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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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為一種國家政治最早出現在古代希臘 ,以雅典民主政治最為典型。民主政治在古代希臘持續了 200多年 ,它作為希臘精神最偉大的創造物之一 ,在歷經了 2000年之後 ,其民主政治的精神及形式 ,仍部分地保存於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之中。本文試對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徵及對西方民主的影響作一探析 ,以求對正確認識現代民主有所裨益。一、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徵　　雅典民主政治被恩格斯稱為「最純粹、最典型的國家形態」① 。通過對公元前 6世紀～公元前 4世紀古希臘社會歷史的考察 ,不難發現雅典民主政治雖然粗朴 ,但它已具有了如下鮮明的特徵。(一 )實行直接民主制在雅典 ,凡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權利 ,其權力通過公民直接參与和管理城邦事務的方式來實現。公民參政的最高民主機構是公民大會。公民大會每月召開 3次～ 4次 ,凡20歲以上的男性公民都有權參加 ,平等享有立法權、選舉權、監督權。公民大會上 ,公民對城邦大事的議案自由發言或展開激烈的辯論 ,最後採取投票或舉手的方式 ,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議 ,決議一旦形成 ,不能隨意更改。這種簡樸的參政方式鮮明地表現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特徵的形成 ,除小國寡民的因素外 ,雅典的法律也鼓勵公民直接參与城邦政治活動。在雅典「公民……沒有拋棄公務照管私務的自由 ,……相反他必須奮不顧身地為城邦的福祉而努力」② 。梭倫時期 ,曾制定一項特別法令 ,規定任何公民「當發生內爭之時 ,不加入任何一方者 ,將失去公民權利」③ 。伯里克里時代給擔負城邦公職者發放公職津貼 ,從經濟上保證公民對城邦政治的直接參与。小國寡民的特殊環境和鼓勵參政的法律措施使雅典人數眾多的農民、工匠、水手之類的普通公民都能夠直接參加到城邦管理事務中去。這種直接民主制促進了「公民—城邦」的一體化 ,使城邦具有強固的凝聚力。(二 )主權在民、輪番為治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質是主權在民。伯里克里著名的《喪禮演說詞》宣稱 :「我們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 ,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④ 城邦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這是對「主權在民」的十分明確的表述。公民大會對國家事務擁有最高的決策僅是「主權在民」的集中表現。公民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主要職權是選舉政府官員。決定宣戰媾和、制定和修改法律、決定財政開支等等 ,包攬了邦內一切政事。「一切政事」的決策不以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意志為轉移 ,而由參加公民大會的公民群體的意志所左右 ,這表明城邦的最高權力掌握在公民手中。「主權在民」不但體現在公民的決策權 ,而且體現公民的管理權。凡雅典公民都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成為城邦的公職者 ,如執政官、將軍、議員、陪審員等 ,參與城邦事務的管理。公職的取得有賴於公民權利的賦予 ,而非君王之類權勢者的任命和恩賜。與「主權在民」相輔相成的是「輪番為治」。「輪番為治」是指公民輪流擔任公職 ,負責國家事務。雅典的每位公民都擁有輪流任職的機會。據亞里士多德估計 ,每年 6個雅典公民中就有 1人可能擔任某種公職。雅典的公職如執政官、將軍、議員、陪審員等 ,憲法規定均由選舉產生 ,任職期限均為一年。選舉法規定 ,已任過公職者 ,在其它公民尚未任過一次之前 ,不得連續擔任公職。因為公職不是終身制 ,而是年年選舉更替 ,因而公民都有輪流擔任公職的機會 ,「輪番為治」從制度上避免了因長期任職形成事實上的權力集中以至於專制獨裁的流弊 ,這實際就是對「主權在民」的有效保證。(三 )崇尚法治、絕禁人治雅典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 ,其產生、發展、繁榮的過程中無不充滿法的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雅典民主政治運行的基本政治原則。「刑不上大夫 ,禮不下庶人」的情形在雅典是不存在的。伯里克里宣稱 :「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 ,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⑤官員必須依法行事 ,一旦觸犯法律 ,便要受到懲處。位高權重的伯里克里在首席將軍任上就曾被控瀆職而受到法庭審判 ,並被處以罰金。雅典公民視憲法為最高法律 ,神聖不可侵犯。「法律的格式均以『會議與民眾決定』的字樣開頭」⑥ ,以顯示其威嚴和莊重。每位公民被授予公民權或公職者就職的時候 ,都要宣誓「保護法律 ,忠於法律」。這反映了法律在雅典公民心中神聖的地位。法律是不可隨意更改的 ,若新法有害於民主 ,有害於城邦 ,任何公民可依「不法申述權」對新法提案人進行控告。控告成立的話 ,提案人要受到罰金處分 ,甚至有生命之虞。陪審法庭還有一項權力 ,對違憲新法可宣布將其撤消 ,所以雅典的法律是相對穩定的 ,不存在「朝令夕改」的任意性。崇尚法治的雅典人強烈地反對人治 ,對於個人的專制更是深惡痛絕。為禁絕人治 ,防止獨裁 ,雅典人建立了相應的法律和制度———「陶片放逐法」。此法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對意欲獨裁的城邦最高公職者進行放逐的處罰 ,是為防止個人獨裁而實行的一個奇特的法制。在客觀上它起到了防止專制保衛民主的作用。個人權力的增長和專制統治為雅典所不允許。