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中兩國的社會變革一成一敗的原因
近代日中兩國的社會變革一成一敗的原因
19 世紀中葉，日中兩國都是封建落後的國家，同樣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殖民侵略的威脅。但到近代，這兩個國家的發展命運竟是這樣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中國則逐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總的說來，決定兩國不同發展命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日本從1853年培里叩關算起，到1868 年戊辰戰爭結束，經過短短15 年的時間，封建專制的幕府統治就被推翻了。這就為日本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和維護國家的獨立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而中國從1840 年鴉片戰爭算起，經歷了72 年的漫長歲月，才在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比日本晚了40 多年。在這個期間，中國已經淪為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步履維艱，始終無法改變國家的落後狀態。
近代時期日中兩國的社會變革一成一敗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在不同時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也不盡相同。
就兩國進行社會變革的內部條件而言，19 世紀中葉在日中兩國封建社會的內部，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的先進地區——江南和東南沿海一帶同日本比較發達的畿內地區相比，其經濟的發展是處於較高水平的。但就全國而言，在商品經濟、資本主義因素和國內統一市場的發展等方面，中國是落後於日本的。這對日本實現向近代社會變革是一個相對有利的條件。
但更主要的還在於這兩個國家的封建生產方式的堅固程度和內部結構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此在社會變革時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19世紀中葉，在日本占統治地位的是幕藩領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國則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這兩種土地所有制雖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前者禁止土地買賣，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財產」；後者卻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動性。在商品經濟的衝擊下，領主制很容易解體，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幕藩領主階級的統治也會隨之而發生動搖。地主制則不然，它具有很大的彈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頑強的。因為在土地自由買賣的條件下，商人高利貸者可以通過購買土地而轉化為地主，這不僅緩和了土地權和貨幣權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在經濟上的三結合，結果地主制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更鞏固了。
在國家的政治體制方面，日中兩國的差異是：（1）中國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強大的中央政權可以動員全國的力量，鎮壓來自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國家，一方面存在著作為中央政權機構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權政治體制的某些特徵；另一方面全部國土又被分割為200 多個藩國，保留了由領主在自己藩國內實行統治的政治格局。由於一些藩國，主要是外樣大名統治的藩國和幕府長期對立，甚至發生公開對抗，這就為革新勢力進行反對幕府的活動提供了方便條件。19 世紀90 年代中國戊戌維新失敗後不久發表的《新黨某君上日本政府、社會論中國政變》一文就指出：在日本由於存在著同幕府處於對立地位的藩國，使「志士有所憑藉，這是倒幕運動能夠獲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2）日本除實際上的全國最高統治者將軍外，還存在著形式上的國家君主——天皇。不滿於大權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雖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復過去的統治地位，但社會上一旦出現反對幕府統治的政治勢力，他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政治工具為自己的奪權活動披上合法的外衣，並以天皇的名義來動員和團結社會上的各種勢力。中國的皇帝則集「天地君親師」於一身，是全國唯一的最高政治權威。「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普天之下的萬民，必須絕對服從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僅擁有絕對的統治權力，而且是一切權力的實際源泉。因此，在中國不存在可以用來對皇帝的統治地位進行公開挑戰的其他權威。中國皇帝的統治地位，較之日本的幕府將軍無疑具有更大的穩定性。（3）在選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方面，日本實行的是門閥制、世襲制，中國實行的則是科舉選官制。日本的武士屬封建的統治階級，按照門第的高低在武士的內部又分為20 余個等級。幕府和各藩政府的各種職務，均依武士的等級身分分配並可世襲。這種門閥制度，阻礙了封建的政權機構吸收新鮮血液，以增強自己的活力。同時，它也使一些門第較低而富有才幹的下級武士因無緣獲取較高的職務，產生強烈的不滿情緒，並終於走上反對幕府統治的道路。中國實行的科舉制卻可以把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吸引到中央政府來，這對於擴大政權的階級基礎，調整官僚機構以增強它的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4）清王朝既腐朽透頂，又冥頑不化，這對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革也是一個很大的阻力。
