。他告誡青年道，「這條故紙路是死路。」這樣立足於「為人生」的話，很使人想起啟蒙運動初期激越一時的宣言。

　　新文化運動的得力的反對派，同樣不曾很好地做他們的學術。就拿北京大學來說，那裡的著名的四位教授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崔適，作為「國粹派」的中堅，他們都發過許多並不「客觀」的議論，絲毫不曾顧及是否因此有損於學者的身份。《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曾幾何時，已被我們的學者奉為楷模了。當時，他對啟蒙運動引起的社會變動是極其不滿的，故力主以「文明之統整，思想之統一」來收拾「迷亂之現代人心」。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他們的學術著作，也並不怎麼太「純正」。梁漱溟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預言全世界都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明顯地，這是對「打倒孔家店」的反動。梁啟超作《歐遊心影錄》，宣告「西方文化已經破產」，目的其實為了「保古」。「學衡派」的吳宓等人，亦相率跳了出來，反對勢不可遏的白話文運動。說來可笑，他們甚至連一點論戰的風度也沒有，窮余便詛咒現代的革新者為「魔鬼」，其中就包括了最溫和的杜亞泉。

　　王國維和陳寅恪，大約算得是最具代表性的正宗的學術人物了吧，其中一為自殺者，一為哀悼者，也都無非因為目睹了舊文化經了「五四」而衰微沉淪之故。無論如何保守，他們所關懷的仍然重在社會，而非學術。

　　學者對現實社會的介入是自然的，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那是他們的使命。不必非要揪著頭髮將自己拔離地球一樣，使自己遠離當代的社會環境，置自由的命運於不顧。魯迅在《兩地書》中關於大溝小溝的譬喻，即便對學術，也是十分恰切而且適用的。偉大的知識分子，無論東方或西方，他們的價值觀念都異常地鮮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膽探索，而且勇於踐行。他們始終把人的價值看作終極價值，而不是學術或其他。他們深知學術的界限。假如學術一旦妨礙了對真理、對自由、對人的權利的追求，那麼，他們就會隨時扔掉它，恰如扔掉一隻臟手套！

　　「五四」過去已經八十年，每當想起那一代啟蒙思想家，內心總是充滿敬意。他們是那般博大、高尚，睿智而勇猛，寧可整個地犧牲掉「學術」，所有個人的名利所系，也要使全社會在學術之外獲益。

　　1999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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