雅典的法令和祖宗原則 :任何人為了起到僭主統治目的而起來作亂者 ,或任何人幫助建立僭主政治者 ,他自己和他的家族都應被剝奪公民權利。亞里士多德總結了雅典法治實踐的經驗 ,提出法治優於人治的思想。他說 :「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遵循這種法治的主張 ,這裡還須辯明 ,即使有時國政仍須依使某些人的智慧 (人治 ) ,這總得限制這些人們只能在應用法律上運用其智慧 ,讓這種高級權力成為法律監護官的權力。」⑦ 事實上雅典人正是這樣實踐的。(四 )許可權交叉的制約機制雅典國家權力的運行中存在著民主權力的制約 ,這種制約以國家機構許可權的交叉為特色。雅典權力制約機制自梭倫改革始 ,為使各階層在城邦中協調地生活 ,梭倫以「仲裁者」的姿態力主對立的雙方以一定權力範圍為「界限」 ,實行權力相互制約 ,以圖達到「權力和諧」。為此梭倫開始賦予公民大會以立法權 ,陪審法庭以司法權 ,五百人會議以行政權 ,並使之互相制約。雅典民主政治權力制約機制與近現代西方國家民主政治鮮明的三權分立不同。雅典國家機構權力雖有分工 ,但許可權的劃分比較籠統而且權力互相交錯。立法、司法、行政不是平行關係 ,而是行政、司法在立法機關監督下的分權。行政、司法都要對立法機關負責 ,但它又不是一元政治 ,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機構 ,即使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公民大會也要受到一定的權力制約。例如 ,其決議有的尚需經陪審法庭審議並最後批准。五百人會議主要是一個行政機構 ,但它又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和司法權。因此 ,也無妨把它看成是一個立法和司法機構。陪審法庭主要職能在於司法 ,但它同時也擁有一定的立法權。公職人員的許可權也部分交叉 ,「很少有獨立之權」⑧ 。如執政官除行使行政權力之外 ,還要行使一定的審判權。所以 ,恩格斯說 :「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⑨ 可見 ,許可權交叉 ,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一大特色。雅典民主政治特點十分明白地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 :雅典的公民群體主宰著城邦的政權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 !所以亞里士多德寫道 :「人民使自己成為一切的主人 ,用命令 ,用人民當權的陪審法庭來處理任何事情 ,甚至議會所審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中了。」⑩雅典民主歷經發展與輝煌 ,終於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走向衰落。在人類整個歷史長河中 ,它的存在雖然是短暫的 ,然而它留給後世民主的政治遺產卻是永存的。雅典民主政治所遵循的各種原則 ,所創立的組織形式以及運行機制 ,對西方民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二、雅典民主政治對西方政治的影響　　 (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後世任何一種民主政治都遵循的基本政治原則。在此基礎上 ,17、18世紀歐洲啟蒙思想家洛克、盧梭等人系統創立了天賦人權學說 ,其核心就是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789年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確定 :「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自或經由其代表去參與法律的制定。法律對所有的人 ,無論是施行保護或處罰都是一樣的。在法律面前 ,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們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擔任一切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 ,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這是西方資產階級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完整表述 ,其內涵同雅典的政治原則是一致的。這實際上並非是資產階級的創新 ,而是對雅典民主政治原則的繼承。 20世紀 ,特別是二戰後 ,這一原則在更為廣泛的領域內得到推廣和貫徹 ,當今世界上 ,凡實行民主政體的國家無不宣揚這一原則 ,並以此作為衡量政治生活是否民主的尺度 ,作為政治活動的行為準則。(二 )國家機構「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雅典的公民大會、五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是國家最主要的民主機構 ,它們分別擁有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 ,雖然其權力還有部分交叉 ,但「三權分立」的輪廓是明確的。這三個機構的設立反映了雅典人所具有的分權制約的思想。只要將近現代西方民主和雅典民主作一比較 ,不難發現雅典公民大會和五百人會議實際上是近代以來在各國出現的眾議院和參議院的胚芽 ,眾議院和參議院是西方民主國家在分權制約思想下設立的國家組織 ,從其源流上考察 ,與雅典民主政治一脈相承。希臘人分權制約思想在羅馬時代經波里比阿、西賽羅等政治思想家的研究總結 ,開始突破狹小的城邦觀念 ,著眼於從共和國的公民權利和義務來解釋權力制約。資產階級革命到來時 ,沉睡1000多年的分權制約思想被資產階級所接受而得到復甦 ,成為資產階級打碎封建國家機器 ,建立資產階級新型國家機器指導思想的重要內容。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思想指導下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組織迫使國民成為議會的「奴僕」。