正是由於日中兩國舊的經濟、政治體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因此兩國的封建制度在調節社會矛盾的機制方面也有明顯的區別。在日本，由於領主制占統治地位並存在著森嚴的等級制度，因此富裕的農民和商人、高利貸者即使購買了土地也不能成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能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並躋身於統治等級的行列。而門閥制、世襲制又使被壓迫等級以及統治等級的下層向上流動的渠道被堵塞了，他們無法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種封閉式的社會結構，是同社會生產力發展緩慢、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以及階級關係較少變化的狀況相適應的。一旦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它就會因無法調節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矛盾，特別是土地權和貨幣權的對立而陷於瓦解，並最終導致整個封建制度的崩潰。在地主制占統治地位的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以末致富」的商人和「力農致富」的農民，都可以爬上地主階級的階梯。如前所述，科舉制度又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識分子開闢了一條陞官的道路。因此，中國的封建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許社會流動的，具有較強的調節社會矛盾，特別是土地權和貨幣權的矛盾的社會機制。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三個主要剝削集團，官僚則是它們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在中國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的「四位一體」，維護封建制度成為它們共同的根本利益。這就使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剝削集團和統治力量之間具有一種特殊的凝聚力。共同的經濟和政治利益把它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很難從中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因此，中國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種特殊的穩定性，它雖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繼續維持其反動統治，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變革產生強大的阻力。
在文化傳統及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方面，日中兩國也有很大的差異。郭沫若在分析中日兩國的近代社會變革一敗一成的原因時認為，兩國在固有文化的負擔上的差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國固有文化的負擔太重了，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 年，所以對過去的文化懷著一種憧憬，對新的文化發生抵觸，往往視歐美為夷狄之邦。資本主義以前的中國文化誠然是光輝的，但就因為太有光輝，在變革時期便不免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日本雖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國傳來的文化，但過細的說起來，日本的負擔沒有中國那樣重，所以便走得快。」①特別是由於日本在歷
① 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1 卷，第70、72 頁。
史上曾有過大規模吸收中國文化，以促進本國文化發展的經驗，日本人把移植外來文化視為當然的事情，只要能夠適應形勢，任何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從海外引進，既無顧慮也不以為恥。因此，當日本在19 世紀中期開始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威脅時，能夠以這些國家為榜樣，順利地實現了本國的社會變革，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通過對19 世紀中葉以前日中兩國的全面比較，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
第一，由於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國封建社會內部都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在19 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都還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充分的社會經濟前提。只是由於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中日兩國才被迫將「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任務提上自己的歷史議事日程。由於日本經濟發展的普遍水平略高於中國，因此它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也比中國更有利一些。
第二，為了實現近代化，必須首先變革國內的封建舊制度。中國是一個封建制度充分發展的國家。它的社會經濟的內部結構比較堅固，並具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同時，中國的封建社會又是一種彈性的封建社會。具有較強的調節社會矛盾的機制。日本的情況則不然，同中國相比，日本封建制度的發展顯然是不充分的，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閉式的社會結構，使它缺乏自我調節的能力。因此，對於實現近代的社會變革，中國的封建舊制度所造成的阻力也顯然要比日本大得多。
第三，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能否實現近代的社會變革，在頗大的程度上取決於是否能在舊的統治營壘中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在中國，由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結成的「四位一體」，同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利害關係，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學說又是它們的共同思想準則。因此，在這個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統治營壘中是很難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的。日本的情況則不然。商品經濟的衝擊，民族危機的意識和歐洲近代科學文化的影響，使日本在被迫開國後就形成了一支主張倒幕維新的革新勢力，維護封建舊制度的幕府則陷於極端孤立的地位。這些就是導致近代時期中日兩國不同命運的主要內部原因。
