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華盛頓同時移交權力 清為中國帶來什麼

本文原載於《百家講壇》紅版2011年第2期，原題為「權力映射下的國運：乾隆禪位和華盛頓卸任」　　　　一　　　　1796年2月9日，86歲老邁高齡的乾隆手捧「皇帝之寶」國璽，親授給匍匐在地的琰。琰畢恭畢敬地接過這一最高權力的象徵。從這一刻起，乾隆成為「太上皇」，38歲的琰正式成為新的皇帝。　　　　乾隆在禪位詔書里明確宣布：「凡軍國重務，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門及各省題奏事件，悉遵前旨行。」這是大清唯一的禪位儀式，也是中國數千年封建歷史上的最後一次禪讓。毋庸置疑，大清進入了嶄新的嘉慶時代。　　　　而這一年，創下蓋世之功的華盛頓的兩屆總統任期也即將結束，人民苦苦挽留這位偉大的總統繼續競選連任，而華盛頓則堅決拒絕了這一請求。他說：「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在美國首任總統這個職位上，他如履薄冰，殫精竭慮。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走的是一條前無古人、充滿荊棘的道路，一旦失敗，就會成為人類不可能自由和自治的事例，人類追求自由的信心也將受到重創。因此儘管美國憲法並未對總統的連任做出限制，而且為美國獨立做出的巨大貢獻，足以讓他有充分的理由繼續留在這一權力寶座上，但他謝絕各方擁護和要求，他不願給初創民主制度的美國留下一個最高領導人貪戀權位的先例。他耐心地向民眾解釋：「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他用自己的行動，為美國開創了總統至今最多只能競選連任兩屆的定例。　　　　華盛頓從紛擾的政治舞台上從容不迫地走下來，回歸平民。為了感謝他對美國的貢獻，家鄉的詹姆斯河運公司贈送給他價值五萬美元的股票，可他轉身把這筆股票捐給了列剋星敦一所財政困難的學校。　　　　1797年3月15日，華盛頓回到了久別的，在他夢寐以求的那片土地，開始他告別政壇之後的新生活。從此在弗農山莊，人們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個在田野上騎馬漫步的閑散農場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匆匆吃過簡單的早餐後，便騎馬巡視整個莊園，並聽取管家的彙報，經常挽起袖子，與僕人、佃戶或奴隸共同勞動。　　　　而在大清國最高權力寶座上的嘉慶皇帝，很快就發現事情越來越不對勁。　　　　二　　　　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可乾隆在傳位諭令中含糊其辭地表示：「歸政後，凡遇軍國大事及用人行政諸大端，豈能置之不問？仍當躬親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訓諭，將來知所稟承，不致錯失……」　　　　雖然已經是退休的「太上皇」了，可乾隆仍然以「朕」自稱，頒旨仍稱「敕旨」，也沒有移居到「歸政」後專門用來養老的寧壽宮，而是仍然穩居養心殿。而嘉慶皇帝只能稱「嗣皇帝」，在皇子居所毓慶宮裡待著。或者在乾隆眼裡，已經老大不小的嘉慶還只不過是個沒有長大的孩子，難以讓人放心。所以，乾隆雖然已經歸政，卻並不打算真的放手不管歸隱林泉。這年初五舉行的千叟宴上，他吟詩道：「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謂從茲即歇肩?」在外人眼裡，他也許有貪戀權力之嫌，但在他自己看來，卻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　　　　嘉慶這才明白，他除了接過一顆「皇帝之寶」的國璽，什麼也沒撈著，一應軍國政事，他都只能在太上皇不辭勞苦的「躬親指教」下戰戰兢兢地小心辦理　　　　中國式政治的特色就在於圓融通達，乾隆深諳其中精髓，這才搞了個幕後遙控。嘉慶雖榮登大寶，卻如同一個提線木偶。而操作木偶的不是別人，正是已然歸政的太上皇。　　　　三　　　　儘管老邁的乾隆自我感覺良好，然而權欲熏心者已看守不好權力，「老人治國」帶來的是一片由盛及衰的大動蕩。　　　　