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亮：歷史唯物主義對「中國問題」的三重建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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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大小: 小中大 | 列印發布: 2010-10-15 20:04 作者: 孫亮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9月30日查看: 41次

孫亮(北京師範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

　　任何一種對於馬克思的理解都是處於一定歷史語境中的，其詮釋的有效性一定是「歷史的」。當目前的哲學界努力將傳統教科書批判作為重新理解馬克思的「起點」的同時，是否可以說它在推動了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的同時，也必然分擔傳統教科書的歷史局限。一旦有了這種自覺的研究意識之後，如下的警示必然呈現：沒有時間的思想觀念一定被「歷史本身」淪落到「教條主義」的墓碑中。這樣一來，作為「瓦解資本邏輯」的歷史唯物主義要想擺脫不被「石化」的危險，它必須正視的問題是，作為賦予了「時間特質」的歷史現實，那個誕生在19世紀的歷史唯物主義如何破解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鴻溝」。我們知道，理論如何真正代言異質性的社會事實早已成為「頑固」的「哲學事件」，它已經在哲學史上是一個「哲學恥辱」。理論作為一種對社會現實的「抽象」必然會喪失掉社會事實本身的「豐富內涵」，用這種丟失掉諸多社會事實內涵的「理論」再去指導已經變化了的社會現實必然出現「實踐的錯位」。而這就更加決定了歷史唯物主義應該從「哲學語境」中的討論，轉型到更加有效地推進如何能夠真正代言社會現實這一基本的理論地基上。

　　首先，在苦於「資本之發展」與「資本之不發展」的二難困境中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定位中國前景。座架在全球化與現代性之中的中國，由於自身的歷史處境已經毫無選擇地踏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之路。但是，中國的發展依然處在較低的層次，因而，如何探求資本的發展成為了首要的方法論原則。同時，由於資本的引入，必然會切實地進入資本邏輯時空中。一方面資本有著「偉大的文明作用」，「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餘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關係的發展，有利於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正是資本不斷「增值」的邏輯實現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資本邏輯具有自身的「自悖性」，即「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同時，資本邏輯導致的社會價值的扭曲、環境問題、社會問題等。就是說，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應該以一種什麼樣的姿態面對資本，至少中國現實的兩極分化，社會對於公平、公正以及對於改革成果的共同享有問題日趨關注，這些要求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對待資本。特別是在社會面對的現實問題時，展現出歷史唯物主義應有的高度。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就是要摒棄將資本在當今中國存在的合理性推及至中國人永遠受資本支配的恆定性，甚至推及至整個人類永遠受資本支配的恆定性，而應該清晰地認識到「資本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

　　其次，當代中國現實政治問題亟需歷史唯物主義作出理論回應。在當代政治哲學的歷史譜系中，影響較深的主要有三種政治哲學路向：即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政治與後現代主義的激進民主政治。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通常以個人權利主體的邏輯對抗歷史唯物主義的集體反抗，並將民主、自由的訴求嚴格限定在與經濟無關的政治領域中，即政治僅僅是一種「政治現象」，這樣一來，自由主義逃逸了「經濟領域」的「政治問題」，即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政治領域的壓迫較之於經濟領域位於次要地位，應該明白「財產權對民主的個人權利的壓制」。基於此，現代自由主義政治，不可能實現真正自由。後現代主義面對「後革命」的社會現實，要在民主政治框架中重繪左翼路線圖。其中一個基本的邏輯在於撕裂「經濟—政治」這一連字元，塑立「政治本體論」的思維模式，在這一點上，後現代政治哲學與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具有相似性，他們一同背離了「經濟的政治性質」這一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政治哲學的基本判定，因為在馬克思看來，哲學必須在「政治」中得以實現。

　　有了這一基本的歷史唯物主義政治哲學判定之後，它的另一特質性也就顯現出來，即它是一種面向現實，不斷依靠歷史主體推進的建構性的政治哲學，其理論的真正高度在於，現代國家本身建立在現代市民社會的基礎上，現代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就是市民社會的唯物主義完成，這一點可以從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超越關係上可以得到。如果不能改變現代市民社會的基礎，政治國家也就不可能解決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問題，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就始終是抽象的、形式的。在這一邏輯指引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範式轉型一要在理論上對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後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進行理論批判，塑立起話語權，又要在中國社會政治現實上對當代現實政治問題諸如關於正義、民主、市民社會、公共領域等作出馬克思主義應有的「回應」。

　　最後，中國社會建設的實踐必須能夠在歷史的語境中，即「古今」與「中西」的框架之中，走出一條依靠歷史唯物主義積極建構的中國發展道路。在這一道路上，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高度在於既不能在現實的資本懷抱中忘記了理想，也不能按照理想徹底地否定當下的社會現實之路。兩者其實不過都是一種思維邏輯，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可塑性與時間性特質給遺忘了。那麼，對於目前的後發達國家只能以暫時對於「理想」的退卻去實現民族復興的使命。但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告誡是，任何退卻都是基於對現代性發展現狀的徹底審查，它的真正意義不在於實現現代性，而在於人的真正解放。歷史唯物主義既不是將歷史看作是一個自在的生成過程，也不是一個毫無規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兩者的「主客體的辯證法」，這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中國的社會實踐只能在這樣一個「主客體」的矛盾中尋求一種「建構」未來的可能性契機，這就需要在理論上探索歷史唯物主義與中國現實之間的互動關聯，由此真正成為「時代精神上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