就進行社會變革的外部條件而言，19 世紀中葉日中兩國同樣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入侵的威脅，並被迫簽訂了內容大體相似的不平等條約。開港通商後所帶來的社會經濟災難，其嚴重的程度也相差無幾。但相對來說，日本的處境是較為有利的，並曾受惠於中國。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由於當時中日兩國的戰略地位和戰略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壓力要比日本大得多，這就使日本處於相對有利的地位。美國的歷史學家馬士和宓亨利就曾經講到幕末日本的幸運，他們說：「日本雖處於一種軍事專制制度的統治下，在進行攻守戰事的能力上卻遠遠落後於西方。如果任何一個西方國家要來進攻，日本只有聽其為所欲為。只是由於歐洲各國常常彼此攻伐，中國又是多年來一直扮演著阿塔蘭塔的金蘋果的角色，日本才得長期倖免淪入狼狽之境。」從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學者諾曼也同樣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免於淪為半殖民地的命運，是由於「英法在日本的陰謀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國的傾注全力於中國——給了日本一個極其必要的喘息機會，使它得以擺脫封建制度的束縛??確切地說，作為日本的盾牌以防範歐洲列強對於商業和殖民的貪婪，除去偶然的國際勢力均衡而外，就是中國那個倦卧的老大帝國，同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和利潤相比，日本無論是作為外國製造品的市場或是作為西方工業的原料供應地，其貢獻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早在培里率美國艦隊叩關前10 余年中國就在1840 年的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被迫同西方列強簽訂了第一批不平等條約。1857 年，英法兩國又聯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這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喚醒了一些先進人士的民族意識。他們把中國作為前車之鑒，決心要擺脫日本「開國」後面臨的民族危機。例如，1862 年高杉晉作來到上海後就深有感觸地說：「上海地方雖屬於中國，但實際上也可以說英法屬地。」「我國人民必須留神，決不能出現中國那樣的情況。」
第三，中國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義的革命鬥爭，也在相當程度上直接牽制了歐美列強對日本的侵略行動，從而在客觀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維新運動。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城外三元里的廣大群眾曾奮起抗擊英國的侵略軍。1851 年，在中國又爆發了威震中外的太平天國運動。這雖然主要是一次反封建的農民戰爭，但也直接威脅到西方列強在華利益。因此，它們便同清政府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美國流氓華爾招募外國亡命之徒組成「洋槍隊」，英法也出動了侵略軍。在這種形勢下，太平軍英勇地擔負起反對外國侵略者的任務，不僅直接給了西方殖民勢力以沉重打擊，也在客觀上牽制了西方列強對日本的侵略和干涉。日本倒幕派的領袖久坂玄端曾說道：「英法之所以未能隨心所欲地對皇國大動干戈，就是因為中國的太平軍聲威雷震所致。萬一的萬一，太平軍屈服於英法，英法必將入寇我國。」這說明他已認識到中國太平天國運動牽制英法等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對日本人民是個很大的支援。
第四，中國人民以及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訓，從而使他們對日本的人民起義和反幕勢力採取了較為慎重的態度。英國駐日公使阿爾克科在給本國政府的一份報告中就曾說過，「我們對日本的綱領是必須慎重行事。這就是說，我們在中國已經從太平天國人民革命中吃過苦頭??這一切必須銘刻在心。」因此，英法等西方列強在日本的倒幕運動深入發展的過程中，沒有敢於公開地進行武裝干涉，從而使日本的社會變革能夠較為順利的實現。
就日中兩國社會變革的進程而言，日本的倒幕維新運動是一次由多種形式的鬥爭所推動的社會變革過程。在被迫開國後，由於各種矛盾的激化，以「改革世道」為目的的農民運動，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外國侵略者的攘夷運動，以雄藩大名為主導的「公武合體」運動以及為推翻幕府的專制統治而展開的倒幕運動，此伏彼起，終於結束了德川幕府長達200 余年的封建統治。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政權建立後，為了改變日本的落後狀態，維護國家和民族的獨立，一方面對封建的舊體制實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殖產興業」、「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大力地推進了日本近代化事業的發展。鴉片戰爭後，中國人民和統治階級中的部分愛國者和開明之士，為了挽救自己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幾乎也做了與倒幕維新運動的諸因素大體上方向相同、方式和內容也很相似的努力。而這種努力的勢頭，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日本所達到的水平。從三元里的反英鬥爭到義和團運動，中國人民不斷地進行反侵略的鬥爭，其規模和聲勢遠遠超過了幕末日本的攘夷運動。鴉片戰爭後，在中國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就其持續時間之長、波及地區之廣以及鬥爭綱領的內容和政權的建立等方面，也遠遠超過了幕末日本農民的反封建鬥爭。在中國，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運動，雖然發展緩慢，但畢竟也在不停地向前推進。以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移植近代工業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同日本明治政府的「殖產興業」活動有許多相似之處。具有資產階級改革性質的戊戌變法，在維新派的主觀上是完全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楷模的。辛亥革命雖然比日本的倒幕運動大約晚了40 余年，但在推翻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權這個根本點上，兩者是一致的。而且，在消滅帝制和建立共和方面中國辛亥革命比起日本明治維新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但是，日中兩國社會變革進程的重大差異是：日本構成倒幕維新運動的多種形式的鬥爭，在幕末被迫開國後利用西方殖民主義勢力尚未全面滲入日本的有利時機，幾乎同時興起，形成一種「合力」，引起強大的「共振」，終於一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專制統治。在中國，分散的努力卻導致了同樣的失敗。太平天國運動雖然聲勢浩大，鬥爭的水平也很高，但他們孤軍奮戰，面對的又是十分頑固的反動勢力。中國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它沒有同人民群眾的反封建鬥爭結合起來。此外，社會變革活動的「錯位」，也是導致日中兩國一成一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日本，各項資產階級改革措施，其中也包括建立近代工業的殖產興業政策，都是在推翻舊政權後由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政權推行的，即先自下而上地進行革命，然後再自上而下地實行改革。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戊戌維新運動都是在沒有經過革命的情況下，依託舊政權進行的。因此，這兩次改革運動均屬於改良主義的變革，獲得成功的可能自然是很小的。1911 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專制統治，但這時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嚴峻的國內形勢和國際環境決定了它已無法像日本那樣發展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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