在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變革中 ,資產階級政治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等進一步發展了源於希臘的「三權分立」的政治思想 ,使其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整體利益中 ,更加顯示了它的功能。現今西方國家的權力制約機制已遠遠超越了三權制約的古典形態 ,除國家權力的自我約束機制之外 ,還有了國家權力的外部約束機制。「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更臻於完善 ,雖然如此 ,但仍無法否認雅典民主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乃其雛形。(三 )「少數服從多數」的決策原則雅典民主政治在處理國家事務的時候 ,不但要尊重公民的意願 ,而且要尊重公民多數的意願。因此 ,對事務的決策以多數人的意願為取向 ,「少數服從多數」成為決策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在雅典 ,「政事裁決於大多數人的意志 ,大多數人的意志就是正義。」無論是城邦的戰和問題 ,或是糧食問題 ,也無論是社會工程的修建 ,都要通過投票、舉手等方式 ,由多數人作出裁決。「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雖然損害了少數人的意願 ,但它的確是民主的、公正的。到了近現代的西方 ,一般說來 ,各國的議事會在決策上也遵循這一原則 ,規定了決定法案和決議是否有效的法定人數 ,多數國家把法定人數確定為全體議員的半數以上 ,多數的決策總是起決定性作用的。不但西方國家 ,事實上在其它國家的政治生活中 ,或在其它場合 ,凡需要公正決策的時候 ,貫常都採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作為裁定。這種決策原則 ,可以說隨處可見。當這一原則在當今社會已經普遍化了的時候 ,不可忘記這是古代希臘人的創造。(四 )國家公職選舉任期原則選舉制是檢測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標誌 ,也是民主政治是否實行的重要特徵 ,其核心在於國家各級公職人員的選舉。雅典民主政治伊始 ,法律就規定國家公職人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雅典的各級各類公職人員 ,即將軍、執政官、議員、陪審員等 ,都是經由一定的民主程序從公民中用抽籤或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的。他們與專制國家的不同就在於他們的職務既不是君主任命的 ,也不是靠武力奪取的。而是受自於公民群體———城邦的委託。因此 ,當選者無需對某個個人負責 ,而是對整個城邦負責。雅典公職不但由選舉產生 ,而且任職都有期限 ,各種公職的期限均為一年。這與專制國家官員的無期限任職又是一個區別。雅典的公職選舉任期製作為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 ,為社會公共權力的產生 ,和平、合理、有序地轉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因此 ,它對於一切民主政治具有普遍的意義 ,為後來西方民主所承襲 ,成為國家公職人員選拔的主要制度。

雅典的公職選舉任期制 ,經歷了不斷的發展演變過程 ,即限制選舉權、放寬選舉權、確立普選權三個階段 ,發展至今 ,成為西方民主選舉制。當今西方民主選舉制亦是遵循了雅典公職選舉任期制原則。西方盛行的選舉制是建立在普選權基礎上的普選制 ,在西方社會成為了廣大勞動者爭取政治和經濟利益的一個重要的鬥爭形式和有效途徑。凡屬所在國公民 ,均可參加選舉 ,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和古代雅典似乎沒有兩樣 ,西方國家的公職 ,無論是總統、州長、市長或基層行政首腦的縣長、鎮長 ,都是通過民主從公民中選出來的 ,而且對這些公職 ,法律均規定了任職期限 ,或長或短不等。例如 ,美國總統任期為 4年 ,法國總統任期為 7年等。考察一下近現代西方民主史 ,不曾發現某一國家職務由某一個人終身佔有的事情。在選舉任期制下 ,各級官員都是屆滿就卸任 ,讓位給新人。在政治舞台上 ,你唱罷我登台 ,這與古代雅典也似乎沒有兩樣。從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和組織形式對近現代西方民主的巨大影響中 ,可以看到西方民主對雅典民主的繼承性 ,更可以看到雅典民主精神所顯示的強大生命力 !上述可見 ,雅典民主政治所倡導的民主原則和寬泛的自由精神是後來歐洲民主和自由的基礎和濫觴。由於有了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才「有一定的恢復力及政治體制承受危機、衝突和混亂的巨大能力」。受民主思想解放運動的感召 ,近代自然科學勃然興起 ,科學又促進技術發明不斷問世 ,引發了產業革命 ,然後擴及歐洲各國。從此 ,民主、科學、工業革命呈現三位一體的鏈式動力結構推動人類社會向現代化道路邁進。①⑨　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Ｍ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 19 72: 117、115。②　庫朗熱 :《古代城邦》[Ｍ ],巴黎 , 1878:39 6。③⑩　亞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Ｍ ],商務印書館 , 19 78: 12、46。④⑤　修昔底德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Ｍ ],商務印書館 ,19 78:130。⑥　由嶸 :《外國法制史》[Ｍ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 9 2: 57。⑦ 　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中譯本 ) [Ｍ ],商務印書館 ,19 81:224。⑧　薩拜因 :《政治學說史》(上冊 ) [Ｍ ],商務印書館 , 19 86:30。　王德祿、蔣世和譯 :《人權宣言》[Ｍ ],求實出版社 , 19 89 :15。　拉爾夫、米利班德 :《英國資本主義民主制》[Ｍ ],商務印書館 , 19 8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