其時正值川陝白蓮教焚香起兵，各地水深火熱，官逼民反，無業之民紛紛起義響應，勢遂大熾。當號稱「十全老人」的乾隆自我沉醉在文治武功的功勞簿上時，大清王朝已經江河日下，國內潛伏著的各種危機，隨時可能爆發；而國際上，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日益昏聵的乾隆繼續「乾綱獨攬」，任憑寵臣和乘機舞弄權柄，專斷六部，禍國殃民。　　　　就在乾隆以老邁之軀死死抓住權力不放時，華盛頓卻以堅定的意志又一次經受住了權欲的考驗。　　　　1799年接近總統選舉，聯邦黨人因黨內分歧和聲望日衰，有人又想請出華盛頓競選總統，他再次堅決拒絕。他在致喬納森?特朗布爾州長的信中說：「一旦我這樣做將是可恥的，因為儘管這是我國同胞的願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當選並任職，但另一個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卻會因此去職……如果我參加競選，我就會成為惡毒攻擊和無恥誹謗的靶子，不但會被加上搖擺不定的罪名，而且還會被誣為懷有野心，一遇時機便爆發出來。總之，我將被指責為昏聵無知的老糊塗。」　　　　嘉慶四年正月初二，乾隆「聖躬不豫」，終於一病不起。嘉慶侍疾養心殿，乾隆握住他的手，「拳拳弗忍釋」，這裡除了父子常情外，似乎也預示著他對權力的最後依戀，他似乎因未能舉行「九旬萬壽慶典」而遺憾。第二天，乾隆病情加劇，終於「駕崩」。　　　　就在大清舉國為乾隆的逝世而披麻戴孝的同時，無數的美國人也在為他們失去偉人華盛頓而悲痛欲絕。1799年12月14日晚，華盛頓去世。儘管他一再叮囑死後葬禮不要過分，但所有的美國人，還是情不自禁地慟哭起來。　　　　東西方這兩位巨人幾乎同時倒了下去，但他們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卻是如此天壤之別。一個聽從政治良知和國家民意的召喚，一個為權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民主與進步的意識上，乾隆與華盛頓相差何止萬里之遙。　　　　四　　　　有人曾說過，皇帝是中國古代最危險的一種職業，死亡率非常高，並且往往死於非命，慘死的幾率非常大。中國皇帝一共有六十多位被殺，占皇帝總數的15%，而且大多數直系皇族的最後命運都非常慘。這些慘遭不測的皇帝中滿門抄斬的、斷子絕孫的、隱姓埋名的、淪落為奴的也不在少數。可見，「過把癮」的代價不算低廉。　　　　可是千百年來，中華大地內憂外患，戰亂頻仍，疾掠飛馳的馬蹄踏碎了多少帝幟王旗？那數不盡的兵火紛亂、殺戮屠城，演不盡的機鋒權謀、宮廷血斗，誰不是為了一襲龍袍加身、萬世江山獨霸？唐宗宋祖也好，成吉思汗也罷，都是有秦皇之威，而無堯舜之德。中國歷史上無數人弒父殺子、裝神弄鬼，都不過為了權傾四海、沐猴而冠。兔死狗烹、血流成河的最終結局，成為帝制特色，王朝規律，試問誰又曾逃脫過？即便那幾位禪讓退位的，還不是在帶血的劍鋒頂上了腰際，才一步三回頭地無奈下台，以保全身家性命？　　　　「皇帝」的吸引力太大，即使「過把皇帝癮」就死也心甘情願。乾隆對皇權的貪戀並非個案，而是有著深厚的制度文化背景。　　　　用黑格爾的話說：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皇權並非中國所首創，也不是中國所獨有。但世界歷史上恐怕很難再找出一個國家能夠把皇權精神發揮到如我們這樣登峰造極的程度，也很難再找到一個民族能夠像我們這樣對其有著侵入肌理的文化記憶。因此，不能簡單地視中國的皇權為一種政制，甚至也不能把它算作一種單一制度整體，而是包含規則、規範、信念以及組織等諸制度要素在內的，涵蓋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的一整套多元系統。皇權制度的法理基礎、組織結構、權力運行方式，都構成了中國文化傳統體系的核心。　　　　中國皇權制度自「秦制」以後兩千多年的延續和影響，無論從廣度還是深度上來說，都遠超乎我們的想像。在兩千年的時間裡，皇權制度有效維繫了中華文明的整合與成長。但我們也應當認識到，皇權制度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依賴的是一套不同於現代制度的模式，使得中國走上了一條完全悖逆於現代世界進程的道路。因此，皇權從本質上而言全然是逆現代性的。這樣，當中華文明面對現代世界的逼近時，皇權就成為一種必須逾越的鴻溝。　　　　如果對比近代西方的憲政體制就會發現，憲制國家的法理基礎是依據法律的權威來有效地約束國王、貴族、行政官員甚至教會的權威。「國王在萬人之上，但是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是西方文明的憲政要義。反觀中國的皇權制度，「權者，君之所獨制」。所謂的「法」不過是治國之器物、侍奉權力之律令而已。「法乃天子之神器」，皇帝就是受命於天的「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他擁有的是毫無限制的權力。這種政治體制根本上是與西方法律文明和人類進步的共同方向完全背道而馳的。但絕對權力的誘惑是超乎想像的，它使得皇帝們對權力的迷戀一如對生命的留戀，也使得一個大國的治理不得不依賴於一個人的健康和心智。一旦心智失常，國家就滑向巨大災難之中。　　　　乾隆的晚年，腐敗達到極點，任用和為宰相，建立了帝國系統的貪污機構。而遍地烽起長達九年的白蓮教起義，則使大清衰敗的統治難以為繼。　　　　五　　　　華盛頓是美國的獨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國人民並沒有把他供奉上權力的神壇。美國人敬仰華盛頓，卻更相信民主制度的力量，對權力始終保持著警惕。他們信奉的是「人世間的一切權力都必須是有限的」，這是美國政治傳統中最核心的東西，對統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們必須給權力套上轡頭。　　　　1787年，決定美國未來長治久安的制憲會議在費城召開。代表們一致認為，防止將來在美國出現專制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為重要。最終經過唇槍舌劍的激烈討論，通過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並以憲法的形式將總統的選舉、任期確定下來。在民主政體中，沒有誰可以高高在上，被頂禮膜拜。　　　　文化土壤決定文化傳統。如果單純把一種制度的創建歸功於一個人的道德自覺，未免主觀武斷。華盛頓是無愧於偉人稱號的，但他的偉大是建築在一種優質文化和先進位度的基礎之上的。　　　　美國是在英國的憲政思想影響下建立的，其憲政文化是伴隨歷史的發展長期衍生而成的。遼闊的北美大陸處女地，英國的殖民統治鞭長莫及，使這裡既沒有西方式的封建傳統，也沒有東方式的專制傳統，北美人民敢於開拓，崇尚平等，富有自治和民主意識，為美國共和制度的確立形成了得天獨厚的社會歷史土壤。他們竭盡心智地採用了種種預防的措施，進行「分權和制衡」，為總統權力的行使設置了障礙。優秀的精神品質和傑出的經驗才能，使制憲代表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精心地設計出一個嶄新的聯邦國家：國家的權力既彼此分立，又相互制約；既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也防止了專制集權；既保持了中央的權威，也使地方具有更大的自治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權力不是華盛頓和美國的一批開國領袖們想要的東西，他們奮鬥的目標不是爭取個人富貴尊嚴，而是要建成一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在華盛頓們看來，為了把持最高權力而處心積慮是可恥下流的。在他62歲生日時，國會部分議員建議休會半小時去給他祝壽，《國民公報》嚴厲指責這種做法是「臣民對君主的一種效忠儀式—是要樹立一種有害於自由的偶像—有君主制的味道」。在如此「嚴厲」的執政環境和現實政治背景下，華盛頓能選擇獨裁嗎？　　　　而當中國面對現代世界百餘年後，我們能否說中國民眾已經徹底擺脫那頭怪獸的陰影了？我們是否仍能從骨髓深處感受到皇權帶來的那種恐懼和慾望呢？我們的血液中流淌的是否還是皇權制度下的那種國民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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